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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甲就是埃及人，而且儿子以实玛利又娶了一个母亲娘家的人，埃及人；并且作为一个王子，以实玛利所娶肯定为一埃及公主，所以这个埃及公主对于文化的影响会和闪族文化同样明显。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夏甲本人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妾，而是一个具有很高身份的埃及人。从后面的一些论述中我们知道《圣经》可能习惯于把许多显赫的人描述为身份卑微的人，甚至会把法老说成是普通人。
一旦证实这个家族就是中国夏人，一旦证实羌族人就是夏的后人，那么就可以说：以羌族为代表的许多中国人继承了浓厚的埃及文化血脉。也无怪乎长江流域的马王堆会出土具有明显的埃及文化特征的物品。这不仅包括文化符号，也包括先进的尸体防腐技术以及高超的纺织工艺。
埃及人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有12子。在中国，“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师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日十二”。与以实玛利后代为“十二族的族长”相合。
为什么先“九州”后“十二州”?原因可能是夏甲的后代有三支留在了中东，在《圣经》后面的许多章节中可以看到夏甲人出现。但是在中国发展稳定之后，他们还是补充到了十二州以保持完整的十二支系。这些都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家族谱系观念。并且我估计中东屡次分家的形式几乎都采用相同模式，主干撵走，但出于家族考虑，会保留少部分人在原地象征性存在。当然，这只是推测。
另外，一个重要的官职，遥远的中国与中东的以色列人竟然不约而同：牧。中国十二个治州首脑称“牧”，以色列国王手下的行政长官则为“司牧长”。从翻译可以看出“司牧长”或“牧正”皆为君王之下的最高游牧部落首领，两者意义完全相同，而非语音巧合。同时这一特点还说明了他们的游牧特征。
州长日牧，《礼记·曲礼下》云“九州之长人天子之国日牧”是也。《礼记·王制》：“州有伯。”郑注亦云：“殷之州长日伯，虞、夏及周日牧。”
在《圣经》中“牧羊人”一直是个崇高的职位，无论是游牧的祖先还是后来的闪族后代耶稣，都是“牧羊人”出身，所以取“牧”为“长”是合情合理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严格地讲夏族群不属以色列人，因以色列这个人(雅各)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诞生的。此族从父系，属闪族人，他们皆为诺亚与亚伯拉罕之后。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父亲是以撒。雅各之前不存在以色列人。
从母系家族看，中国夏朝就是埃及人在远东建立的王朝。埃及人也有闪族，但是从《圣经》的内容中不好具体判断夏甲及其埃及儿媳的族别，还是用“埃及人”标示其文化而非族别为好，也有人认为埃及人为“含族”。所以我们可以说，夏朝为“闪”、“含”混合族群比较保险。
《丛钞(第一卷)》说：“中国法律起源，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刑始于兵’或‘兵刑同制’，即刑法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生活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这不是本质区别，而是与当时的特殊社会形态有关。
该特点恰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4000年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和地区人们制定的法律皆为适用于普通相对自然形成的社会时，但某些民族或人群特殊。夏朝的居民是有组织地大规模长途跋涉迁徙而来，他们很可能以兵制迁徙，男人为主，但精神领袖却是个女人：夏甲。
我觉得断然把今天的国家地区概念套用在远古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中东之间的文化与人种的复杂联系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所有人对于中东、对于人类历史的重新认识，其颠覆程度应该达到革命的程度才会接近历史事实。重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首先是观念的更新，然后才是知识的积累问题。靠今天带有许多偏见的常识来认识远古的中东往往会障碍重重，把一般人误引歧途的第一错误常识就是把整个中东文化割裂为分散的个体。我认为古代中东很可能与中国古代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分分合合，但我们只记住了中东破碎的“五代十六国”，而忘记或忽略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唐风汉韵”下的大统一。是对这个人类集体失忆的修补与纠正，只有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理解我的体系才会更容易一些。
