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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雅明的众多编纂类作品构成了他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拾荒人的身份，表现了他独特的微观史态度。作为此类作品之典范的《德意志人》活现了18-19世纪百年间德国中产阶级的伟大代表的精神和心灵，通过对真实人物身上的人性与诗性的重审，回应了时代中的政治狂热主义与文化中的现代性浪潮。
关键词：本雅明；德意志人；人性；现代性
作者简介：王广州，男，江苏东海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為美学与文艺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2
尽管本雅明成为中文世界的一个显学已廿年有余，主要的代表性作品都已汉化，但他的《德意志人》之移译为中文却不过两年之暂。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德意志人》仅仅是本雅明的编纂作品而非完全的原创作品。事实上，在本雅明的众多编纂类作品构成了他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个隐秘面向，表现了他独特的微观史态度，成就了他历史拾荒人的身份。这类作品包括《法兰克福儿童歌谣集》、《1800～1900年亲如手足的德国》、《文化奇谈》、《康德不为人知的逸事》、《从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1789年的德意志人》等等，而《德意志人》只是其中的一部而已。
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本雅明在《法兰克福报》上匿名发表了系列书信点评，后于1936年首次在瑞士结集出版，即《德意志人》，作者化名为“德特雷夫·霍尔茨”。本雅明搜集并点评了1783至1883百年之间德意志文化界人物的25封书信，按时序排列。本雅明所选择的何以是这一百年间的书信？这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有所寄托的。此这一百年间，踵续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欧洲与德国逐步进入了“盛现代性”时期，制度文明与器物文明方兴未艾。本雅明认为大约在这一百年的中期阶段，资产阶级最终在历史上取得了自己的重要地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却“伴随着经济繁荣期不光彩地走向了终结”，这一“终结”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的：“资产阶级只是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保住他们曾用来占据这些地位的精神。”（《德意志人》中译本，前言第2页，以下只注页码。）本雅明重新搜寻和打量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这些书信，就是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钩沉这种已经失落的精神，也就是从精神的角度重绘这段历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信史”：既是一种表现于书信中的历史，也因此是一种坚实可信的历史。这个“信史”完全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心灵的“源源不断的、来自一种直至生命边缘之完美体验的倾吐”（第21页）所构成，所以它实质上乃是那个时代的“心史”，或即精神史。
本雅明在《德意志人》中念兹在兹的这种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本雅明在《法兰克福报》的《书信》系列前言中所谓的“德意志人文主义”，或者是他在1932年1月的电台讲演《沿着旧书信的痕迹》中所谓的“人性之物”。例如本雅明在评点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的书信时认为他的文字“比弗里德里希的武装力量更加纯粹、更人性地展现了普鲁士精神”；（第2页，据原文有改动）在评点约翰·威廉·里特尔的书信时称赞道，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的“里特尔的人性立场……不可能更为高尚雅致，同时与现实更为生疏。”（第72页）同样，在评点康德弟弟的那封信时，本雅明首先将笔触拉远，伸进了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极其简朴的房间里，在引用了一大段左拉式的对这房间的描写后，本雅明深沉而有力地断言：“毫无疑问，这里充满了真正的人性。”（第10页）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本雅明还是将这房间的这种简朴无华视为“人性的条件与界限”，提醒人们说“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但无论如何本雅明坚持认为“这种稀少且受限的存在与真正的人性之间的彼此依赖在哪个地方都不比在康德那里显露得更为明确”。（第10-12页）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对欧洲人来说并非新事；而自德国古典哲学时代以来，普遍人性对德国人来说亦非罕物。