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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长期以来，我们党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我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广东省委对在广东的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和证明。建国初期，广东省聚集了大批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就是其典型代表，对他的统战工作更是反映了广东省委始终贯彻执行党关于“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的统战工作原则，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先锋和桥梁作用，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认真研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对于搞好新时期新阶段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建国头七年，即1949年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我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实行了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10月到1955年底，党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主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从巩固新政权和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出发，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采取了这一政策，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政策偏重于“教育”和“改造”。1956年开始，这一政策还在延续，但是出现了某些方面的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1956年1月14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以知识分子问题为主题的全国性大型会议。会议主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并首次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会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要求克服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评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广大知识分子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周恩来的报告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对陈寅恪的统战工作
陈寅恪先生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学贯中西，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解放前夕，他到广州，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学术研究同政治分开，做学问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于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杰出而特殊的人，我们该怎么对待他呢？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一个执政党应有的气质和度量，为我们的统战工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给予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和政策上的保护。
1、政治上的信任：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陈寅恪在给《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提了两个的条件：即，允许整个历史研究所都不信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希望毛泽东和刘少奇能为其出证明书，以作为挡箭牌。为什么陈寅恪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呢？因为在当时，党和政府通过组织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使其与资产阶级学术彻底决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科学院也不例外。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所长会议决定社会科学类的4个研究所（历史、语言、经济、考古）每天用2个小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占工作时间1/4。这是与陈寅恪所坚持的治学精神是相悖的，所以最后陈寅恪以贪恋广州暖和，又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荐陈垣代他。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再向陈寅恪发一书函，仍然希望陈寅恪能出任中古史正所长一职。中国科学院为何一再钟情于陈寅恪呢？竺可桢在院务常委会召开前两天（即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科学院在政务院作报告”，“周总理总结论：……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寥寥几个字，却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对陈寅恪的关心与厚爱。
1954年，中国科学院酝酿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出现了陈寅恪能不能被提名为学部委员的问题。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就学术成就来看，陈寅恪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权威，不选进学部委员不行；但是，他又一再申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当时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来看，陈寅恪在这一方面并不具备当选学部委员的资格。学部委员就相当于现在的院士，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一般为终身荣誉，授予陈寅恪这样的头衔，是事关树立什么样的人为榜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最后只得向毛泽东请示，不想毛泽东明确表示：“要选上。”结果，陈寅恪当上了学部委员。陈寅恪的当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家气度以及党和领导人在政治上对陈寅恪的信任。
2、政策上的保护。在“人人要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期，陈寅恪却是一个例外。他可以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参加政治学习。除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双目失明之外，跟政府和学校的特殊保护是分不开的。中山大学主管政治运动的一位领导，曾在公共场合嘲笑陈寅恪，点名批评陈寅恪思想的腐朽，并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结果，广东省委把这位领导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并对他作出了处分决定，其中一点是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态度粗暴，严重影响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陈寅恪能安全度过历次政治运动，这跟党和政府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二）学术上的鼓励。