人们观念中的大与小是相对的，地球确实是大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当几年前我在旅游过20个国家之后突然觉得：地球真小，没怎么走就差不多完了，基本上大同小异。当时深有“以后去哪里寻找新的刺激”的遗憾，因为离开地球上月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众多国家间的纠纷与政治在媒体的过度渲染使人类有一种幻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真复杂。但事实上有些小国家在古代野蛮秩序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古代的统一要比今天容易得多，并且古代的国家民族版图也应该比今天大得多，气派更是比今人大得多。相比古人，今天的人类都是“小气鬼”，无论哪方面都是。
古埃及法老有让仆人陪葬的习俗，比如吉尔(Djer)。其实这个习俗在更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中也存在。中国一直到汉代都有这个残忍的传统。并且皆为殉葬与从葬并行。
整个中东地区都有重视葬礼的古老传统，在埃及达到顶点，闻名于世的金字塔为这一习俗的最终总结。 世界上对金字塔有各种各样的用途解释，我坚信金字塔不是其他的作用，就是坟墓。但是金字塔很可能为了成仙升天而具有大量的天文方面的考虑，以图与天的真正连接。在古埃及，法老假如想对大臣示好，赠送陵墓和高质量的棺材是常选之礼，这个习俗在中国就非常可以被人们接受。中国人重视坟墓建设、重视死后的安排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今天的农村依然如故，生前建设坟墓以及大搞葬礼排场是正常民风，种种安排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隆重与慎重。
用石头装饰坟墓，在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人与埃及的文化渊源，例如坟顶上一定放石头，或者在坟脚头放碎石的习惯都是古埃及金字塔或者一般陵墓的建设方式。
埃及常见的大型石头建筑的金字塔，或者早期土质夯土阶梯形埃及金字塔，中国境内也有大量发现，只是大小与规模的差别。这个形状的金字塔甚至在遥远的欧洲也偶有发现。考古资料证实，中国古代王侯坟墓多为覆斗状方形坟墓，实际上就是金字塔的模仿，并且明确规定了平民百姓不可使用方形坟墓，这一特权表明方锥金字塔即使在中国也具有特殊的禁忌含义。中国方锥形王陵以战国为盛，两千年后从明朝前后开始改为圆形。就陵墓形状以及建造方式看，中国的商、周又有紧密联系。但为什么战国才出现方锥陵墓的大量使用?我认为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有关。之前的王侯无论怎样都不敢僭越法老的金字塔专用权，正如中国境内后来禁止平民的使用，它的使用牵涉等级。东周诸侯分立后，金字塔才成为中国境内的王侯特权。顺便指出，从葬礼葬俗上看。南到台湾、海南岛，北到匈奴，全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皆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这是汉化与交流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大汉族思想在作怪。实际上在对待亲人死亡 的严肃问题上，尤其关涉神灵与孝道，外族的同化是极其困难的。对于广大区域内的统一性我们只能用他们本来“同源”予以解释。另外还补充一点，中国古代的墓室多为“中”字形或T形，也有“古”字形或“亚”字形，实际上都围绕“十”字这一造型(当然也有一些看不出来所以然的)。那个总是长长的看似浪费的长墓道实际上正是“ф”或“十”字架的下拉长柄的故意模仿，这个形状意味着“复活”和“永生”。它在古代也是一种高等级待遇，叫“隧礼”，平常百姓不可使用。其实中国的“古”字部就是“ф”的倒放。我们可以说，在同一种古老宗教意识下，今天的西方人把同一个十字架放在墓上，中国古代人把十字架体现在墓下，他们从墓葬文化上达到了统一归源。
埃及人对于葬礼超乎寻常的重视全部被中国人继承。另外，从大约5000年前埃及人一般用泥、篮筐织物材料，或木制棺材埋葬人；后期制作木乃伊的时候也用亚麻布包裹死者；王公贵族使用多层棺材，大棺材套小棺材，甚至套在精美的石棺中，棺外绘制咒语和祝福，随葬品从喜爱的生前生活用品到珍贵的文字资料应有尽有，墓室中也同样绘制各种场景。这些多数也都是中国汉代前后最为流行的葬俗，仅考察长沙马王堆就能够了解中埃之间文化的紧密联系。
古埃及人有拿木乃伊磨碎入药的习惯，中国人喜欢拿古代的骨头，比如甲骨文骨板磨碎后入药，俗称“龙骨”。其药理尚不清楚，但是表面行为的相似却很有趣。
中国的春节共有5天节日，俗称“过年”，是传统中最隆重的节日，相当于西方人的圣诞节。春节起源最迟也在殷商，是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并且广泛流行于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让我们看看另外一面，古埃及历法中最初每年只有360天，后来加进5天，称为“降神日”，人们每到这几天就大肆举行庆祝活动。在古埃及神话中，阿图姆神不让努特在360天里的任何一天生育，最后在透特神的帮助下努特获得了新的5天。在这5天里她共生下了埃及最著名的5个祖先与神：奥西里斯、何露斯、塞特、伊西斯、奈芙蒂斯。假如按照埃及这几个神来推算，起码这5天节日已经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中国的5天春节是否是古埃及“降神日”呢?