但是人文主义和普遍人性这些早已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下遭到解构的宏大叙事，在那个资产阶级冉冉升起的历史时期里确实曾经是引导文化前进的启明星，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本雅明将它们与那些书信的当事人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们就显得具体而真实、可感而动人起来。从这25封信中略略举隅，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述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与人性的具体表征与要素。例如在评点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的信时，本雅明说，“人们定然可以在索伊默那里很好地看到‘正直之人’是怎样理解十八世纪的。”（第41页）同时，正直的主题还见于康德弟弟与里特尔等人的多封书信中。德国外科医生、器官移植和整形外科的开创者约翰·弗里德里希·迪芬巴赫在回绝人们要为他举行获得博士学位25周年庆典时所写的一封信中，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淡泊与对宁静的向往，本雅明称之为“真正的谦虚”与对生命的“忠诚”，“这种谦虚不是在人前的恭顺，而是要求匿名”，“那种忠诚令这位积极工作的人如此笨拙地对待庆祝活动。”（第170-171页）有机化学之父尤斯图斯·李比希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与湿度计的内核有共同的特点，它必须根据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湿度延长或缩短自己”，“我曾希望自己是一种能够膨胀至无限的气体，那么此刻我会满足于有限，让自己只膨胀至埃尔兰根，在那里作为空气将你包围起来”。（第116、119页）所以本雅明认为在以李比希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身上，“哲理和诗意都尚未从眼界中消失殆尽，即使……这两者大多只是在薄雾背后招手示意，如幽灵般而来。”（第115页）如此这般，《德意志人》中的几乎每一封信都包含着某种或此或彼的人文精神或人性品质，它们都深深刻在一个个鲜活的血肉之躯中。如果我们将它们呈现为一个直观的谱系的话，我们会看到除了上述的正直、谦虚、忠诚、哲理、诗意之外，还包括：高尚，雅致，友谊，尊严，反省，勤勉，善良，敏感，镇静，博学，爱，责任等等。
当然，有深刻洞察力的本雅明绝不会忽略人性之恶。不过，他仍然是从这些“德意志人”对人性之恶的自觉意识、警醒与抵制的角度选择了几封书信的。在具体评论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的书信之前，本雅明从关于他的一个墓碑的传闻谈起：即裴斯泰洛齐希望自己的墓地只要一块粗糙的荒野乱石就足够了，再无他需。据此，本雅明说“裴斯泰洛齐并不愿使自然变得更好，而是以人类的名义要求它静止不动”，进而点明了裴斯泰洛齐的那封信的原本意图，即“制止人类名义下的狂热”。（第32页）本雅明意识到人类的这种狂热对于社会与人类自身之危害远大于对自然的危害，大概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书中选了格奥尔格·福斯特的那封信的原因，后者在信中论及1793年法国革命时如此寫到：“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而只会使“一切都处于极端中”。（第26页）同样，这也是本雅明之所以在评论李比希的书信时轻描淡写而又意味深长地提及李比希反对“沙文主义”的原因。（第115页）因为沙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某个特定对象或信念的狂热。
至此，我们可以从本雅明《德意志人》的“一般情况”谈到它的“特殊情境”，或说是从它的内容谈到它的寄托了。尽管《书信》系列早在1931年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而且几乎是出于一种“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或“一种情绪”，（引言第8页）但是当1936年《德意志人》首次出版之时，正值德国纳粹开始甚嚣尘上，兴风作浪。具有先知般洞察之力和圣徒般忧患之心的本雅明自然对此耿耿于怀，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种政治和种族狂热会给德国或欧洲的现状带来怎样的创伤，更担心的是二三百年来近代德国苦心经营起来的德意志人文主义精神可能会毁于一旦。但是在彼时严苛的言论环境和书刊检查制度下，本雅明只能以编代著，对这些书信评点系列结集出版。这实在是曲尽用心：本雅明希望借助出版这些“德国中产阶级伟大的典型人物”（第171页）的书信，通过重申德国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正统，试图矫正当时的政治狂潮，向世人展示真正的“德意志人”的形象。
书信俱在，其义自见。选择者的眼光与标准已经表明了其立场与旨趣。本雅明并不是一位纯粹的钻故纸堆的史家，他之所以“整理国故”，“其命”既在存史，亦在资鉴。通过展示书信中这25个“优美灵魂”（在与黑格尔相反的意义上），本雅明并不是要使我们最终仅仅“知道”那些看起来空洞普泛的人性概念，而是要同时使我们通过这些书信重回现场，与那些人物一起去“感受”它们。本雅明是要首先使它们成为我们的经验，然后才是知识；是要使它们首先成为我们的历史，然后才是我们的哲学。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范丁梁译.《德意志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关键词：本雅明；德意志人；人性；现代性
