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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城的选择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来说都关乎国家命运，在选择都城时，统治者要综合考虑经济、军事、交通等诸多因素，而其中，民族关系因素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民族矛盾主要体现在北方游牧民族与长城以南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当今，民族关系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族矛盾已经远远不是南、北矛盾，农耕区域大范围扩展，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已经非常边缘，更不可能存在农、牧政权之间的武力冲突。而与此同时，东西部经济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却非常明显，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产生了一些民族矛盾，如何处理好些矛盾，首都功能定位上如何布局，是一个大国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都城；地理位置；西部；中心城市
都城的选择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来说都关乎国家命运，在选择都城时，统治者要综合考虑经济、军事、交通等等诸多因素，而其中，民族关系因素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了弄清楚历代统治者在定都过程中对各方面的考量情况，阐明民族关系在定都这一国家大事中的独特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情况。
一、历史上首都选择所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选择都城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包括疆域不同、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不同、自身力量与周边力量对比不同等等，因此，在都城的选择上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地考虑。
（一）首都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军事因素
也就是要看这座城市是否有利于军事防御。如果首都仅仅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而在军事上易攻难守，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宋代的东京汴梁，尽管漕运发达，交通便利，但四周没有险要的关隘，能够被金兵轻易地直捣城下。这样，黄河的阻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隔河对峙双方都有取胜的机会。一旦兵临城下，单凭护城河和城墙的守卫就非常紧迫和被动。假如能有险要的关隘作为防守，则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在军事上有很大的缓冲余地。这样的情况，从北京来看，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能够轻易地从海路直捣天津、北京，也与北京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北京北面虽然有山脉阻隔，但面对大海方向却一览无余，从海路来的威胁在明朝统治者没有预料到，闭关锁国的清朝也没有重视。但世界发生了变化，远隔重洋的东西方以战争的形式发生了联系。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
在中国历史上，西安多次作为都城，因为其东边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河谷走廊作为出入的通道，而走廊之上又有潼关、函谷关可守。这样向东既是开放的，又是防守的，进退皆可。一旦东部发生危机，可退往汉中、四川。西汉初年，娄敬向汉高祖刘邦献言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娄敬劝汉高祖定都长安。当时刘邦仍然迟疑。“高皇帝疑，问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肴渑，背河海，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数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张子房曰：‘雒阳虽有此固，国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狭，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东向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皇帝即日驾西都关中。由是国家安宁。”以后，多个王朝因为长安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将其作为都城。
（二）发祥地的考虑
国家或朝代的开创者选择首都，往往从其发祥地上有所考虑。因为这是其文化的源头，政治军事实力的基础。发祥地不仅指城市，还包括兴起之初的整个地区，涵盖广大的农村或者草原。而在这片地区，往往会有一个较大的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实在没有的情况下，往往就地兴建。因此，一个朝代最初的首都，就无可争议地选定在这样的地方，比如说辽代的上京（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明朝的南京、清朝的赫图阿拉等。北宋之所以选择了开封，主要是因为它承继的是北周的政权，而北周作为一个地方小王朝来讲，没有更多的城市可供选择。
（三）地理中心位置的考虑
《太平御览》说：“王者受命创制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能够选择位于统治地域中心的城市作为都城，当然能够带来很多便利。在这方面，在古代中国的一些时期，由于疆域的变化，洛阳的位置有时比西安更接近国土中央，而且由于洛阳物产富庶，交通便利，周围水路发达，可以很好地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并且各地来此朝贡述职的路程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朝代将洛阳作为都城。隋朝曾将洛阳选为副都。武则天的武周朝时，一直把都城设在洛阳。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十三家（一说十五家）王朝在洛阳建都。
（四）政治实力对比方面的因素
封建制度下，不同的政治集团有不同的政治势力。比如，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是与他在北京长期经营，有着雄厚的政治实力相关的。近代，辛亥革命之后，为了督促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承诺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接任，但在临时政府的驻地选择上，要求袁到南京赴任。但袁世凯在北京自导自演了一系列兵变事件，声称无法脱身去南京赴任，最后如愿以偿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就职。
（五）经济地位的考虑
