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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际关系研究在一百年的发展演进历程中，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总是无法厘清。本期笔谈继续探讨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实践逻辑、历史社会学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哪些启示？反思“威斯特伐利亚”能否消弭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已久的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历史研究和国际大战略缔造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世界历史中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如何影响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区域史研究在区域研究的理论解构和重构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旨在祛除西方学术界的知识话语霸权、克服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研究领域的故步自封、探寻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国家的外交行为就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受实践逻辑支配。因为决策者们在面对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时，过去的经验/经历往往是行为的最直接参照;因为人们在许多情形下没有进行功利的盘算（结果性逻辑）、规范性思考（适当性逻辑），相互沟通（争辩性逻辑），更多地出于直觉、经验和常识，条件反射地来行事，但并不是实践就没有知识的指导。只不过这种知识不同于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而是一种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实践知识与历史、个人的经历、民族的文化背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直接关系。这样，社会历史结构对这一种知识的形成有着重大作用。
表象知识是观察人类某个领域的实践后，经过抽象概括与归纳得出的、可以表述一般特征的概念和知识。表象知识最通俗并且带有简单化的比喻就是理论知识、基本教义、一般概念，或者中国人常说的书本知识。而实践知识的获取与历史经验相关，它是在过去实践中或通过实践、经验性地习得，或者是难以解释地习得的。因此，过去的社会结构通过决策者的不断学习，在决策者心里所产生的指导后来行为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惯习”（habitus）。惯习是实践逻辑的核心。它是塑造实践的心理体系或结构，即“持久的、可移位的习性体系，（是）预先发挥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作用的有组织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①这就是说，过去的经历形成习性，这种习性中蕴含着各种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影响的历史沉淀，这种沉淀像一定结构一样影响着当下人的实践，使人不知不觉中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某种行为模式。因此，惯习是历史的，体现着通过历史的经历而习得。同时，惯习是由实践知识构成的，因为过去实践养成获得的知识往往在当下不自觉地生成合乎常识的行为。惯习也是关系性的，因为习性体现着主体之间的交往踪迹。施动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过去实践产生的习性必然体现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印迹，社会交往形成的主观结构遇到相同的场景不自觉地作为一个结构发挥作用，这体现着施动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惯习也是有倾向性的，它使人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形成一种行为固定“套路”或模式，好比语言中的语法，同一种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但不会脱离语法。
惯习的历史性、关系性和倾向性都与社会结构密切关联。决策者生活在一个社会之前，既定的社会结构成为决策者获得实践知识和养成惯习的“可能性条件”。关系性是社会结构内在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倾向性是社会结构规定的社会行为框架对决策者产生的行为约束。
由惯习指导下的实践内化了社会结构的各种规范与约束，惯习的倾向性说明，它深受社会结构决定的权力关系、竞争目标和规则的影响，社会结构各种领域的“行为要求”（如功利算计、规范约束和合理性说明），是“外部性的内化（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 No.2（2008）， p.274.事后可以在實践中找到各个社会领域规定的功利、合理或规范的理由。这种内化的东西通过实践体现出来，形成一种“内在的外化”。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p.276.正是这种“外化于心，内化于行”的逻辑使得实践逻辑在“行动”中常常具有优先性，但这种关系又辩证地体现出“实践逻辑与结果逻辑、适当性、争辩逻辑具有互补性”。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p.259.这种优先性与实践知识的来源有着直接关系。实践知识是人们长期在某个领域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的学习与训练而产生惯习。进而，在什么场景中做什么样的条件反射，或者经过长期反复地浸淫于各种场域，其中何时何地规范、合理与功利算计发生作用形成了一种“背景知识”，在遇到相同的场景时，不自觉地指导着人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家庭中，他/她不太会对家人进行功利盘算，而更会不自觉地遵守社会要求的家庭伦理。因此，实践逻辑产生的社会行为体现了一种“内部性的外化和外部性的内化”的辩证关系，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p.276. 正是实践感使得“实践把过去带入当下，把当下带入未来”。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3， No.1（2011）， p.12.