古埃及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月3周，一周10天。中国传统同样，把每月30天分为上、中、下“3旬”，每旬10天。
古埃及人死后制作木乃伊的时间一般为70天，但实际上只需要40天，70天是一种隆重的葬礼过程，它发展为一种必须遵守的仪式。中国人通常在死后把日子分为“头七、二七、三七……”，今天在我老家依然如此。
古埃及人称呼法老身边干体力活的仆人为“Shabfis”，意思是“回答”，表示随时应召。中国古代同样有把仆人称呼为“答应”的习惯，尤其是在清朝，“答应”成为一种职位，正是皇室的仆人。
埃及是魔法师的摇篮，是巫术的发源地，是巫医合一的典型。中国无论从哪方面都像古埃及不折不扣的继承者，尤其长江流域，楚、巴文化更有明显的古埃及色彩。
中国道教的炼金术、军国大事常用的占星术、天文历法，门类众多的护身符，甚至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用老鼠屎、人粪便或尿液治病的方法等，都在古埃及很容易地找到根源。
古埃及文化的彻底中断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公元642年埃及更是进入一个全新的伊斯兰化时代。今天到埃及去，远古的痕迹只剩下了法老的木乃伊与神庙和沉默的雕像。假如要研究古埃及文化与精神遗产，恐怕到中国偏僻的山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
如今生活在下埃及的人是阿拉伯人，上埃及是黑人。在今天的埃及基本上找不到我们在石刻与 壁画上。尤其是庙宇中常见的黄种人。他们到哪里去了?通过什么途径迁徙走的?原因是什么?即便不说他们来到了中国，这是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我还是愿意明确指出，这些古埃及的黄种人，那些浮雕中的法老和贵族小姐，以及劳动者，大多和今天的中国人一模一样。
一旦证实这个家族就是中国夏人，一旦证实羌族人就是夏的后人，那么就可以说：以羌族为代表的许多中国人继承了浓厚的埃及文化血脉。也无怪乎长江流域的马王堆会出土具有明显的埃及文化特征的物品。这不仅包括文化符号，也包括先进的尸体防腐技术以及高超的纺织工艺。
埃及人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有12子。在中国，“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师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日十二”。与以实玛利后代为“十二族的族长”相合。
为什么先“九州”后“十二州”?原因可能是夏甲的后代有三支留在了中东，在《圣经》后面的许多章节中可以看到夏甲人出现。但是在中国发展稳定之后，他们还是补充到了十二州以保持完整的十二支系。这些都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家族谱系观念。并且我估计中东屡次分家的形式几乎都采用相同模式，主干撵走，但出于家族考虑，会保留少部分人在原地象征性存在。当然，这只是推测。
另外，一个重要的官职，遥远的中国与中东的以色列人竟然不约而同：牧。中国十二个治州首脑称“牧”，以色列国王手下的行政长官则为“司牧长”。从翻译可以看出“司牧长”或“牧正”皆为君王之下的最高游牧部落首领，两者意义完全相同，而非语音巧合。同时这一特点还说明了他们的游牧特征。
州长日牧，《礼记·曲礼下》云“九州之长人天子之国日牧”是也。《礼记·王制》：“州有伯。”郑注亦云：“殷之州长日伯，虞、夏及周日牧。”
在《圣经》中“牧羊人”一直是个崇高的职位，无论是游牧的祖先还是后来的闪族后代耶稣，都是“牧羊人”出身，所以取“牧”为“长”是合情合理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严格地讲夏族群不属以色列人，因以色列这个人(雅各)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诞生的。此族从父系，属闪族人，他们皆为诺亚与亚伯拉罕之后。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父亲是以撒。雅各之前不存在以色列人。
从母系家族看，中国夏朝就是埃及人在远东建立的王朝。埃及人也有闪族，但是从《圣经》的内容中不好具体判断夏甲及其埃及儿媳的族别，还是用“埃及人”标示其文化而非族别为好，也有人认为埃及人为“含族”。所以我们可以说，夏朝为“闪”、“含”混合族群比较保险。
《丛钞(第一卷)》说：“中国法律起源，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刑始于兵’或‘兵刑同制’，即刑法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生活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这不是本质区别，而是与当时的特殊社会形态有关。
