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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的综合修复是国内外公认的学科跨度大、综合性强、技术难度高的行业之一。
重污染场地土壤的修复，就技术层面来说，早已不是问题。然而，种种原因导致我国相关治理行动计划迟迟不见出台。比之水污染、大气污染来说，土壤污染问题更复杂，治理难度更大。
上海世博会场地原有多家工厂，建设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壤治理和修复。
国内重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正等待全面启动，而有关污染场地土壤的治理，将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持久战。
国内的成功先例，譬如北京市化工二厂、有机化工厂原厂址场地污染修复，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推出技术方案，杜晓明团队付诸实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下属的污染场地修复网披露，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土壤污染修复的总耗资达到9.86亿元。有媒体评论认为——“这个项目的耗资不仅创下中国目前现有污染场地治理费用之最，在世界上也排名前列。”而据《新民周刊》记者了解，该地块环境修复中费用不止9.86亿元！因为该项目的地下水环境修复，又曾花费2亿元，所以总花费近12亿元！2012年4月28日，中石化第五建设公司网站发布文章称该项目是“目前国内实施的首例地下水有机化工污染治理项目，也是地下水污染治理工艺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工程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
再往前追溯，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世博园区开展了土壤修复。参与者、现任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付融冰曾回忆：“2002年申博成功后，上海市决定搬迁世博园区内所有企业。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带，是上海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世博园区确立时，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有的企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像江南造船厂是李鸿章那个年代建的。在这样一个工业场地里，我们要举办世博会，土壤环境安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2005年起到2008年底，我院会同许多单位进行修复工程，共处置30多万方污染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土壤修复工程，开创了中国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
付融冰所说的这片土地，在世博会后由政府挂牌。2013年5月，世博A片区推出6块地皮，起价是45.6亿元。付融冰认为，当初的付出使得如今的这片土地物有所值。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华东理工大学危险化学物质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中心主任林匡飛教授说：“尽管后来看，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做得还不错，但最初是有波折的。当时施工单位开进地块，打桩时曾经有气体冒出来。北京市环保局马上请示环保部，这才请环境科学院土壤室杜晓明团队去做现场详细调查，才有了后来的较妥善的环境修复。”
付融冰在上海世博园区，主要承担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原场地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的研发，以及工程应用过程中的全部技术性工作。“这块场地主要是重金属污染，由于城市馆建设时间相对宽松，从时间上可以允许我们在这儿实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壤修复工程案例。”付融冰说，“通过了解国外的情况发现，固化稳定化技术是国外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最为常用的有效技术，该技术实施简便，施工快速，处理后的土壤污染物的浸提浓度下降较大，费用相对较低;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决定在该地块上实施固化稳定化工程。”资料显示，上海世博园区土壤修复过程中，把含有重金属的土壤挖走，异地处理。含有多环芳烃污染的土壤，则利用生物降解，效果良好。
当然，重污染场地土壤中的气体毒害和重金属毒害，其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在林匡飞看来，未来在污染场地土壤修复领域，风险最大的污染物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其次是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第三类是重金属污染。而常州外国语学校之环境污染，显著问题恰恰是重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有毒气体。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起步时间晚，很多污染土地都没有得到修复。
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在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相当规模的工业用地，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污染企业搬迁后遗留场地存在着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和农药、重金属污染等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
林匡飞给记者看的一份资料显示，世界银行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表明，中国各大城市陆续实施了污染企业搬迁工程，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如北京市四环内百余家污染企业搬迁，800万平方米的土地需要再开发利用;广州上百家大型企业工业需要关闭、停产和搬迁;近三年来仅江苏省就关停搬迁了4000 多家化工企业。“这些搬迁后的城市土地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但污染场地对人体健康也潜藏着一定的危害。”
回看过去十多年的新闻——2004年北京市地铁工程宋家庄建筑工地，亦即原北京市红狮涂料厂，几名工人在打探井施工时，在戴着防毒面具的情况下被刺鼻的不明气体熏倒;2006年湖北武汉汉阳赫山地块，亦即原武汉市农药厂，施工工人在进行桩基作业时，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直至中毒症状加深倒地不起送医;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则来自兰州石化苯污染……可见污染的土地已经成为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隐患。