为了保障都城良好的生活条件，都城往往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长安之所以被选为都城，一方面当然与其险要的地理自然条件，易守难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较早开发所形成的发达的农业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此，当由于动乱造成关中地区经济衰败时，长安的都城地位也就不保了。西汉末年，赤眉军与以刘玄为首的更始政权在关中大战，导致百姓或死或逃，田地荒芜；《汉书·刘盆子传》记载：“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这也是光武帝刘秀放弃长安选择定都洛阳的一个原因。在历经北朝时代多年经营恢复的基础上，隋、唐时期，关中经济得到大幅度发展，长安闻名于天下，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空前。然而，安史之乱再次把长安的繁华打碎，“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可以说关中的饥荒状况惨不忍睹，经济彻底崩溃了。所以，武周时期，陈子昂强烈建议武则天迁都洛阳，因为洛阳“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洛口据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唐朝后期，长安城漕运不利，使东南地区的粮米不能顺利运往都城，也给唐朝的国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而洛阳的经济地理位置却得天独厚。陈寅恪先生说：“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在中国的历史上，建康（南京）、杭州等都曾以其便利的商业交通、繁华的手工业等经济条件成为都城的理想选择。并且为带动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最初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宋开封、元大都等城市，也通过开凿运河的方式，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条件。
以上因素是各个王朝都曾经考虑的，不过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些割据政权来说，有些理想未必能达到，比如，十六国时期，都城的选择往往因陋就简，比较草率。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同样是勉为其难，但是，对于致力于统一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讲，定都时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其中，民族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民族关系方面的考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包括秦、西汉、东汉、隋、唐、元、明、清。对于这些王朝来说，只有处理好民族关系，选择一个有利位置的首都，才能巩固疆土、威加四海。
秦代历时很短，只存在了21年，秦始皇在原来诸侯国的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无暇或无意考虑再寻都城的问题。西汉时，民族问题主要是汉朝与匈奴的矛盾，从整体上看，汉朝实力上并不占优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通过贿赂单于阏氏的办法才得以脱险。后来，汉朝只能一方面固守长城，另一方面实行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实力壮大起来之后，以长安为依托，调集国力，对匈奴展开全面进攻，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可以说，定都长安，使西汉在冲突中处于前沿防御的态势，汉朝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取得对匈奴胜利的一个基础。
唐朝初年，长安经常面临突厥袭扰。公元626年，颉利可汗率领大军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乃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驰六骑出玄武门，幸渭上，与可汗隔水语，且责其负约。后来，“刑白马，与颉利盟便桥上，突厥引还。”可以说，长安作为“龙居之地”的危险性显露无疑，但是，唐朝并未做出都城东迁的打算，而是保持进攻态势，长安一直作为抵御侵袭的前哨，最后消灭东突厥。积极防御的对外政策巩固了大唐王朝。
在明代，明成祖朱棣选择定都北京，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是他的势力范围所在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主动地防御退到塞外的蒙古人的进攻，即所谓“天子戍边”。明正统十四（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但这也没有使明朝改变初衷，在于谦的带领下，誓死保卫北京。
与汉、唐、明南北分裂的民族关系不同，元朝、清朝少数民族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民族关系上力图实现对汉族地区的有效统治和管理，因此，在都城的选择问题上，也尽量靠近汉族农耕区域，都把都城从塞外迁到北京。
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早期的都城在哈拉和林，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迁都，中统元年（1260年）定都于开平府，至元四年（1267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从而实现了以北京治中原，以开平治漠北的政治意图。
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王朝——清朝，奠定了当前我国版图的基础。从1587年到1625年，努尔哈赤共迁都5次，比较重要的一次是1625年从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认为，沈阳是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白清河路可进。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5月多尔衮率部占领北京，立刻宣布迁都北京，9月福临（顺治帝）到达北京，10月即皇帝位，北京正式成为清朝首都，清朝从东北一隅的区域政权成为统一天下的大国。
可以看出，中国任何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都把首都的选择作为加强民族关系、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一环，随机应变，或者迁都，或者在原发祥地和新占领地区建立不同的统治中心，这在客观上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定型并深入人心。
纵观历史，不仅有成功地统一了中华的大帝国，也有地方政权为促进民族融合所做的努力。著名的魏孝文帝迁都，着汉服，改汉姓，致力于与汉民族融合在一起，更好地维护政权的统治。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正式迁往燕京，并改名为中都（北京）。中都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几年内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中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女真人进入中都后，与汉人杂居共处，学习并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风俗习惯，其中很多人“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后来，金世宗完颜雍通过政变即位后，仍定都中都，赢得了稳定的统治局面。以上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为实现民族的融合所做的努力。