该特点恰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4000年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和地区人们制定的法律皆为适用于普通相对自然形成的社会时，但某些民族或人群特殊。夏朝的居民是有组织地大规模长途跋涉迁徙而来，他们很可能以兵制迁徙，男人为主，但精神领袖却是个女人：夏甲。
我觉得断然把今天的国家地区概念套用在远古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中东之间的文化与人种的复杂联系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所有人对于中东、对于人类历史的重新认识，其颠覆程度应该达到革命的程度才会接近历史事实。重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首先是观念的更新，然后才是知识的积累问题。靠今天带有许多偏见的常识来认识远古的中东往往会障碍重重，把一般人误引歧途的第一错误常识就是把整个中东文化割裂为分散的个体。我认为古代中东很可能与中国古代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分分合合，但我们只记住了中东破碎的“五代十六国”，而忘记或忽略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唐风汉韵”下的大统一。是对这个人类集体失忆的修补与纠正，只有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理解我的体系才会更容易一些。
人们观念中的大与小是相对的，地球确实是大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当几年前我在旅游过20个国家之后突然觉得：地球真小，没怎么走就差不多完了，基本上大同小异。当时深有“以后去哪里寻找新的刺激”的遗憾，因为离开地球上月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众多国家间的纠纷与政治在媒体的过度渲染使人类有一种幻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真复杂。但事实上有些小国家在古代野蛮秩序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古代的统一要比今天容易得多，并且古代的国家民族版图也应该比今天大得多，气派更是比今人大得多。相比古人，今天的人类都是“小气鬼”，无论哪方面都是。
古埃及法老有让仆人陪葬的习俗，比如吉尔(Djer)。其实这个习俗在更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中也存在。中国一直到汉代都有这个残忍的传统。并且皆为殉葬与从葬并行。
整个中东地区都有重视葬礼的古老传统，在埃及达到顶点，闻名于世的金字塔为这一习俗的最终总结。 世界上对金字塔有各种各样的用途解释，我坚信金字塔不是其他的作用，就是坟墓。但是金字塔很可能为了成仙升天而具有大量的天文方面的考虑，以图与天的真正连接。在古埃及，法老假如想对大臣示好，赠送陵墓和高质量的棺材是常选之礼，这个习俗在中国就非常可以被人们接受。中国人重视坟墓建设、重视死后的安排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今天的农村依然如故，生前建设坟墓以及大搞葬礼排场是正常民风，种种安排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隆重与慎重。
用石头装饰坟墓，在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人与埃及的文化渊源，例如坟顶上一定放石头，或者在坟脚头放碎石的习惯都是古埃及金字塔或者一般陵墓的建设方式。
