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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类
在民国时期的开封，戏曲表演有三种：梆子戏、京剧和坠子戏。
梆子戏在开封最受欢迎。当时在开封有三个梆子戏曲院，即国民戏院、永乐戏院和永安戏院。国民戏院共有演员25名，他们开始学戏的时间都比较早，一般在12岁至15岁之间。包银即收入最高的是耿洪奎，每季达2000元；包银最低的是牛凤春和樊清泉，每季只有20元。永乐戏院共有演员21人，学戏开始最早的是张鸿盘，8岁就开始学戏。他们普遍包银较低，如李宝善每季只有5元，最高的陈素真每季也只有200元。永安戏院共有演员24人，学戏最早的是王润枝，是6岁开始的。他们包银收入差别不大。当时梆子戏的三个戏院长期演的剧目有220个，以每年的3月为例，演出7次的有《收卢俊义》《双雨轮》《三骑驴》《反阳河》《法门寺》《赶花船》《敬德打朝》，演出8次的有《罗焕跑楼》《打孙继祥》，演出9次以上的有《醉陈桥》《收吴凤英》和《担水桶》。从反映内容来看，封建礼教较重，如忠君、三纲五常思想。当然也有进步的，如表现除恶扬善的有《打孙继祥》和《李纲打朝》，表演次数多也说明了这一点。
京剧发展之初多半受中上阶层人士所喜爱，到民国时期在广大民众中也很受欢迎。当时在开封只有同乐戏院是唱京剧的，共有艺员21人。他们开始学戏的时间都较早，一般在10岁左右。收入最高的是余慧琴，每月包银是240两；最低的是七龄童、贾进才和刘振亭，每月包银仅有15两。他们学戏很苦，所谓“学戏”而名曰“打戏”，就是指打出来的。常演的京剧剧目共有114个，其中有《山海关》《铡陈世美》《铁公鸡》等。大部分剧本取材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余的有许多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的，反映保家卫国思想的也较多，如《卖方记》《李陵碑》《三收何元庆》和《杨家将》等。反映除恶扬善的有《包公案》《孝妇惊天》《打龙袍》等。
坠子戏是一种与人民大众贴得最近的戏。当时开封城内唱坠子戏的茶园有七家，分别是青春茶园、新华茶园、同乐茶园、文明茶园、公义茶园、余盛茶园和顺兴茶园。每月房租最高的是青春茶园和新华茶园，计每月2元。茶园只有卖茶水的收入，所以唱坠子戏的营业收入与茶园无关。七个茶园共有艺员36人，但是他们为了怕缴纳书捐，每个茶园只挂一个人的名字，学徒的名字是不轻易告诉别人的。唱坠子戏以青春茶园的范礼凤和张礼翠最为出色，每月的收入不足40元。她们收钱的方式，是在每段唱完之后，由正在唱戏的姑娘或围着的姑娘手持藤簸向听众讨钱。每个观众多的给五角，少的仅给数枚铜钱。
从这些戏曲的节目内容及其风俗规矩看，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的一面。一是体现在戏曲剧目里，除了前面提到的保家卫国、除恶扬善等传统精神外，还有仁义孝悌传统思想，如《禅宇寺》中伍子胥保太子，《叫门》中秦琼回家孝母等。二是严格拜师制度，如不能拜自己的父母兄姊为师；拜师时需要一个引荐师；拜师当天须请同会的人吃酒席；拜师时还需写一张拜师的押帖，并请一个人做保师；等等。
鼓书相声类
民国时期鼓书相声类主要包括说书、大鼓书、道情、相声和竹板快书。
说书最为我国人民大众喜闻乐道，也是民间通俗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当时在开封相国寺内说书的有8人，地点大都在中山市场和振兴商场前，分四个书棚。说书的用具仅是一个醒木，一把纸扇。听书的人团团围坐着，说书人有的看本子说，有的则信口说。当说到动听和惊人处，或以醒木，或以纸扇，或做出种种动作来，形容书中的事情与人物等，有时也插入一些不相干的浑话，逗大家发笑。
大鼓书在我国普及性一直比较高，也是民间通俗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那时开封相国寺说大鼓书的开始有几家，如普庆、民乐、全盛和新华茶园。后来由于坠子戏的发展，只剩下升平茶社一家。升平茶社在振兴商场十号，老板是李蓬洲。茶社也与唱大鼓书的无关，只是利用他们唱大鼓书多卖茶，所有唱大鼓书的姑娘的收入与茶社无关。在升平茶社说大鼓书的共有5个姑娘，她们所唱的大鼓书均是写一个折上，左手用的是竹制简板；唱奉天大鼓时，则用的是铜制简板。如果听她们随意唱，是在每曲结束之后收钱；点某姑娘唱某曲，则需一元。