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考虑定都的因素在国外、在当今有没有普适性呢？
三、国外情况的比较
首先，从军事方面看，一战后，苏联将首都从沿海的圣彼得堡迁往内地城市莫斯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而且后来的苏德战争的事实证明这一向腹地转移的举措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使德国的闪电战鞭长莫及；巴基斯坦首都原来位于沿海的卡拉奇，由于容易受到敌对国家海军的攻击，于1970年迁往内陆的伊斯兰堡；1923年，土耳其将首都从位于边境的伊斯坦布尔迁往内陆的安卡拉；2005年，缅甸首都从沿海的仰光迁往内地山城彬马那，这些都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从地理中心位置的方面看，国外在选择首都时也作了考虑。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位于国土西南角的阿拉木图签到位于中心的阿克莫拉市；尼日利亚将首都从位于西部沿海的拉各斯，迁到了中部城市阿布贾；坦桑尼亚将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迁往国土中央的多多马，与全国各行政区距离几乎相等。
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法国首都巴黎位于富饶的农业地区塞纳河畔的巴黎盆地；英国首都地处主要的农耕地区——泰晤士河两岸的平原上；巴西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也是为了带动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在政治力量平衡方面，在国外，美国最初的首都在费城，但是由于过于偏北，遭到南方各州的反对，只好重新选择首都，最后，在位置适宜的平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城华盛顿，更好地平衡了南北关系。 从民族方面，加拿大首都经过多次选择和搬迁，最终定在渥太华，这样既能靠近英语区的广大地区，又能毗邻法语区的魁北克地区；德国统一后，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为加快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发挥了作用。
由此可见，在各国选择首都时，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地理位置都是无法回避的因素。
四、当下我国首都的作用考量
北京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1949年初，尚未实现全国解放，毛泽东曾考虑定都哈尔滨，后又考虑定都北京。当时，毛泽东就新中国首都的选择问题征求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不仅地理位置好，而且从战略上看，能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同时，北平背靠苏联和外蒙，短期内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觉得，定都北平比较理想”。毛泽东认为说的很有道理。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基本确定。
在当时条件下，定都北京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的条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北京面临很多困境：一是城市职能过度叠加，今天的北京已形成了“六个中心”的职能：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交通中心和信息中心。由于“六大中心”职能的叠加，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车流都汇集到这座古都。二是“人口爆炸”。北京成为一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人口密度达到1311人/千米2，居民生活空间拥挤，心理压力增大，幸福感减弱，社会管理难度加大。三是资源逼近承受极限。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从1949年人均1000m3下降到2013年的人均117m3，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0左右，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3%，同时，日趋紧张的土地资源也早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说当初王稼祥建议定都北京时考虑到与苏联关系好，不会发生战事，北京军事安全有保障的话，那么，后来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中国，更是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现在，北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接近沿海的位置，使北京极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来自空中的威胁，更使北京无纵深可言。
更为重要和现实的是，在当前中国国内政治方面，民族问题主要体现在东部与西部之间，而不像古代主要矛盾发生在南北之间。中国经济的落差也主要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如何化解东西部之间的民族矛盾，缩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曾经实行过两都或者三都制度。在两都制条件下，多根据社会矛盾的需要而选择东西配置或南北配置。其中一个都城用来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保留原来的一个都城对发祥地族群进行统治，这样能够被不同族群所接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象和地位早已深入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难以动摇。但是暴露出来的大城市病使其越来越不堪重负，如果说从政治的意义上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不可替代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考虑建设西部更具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呢？中国古代曾多次出现两都制，比如唐朝的长安与洛阳，明朝的南京与北京。当下，世界上有两个首都的国家有玻利维亚和荷兰。玻利维亚法定首都是苏克雷，最高法院驻地在此，人口约9万，行政首都拉巴斯，是中央政府驻地，人口约80万；荷兰法定首都海牙，是王宫和中央政府驻地，国际法院也设在这里，人口约48万，行政首都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约80万。