除了惯习外，实践逻辑还与场域有关。场域是由三个维度形成的结构化的一种社会构造：权力关系、争夺的目标和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权力关系是由场域内个体的不平等地位形成的。由于对历史构成的各类资本（如从经济的到社会的再到象征的）的控制决定了权力关系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地位差异。这是一种权力结构。每个场域都是一个社会游戏场.是一个参与者生来就已经存在的游戏场。在其中，角逐者已经有一致认同追求的目标，如政治场域的政治权威、艺术场域的艺术威望、经济场域的经济利益、学术场域的学术声誉，这些构成了场域的竞争目标。这是一种目标结构。而且，每个场域都有一种大家视为当然的游戏规则，即每个参与者按照其位势进行游戏的既定玩法。这种习以为常的规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主要是象征性权力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话语权。它大体上是一种话语结构。 其实，场域就是一种次社会结构，是社会结构在某个领域的反映。这种次结构既是惯习养成的场所，也是惯习发挥作用的场地。个体进入某个社会场域，会依据自己位势的不同，在历史沉淀的惯习指引下，自然地、不加反思地产生符合“常识”的适当行动。这种实践感使其所作所为似乎是切合实际的，即由常识引导的。一个个体在某个领域历练越久，其惯习越深厚，面对某个社会领域（场域）的各种问题时，就会形成路径依赖，不假思索地行动（去做能做的事）。实践感是一种过去在当下的激活，使得施动者在当下本能地做什么，而不必有意识地进行反思或参照书本化的象征知识。或者说，实践感使个体能在特定的场域立足于自己的地位，按规则、务实地做能做的事。研究场域与历史社会学联系甚密，社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来源与特征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内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会发现每个国家在对外行为中都有其特点，在实践过程中彼此存着差异。这与每个国家对外实践的惯习有关，与决定这种实践知识有关，更进一步地还与国家的内部文化以及国家在国际政治场域的位势有关。惯习是由实践知识决定的。正如每个人的禀性不同，因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差异一样。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禀性，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受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制度特性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禀性形成了每个民族独特的实践知识，或者说，实践知识具有地方性（local）特征。这也造成了民族彼此之间行为的差别性。另外，国家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长期位势，也是造成国家行为差别的另一种因素。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位势是形成国家在国际场合中实践特征的外在因素。内在的文化与外在的环境决定着国家外交实践的特征。内在的文化洞悉离不开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外在的场域研究也需要借助历史社会学。
实践逻辑并不意味着实践就是遵循保守的原则，使现状永远延续下去。实践本身具有改造客观与主观世界的功能。实践改造物质世界是一个常识，但是改造主观世界却与惯习有关，因为惯习是可以移位的。随着场域的调整与变化，过去的惯习会随之逐步地调整，最终发生变化，但这种调整与变化是建立在旧惯习的基础之上的。权力格局的变化可以说是场域变化最重要的基础。场域中行为体位势的变化意味着场域中新的主导者可能重新确定场域的规则。在新的权力格局下，新兴力量的出现意味着物质基础的变化，借助物质力量，通过话语实践形成新的行动模式，由此它们告诉人们“这就是事物的新状态”（具体地表述一个新世界）。所以，正是惯习的可移位性是使得惯习顺应外在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改变主观世界的重要原因。实践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重复，而是一种智慧性的反复。实践的反复性形成的模式化一方面是其维持延续性的重要载体，但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会从实践中触发。通过表现的实践是一个过程，而日常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具有实践知识的人会对这种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会不断调整自己，随机应变，适应变化，从而做好自己的工作。其实，稳定是实践的归递性（即人们不断地调动自己应对变化）给人造成的一种幻觉。人们会在随机的“实践表现”中必然产生思考与做事的新方式，在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会是内在固定与稳定的。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18.因此，实践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既维持着延续性也会促进变化。这种变化既能改变物质环境也能改变人们思想中的结构。所以，实践“是一种物质与理念的动态过程，它既能使结构稳定下来或发生演變，又能使施动者再现或改变结构”。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5.