道情就类似家庭戏班子。当时在相国寺唱道情的，人数不多，仅有5个人。5个人分两家，他们都属于龙门派，两个是老师，三个是徒弟。他们向听众收钱的方法，则是在唱罢每一部词的一段后，持一个小柳条藤簸索钱。站的人可以不给，但坐的人必须给。每次的数目不多，听个人自便，但少给时他们也可以请“动手”。他们的唱本，无论是自编的还是从某小说撰写的，绝不轻易示外，一到他们学唱熟练之后，即将底本毁去。他们在唱之前，要念一首诗作为开场白的引子。
相声是当前最盛行的民众娱乐项目之一。民国以前，相国寺说相声的人很多，民国十年以后只剩下于宏升一人。他能说相声二百多种，最拿手的是古代名人传略、歪讲四库全集、飞机发明史等。当时相声节目分“风”“马”“燕”“缺”四大家，“金”“皮”“彩”“快”“柳”“训”“差”七大门。
民国时期，在开封唱竹板快书叫登华堂，演员每月须付地租一角，每天的收入有五角，能唱30多首曲。每天开唱前，用黄土将要唱的主要曲名写出来，并唱出一段开场词：“竹板一打响叮咚，在其位先生您听明，要听书不论听哪朝并哪代，离不开唐宋元明开正封。”
解幻类
解幻类包括卖解者和幻术。卖解者就像今天的玩杂技，幻术就是指现在的魔术。
民国时期的开封相国寺共有卖解者9人，他们同属一个团体，团长是马华亭。卖解法有40多种，最受观众喜爱的有单叉子破枪、白手夺枪、三环套月等。
当时相国寺内有两个幻术团、三个幻术摊。一个幻术团是尤海仙领导，名叫万法堂，另一个幻术团是刘雪贵领导。两个幻术团相互通气，在出堂会和赶庙会时，他们会商量合作的办法。三个幻术摊分别由陈嘉祥、李九江和魏华婷摆设。五个小团摊共有15人从事表演，大多集中在中山市场附近。除刮风下雨天，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他们都会大显身手。他们在玩幻术时，不但要表演戏法，还要在表演戏法时能随机应变地说话。他们所玩的幻术不下数百种，常表演的有二百多种。如一个花弹变成四个，纸牌撕碎又复原，大箱换人、箱中锯人、循物入房、吹气现形、木人走路等。 从戏曲演员的生活及以上各项娱乐活动所显示的内容，展现了民国时期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梆子戏演员马双枝与她的同事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百榻横陈，枕衾相接。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就是“别棍”“谈天”及练习唱戏。他们的饮食更节俭，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只是大笼的馍馍，大锅的面汤，大碗的素菜。三五成席，就地而食。至于其他艺人生活几乎艰辛到极限，许多艺人甚至因此而过早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拼搏精神是民间艺人唯一的财富。三个戏园的艺员们到唱时都格外卖力，演唱悲哀的戏曲时，他们会流出汪汪的眼泪来；演唱英勇的戏曲时他们会着实地拼个你死我活。例如表演幻术的尤海仙十岁时父母俱疯，想找一个手艺学，乃至摆一个小摊都不可能，不得不在开封街头流浪。他不气馁，用十六枚铜钱买了绳和斗牛，便在相国寺表演斗牛戏法。一般白天选个空地里卖，夜晚又选一空地练习。
光影玩鸟类
光影玩鸟类包括西洋镜、日光电影和玩鸟。
民国时期的开封，耍西洋镜只有两处。夏天、冬天不耍，仅在春秋两季玩耍。在相国寺同乐大戏院耍西洋镜的叫李博一。他的西洋镜很简单，仅有一个木方匣和四寸大的相框内框着二十四张画片。木方匣放在一张木桌上，后面用布围着，前面有个仅供两人看的圆孔，每次只能放两张片，片子是推动的，不是拉的。另一耍西洋镜的叫冀成礼，他的西洋镜木匣构造很复杂，共三层，里面有轮盘，可以拉转。演水淹金山时，还可放出水来。他的木匣可以供6个人同时观看，每人看一次扔五枚铜元，来齐6个人时即开耍。