知识是知识分子的基础条件，没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称谓就失去了依托。我们欣赏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更敬重的是他的学问。栖息岭南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脚步。自1949年至1952年，他在《岭南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白居易、元稹的一系列论文。《中山大学学报》专为陈寅恪等人设了一个“特级稿费”制度，每千字稿费可达20元，而一般的稿费千字12元。按照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他不会为了稿费而写稿。但是学校的这一规定，反映出学校对先生学术研究的肯定，也是对其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此外，在为先生配备合适的助手方面，学校也是颇费心思。陈寅恪刚到广州时，黄如文协助陈寅恪工作，后程曦接替黄如文的工作，1951年，程曦因故离职，乃由夫人唐筼亲自协助陈寅恪工作。黄萱于1952年11月应邀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在长达十余年的助手工作期间，黄萱为他查书、诵读、笔录、复校，勤勤恳恳，可以说，她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盏灯。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他就是对古籍了如指掌、有“一口准”美誉的周连宽。周连宽1949年受聘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自1954年起，就专心为陈寅恪搜寻资料，他把一个学人最宝贵的十年奉献给了陈寅恪。正是在这个时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用口述的方式，请助手记录完成了《论再生缘》以及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令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的事情——为了繁荣文学艺术，推进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1956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自然也包括陈寅恪在内。今天我们看到，学术研究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当然，人们可以引导和干预，但是总的趋势是客观的。所以，现在要很坚决地贯彻这个方针。
（三）生活上的照顾。
优裕的生活条件是陈寅恪先生在晚年取得重要成就的最基本条件。在当时，陈寅恪在生活上受到了各种优待。
第一是学校的具体照顾。陈寅恪先生在学校中生活和学习，所以来自学校方面的照顾是最直接的。当时历史系里的青年教授和学生开玩笑时会用“三八一高地”来称呼陈寅恪。因为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12.5元，而陈老的每月工资是381元，这种差距可想而知。学校专门订了一条规定，凡是陈寅恪、姜立夫两人需要用车，随时可调学校的小汽车。陈老喜欢看京剧，学校就派小车送他到城里去看戏。有的时候，也会请广州京剧团的演员来家里唱给陈老听。学校的这些措施，给陈寅恪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第二是来自地方政府的照顾。中南局书记陶铸很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敬重陈寅恪，在生活上嘱人照顾他。一是让他享受特殊供应。五六十年代，中国物资匮乏，收音机是一种奢侈品，当陶铸得知陈寅恪爱听京剧与昆曲后，特地给他配备了一台收音机。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陶铸号召“干部队伍三年不吃肉”，但对知识分子尤其照顾，而对陈寅恪先生更是特别关照，后勤的校工会定期将鱼肉鸡蛋等副食品送到陈老家。二是在医疗上也有特别的照顾。50年代，岭南大学医学院数名一流的专家、教授，定期上门为陈寅恪做身体检查。一些进口或者贵重的药品直接从省里批下来送到陈老家里。在1966年8月之前，多数药品是由政府负担的。1962年，陈寅恪在家中洗漱时突然滑倒在浴盆里，折断了右腿股骨，被送到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学院的名医与名教授一齐汇集病床前会诊。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携一大篮新鲜荔枝前来探访，并要求各科医生将自己的诊断与治疗方案写成报告，从中研究出最好的医治方案。医院拟定治疗方案后，“送交国务院，由周总理裁定”。而后，由广东省委文教部正式行文，批准二附院提出的“用物理功能治疗方案”。陈寅恪摔断腿后，长期卧病榻，需有人搀扶才能单腿站立几分钟。陶铸得知后，特别指示派三名护士轮流照料，并送了一台电唱机聊供其遣送寂寥，还批准每月特别供应他紧缺的副食品。陈寅恪先生所受到的这些特殊待遇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议论和不理解。当着这些提出不满意见的人，陶铸说：“你若像陈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第三是中央高层频访。1956年10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偕夫人张茜在广东省省长陶铸及广州市长朱光等的陪同下参观中山大学。陈毅夫妇特别到中大宿舍看望陈寅恪夫妇。陈毅很详细地询问了陈寅恪生活与工作的情况，陈寅恪一一作答。陈毅并不与陈寅恪谈政治，而是谈起了《世说新语》一书以及魏晋士人清谈与风骨的话题。这给陈寅恪留下来很深的印象。陈寅恪感慨地说：“没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1956年10月20日的《中山大学周报》报道，陈寅恪“对党和政府几年来所给他的各方面的关怀与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经验和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出现新的特点，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典型经验的总结，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好知识分子政策。
第一，对知识分子要有真正的尊重和信任。缺乏信任是做好统战工作最大的障碍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普遍的相互不信任现象，这极大地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挫伤他们建设的积极性，不仅不利于统战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要让知识分子有自己充分的话语权。统战工作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双方的有效互动。同样，它也不是党对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知识分子不是被动地作为统战对象，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并且能有力地发出这种声音。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以及他们自身具有的批判精神，使得他们比普通人更能犀利地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和意见都可以成为政府工作的参考。所以，党和政府应该为其提供能够说话、敢于说实话的自由的社会环境，做工作的时候，彼此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而这种理解和沟通不是形式上的，口头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地坐下来，坦诚地交谈。
第二，要高度关注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握好，什么才是他们最需要的，急他们之所急。比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是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就要侧重于解决经济待遇问题，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