2013年12月的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中国土壤污染大致可分为工矿区、污水灌溉区、城市及工厂影响区、公路两旁、集约化农业区等。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重污染场地土壤的修复，就技术层面来说，早已不是问题。然而，种种原因导致我国相关治理行动计划迟迟不见出台。比之水污染、大气污染来说，土壤污染问题更复杂，治理难度更大。
国内重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正等待全面启动，而有关污染场地土壤的治理，将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持久战。
京沪成功的个案
国内的成功先例，譬如北京市化工二厂、有机化工厂原厂址场地污染修复，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推出技术方案，杜晓明团队付诸实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下属的污染场地修复网披露，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土壤污染修复的总耗资达到9.86亿元。有媒体评论认为——“这个项目的耗资不仅创下中国目前现有污染场地治理费用之最，在世界上也排名前列。”而据《新民周刊》记者了解，该地块环境修复中费用不止9.86亿元！因为该项目的地下水环境修复，又曾花费2亿元，所以总花费近12亿元！2012年4月28日，中石化第五建设公司网站发布文章称该项目是“目前国内实施的首例地下水有机化工污染治理项目，也是地下水污染治理工艺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工程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
再往前追溯，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世博园区开展了土壤修复。参与者、现任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付融冰曾回忆：“2002年申博成功后，上海市决定搬迁世博园区内所有企业。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带，是上海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世博园区确立时，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有的企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像江南造船厂是李鸿章那个年代建的。在这样一个工业场地里，我们要举办世博会，土壤环境安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2005年起到2008年底，我院会同许多单位进行修复工程，共处置30多万方污染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土壤修复工程，开创了中国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
付融冰所说的这片土地，在世博会后由政府挂牌。2013年5月，世博A片区推出6块地皮，起价是45.6亿元。付融冰认为，当初的付出使得如今的这片土地物有所值。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华东理工大学危险化学物质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中心主任林匡飛教授说：“尽管后来看，北京化工二厂项目，做得还不错，但最初是有波折的。当时施工单位开进地块，打桩时曾经有气体冒出来。北京市环保局马上请示环保部，这才请环境科学院土壤室杜晓明团队去做现场详细调查，才有了后来的较妥善的环境修复。”
付融冰在上海世博园区，主要承担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原场地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的研发，以及工程应用过程中的全部技术性工作。“这块场地主要是重金属污染，由于城市馆建设时间相对宽松，从时间上可以允许我们在这儿实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壤修复工程案例。”付融冰说，“通过了解国外的情况发现，固化稳定化技术是国外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最为常用的有效技术，该技术实施简便，施工快速，处理后的土壤污染物的浸提浓度下降较大，费用相对较低;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决定在该地块上实施固化稳定化工程。”资料显示，上海世博园区土壤修复过程中，把含有重金属的土壤挖走，异地处理。含有多环芳烃污染的土壤，则利用生物降解，效果良好。
当然，重污染场地土壤中的气体毒害和重金属毒害，其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在林匡飞看来，未来在污染场地土壤修复领域，风险最大的污染物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其次是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第三类是重金属污染。而常州外国语学校之环境污染，显著问题恰恰是重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有毒气体。
污染场地修复任重道远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起步时间晚，很多污染土地都没有得到修复。
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在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相当规模的工业用地，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污染企业搬迁后遗留场地存在着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和农药、重金属污染等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
林匡飞给记者看的一份资料显示，世界银行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表明，中国各大城市陆续实施了污染企业搬迁工程，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如北京市四环内百余家污染企业搬迁，800万平方米的土地需要再开发利用;广州上百家大型企业工业需要关闭、停产和搬迁;近三年来仅江苏省就关停搬迁了4000 多家化工企业。“这些搬迁后的城市土地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但污染场地对人体健康也潜藏着一定的危害。”
回看过去十多年的新闻——2004年北京市地铁工程宋家庄建筑工地，亦即原北京市红狮涂料厂，几名工人在打探井施工时，在戴着防毒面具的情况下被刺鼻的不明气体熏倒;2006年湖北武汉汉阳赫山地块，亦即原武汉市农药厂，施工工人在进行桩基作业时，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直至中毒症状加深倒地不起送医;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则来自兰州石化苯污染……可见污染的土地已经成为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隐患。
2013年12月的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中国土壤污染大致可分为工矿区、污水灌溉区、城市及工厂影响区、公路两旁、集约化农业区等。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