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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税收作为具有再分配功能的一种政策性工具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分别从基于存量和流量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入手，讨论7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指出了我国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遗产税赠与税完善税制
中图分类号：F85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6-016-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问题也演变成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容量内，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环境。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而且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一、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情况
在经济学上，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仑兹曲线计算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统计指标。经济学家根据经验，对该系数的取值作如下判断：基尼系数在0到0.2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到0.3为相对平均；0.3到0.4为大致合理；0.4到0.5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0.5到1为收入分配严重向一部分人倾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结果，我国1988、1990、1995、1999，2002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0.34，0.39、0.40、0.44，特别是2002年已经超过了联合国公认的0.4这一警戒线。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乡之间，城乡居民内部，行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表现状况的多层次性也反映了其原因的多样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个人获得收入的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市场经济在对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方面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由此也产生了分配不公的结果。市场经济所进行的初次分配是具有效率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有再分配阶段，公平是再分配所追求的目标。要改善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有三种思路；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或两者同时调节。发达国家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常采用以下手段：企业设立薪酬委员制约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利用年薪制对经营者进行激励与约束；利
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差距。在反贫困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利用福利手段，强调普遍保障，当然也看到社会救助的两面性。在我国，低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农村以及城镇中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等，要增加其收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对收入差距的控制主要从调节高收入者入手。
二、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分析
税收不仅作为国家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国民经济再分配的一个环节，征税的过程也是一个调节经济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过程。尽管对于什么是公平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公平是经济社会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却没有人怀疑。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有很大的作用。这主要应用到了税收中的支付能力原则，也就是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税，并且税额的大小应根据各自不同的能力而变化。根据这个原则，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缴纳同等的税收；而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收，能力大的人多缴税，能力小的人少缴税、无能力的人不缴税。但什么是纳税能力，应该通过什么来衡量，这又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有两个：一是综合所得，二是一般支出。综合所得又称全面所得，不仅局限于货币收入本身，而且还包含着范围更广的内容。一般支出则是设计来反映经济实力的另一综合指标，它是将单位时期内纳税人的总收入中扣除掉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后的部分作为税基。这两者均为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综合的税收模式。通过对税收支付能力原则的分析，可以看到，根据个人的支付能力的差异来确定其纳税额是确保公平的一种方法，税制的设置也要以此为基础，而且其本身也同时起到了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我国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所得税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税制是建立在1994年共商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流转税具有累退性，不仅起不到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还会加大收入差距。而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所占比率太低。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不仅如此，在征收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分项、分类扣除的方式，其中的工薪所得，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三项性质基本相同，均为劳动所得，却分别使用三套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尤其是工薪所得的累进税率多达九级。收入水平相同的人，税负却相差悬殊。同时，对一个纳税年度内综合收入相同，但各月收入分布不同的纳税人，税收负担会不同。每月收入相同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轻，而每月收入变化较大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重，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公平。而对于收入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阶层却并不能使其承担与之相符的税收，往往使中低收入的人们承受较高的税负，有悖于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二)遗产税和赠与税并未开征
