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吴省兰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派充顺天学政。吴氏递上谢恩折子，其中提到“宣批诺之谟”，意指内阁学士职责所系，上承皇帝意旨，批阅奏本。
　　乾隆看过折子后，对“诺”字很不以为然，特下口谕纠正：“诺字虽系用古，此处殊欠切当”，随后又说自己“从不以语言文字责人”，只因该学政是读书人，才特为其指出用字不当的毛病，“伊亦不必稍有畏惧也。”
　　这本是无足轻重的小事，然而堪玩味的是，乾隆一朝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为祸最烈的时代，而在执政尾声，乾隆却说出“从不以语言文字责人”的话。
　　乾隆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仅仅翻阅《乾隆朝实录》便可发现，“从不以语言文字责人”“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等说法，至少出现过四五次。早在乾隆六年查办谢济世著书案时，乾隆就强调“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到乾隆二十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乾隆盛怒之下还不忘剖白几句，说自己登极十余年来，臣下所进呈诗作何止成千上万，字句之间偶然失检的时候也不少，但都未尝治罪，只是胡中藻的诗不但诽谤皇帝，而且指斥大清国统，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这才不得已而兴大狱。乾隆四十七年方芬《涛浣亭诗》案，地方官对一本普通读书人的牢骚诗集吹毛求疵，乾隆颁谕旨表示，“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他要求将这份谕旨公诸天下臣民，以示皇帝大公至正之心。

乾隆其实希望构造起一种精致的思想控制系统，让天下读书人都逐渐领悟说话的边界和文字的雷区，所以才会在谕旨里不厌其烦地解释定罪缘由

　　一面大张旗鼓搞文字狱，致使天下士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甚至有些谨慎的大臣连字纸都不敢留下，每天焚毁所写文书字迹，一面却是皇帝信誓旦旦地讲从没有因文字而治过谁的罪。当权者的虚伪和欺骗于兹展露无疑。
　　就是乾隆本人，也明白这话靠不住，即如谢济世著书案，他说完“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之后，紧接着就说此事甚有关系，不可置之不问，等于扭捏承认这回其实就是因言治罪。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之后，有人挟私报复，诬告他人诗文悖逆，乾隆还说胡中藻情况特殊，不能因为他写诗获罪就对此案例作无限推广。
　　然而单纯地因思想异端而获罪，并不是清代文字狱的主流。今天我们视为文字狱的大部分案件，在乾隆看来都不属于因文字而生的过犯。他很可能根本不承认清朝有什么文字狱。
　　乾隆有他自己的逻辑：有些案子本身是谋反案，例如最著名的曾静投书案，就是一件鼓动谋反的重案，只是后来牵扯到吕留良，才算跟文字狱搭上边；有人写诗鼓吹反清复明，那是要颠覆现政权，动摇统治基础，也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一类；编纂《四库全书》时爆发大量禁书案，是因为那些书籍威胁到政治和道德秩序，身为一国之君，不得不担负起清除文化垃圾的责任。
　　以今日的眼光，这几类案件对应不同的法律观念，笼统视为文字狱无助于增进对历史的了解。在乾隆看来，不仅这些案例不算“以语言文字罪人”，而且他这样说的时候，暗示着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语言文字”并非不能成为治罪的理由，文人们应该庆幸赶上了如此开明的好皇帝。
　　也许只有传说中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才符合乾隆所理解的“以语言文字罪人”。其中最典型者如编修高启，他因“小犬隔墻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诗句而被杀，此事很能反映帝王喜怒无常、猜疑滥杀的性格。乾隆一向以公平理性自诩，自然要与这位暴君划清界限。
　　乾隆其实希望构造起一种精致的思想控制系统，让天下读书人都逐渐领悟说话的边界和文字的雷区，所以才会在谕旨里不厌其烦地解释定罪缘由。《大清律例》中没有以文字入罪的条款，却有寻章摘句诬告他人应予反坐的规定，也清楚表明当权者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对读书人的政策是规训而不是恐吓。
　　可在非制度化的司法环境下，对于文字危险性的判定完全依赖于皇帝和官员的个人观感，势必造成定案的随意。地方官的贪功冒进、朝臣的打击异己，又往往成为以文字置人死地的推动力，于是在臣民眼中，就成了任意罗织的文字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话，皇帝敢说，天下人却不敢信；文祸的泛滥，所反映的不仅是思想文化的控制，更是帝国政治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