作者简介：王广州，男，江苏东海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為美学与文艺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2
尽管本雅明成为中文世界的一个显学已廿年有余，主要的代表性作品都已汉化，但他的《德意志人》之移译为中文却不过两年之暂。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德意志人》仅仅是本雅明的编纂作品而非完全的原创作品。事实上，在本雅明的众多编纂类作品构成了他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个隐秘面向，表现了他独特的微观史态度，成就了他历史拾荒人的身份。这类作品包括《法兰克福儿童歌谣集》、《1800～1900年亲如手足的德国》、《文化奇谈》、《康德不为人知的逸事》、《从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1789年的德意志人》等等，而《德意志人》只是其中的一部而已。
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本雅明在《法兰克福报》上匿名发表了系列书信点评，后于1936年首次在瑞士结集出版，即《德意志人》，作者化名为“德特雷夫·霍尔茨”。本雅明搜集并点评了1783至1883百年之间德意志文化界人物的25封书信，按时序排列。本雅明所选择的何以是这一百年间的书信？这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有所寄托的。此这一百年间，踵续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欧洲与德国逐步进入了“盛现代性”时期，制度文明与器物文明方兴未艾。本雅明认为大约在这一百年的中期阶段，资产阶级最终在历史上取得了自己的重要地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却“伴随着经济繁荣期不光彩地走向了终结”，这一“终结”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的：“资产阶级只是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保住他们曾用来占据这些地位的精神。”（《德意志人》中译本，前言第2页，以下只注页码。）本雅明重新搜寻和打量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这些书信，就是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钩沉这种已经失落的精神，也就是从精神的角度重绘这段历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信史”：既是一种表现于书信中的历史，也因此是一种坚实可信的历史。这个“信史”完全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心灵的“源源不断的、来自一种直至生命边缘之完美体验的倾吐”（第21页）所构成，所以它实质上乃是那个时代的“心史”，或即精神史。
本雅明在《德意志人》中念兹在兹的这种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本雅明在《法兰克福报》的《书信》系列前言中所谓的“德意志人文主义”，或者是他在1932年1月的电台讲演《沿着旧书信的痕迹》中所谓的“人性之物”。例如本雅明在评点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的书信时认为他的文字“比弗里德里希的武装力量更加纯粹、更人性地展现了普鲁士精神”；（第2页，据原文有改动）在评点约翰·威廉·里特尔的书信时称赞道，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的“里特尔的人性立场……不可能更为高尚雅致，同时与现实更为生疏。”（第72页）同样，在评点康德弟弟的那封信时，本雅明首先将笔触拉远，伸进了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极其简朴的房间里，在引用了一大段左拉式的对这房间的描写后，本雅明深沉而有力地断言：“毫无疑问，这里充满了真正的人性。”（第10页）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本雅明还是将这房间的这种简朴无华视为“人性的条件与界限”，提醒人们说“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但无论如何本雅明坚持认为“这种稀少且受限的存在与真正的人性之间的彼此依赖在哪个地方都不比在康德那里显露得更为明确”。（第10-12页）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对欧洲人来说并非新事；而自德国古典哲学时代以来，普遍人性对德国人来说亦非罕物。但是人文主义和普遍人性这些早已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下遭到解构的宏大叙事，在那个资产阶级冉冉升起的历史时期里确实曾经是引导文化前进的启明星，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本雅明将它们与那些书信的当事人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们就显得具体而真实、可感而动人起来。