从惯习变化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实践变化的根本原因。具有实践经验的个体可以敏锐地察觉这种变化，自动地适应与调整。历史社会学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工具。
从实践的维度来看，实践知识、惯习、场域及其变化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结构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单一的结构，它强调各具地方性的变化使得结构呈现多样性，以及它对惯习变化的不同历史结构及其变化的重要性。在实践逻辑下的行为体，没有单一的人的本质——工具理性，而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有着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个体。这种个体还具有随机应变的禀赋，并不是旨趣单一的“单向性”个体。立足于实践逻辑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把变化的国际社会结构和国内社会结构统一起来，个体行为的多彩性因此展现出来。
国际关系研究在一百年的发展演进历程中，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总是无法厘清。本期笔谈继续探讨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实践逻辑、历史社会学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哪些启示？反思“威斯特伐利亚”能否消弭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已久的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历史研究和国际大战略缔造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世界历史中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如何影响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区域史研究在区域研究的理论解构和重构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旨在祛除西方学术界的知识话语霸权、克服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研究领域的故步自封、探寻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国家的外交行为就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受实践逻辑支配。因为决策者们在面对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时，过去的经验/经历往往是行为的最直接参照;因为人们在许多情形下没有进行功利的盘算（结果性逻辑）、规范性思考（适当性逻辑），相互沟通（争辩性逻辑），更多地出于直觉、经验和常识，条件反射地来行事，但并不是实践就没有知识的指导。只不过这种知识不同于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而是一种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实践知识与历史、个人的经历、民族的文化背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直接关系。这样，社会历史结构对这一种知识的形成有着重大作用。
表象知识是观察人类某个领域的实践后，经过抽象概括与归纳得出的、可以表述一般特征的概念和知识。表象知识最通俗并且带有简单化的比喻就是理论知识、基本教义、一般概念，或者中国人常说的书本知识。而实践知识的获取与历史经验相关，它是在过去实践中或通过实践、经验性地习得，或者是难以解释地习得的。因此，过去的社会结构通过决策者的不断学习，在决策者心里所产生的指导后来行为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惯习”（habitus）。惯习是实践逻辑的核心。它是塑造实践的心理体系或结构，即“持久的、可移位的习性体系，（是）预先发挥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作用的有组织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①这就是说，过去的经历形成习性，这种习性中蕴含着各种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影响的历史沉淀，这种沉淀像一定结构一样影响着当下人的实践，使人不知不觉中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某种行为模式。因此，惯习是历史的，体现着通过历史的经历而习得。同时，惯习是由实践知识构成的，因为过去实践养成获得的知识往往在当下不自觉地生成合乎常识的行为。惯习也是关系性的，因为习性体现着主体之间的交往踪迹。施动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过去实践产生的习性必然体现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印迹，社会交往形成的主观结构遇到相同的场景不自觉地作为一个结构发挥作用，这体现着施动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惯习也是有倾向性的，它使人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形成一种行为固定“套路”或模式，好比语言中的语法，同一种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但不会脱离语法。
惯习的历史性、关系性和倾向性都与社会结构密切关联。决策者生活在一个社会之前，既定的社会结构成为决策者获得实践知识和养成惯习的“可能性条件”。关系性是社会结构内在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倾向性是社会结构规定的社会行为框架对决策者产生的行为约束。
由惯习指导下的实践内化了社会结构的各种规范与约束，惯习的倾向性说明，它深受社会结构决定的权力关系、竞争目标和规则的影响，社会结构各种领域的“行为要求”（如功利算计、规范约束和合理性说明），是“外部性的内化（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 No.2（2008）， p.274.事后可以在實践中找到各个社会领域规定的功利、合理或规范的理由。这种内化的东西通过实践体现出来，形成一种“内在的外化”。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p.276.正是这种“外化于心，内化于行”的逻辑使得实践逻辑在“行动”中常常具有优先性，但这种关系又辩证地体现出“实践逻辑与结果逻辑、适当性、争辩逻辑具有互补性”。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p.259.这种优先性与实践知识的来源有着直接关系。实践知识是人们长期在某个领域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的学习与训练而产生惯习。进而，在什么场景中做什么样的条件反射，或者经过长期反复地浸淫于各种场域，其中何时何地规范、合理与功利算计发生作用形成了一种“背景知识”，在遇到相同的场景时，不自觉地指导着人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家庭中，他/她不太会对家人进行功利盘算，而更会不自觉地遵守社会要求的家庭伦理。因此，实践逻辑产生的社会行为体现了一种“内部性的外化和外部性的内化”的辩证关系，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p.276. 正是实践感使得“实践把过去带入当下，把当下带入未来”。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3， No.1（2011）， p.12.