也就是说，不管是为了解决首都的大城市病问题，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团结和融合的政治功能，迁都并非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有些学者主张将首都迁到江汉平原、或者鄂豫两省交界处襄南平原的建议，笔者更不敢苟同，这几乎是易地再造一个大城市，不知这一办法能解决当下存在的何种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建设西部有辐射力的次中心城市或许是最为经济、稳妥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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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都城；地理位置；西部；中心城市
都城的选择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来说都关乎国家命运，在选择都城时，统治者要综合考虑经济、军事、交通等等诸多因素，而其中，民族关系因素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了弄清楚历代统治者在定都过程中对各方面的考量情况，阐明民族关系在定都这一国家大事中的独特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情况。
一、历史上首都选择所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选择都城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包括疆域不同、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不同、自身力量与周边力量对比不同等等，因此，在都城的选择上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地考虑。
（一）首都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军事因素
也就是要看这座城市是否有利于军事防御。如果首都仅仅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而在军事上易攻难守，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宋代的东京汴梁，尽管漕运发达，交通便利，但四周没有险要的关隘，能够被金兵轻易地直捣城下。这样，黄河的阻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隔河对峙双方都有取胜的机会。一旦兵临城下，单凭护城河和城墙的守卫就非常紧迫和被动。假如能有险要的关隘作为防守，则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在军事上有很大的缓冲余地。这样的情况，从北京来看，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能够轻易地从海路直捣天津、北京，也与北京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北京北面虽然有山脉阻隔，但面对大海方向却一览无余，从海路来的威胁在明朝统治者没有预料到，闭关锁国的清朝也没有重视。但世界发生了变化，远隔重洋的东西方以战争的形式发生了联系。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
在中国历史上，西安多次作为都城，因为其东边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河谷走廊作为出入的通道，而走廊之上又有潼关、函谷关可守。这样向东既是开放的，又是防守的，进退皆可。一旦东部发生危机，可退往汉中、四川。西汉初年，娄敬向汉高祖刘邦献言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娄敬劝汉高祖定都长安。当时刘邦仍然迟疑。“高皇帝疑，问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肴渑，背河海，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数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张子房曰：‘雒阳虽有此固，国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狭，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东向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皇帝即日驾西都关中。由是国家安宁。”以后，多个王朝因为长安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将其作为都城。
（二）发祥地的考虑
国家或朝代的开创者选择首都，往往从其发祥地上有所考虑。因为这是其文化的源头，政治军事实力的基础。发祥地不仅指城市，还包括兴起之初的整个地区，涵盖广大的农村或者草原。而在这片地区，往往会有一个较大的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实在没有的情况下，往往就地兴建。因此，一个朝代最初的首都，就无可争议地选定在这样的地方，比如说辽代的上京（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明朝的南京、清朝的赫图阿拉等。北宋之所以选择了开封，主要是因为它承继的是北周的政权，而北周作为一个地方小王朝来讲，没有更多的城市可供选择。
（三）地理中心位置的考虑
《太平御览》说：“王者受命创制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能够选择位于统治地域中心的城市作为都城，当然能够带来很多便利。在这方面，在古代中国的一些时期，由于疆域的变化，洛阳的位置有时比西安更接近国土中央，而且由于洛阳物产富庶，交通便利，周围水路发达，可以很好地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并且各地来此朝贡述职的路程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朝代将洛阳作为都城。隋朝曾将洛阳选为副都。武则天的武周朝时，一直把都城设在洛阳。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十三家（一说十五家）王朝在洛阳建都。
（四）政治实力对比方面的因素
封建制度下，不同的政治集团有不同的政治势力。比如，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是与他在北京长期经营，有着雄厚的政治实力相关的。近代，辛亥革命之后，为了督促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承诺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接任，但在临时政府的驻地选择上，要求袁到南京赴任。但袁世凯在北京自导自演了一系列兵变事件，声称无法脱身去南京赴任，最后如愿以偿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就职。
（五）经济地位的考虑