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当期个人的劳务所得进行征税，属于对流量的征税。但衡量贫富程度并不仅仅是依靠流量的大小，存量在很多时候会成为衡量贫富程度的重要的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存量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对收入差距的调节。财产的多寡也是判断一个人贫富程度的重要因素。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就是针对这种存量的征税。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者在生前依法转让的财产或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净值征税的一个税种。赠与税则是在活着的人之间发生财产转移时课征。这两个税种都是不定期的，只是在某些事件发生时才课征。赠与税是对遗产税的补充，为了防止纳税人逃避遗产税而将遗产提前赠与他人而设立的。新中国在成立之初曾经在《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规定全国设立14个税种，其中包括遗产税。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再加上长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制度，人们的收入和财产差距不大，税收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忽视；法律对私人财产的继承和拥有权的不明确，遗产税征收没有法律依据，故没有开征。2000年6月，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报告下半年财政安排时提到要“尽快开征遗产税、调整个人所得税有关征收政策，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使遗产税成为一时的焦点问题。至今，1994税制未正式推行的税种只有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两种，这说明遗产税作为一个理应开征的税种来看待，其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群体中，财产拥有量达亿元以上已经不是个别人了，也已经出现了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由于个人所得税只对个人的正式收入，也就是透明收入 征税，而对现在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灰色收入无能为力，而通过财产，收入的核查，遗产税的征收，使这些灰色收入纳入到正规的税制轨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法收入的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遗产的继承以及财产的赠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所得，只不过不是收入所得，但其获得是无偿的(前提是有继承权或者被赠与的权利和赠与人的自愿行为)，所以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率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很多发达国家都利用了遗产税和赠与税这类针对存量征税的方式来调节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均开征了遗产税，虽然其征收的数量有限，但对缩小贫富差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对完善税收制度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
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分类与综合所得的混合征税制度。综合所得征税制度将全部有形和无形收入，现金和实物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并可以充分扣除为取得所得付出的各项支出，包括生活费支出，赡养人员支出、教育费支出和购买住房支出等。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制度可以充分扣除和实行按年计算应税所得，解决了纳税能力和税负公平的问题。而根据纳税能力确定其税收负担也解决了收入差距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降低工资薪金收入的边际税率水平，我国的工薪边际税率达到了45％，属于较高的水平。适当调整工薪的税率结构，使税收负担合理的分配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中，使个人所得税不会挫伤高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同时，可以考虑负所得税，也就是对于生活处于基本保障水平之下的人采取从税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予生活保障，部分代替现有的社会救助。
(二)对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建议
1 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基础
开征遗产税是源于社会公平的需要，它并不是否定后世子孙继承前辈财富的权利，而是在承认遗产继承权利与避免财富过分集中、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尽可能寻找到平衡点，它既符合法理和税收“受益原则”，也符合合理有效使用社会财富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
税收的强制性要求任何一种税种的开征都要有法律为依托。遗产税也不例外，我国开征遗产税所需要的相关的配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了遗产的范围、遗产的继承、遗产的处理、法人继承人和继承的顺序，少数民族的继承问题以及涉外继承等的规定。在已颁布的《民法通则》、《婚姻法》和《物权法》等法律中，对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财产的继承、分割，转移等也有相关的规定，从而扫除了开征遗产税的基础性法律方面的障碍。这些都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法律准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与人均财富的增长的关系，指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如果以人均财富增长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效率(发展)与公平(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见图)。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时期，国民收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急剧加大成为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效率与收入公平分配之间的矛盾颇为突出。要解决这～矛盾，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
我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奠定了经济基础，实际上如果经济不发达，遗产税与赠与税也就没有税源，也就失去了其征收的意义。据估计，目前我国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就达数百万户。不管是从我国居民拥有的存款、个人拥有的经营性资产的发展情况，其他金融资产的发展情况、房地产的发展情况以及无形资产的发展情况来看都为遗产税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以上这些都为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基本前提。
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在不断地完善中，税收征管硬件配备和征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推行的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做法为遗产税的开征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而言，开征遗产税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和人员素质的保证。