从这25封信中略略举隅，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述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与人性的具体表征与要素。例如在评点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的信时，本雅明说，“人们定然可以在索伊默那里很好地看到‘正直之人’是怎样理解十八世纪的。”（第41页）同时，正直的主题还见于康德弟弟与里特尔等人的多封书信中。德国外科医生、器官移植和整形外科的开创者约翰·弗里德里希·迪芬巴赫在回绝人们要为他举行获得博士学位25周年庆典时所写的一封信中，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淡泊与对宁静的向往，本雅明称之为“真正的谦虚”与对生命的“忠诚”，“这种谦虚不是在人前的恭顺，而是要求匿名”，“那种忠诚令这位积极工作的人如此笨拙地对待庆祝活动。”（第170-171页）有机化学之父尤斯图斯·李比希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与湿度计的内核有共同的特点，它必须根据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湿度延长或缩短自己”，“我曾希望自己是一种能够膨胀至无限的气体，那么此刻我会满足于有限，让自己只膨胀至埃尔兰根，在那里作为空气将你包围起来”。（第116、119页）所以本雅明认为在以李比希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身上，“哲理和诗意都尚未从眼界中消失殆尽，即使……这两者大多只是在薄雾背后招手示意，如幽灵般而来。”（第115页）如此这般，《德意志人》中的几乎每一封信都包含着某种或此或彼的人文精神或人性品质，它们都深深刻在一个个鲜活的血肉之躯中。如果我们将它们呈现为一个直观的谱系的话，我们会看到除了上述的正直、谦虚、忠诚、哲理、诗意之外，还包括：高尚，雅致，友谊，尊严，反省，勤勉，善良，敏感，镇静，博学，爱，责任等等。
当然，有深刻洞察力的本雅明绝不会忽略人性之恶。不过，他仍然是从这些“德意志人”对人性之恶的自觉意识、警醒与抵制的角度选择了几封书信的。在具体评论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的书信之前，本雅明从关于他的一个墓碑的传闻谈起：即裴斯泰洛齐希望自己的墓地只要一块粗糙的荒野乱石就足够了，再无他需。据此，本雅明说“裴斯泰洛齐并不愿使自然变得更好，而是以人类的名义要求它静止不动”，进而点明了裴斯泰洛齐的那封信的原本意图，即“制止人类名义下的狂热”。（第32页）本雅明意识到人类的这种狂热对于社会与人类自身之危害远大于对自然的危害，大概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书中选了格奥尔格·福斯特的那封信的原因，后者在信中论及1793年法国革命时如此寫到：“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而只会使“一切都处于极端中”。（第26页）同样，这也是本雅明之所以在评论李比希的书信时轻描淡写而又意味深长地提及李比希反对“沙文主义”的原因。（第115页）因为沙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某个特定对象或信念的狂热。
至此，我们可以从本雅明《德意志人》的“一般情况”谈到它的“特殊情境”，或说是从它的内容谈到它的寄托了。尽管《书信》系列早在1931年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而且几乎是出于一种“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或“一种情绪”，（引言第8页）但是当1936年《德意志人》首次出版之时，正值德国纳粹开始甚嚣尘上，兴风作浪。具有先知般洞察之力和圣徒般忧患之心的本雅明自然对此耿耿于怀，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种政治和种族狂热会给德国或欧洲的现状带来怎样的创伤，更担心的是二三百年来近代德国苦心经营起来的德意志人文主义精神可能会毁于一旦。但是在彼时严苛的言论环境和书刊检查制度下，本雅明只能以编代著，对这些书信评点系列结集出版。这实在是曲尽用心：本雅明希望借助出版这些“德国中产阶级伟大的典型人物”（第171页）的书信，通过重申德国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正统，试图矫正当时的政治狂潮，向世人展示真正的“德意志人”的形象。
书信俱在，其义自见。选择者的眼光与标准已经表明了其立场与旨趣。本雅明并不是一位纯粹的钻故纸堆的史家，他之所以“整理国故”，“其命”既在存史，亦在资鉴。通过展示书信中这25个“优美灵魂”（在与黑格尔相反的意义上），本雅明并不是要使我们最终仅仅“知道”那些看起来空洞普泛的人性概念，而是要同时使我们通过这些书信重回现场，与那些人物一起去“感受”它们。本雅明是要首先使它们成为我们的经验，然后才是知识；是要使它们首先成为我们的历史，然后才是我们的哲学。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范丁梁译.《德意志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