为了保障都城良好的生活条件，都城往往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长安之所以被选为都城，一方面当然与其险要的地理自然条件，易守难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较早开发所形成的发达的农业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此，当由于动乱造成关中地区经济衰败时，长安的都城地位也就不保了。西汉末年，赤眉军与以刘玄为首的更始政权在关中大战，导致百姓或死或逃，田地荒芜；《汉书·刘盆子传》记载：“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这也是光武帝刘秀放弃长安选择定都洛阳的一个原因。在历经北朝时代多年经营恢复的基础上，隋、唐时期，关中经济得到大幅度发展，长安闻名于天下，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空前。然而，安史之乱再次把长安的繁华打碎，“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可以说关中的饥荒状况惨不忍睹，经济彻底崩溃了。所以，武周时期，陈子昂强烈建议武则天迁都洛阳，因为洛阳“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洛口据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唐朝后期，长安城漕运不利，使东南地区的粮米不能顺利运往都城，也给唐朝的国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而洛阳的经济地理位置却得天独厚。陈寅恪先生说：“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在中国的历史上，建康（南京）、杭州等都曾以其便利的商业交通、繁华的手工业等经济条件成为都城的理想选择。并且为带动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最初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宋开封、元大都等城市，也通过开凿运河的方式，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条件。
以上因素是各个王朝都曾经考虑的，不过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些割据政权来说，有些理想未必能达到，比如，十六国时期，都城的选择往往因陋就简，比较草率。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同样是勉为其难，但是，对于致力于统一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讲，定都时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其中，民族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民族关系方面的考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包括秦、西汉、东汉、隋、唐、元、明、清。对于这些王朝来说，只有处理好民族关系，选择一个有利位置的首都，才能巩固疆土、威加四海。
秦代历时很短，只存在了21年，秦始皇在原来诸侯国的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无暇或无意考虑再寻都城的问题。西汉时，民族问题主要是汉朝与匈奴的矛盾，从整体上看，汉朝实力上并不占优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通过贿赂单于阏氏的办法才得以脱险。后来，汉朝只能一方面固守长城，另一方面实行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实力壮大起来之后，以长安为依托，调集国力，对匈奴展开全面进攻，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可以说，定都长安，使西汉在冲突中处于前沿防御的态势，汉朝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取得对匈奴胜利的一个基础。
唐朝初年，长安经常面临突厥袭扰。公元626年，颉利可汗率领大军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乃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驰六骑出玄武门，幸渭上，与可汗隔水语，且责其负约。后来，“刑白马，与颉利盟便桥上，突厥引还。”可以说，长安作为“龙居之地”的危险性显露无疑，但是，唐朝并未做出都城东迁的打算，而是保持进攻态势，长安一直作为抵御侵袭的前哨，最后消灭东突厥。积极防御的对外政策巩固了大唐王朝。
在明代，明成祖朱棣选择定都北京，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是他的势力范围所在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主动地防御退到塞外的蒙古人的进攻，即所谓“天子戍边”。明正统十四（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但这也没有使明朝改变初衷，在于谦的带领下，誓死保卫北京。
与汉、唐、明南北分裂的民族关系不同，元朝、清朝少数民族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民族关系上力图实现对汉族地区的有效统治和管理，因此，在都城的选择问题上，也尽量靠近汉族农耕区域，都把都城从塞外迁到北京。
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早期的都城在哈拉和林，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迁都，中统元年（1260年）定都于开平府，至元四年（1267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从而实现了以北京治中原，以开平治漠北的政治意图。
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王朝——清朝，奠定了当前我国版图的基础。从1587年到1625年，努尔哈赤共迁都5次，比较重要的一次是1625年从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认为，沈阳是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白清河路可进。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5月多尔衮率部占领北京，立刻宣布迁都北京，9月福临（顺治帝）到达北京，10月即皇帝位，北京正式成为清朝首都，清朝从东北一隅的区域政权成为统一天下的大国。
可以看出，中国任何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都把首都的选择作为加强民族关系、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一环，随机应变，或者迁都，或者在原发祥地和新占领地区建立不同的统治中心，这在客观上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定型并深入人心。
纵观历史，不仅有成功地统一了中华的大帝国，也有地方政权为促进民族融合所做的努力。著名的魏孝文帝迁都，着汉服，改汉姓，致力于与汉民族融合在一起，更好地维护政权的统治。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正式迁往燕京，并改名为中都（北京）。中都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几年内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中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女真人进入中都后，与汉人杂居共处，学习并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风俗习惯，其中很多人“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后来，金世宗完颜雍通过政变即位后，仍定都中都，赢得了稳定的统治局面。以上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为实现民族的融合所做的努力。
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考虑定都的因素在国外、在当今有没有普适性呢？
三、国外情况的比较