当然，开征也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有文献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至少存在五个方面的困难：人们对遗产税的不了解，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财产法律制度；个人收入隐性化，没有建立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制度：财产价值难以评估。这些都是在短时间难以迅速解决的，必须在实践中来一步一步解决，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具备了再开征，具体问题在实践中是可以得到处理的。所以，尽管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说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基本具备。
2 对遗产税的税制模式的选择
首先要在公平，属人与属地，统一立法与地方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上来设计和建立中国的遗产税制。
在税制的模式上，各个国家采取的税制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的不同，可以分成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制这三种，其中总遗产税制是采用先税后分的方法，采用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分遗产税制则是先税后分，采用的国家有日本、瑞典，法国等：而总分遗产税制也成为混合遗产税制，也就是先税后分再税，采用的国家有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这三种税制都各有利弊，当然也对我国遗产税的开征有着借鉴意义。本文认为，在这三种模式中，若考虑相同的税率设置，单从征管的简便程度来看，总遗产税制最优；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分遗产税制最优：而混合税制加大了征管的难度和力度，但同时其先分的性质也促进了公平。
在我国遗产税税制模式的选择上，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总遗产税制，理由是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公民纳税意识不强，本文认为从长远来看，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分遗产税还是相对较优的，由于各个继承者的个人情况不同，如果先分再税，这就会导致家庭或个人经济情况不好的会得到较少的遗产，而且一般来说货币的效用对这些人群或家庭的效用会大于经济情况较好的人群，这样有失公平。在先分后税的模式中，可能有些继承人在得到遗产后还没有达到起征点，因此不用纳税，但在先税后分中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本文也同意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税收的征管水平达不到采用分遗产税的模式，可以考虑先实行总遗产税模式，等到环境成熟了再进行改革。
关于具体要素，比如征税范围，税率，起征点等都可以根据已开征遗产税的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税制模式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税率，起征点等的范围，这里就不再详述。
由于遗产税在我国的税制中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税务机关缺乏管理遗产税的经验，群众也没有缴纳遗产税的习惯。因此，在开征遗产税的初期阶段，应该要尽量简化税制，这样可以使征纳双方更易理解征收制度，又可以降低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费用，减小遗产税的征收阻力，利于制度的推行和深化。
以上仅仅从两个方面，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来讨论了利用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问题，这只是税收调节的一部分，当然，我国不仅要从完善税制本身上来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还要从税收部门本身入手，当制度趋于完善时，税务部门的征纳水平也需要提高，现在的实际情况很难从高收入者手中收到税，加强税收的征管水平也是提高税收效率的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人获取收入的渠道的增多，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收入差距问题，我国的收入差距近几年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通过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来减缓收入差距导致的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矛盾。
关键词：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遗产税赠与税完善税制
中图分类号：F85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6-016-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问题也演变成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容量内，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环境。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而且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一、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情况
在经济学上，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仑兹曲线计算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统计指标。经济学家根据经验，对该系数的取值作如下判断：基尼系数在0到0.2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到0.3为相对平均；0.3到0.4为大致合理；0.4到0.5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0.5到1为收入分配严重向一部分人倾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结果，我国1988、1990、1995、1999，2002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0.34，0.39、0.40、0.44，特别是2002年已经超过了联合国公认的0.4这一警戒线。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乡之间，城乡居民内部，行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表现状况的多层次性也反映了其原因的多样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个人获得收入的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市场经济在对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方面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由此也产生了分配不公的结果。市场经济所进行的初次分配是具有效率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有再分配阶段，公平是再分配所追求的目标。要改善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有三种思路；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或两者同时调节。发达国家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常采用以下手段：企业设立薪酬委员制约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利用年薪制对经营者进行激励与约束；利
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差距。在反贫困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利用福利手段，强调普遍保障，当然也看到社会救助的两面性。在我国，低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农村以及城镇中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等，要增加其收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对收入差距的控制主要从调节高收入者入手。
二、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分析