开封中安社日光影院，民国17年才开始放影片。影院的设备极其简陋，除室壁置一白色幕布外，便在室外安置一小小的开影机，开影机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反光镜，正对着镜头，镜头对着室壁一个透光的窟窿。除此之外，便是供观众用的几张矮凳。每次演完，观众如果不看了就出来；如果再看一次，还需再掏出一百制钱才行。
民国时期开封城内玩鸟的较多，相国寺内有35人。他们将鸟笼搁在地上，挂在树上，放在桌子上，一边注视鸟儿外，一边在闲谈，大部分谈论国家大事或日本在华北的行动。玩鸟类以百灵和白玉两种最多，他们玩鸟的时间多在每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有时上午也到相国寺去。斗鸟地点，一个在相国寺八角亭，东巷茶室；一个在旋匠胡同南边的茶室。相国寺逢三、六、九等日，旋匠胡同逢一、四、七等日，到时间就去斗鸟。这种玩鸟使中原成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奇特之处。
总体上，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阶层的变迁在任何时代都在持续中，但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相对剧烈。当时许多民间艺人如马双枝、张明亮、尤海仙等都是农村失去土地或祖上破产的农民阶层，不得不到城市求生存，从而成为流浪者阶层。许多观戏的绅士阶层，多是达官显贵的亲属或富家子弟。民间艺人的心理变化多趋向自卑。从民国时期开封的娱乐活动内容来看，民国以后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是决定其发展路向的主要动力，而各种民间娱乐活动乃至其艺人在社会变动背景下的变化，又以更为细节化的方式，从侧面描述和解读了历史变革的内涵和价值。民国时期开封民众街头娱乐向我们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民间艺人的生活艰辛及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心理变化。
在民国时期的开封，戏曲表演有三种：梆子戏、京剧和坠子戏。
梆子戏在开封最受欢迎。当时在开封有三个梆子戏曲院，即国民戏院、永乐戏院和永安戏院。国民戏院共有演员25名，他们开始学戏的时间都比较早，一般在12岁至15岁之间。包银即收入最高的是耿洪奎，每季达2000元；包银最低的是牛凤春和樊清泉，每季只有20元。永乐戏院共有演员21人，学戏开始最早的是张鸿盘，8岁就开始学戏。他们普遍包银较低，如李宝善每季只有5元，最高的陈素真每季也只有200元。永安戏院共有演员24人，学戏最早的是王润枝，是6岁开始的。他们包银收入差别不大。当时梆子戏的三个戏院长期演的剧目有220个，以每年的3月为例，演出7次的有《收卢俊义》《双雨轮》《三骑驴》《反阳河》《法门寺》《赶花船》《敬德打朝》，演出8次的有《罗焕跑楼》《打孙继祥》，演出9次以上的有《醉陈桥》《收吴凤英》和《担水桶》。从反映内容来看，封建礼教较重，如忠君、三纲五常思想。当然也有进步的，如表现除恶扬善的有《打孙继祥》和《李纲打朝》，表演次数多也说明了这一点。
京剧发展之初多半受中上阶层人士所喜爱，到民国时期在广大民众中也很受欢迎。当时在开封只有同乐戏院是唱京剧的，共有艺员21人。他们开始学戏的时间都较早，一般在10岁左右。收入最高的是余慧琴，每月包银是240两；最低的是七龄童、贾进才和刘振亭，每月包银仅有15两。他们学戏很苦，所谓“学戏”而名曰“打戏”，就是指打出来的。常演的京剧剧目共有114个，其中有《山海关》《铡陈世美》《铁公鸡》等。大部分剧本取材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余的有许多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的，反映保家卫国思想的也较多，如《卖方记》《李陵碑》《三收何元庆》和《杨家将》等。反映除恶扬善的有《包公案》《孝妇惊天》《打龙袍》等。