第三，统战工作要可持续。团结知识分子，就是要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的个人才能，使他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陈寅恪其实并没有留下真正的传人，即使是有资质的学生，最终也没有成正果。黄萱作为陈寅恪的助手十几年，应该最了解先生治学方法，是最有可能得先生真传的。1968年，黄萱来中大看望老师和师母，老师希望黄能在他身后写篇论师研究方法的文章。“记得那是在寅师和师母未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之前，我到东南区去拜望他们两位，寅师对我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才对。我认为自己是在没有能力，又认为对一位高龄的老师答应下来的事，将来若做不到，是欺骗行为。那时期的环境又不能再如以往，可在他的口授下笔录，只好很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 岭南大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为陈寅恪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却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学跟随文化大师承袭学问与学业，这是历史一个深深的遗憾。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建国头七年，即1949年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我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实行了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10月到1955年底，党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主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从巩固新政权和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出发，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采取了这一政策，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政策偏重于“教育”和“改造”。1956年开始，这一政策还在延续，但是出现了某些方面的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1956年1月14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以知识分子问题为主题的全国性大型会议。会议主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并首次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会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要求克服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评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广大知识分子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周恩来的报告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对陈寅恪的统战工作
陈寅恪先生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学贯中西，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解放前夕，他到广州，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学术研究同政治分开，做学问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于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杰出而特殊的人，我们该怎么对待他呢？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一个执政党应有的气质和度量，为我们的统战工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给予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和政策上的保护。
1、政治上的信任：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陈寅恪在给《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提了两个的条件：即，允许整个历史研究所都不信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希望毛泽东和刘少奇能为其出证明书，以作为挡箭牌。为什么陈寅恪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呢？因为在当时，党和政府通过组织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使其与资产阶级学术彻底决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科学院也不例外。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所长会议决定社会科学类的4个研究所（历史、语言、经济、考古）每天用2个小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占工作时间1/4。这是与陈寅恪所坚持的治学精神是相悖的，所以最后陈寅恪以贪恋广州暖和，又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荐陈垣代他。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再向陈寅恪发一书函，仍然希望陈寅恪能出任中古史正所长一职。中国科学院为何一再钟情于陈寅恪呢？竺可桢在院务常委会召开前两天（即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科学院在政务院作报告”，“周总理总结论：……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寥寥几个字，却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对陈寅恪的关心与厚爱。
1954年，中国科学院酝酿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出现了陈寅恪能不能被提名为学部委员的问题。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就学术成就来看，陈寅恪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权威，不选进学部委员不行；但是，他又一再申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当时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来看，陈寅恪在这一方面并不具备当选学部委员的资格。学部委员就相当于现在的院士，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一般为终身荣誉，授予陈寅恪这样的头衔，是事关树立什么样的人为榜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最后只得向毛泽东请示，不想毛泽东明确表示：“要选上。”结果，陈寅恪当上了学部委员。陈寅恪的当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家气度以及党和领导人在政治上对陈寅恪的信任。
2、政策上的保护。在“人人要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期，陈寅恪却是一个例外。他可以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参加政治学习。除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双目失明之外，跟政府和学校的特殊保护是分不开的。中山大学主管政治运动的一位领导，曾在公共场合嘲笑陈寅恪，点名批评陈寅恪思想的腐朽，并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结果，广东省委把这位领导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并对他作出了处分决定，其中一点是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态度粗暴，严重影响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陈寅恪能安全度过历次政治运动，这跟党和政府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二）学术上的鼓励。