除了惯习外，实践逻辑还与场域有关。场域是由三个维度形成的结构化的一种社会构造：权力关系、争夺的目标和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权力关系是由场域内个体的不平等地位形成的。由于对历史构成的各类资本（如从经济的到社会的再到象征的）的控制决定了权力关系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地位差异。这是一种权力结构。每个场域都是一个社会游戏场.是一个参与者生来就已经存在的游戏场。在其中，角逐者已经有一致认同追求的目标，如政治场域的政治权威、艺术场域的艺术威望、经济场域的经济利益、学术场域的学术声誉，这些构成了场域的竞争目标。这是一种目标结构。而且，每个场域都有一种大家视为当然的游戏规则，即每个参与者按照其位势进行游戏的既定玩法。这种习以为常的规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主要是象征性权力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话语权。它大体上是一种话语结构。 其实，场域就是一种次社会结构，是社会结构在某个领域的反映。这种次结构既是惯习养成的场所，也是惯习发挥作用的场地。个体进入某个社会场域，会依据自己位势的不同，在历史沉淀的惯习指引下，自然地、不加反思地产生符合“常识”的适当行动。这种实践感使其所作所为似乎是切合实际的，即由常识引导的。一个个体在某个领域历练越久，其惯习越深厚，面对某个社会领域（场域）的各种问题时，就会形成路径依赖，不假思索地行动（去做能做的事）。实践感是一种过去在当下的激活，使得施动者在当下本能地做什么，而不必有意识地进行反思或参照书本化的象征知识。或者说，实践感使个体能在特定的场域立足于自己的地位，按规则、务实地做能做的事。研究场域与历史社会学联系甚密，社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来源与特征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内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会发现每个国家在对外行为中都有其特点，在实践过程中彼此存着差异。这与每个国家对外实践的惯习有关，与决定这种实践知识有关，更进一步地还与国家的内部文化以及国家在国际政治场域的位势有关。惯习是由实践知识决定的。正如每个人的禀性不同，因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差异一样。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禀性，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受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制度特性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禀性形成了每个民族独特的实践知识，或者说，实践知识具有地方性（local）特征。这也造成了民族彼此之间行为的差别性。另外，国家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长期位势，也是造成国家行为差别的另一种因素。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位势是形成国家在国际场合中实践特征的外在因素。内在的文化与外在的环境决定着国家外交实践的特征。内在的文化洞悉离不开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外在的场域研究也需要借助历史社会学。
实践逻辑并不意味着实践就是遵循保守的原则，使现状永远延续下去。实践本身具有改造客观与主观世界的功能。实践改造物质世界是一个常识，但是改造主观世界却与惯习有关，因为惯习是可以移位的。随着场域的调整与变化，过去的惯习会随之逐步地调整，最终发生变化，但这种调整与变化是建立在旧惯习的基础之上的。权力格局的变化可以说是场域变化最重要的基础。场域中行为体位势的变化意味着场域中新的主导者可能重新确定场域的规则。在新的权力格局下，新兴力量的出现意味着物质基础的变化，借助物质力量，通过话语实践形成新的行动模式，由此它们告诉人们“这就是事物的新状态”（具体地表述一个新世界）。所以，正是惯习的可移位性是使得惯习顺应外在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改变主观世界的重要原因。实践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重复，而是一种智慧性的反复。实践的反复性形成的模式化一方面是其维持延续性的重要载体，但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会从实践中触发。通过表现的实践是一个过程，而日常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具有实践知识的人会对这种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会不断调整自己，随机应变，适应变化，从而做好自己的工作。其实，稳定是实践的归递性（即人们不断地调动自己应对变化）给人造成的一种幻觉。人们会在随机的“实践表现”中必然产生思考与做事的新方式，在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会是内在固定与稳定的。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18.因此，实践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既维持着延续性也会促进变化。这种变化既能改变物质环境也能改变人们思想中的结构。所以，实践“是一种物质与理念的动态过程，它既能使结构稳定下来或发生演變，又能使施动者再现或改变结构”。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5.
从惯习变化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实践变化的根本原因。具有实践经验的个体可以敏锐地察觉这种变化，自动地适应与调整。历史社会学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工具。
从实践的维度来看，实践知识、惯习、场域及其变化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结构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单一的结构，它强调各具地方性的变化使得结构呈现多样性，以及它对惯习变化的不同历史结构及其变化的重要性。在实践逻辑下的行为体，没有单一的人的本质——工具理性，而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有着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个体。这种个体还具有随机应变的禀赋，并不是旨趣单一的“单向性”个体。立足于实践逻辑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把变化的国际社会结构和国内社会结构统一起来，个体行为的多彩性因此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