税收不仅作为国家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国民经济再分配的一个环节，征税的过程也是一个调节经济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过程。尽管对于什么是公平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公平是经济社会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却没有人怀疑。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有很大的作用。这主要应用到了税收中的支付能力原则，也就是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税，并且税额的大小应根据各自不同的能力而变化。根据这个原则，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缴纳同等的税收；而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收，能力大的人多缴税，能力小的人少缴税、无能力的人不缴税。但什么是纳税能力，应该通过什么来衡量，这又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有两个：一是综合所得，二是一般支出。综合所得又称全面所得，不仅局限于货币收入本身，而且还包含着范围更广的内容。一般支出则是设计来反映经济实力的另一综合指标，它是将单位时期内纳税人的总收入中扣除掉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后的部分作为税基。这两者均为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综合的税收模式。通过对税收支付能力原则的分析，可以看到，根据个人的支付能力的差异来确定其纳税额是确保公平的一种方法，税制的设置也要以此为基础，而且其本身也同时起到了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我国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所得税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税制是建立在1994年共商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流转税具有累退性，不仅起不到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还会加大收入差距。而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所占比率太低。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不仅如此，在征收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分项、分类扣除的方式，其中的工薪所得，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三项性质基本相同，均为劳动所得，却分别使用三套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尤其是工薪所得的累进税率多达九级。收入水平相同的人，税负却相差悬殊。同时，对一个纳税年度内综合收入相同，但各月收入分布不同的纳税人，税收负担会不同。每月收入相同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轻，而每月收入变化较大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重，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公平。而对于收入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阶层却并不能使其承担与之相符的税收，往往使中低收入的人们承受较高的税负，有悖于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二)遗产税和赠与税并未开征
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当期个人的劳务所得进行征税，属于对流量的征税。但衡量贫富程度并不仅仅是依靠流量的大小，存量在很多时候会成为衡量贫富程度的重要的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存量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对收入差距的调节。财产的多寡也是判断一个人贫富程度的重要因素。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就是针对这种存量的征税。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者在生前依法转让的财产或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净值征税的一个税种。赠与税则是在活着的人之间发生财产转移时课征。这两个税种都是不定期的，只是在某些事件发生时才课征。赠与税是对遗产税的补充，为了防止纳税人逃避遗产税而将遗产提前赠与他人而设立的。新中国在成立之初曾经在《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规定全国设立14个税种，其中包括遗产税。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再加上长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制度，人们的收入和财产差距不大，税收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忽视；法律对私人财产的继承和拥有权的不明确，遗产税征收没有法律依据，故没有开征。2000年6月，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报告下半年财政安排时提到要“尽快开征遗产税、调整个人所得税有关征收政策，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使遗产税成为一时的焦点问题。至今，1994税制未正式推行的税种只有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两种，这说明遗产税作为一个理应开征的税种来看待，其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群体中，财产拥有量达亿元以上已经不是个别人了，也已经出现了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由于个人所得税只对个人的正式收入，也就是透明收入 征税，而对现在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灰色收入无能为力，而通过财产，收入的核查，遗产税的征收，使这些灰色收入纳入到正规的税制轨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法收入的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遗产的继承以及财产的赠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所得，只不过不是收入所得，但其获得是无偿的(前提是有继承权或者被赠与的权利和赠与人的自愿行为)，所以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率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很多发达国家都利用了遗产税和赠与税这类针对存量征税的方式来调节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均开征了遗产税，虽然其征收的数量有限，但对缩小贫富差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对完善税收制度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
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分类与综合所得的混合征税制度。综合所得征税制度将全部有形和无形收入，现金和实物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并可以充分扣除为取得所得付出的各项支出，包括生活费支出，赡养人员支出、教育费支出和购买住房支出等。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制度可以充分扣除和实行按年计算应税所得，解决了纳税能力和税负公平的问题。而根据纳税能力确定其税收负担也解决了收入差距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降低工资薪金收入的边际税率水平，我国的工薪边际税率达到了45％，属于较高的水平。适当调整工薪的税率结构，使税收负担合理的分配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中，使个人所得税不会挫伤高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同时，可以考虑负所得税，也就是对于生活处于基本保障水平之下的人采取从税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予生活保障，部分代替现有的社会救助。