首先，从军事方面看，一战后，苏联将首都从沿海的圣彼得堡迁往内地城市莫斯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而且后来的苏德战争的事实证明这一向腹地转移的举措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使德国的闪电战鞭长莫及；巴基斯坦首都原来位于沿海的卡拉奇，由于容易受到敌对国家海军的攻击，于1970年迁往内陆的伊斯兰堡；1923年，土耳其将首都从位于边境的伊斯坦布尔迁往内陆的安卡拉；2005年，缅甸首都从沿海的仰光迁往内地山城彬马那，这些都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从地理中心位置的方面看，国外在选择首都时也作了考虑。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位于国土西南角的阿拉木图签到位于中心的阿克莫拉市；尼日利亚将首都从位于西部沿海的拉各斯，迁到了中部城市阿布贾；坦桑尼亚将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迁往国土中央的多多马，与全国各行政区距离几乎相等。
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法国首都巴黎位于富饶的农业地区塞纳河畔的巴黎盆地；英国首都地处主要的农耕地区——泰晤士河两岸的平原上；巴西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也是为了带动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在政治力量平衡方面，在国外，美国最初的首都在费城，但是由于过于偏北，遭到南方各州的反对，只好重新选择首都，最后，在位置适宜的平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城华盛顿，更好地平衡了南北关系。 从民族方面，加拿大首都经过多次选择和搬迁，最终定在渥太华，这样既能靠近英语区的广大地区，又能毗邻法语区的魁北克地区；德国统一后，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为加快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发挥了作用。
由此可见，在各国选择首都时，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地理位置都是无法回避的因素。
四、当下我国首都的作用考量
北京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1949年初，尚未实现全国解放，毛泽东曾考虑定都哈尔滨，后又考虑定都北京。当时，毛泽东就新中国首都的选择问题征求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不仅地理位置好，而且从战略上看，能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同时，北平背靠苏联和外蒙，短期内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觉得，定都北平比较理想”。毛泽东认为说的很有道理。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基本确定。
在当时条件下，定都北京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的条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北京面临很多困境：一是城市职能过度叠加，今天的北京已形成了“六个中心”的职能：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交通中心和信息中心。由于“六大中心”职能的叠加，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车流都汇集到这座古都。二是“人口爆炸”。北京成为一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人口密度达到1311人/千米2，居民生活空间拥挤，心理压力增大，幸福感减弱，社会管理难度加大。三是资源逼近承受极限。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从1949年人均1000m3下降到2013年的人均117m3，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0左右，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3%，同时，日趋紧张的土地资源也早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说当初王稼祥建议定都北京时考虑到与苏联关系好，不会发生战事，北京军事安全有保障的话，那么，后来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中国，更是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现在，北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接近沿海的位置，使北京极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来自空中的威胁，更使北京无纵深可言。
更为重要和现实的是，在当前中国国内政治方面，民族问题主要体现在东部与西部之间，而不像古代主要矛盾发生在南北之间。中国经济的落差也主要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如何化解东西部之间的民族矛盾，缩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曾经实行过两都或者三都制度。在两都制条件下，多根据社会矛盾的需要而选择东西配置或南北配置。其中一个都城用来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保留原来的一个都城对发祥地族群进行统治，这样能够被不同族群所接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象和地位早已深入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难以动摇。但是暴露出来的大城市病使其越来越不堪重负，如果说从政治的意义上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不可替代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考虑建设西部更具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呢？中国古代曾多次出现两都制，比如唐朝的长安与洛阳，明朝的南京与北京。当下，世界上有两个首都的国家有玻利维亚和荷兰。玻利维亚法定首都是苏克雷，最高法院驻地在此，人口约9万，行政首都拉巴斯，是中央政府驻地，人口约80万；荷兰法定首都海牙，是王宫和中央政府驻地，国际法院也设在这里，人口约48万，行政首都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约80万。
也就是说，不管是为了解决首都的大城市病问题，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团结和融合的政治功能，迁都并非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有些学者主张将首都迁到江汉平原、或者鄂豫两省交界处襄南平原的建议，笔者更不敢苟同，这几乎是易地再造一个大城市，不知这一办法能解决当下存在的何种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建设西部有辐射力的次中心城市或许是最为经济、稳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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