埃及常见的大型石头建筑的金字塔，或者早期土质夯土阶梯形埃及金字塔，中国境内也有大量发现，只是大小与规模的差别。这个形状的金字塔甚至在遥远的欧洲也偶有发现。考古资料证实，中国古代王侯坟墓多为覆斗状方形坟墓，实际上就是金字塔的模仿，并且明确规定了平民百姓不可使用方形坟墓，这一特权表明方锥金字塔即使在中国也具有特殊的禁忌含义。中国方锥形王陵以战国为盛，两千年后从明朝前后开始改为圆形。就陵墓形状以及建造方式看，中国的商、周又有紧密联系。但为什么战国才出现方锥陵墓的大量使用?我认为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有关。之前的王侯无论怎样都不敢僭越法老的金字塔专用权，正如中国境内后来禁止平民的使用，它的使用牵涉等级。东周诸侯分立后，金字塔才成为中国境内的王侯特权。顺便指出，从葬礼葬俗上看。南到台湾、海南岛，北到匈奴，全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皆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这是汉化与交流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大汉族思想在作怪。实际上在对待亲人死亡 的严肃问题上，尤其关涉神灵与孝道，外族的同化是极其困难的。对于广大区域内的统一性我们只能用他们本来“同源”予以解释。另外还补充一点，中国古代的墓室多为“中”字形或T形，也有“古”字形或“亚”字形，实际上都围绕“十”字这一造型(当然也有一些看不出来所以然的)。那个总是长长的看似浪费的长墓道实际上正是“ф”或“十”字架的下拉长柄的故意模仿，这个形状意味着“复活”和“永生”。它在古代也是一种高等级待遇，叫“隧礼”，平常百姓不可使用。其实中国的“古”字部就是“ф”的倒放。我们可以说，在同一种古老宗教意识下，今天的西方人把同一个十字架放在墓上，中国古代人把十字架体现在墓下，他们从墓葬文化上达到了统一归源。
埃及人对于葬礼超乎寻常的重视全部被中国人继承。另外，从大约5000年前埃及人一般用泥、篮筐织物材料，或木制棺材埋葬人；后期制作木乃伊的时候也用亚麻布包裹死者；王公贵族使用多层棺材，大棺材套小棺材，甚至套在精美的石棺中，棺外绘制咒语和祝福，随葬品从喜爱的生前生活用品到珍贵的文字资料应有尽有，墓室中也同样绘制各种场景。这些多数也都是中国汉代前后最为流行的葬俗，仅考察长沙马王堆就能够了解中埃之间文化的紧密联系。
古埃及人有拿木乃伊磨碎入药的习惯，中国人喜欢拿古代的骨头，比如甲骨文骨板磨碎后入药，俗称“龙骨”。其药理尚不清楚，但是表面行为的相似却很有趣。
中国的春节共有5天节日，俗称“过年”，是传统中最隆重的节日，相当于西方人的圣诞节。春节起源最迟也在殷商，是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并且广泛流行于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让我们看看另外一面，古埃及历法中最初每年只有360天，后来加进5天，称为“降神日”，人们每到这几天就大肆举行庆祝活动。在古埃及神话中，阿图姆神不让努特在360天里的任何一天生育，最后在透特神的帮助下努特获得了新的5天。在这5天里她共生下了埃及最著名的5个祖先与神：奥西里斯、何露斯、塞特、伊西斯、奈芙蒂斯。假如按照埃及这几个神来推算，起码这5天节日已经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中国的5天春节是否是古埃及“降神日”呢?
古埃及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月3周，一周10天。中国传统同样，把每月30天分为上、中、下“3旬”，每旬10天。
古埃及人死后制作木乃伊的时间一般为70天，但实际上只需要40天，70天是一种隆重的葬礼过程，它发展为一种必须遵守的仪式。中国人通常在死后把日子分为“头七、二七、三七……”，今天在我老家依然如此。
古埃及人称呼法老身边干体力活的仆人为“Shabfis”，意思是“回答”，表示随时应召。中国古代同样有把仆人称呼为“答应”的习惯，尤其是在清朝，“答应”成为一种职位，正是皇室的仆人。
埃及是魔法师的摇篮，是巫术的发源地，是巫医合一的典型。中国无论从哪方面都像古埃及不折不扣的继承者，尤其长江流域，楚、巴文化更有明显的古埃及色彩。
中国道教的炼金术、军国大事常用的占星术、天文历法，门类众多的护身符，甚至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用老鼠屎、人粪便或尿液治病的方法等，都在古埃及很容易地找到根源。
古埃及文化的彻底中断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公元642年埃及更是进入一个全新的伊斯兰化时代。今天到埃及去，远古的痕迹只剩下了法老的木乃伊与神庙和沉默的雕像。假如要研究古埃及文化与精神遗产，恐怕到中国偏僻的山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
如今生活在下埃及的人是阿拉伯人，上埃及是黑人。在今天的埃及基本上找不到我们在石刻与 壁画上。尤其是庙宇中常见的黄种人。他们到哪里去了?通过什么途径迁徙走的?原因是什么?即便不说他们来到了中国，这是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我还是愿意明确指出，这些古埃及的黄种人，那些浮雕中的法老和贵族小姐，以及劳动者，大多和今天的中国人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