坠子戏是一种与人民大众贴得最近的戏。当时开封城内唱坠子戏的茶园有七家，分别是青春茶园、新华茶园、同乐茶园、文明茶园、公义茶园、余盛茶园和顺兴茶园。每月房租最高的是青春茶园和新华茶园，计每月2元。茶园只有卖茶水的收入，所以唱坠子戏的营业收入与茶园无关。七个茶园共有艺员36人，但是他们为了怕缴纳书捐，每个茶园只挂一个人的名字，学徒的名字是不轻易告诉别人的。唱坠子戏以青春茶园的范礼凤和张礼翠最为出色，每月的收入不足40元。她们收钱的方式，是在每段唱完之后，由正在唱戏的姑娘或围着的姑娘手持藤簸向听众讨钱。每个观众多的给五角，少的仅给数枚铜钱。
从这些戏曲的节目内容及其风俗规矩看，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的一面。一是体现在戏曲剧目里，除了前面提到的保家卫国、除恶扬善等传统精神外，还有仁义孝悌传统思想，如《禅宇寺》中伍子胥保太子，《叫门》中秦琼回家孝母等。二是严格拜师制度，如不能拜自己的父母兄姊为师；拜师时需要一个引荐师；拜师当天须请同会的人吃酒席；拜师时还需写一张拜师的押帖，并请一个人做保师；等等。
鼓书相声类
民国时期鼓书相声类主要包括说书、大鼓书、道情、相声和竹板快书。
说书最为我国人民大众喜闻乐道，也是民间通俗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当时在开封相国寺内说书的有8人，地点大都在中山市场和振兴商场前，分四个书棚。说书的用具仅是一个醒木，一把纸扇。听书的人团团围坐着，说书人有的看本子说，有的则信口说。当说到动听和惊人处，或以醒木，或以纸扇，或做出种种动作来，形容书中的事情与人物等，有时也插入一些不相干的浑话，逗大家发笑。
大鼓书在我国普及性一直比较高，也是民间通俗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那时开封相国寺说大鼓书的开始有几家，如普庆、民乐、全盛和新华茶园。后来由于坠子戏的发展，只剩下升平茶社一家。升平茶社在振兴商场十号，老板是李蓬洲。茶社也与唱大鼓书的无关，只是利用他们唱大鼓书多卖茶，所有唱大鼓书的姑娘的收入与茶社无关。在升平茶社说大鼓书的共有5个姑娘，她们所唱的大鼓书均是写一个折上，左手用的是竹制简板；唱奉天大鼓时，则用的是铜制简板。如果听她们随意唱，是在每曲结束之后收钱；点某姑娘唱某曲，则需一元。
道情就类似家庭戏班子。当时在相国寺唱道情的，人数不多，仅有5个人。5个人分两家，他们都属于龙门派，两个是老师，三个是徒弟。他们向听众收钱的方法，则是在唱罢每一部词的一段后，持一个小柳条藤簸索钱。站的人可以不给，但坐的人必须给。每次的数目不多，听个人自便，但少给时他们也可以请“动手”。他们的唱本，无论是自编的还是从某小说撰写的，绝不轻易示外，一到他们学唱熟练之后，即将底本毁去。他们在唱之前，要念一首诗作为开场白的引子。
相声是当前最盛行的民众娱乐项目之一。民国以前，相国寺说相声的人很多，民国十年以后只剩下于宏升一人。他能说相声二百多种，最拿手的是古代名人传略、歪讲四库全集、飞机发明史等。当时相声节目分“风”“马”“燕”“缺”四大家，“金”“皮”“彩”“快”“柳”“训”“差”七大门。
民国时期，在开封唱竹板快书叫登华堂，演员每月须付地租一角，每天的收入有五角，能唱30多首曲。每天开唱前，用黄土将要唱的主要曲名写出来，并唱出一段开场词：“竹板一打响叮咚，在其位先生您听明，要听书不论听哪朝并哪代，离不开唐宋元明开正封。”
解幻类
解幻类包括卖解者和幻术。卖解者就像今天的玩杂技，幻术就是指现在的魔术。
民国时期的开封相国寺共有卖解者9人，他们同属一个团体，团长是马华亭。卖解法有40多种，最受观众喜爱的有单叉子破枪、白手夺枪、三环套月等。
当时相国寺内有两个幻术团、三个幻术摊。一个幻术团是尤海仙领导，名叫万法堂，另一个幻术团是刘雪贵领导。两个幻术团相互通气，在出堂会和赶庙会时，他们会商量合作的办法。三个幻术摊分别由陈嘉祥、李九江和魏华婷摆设。五个小团摊共有15人从事表演，大多集中在中山市场附近。除刮风下雨天，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他们都会大显身手。他们在玩幻术时，不但要表演戏法，还要在表演戏法时能随机应变地说话。他们所玩的幻术不下数百种，常表演的有二百多种。如一个花弹变成四个，纸牌撕碎又复原，大箱换人、箱中锯人、循物入房、吹气现形、木人走路等。 