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日》成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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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毓强
  记者、作家、摄影家、旅行家。硕士学位。热衷于研究文史哲经,关注人类学。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注中外文化的交流,提出“有文化,无国界”的思想。访问过欧美亚20余国。发表文字数百万。在多个国家举办个人摄影展。
  
  根据小说《红日》改编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6月21日至7月9日在上海播映。虽然从媒体上看到观众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批评的,但制片方(即投资者)并不买账,说“该剧在山东、湖南、河北等地取得收视率第一,已经说明了这是一部好剧,而李幼斌更是在顶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成功塑造了一位反派人物中的经典形象。”双方的立场、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观众的批评】
  
  观众从当年战场上的武器装备,到作为解放军干部乃至沈军长的思想风貌、行为模式都提出了各种批评。最大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李幼斌出演的张灵甫身上。虽然制片方说是“成功塑造”,李本人也十分得意,但观众基本上认为他演的不是张灵甫,而是《亮剑》中李团长。
  观众比制片方看得清楚,大致有2个原因:
  一、有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在1963年电影《红日》中舒适出演过张灵甫。毫无疑问,舒适的气质远远超过了李幼斌。舒适已经很英俊了,但听说前几年舒适见到了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女士时,看到了张灵甫本人的照片,一再感叹自己的形象“比张灵甫差远了”。
  二、近年来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再一味丑化和贬低。比如,大家已知张灵甫并不仅仅是一个“坏蛋”。他曾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四期,参加过北伐。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打得日寇闻风丧胆。因他在“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武汉会战、常德之战、芷江保卫战中屡建奇功,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74年,周恩来总理秘密邀请张灵甫遗孀王玉龄从美国访问北京;2005年党中央还向王玉龄母子颁发了抗战纪念章,肯定张灵甫在抗战中的战绩。
  
  【“新四军”的质疑】
  
  7月10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一些老战士及其后代也公开质疑:“我们带着疑惑与不解,以极大的耐心看完了这部连续剧,感到该剧中对敌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的美化以及对我军军长沈振新及沈振新部队的丑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重要情节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如《红日》说新四军在涟水2次战败,实际上是1次失败。另外当时不是抗战时期,更不是红军时期,一军之长哪有拿着大刀砍杀的呢?他与黎青谈情说爱,属“戏不够,爱情凑”等等。
  他们不理解的是,尽管在很多真正参加过当年两次涟水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老同志健在,但该剧中策划顾问长长一大溜,却没有看见一个参战老同志,因而对编导的幼稚及对中国革命战争史了解的匮乏甚感遗憾。
  
  【商业利益】
  
  从传统的理论来看,任何一部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与观众的评判是息息相关的,观众认为好,那就是好;观众认为差,那就是差。不过这种理论如今受到了挑战,现在往往是观众认为差,但制片方(主要是投资方)看到自己赚钱了,那就认为自己是成功了。投资者的逻辑是金钱的逻辑:赚钱了,这出戏就是好的,演员也是出色的。金钱的逻辑往往会发生“一俊遮百丑”的现象。
  所以从生意的角度说,观众对待差的作品的最好的方法是“不看”,这样就会导致后者的经济效益差。但电视却是人人都可以在家里免费收看的,不存在传统意义的“票房”。它的“票房”就是电视台是否愿意向制片方购买播映权,只要有几家购买了,他们所付出的播映费超出了制片方的投资,制片方就赚钱了。
  
  【余论】
  
  现在是“文化消费”时代,而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文化熏陶”甚至是“文化教育(或灌输)”时代。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当年电影《红日》在创作时就遇到来自文化界和军界的种种意见和阻力,最后还是当年三野的总司令、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拍板,才得以放映。但好景不长,过了3年,一到“文革”就被江青批为“大毒草”。吴强(小说作者)、瞿白音(电影编剧)、汤晓丹(导演)均受株连,遭批斗、挨毒打。与过去的同行相比,今天的编、导、演实在是在天堂上了,而老百姓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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