(二)对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建议
1 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基础
开征遗产税是源于社会公平的需要，它并不是否定后世子孙继承前辈财富的权利，而是在承认遗产继承权利与避免财富过分集中、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尽可能寻找到平衡点，它既符合法理和税收“受益原则”，也符合合理有效使用社会财富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
税收的强制性要求任何一种税种的开征都要有法律为依托。遗产税也不例外，我国开征遗产税所需要的相关的配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了遗产的范围、遗产的继承、遗产的处理、法人继承人和继承的顺序，少数民族的继承问题以及涉外继承等的规定。在已颁布的《民法通则》、《婚姻法》和《物权法》等法律中，对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财产的继承、分割，转移等也有相关的规定，从而扫除了开征遗产税的基础性法律方面的障碍。这些都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法律准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与人均财富的增长的关系，指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如果以人均财富增长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效率(发展)与公平(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见图)。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时期，国民收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急剧加大成为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效率与收入公平分配之间的矛盾颇为突出。要解决这～矛盾，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
我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奠定了经济基础，实际上如果经济不发达，遗产税与赠与税也就没有税源，也就失去了其征收的意义。据估计，目前我国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就达数百万户。不管是从我国居民拥有的存款、个人拥有的经营性资产的发展情况，其他金融资产的发展情况、房地产的发展情况以及无形资产的发展情况来看都为遗产税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以上这些都为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基本前提。
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在不断地完善中，税收征管硬件配备和征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推行的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做法为遗产税的开征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而言，开征遗产税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和人员素质的保证。
当然，开征也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有文献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至少存在五个方面的困难：人们对遗产税的不了解，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财产法律制度；个人收入隐性化，没有建立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制度：财产价值难以评估。这些都是在短时间难以迅速解决的，必须在实践中来一步一步解决，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具备了再开征，具体问题在实践中是可以得到处理的。所以，尽管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说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基本具备。
2 对遗产税的税制模式的选择
首先要在公平，属人与属地，统一立法与地方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上来设计和建立中国的遗产税制。
在税制的模式上，各个国家采取的税制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的不同，可以分成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制这三种，其中总遗产税制是采用先税后分的方法，采用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分遗产税制则是先税后分，采用的国家有日本、瑞典，法国等：而总分遗产税制也成为混合遗产税制，也就是先税后分再税，采用的国家有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这三种税制都各有利弊，当然也对我国遗产税的开征有着借鉴意义。本文认为，在这三种模式中，若考虑相同的税率设置，单从征管的简便程度来看，总遗产税制最优；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分遗产税制最优：而混合税制加大了征管的难度和力度，但同时其先分的性质也促进了公平。
在我国遗产税税制模式的选择上，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总遗产税制，理由是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公民纳税意识不强，本文认为从长远来看，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分遗产税还是相对较优的，由于各个继承者的个人情况不同，如果先分再税，这就会导致家庭或个人经济情况不好的会得到较少的遗产，而且一般来说货币的效用对这些人群或家庭的效用会大于经济情况较好的人群，这样有失公平。在先分后税的模式中，可能有些继承人在得到遗产后还没有达到起征点，因此不用纳税，但在先税后分中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本文也同意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税收的征管水平达不到采用分遗产税的模式，可以考虑先实行总遗产税模式，等到环境成熟了再进行改革。
关于具体要素，比如征税范围，税率，起征点等都可以根据已开征遗产税的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税制模式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税率，起征点等的范围，这里就不再详述。
由于遗产税在我国的税制中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税务机关缺乏管理遗产税的经验，群众也没有缴纳遗产税的习惯。因此，在开征遗产税的初期阶段，应该要尽量简化税制，这样可以使征纳双方更易理解征收制度，又可以降低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费用，减小遗产税的征收阻力，利于制度的推行和深化。
以上仅仅从两个方面，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来讨论了利用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问题，这只是税收调节的一部分，当然，我国不仅要从完善税制本身上来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还要从税收部门本身入手，当制度趋于完善时，税务部门的征纳水平也需要提高，现在的实际情况很难从高收入者手中收到税，加强税收的征管水平也是提高税收效率的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人获取收入的渠道的增多，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收入差距问题，我国的收入差距近几年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通过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来减缓收入差距导致的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