知识是知识分子的基础条件，没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称谓就失去了依托。我们欣赏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更敬重的是他的学问。栖息岭南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脚步。自1949年至1952年，他在《岭南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白居易、元稹的一系列论文。《中山大学学报》专为陈寅恪等人设了一个“特级稿费”制度，每千字稿费可达20元，而一般的稿费千字12元。按照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他不会为了稿费而写稿。但是学校的这一规定，反映出学校对先生学术研究的肯定，也是对其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此外，在为先生配备合适的助手方面，学校也是颇费心思。陈寅恪刚到广州时，黄如文协助陈寅恪工作，后程曦接替黄如文的工作，1951年，程曦因故离职，乃由夫人唐筼亲自协助陈寅恪工作。黄萱于1952年11月应邀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在长达十余年的助手工作期间，黄萱为他查书、诵读、笔录、复校，勤勤恳恳，可以说，她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盏灯。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他就是对古籍了如指掌、有“一口准”美誉的周连宽。周连宽1949年受聘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自1954年起，就专心为陈寅恪搜寻资料，他把一个学人最宝贵的十年奉献给了陈寅恪。正是在这个时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用口述的方式，请助手记录完成了《论再生缘》以及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令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的事情——为了繁荣文学艺术，推进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1956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自然也包括陈寅恪在内。今天我们看到，学术研究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当然，人们可以引导和干预，但是总的趋势是客观的。所以，现在要很坚决地贯彻这个方针。
（三）生活上的照顾。
优裕的生活条件是陈寅恪先生在晚年取得重要成就的最基本条件。在当时，陈寅恪在生活上受到了各种优待。
第一是学校的具体照顾。陈寅恪先生在学校中生活和学习，所以来自学校方面的照顾是最直接的。当时历史系里的青年教授和学生开玩笑时会用“三八一高地”来称呼陈寅恪。因为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12.5元，而陈老的每月工资是381元，这种差距可想而知。学校专门订了一条规定，凡是陈寅恪、姜立夫两人需要用车，随时可调学校的小汽车。陈老喜欢看京剧，学校就派小车送他到城里去看戏。有的时候，也会请广州京剧团的演员来家里唱给陈老听。学校的这些措施，给陈寅恪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第二是来自地方政府的照顾。中南局书记陶铸很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敬重陈寅恪，在生活上嘱人照顾他。一是让他享受特殊供应。五六十年代，中国物资匮乏，收音机是一种奢侈品，当陶铸得知陈寅恪爱听京剧与昆曲后，特地给他配备了一台收音机。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陶铸号召“干部队伍三年不吃肉”，但对知识分子尤其照顾，而对陈寅恪先生更是特别关照，后勤的校工会定期将鱼肉鸡蛋等副食品送到陈老家。二是在医疗上也有特别的照顾。50年代，岭南大学医学院数名一流的专家、教授，定期上门为陈寅恪做身体检查。一些进口或者贵重的药品直接从省里批下来送到陈老家里。在1966年8月之前，多数药品是由政府负担的。1962年，陈寅恪在家中洗漱时突然滑倒在浴盆里，折断了右腿股骨，被送到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学院的名医与名教授一齐汇集病床前会诊。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携一大篮新鲜荔枝前来探访，并要求各科医生将自己的诊断与治疗方案写成报告，从中研究出最好的医治方案。医院拟定治疗方案后，“送交国务院，由周总理裁定”。而后，由广东省委文教部正式行文，批准二附院提出的“用物理功能治疗方案”。陈寅恪摔断腿后，长期卧病榻，需有人搀扶才能单腿站立几分钟。陶铸得知后，特别指示派三名护士轮流照料，并送了一台电唱机聊供其遣送寂寥，还批准每月特别供应他紧缺的副食品。陈寅恪先生所受到的这些特殊待遇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议论和不理解。当着这些提出不满意见的人，陶铸说：“你若像陈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第三是中央高层频访。1956年10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偕夫人张茜在广东省省长陶铸及广州市长朱光等的陪同下参观中山大学。陈毅夫妇特别到中大宿舍看望陈寅恪夫妇。陈毅很详细地询问了陈寅恪生活与工作的情况，陈寅恪一一作答。陈毅并不与陈寅恪谈政治，而是谈起了《世说新语》一书以及魏晋士人清谈与风骨的话题。这给陈寅恪留下来很深的印象。陈寅恪感慨地说：“没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1956年10月20日的《中山大学周报》报道，陈寅恪“对党和政府几年来所给他的各方面的关怀与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经验和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出现新的特点，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典型经验的总结，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好知识分子政策。
第一，对知识分子要有真正的尊重和信任。缺乏信任是做好统战工作最大的障碍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普遍的相互不信任现象，这极大地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挫伤他们建设的积极性，不仅不利于统战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要让知识分子有自己充分的话语权。统战工作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双方的有效互动。同样，它也不是党对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知识分子不是被动地作为统战对象，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并且能有力地发出这种声音。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以及他们自身具有的批判精神，使得他们比普通人更能犀利地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和意见都可以成为政府工作的参考。所以，党和政府应该为其提供能够说话、敢于说实话的自由的社会环境，做工作的时候，彼此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而这种理解和沟通不是形式上的，口头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地坐下来，坦诚地交谈。
第二，要高度关注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握好，什么才是他们最需要的，急他们之所急。比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是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就要侧重于解决经济待遇问题，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
第三，统战工作要可持续。团结知识分子，就是要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的个人才能，使他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陈寅恪其实并没有留下真正的传人，即使是有资质的学生，最终也没有成正果。黄萱作为陈寅恪的助手十几年，应该最了解先生治学方法，是最有可能得先生真传的。1968年，黄萱来中大看望老师和师母，老师希望黄能在他身后写篇论师研究方法的文章。“记得那是在寅师和师母未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之前，我到东南区去拜望他们两位，寅师对我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才对。我认为自己是在没有能力，又认为对一位高龄的老师答应下来的事，将来若做不到，是欺骗行为。那时期的环境又不能再如以往，可在他的口授下笔录，只好很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 岭南大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为陈寅恪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却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学跟随文化大师承袭学问与学业，这是历史一个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