从戏曲演员的生活及以上各项娱乐活动所显示的内容，展现了民国时期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梆子戏演员马双枝与她的同事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百榻横陈，枕衾相接。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就是“别棍”“谈天”及练习唱戏。他们的饮食更节俭，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只是大笼的馍馍，大锅的面汤，大碗的素菜。三五成席，就地而食。至于其他艺人生活几乎艰辛到极限，许多艺人甚至因此而过早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拼搏精神是民间艺人唯一的财富。三个戏园的艺员们到唱时都格外卖力，演唱悲哀的戏曲时，他们会流出汪汪的眼泪来；演唱英勇的戏曲时他们会着实地拼个你死我活。例如表演幻术的尤海仙十岁时父母俱疯，想找一个手艺学，乃至摆一个小摊都不可能，不得不在开封街头流浪。他不气馁，用十六枚铜钱买了绳和斗牛，便在相国寺表演斗牛戏法。一般白天选个空地里卖，夜晚又选一空地练习。
光影玩鸟类
光影玩鸟类包括西洋镜、日光电影和玩鸟。
民国时期的开封，耍西洋镜只有两处。夏天、冬天不耍，仅在春秋两季玩耍。在相国寺同乐大戏院耍西洋镜的叫李博一。他的西洋镜很简单，仅有一个木方匣和四寸大的相框内框着二十四张画片。木方匣放在一张木桌上，后面用布围着，前面有个仅供两人看的圆孔，每次只能放两张片，片子是推动的，不是拉的。另一耍西洋镜的叫冀成礼，他的西洋镜木匣构造很复杂，共三层，里面有轮盘，可以拉转。演水淹金山时，还可放出水来。他的木匣可以供6个人同时观看，每人看一次扔五枚铜元，来齐6个人时即开耍。
开封中安社日光影院，民国17年才开始放影片。影院的设备极其简陋，除室壁置一白色幕布外，便在室外安置一小小的开影机，开影机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反光镜，正对着镜头，镜头对着室壁一个透光的窟窿。除此之外，便是供观众用的几张矮凳。每次演完，观众如果不看了就出来；如果再看一次，还需再掏出一百制钱才行。
民国时期开封城内玩鸟的较多，相国寺内有35人。他们将鸟笼搁在地上，挂在树上，放在桌子上，一边注视鸟儿外，一边在闲谈，大部分谈论国家大事或日本在华北的行动。玩鸟类以百灵和白玉两种最多，他们玩鸟的时间多在每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有时上午也到相国寺去。斗鸟地点，一个在相国寺八角亭，东巷茶室；一个在旋匠胡同南边的茶室。相国寺逢三、六、九等日，旋匠胡同逢一、四、七等日，到时间就去斗鸟。这种玩鸟使中原成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奇特之处。
总体上，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阶层的变迁在任何时代都在持续中，但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相对剧烈。当时许多民间艺人如马双枝、张明亮、尤海仙等都是农村失去土地或祖上破产的农民阶层，不得不到城市求生存，从而成为流浪者阶层。许多观戏的绅士阶层，多是达官显贵的亲属或富家子弟。民间艺人的心理变化多趋向自卑。从民国时期开封的娱乐活动内容来看，民国以后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是决定其发展路向的主要动力，而各种民间娱乐活动乃至其艺人在社会变动背景下的变化，又以更为细节化的方式，从侧面描述和解读了历史变革的内涵和价值。民国时期开封民众街头娱乐向我们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民间艺人的生活艰辛及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心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