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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且对于自然原理认识不足，进而出现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现象统称为自然崇拜。在本文的第一章主要对楚人“自然崇拜”的起源和表现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第二章则对《楚辞·九歌》中“自然崇拜”及其衍生的巫文化以及祭祀文化的相关特征进行全面的论述;最后一章则对《楚辞·九歌》中神灵进一步展现的人间性以及背后的人文底蕴进行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楚辞;九歌;自然崇拜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楚辞》是一座瑰丽神奇的宝库，其中最为璀璨闪耀的明珠就是《九歌》。在《楚辞·九歌》中，通篇有十一章，通过《楚辞·九歌》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原祭祀的特点和文化，而且其与楚人的“自然崇拜”有着极为深厚的关联。楚人之所以会对万物产生崇拜之情，其根本原因就是楚人对于自然现象并不知晓，也正是源于此才将楚人奇特的想象激发出来，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成就，不但包含了文学和艺术，还涵盖了宗教。可以说，正是由于楚人的“自然崇拜”，才使屈原《九歌》的文学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一、楚地“自然崇拜”的历史与地理渊源
（一）先秦楚国的人文地理
与当时的北方其他诸侯国进行对比，楚国不论是实际的生存条件，还是地理条件，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楚国农渔之所以发达就是源于充沛的水系。在《左传·哀公六年》中，就记载了楚昭王“唯沮与漳，楚实尽之”的言论。正是如此，以某种角度来分析，使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压迫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而且农林渔牧的整体发展都呈现出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当时闭塞不通的环境中，楚国仍大力发展着生产和经济以及文化，并且使本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以及文化体系得以形成。通过1978年发掘的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以及在1982年发掘的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以及“楚辞”，就可以看到楚人审美的关键词，可以大致归结为空灵、精致、飘逸、深邃以及华艳。对于其本身而言，其与中原文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
（二）楚人崇敬自然神灵之风俗
楚国最初的发展源头为部落，一共历时了八百余年，在部落时期，以先祖芈氏带领着族人向汉水上游迁徙，并且在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苗蛮土著融合在了一起，一个崭新的政体得以组建。由于文化与血统的嫁接问题，在中原人士的口中，一直称其为“荆蛮”或者“南蛮”，而且其本身的原始社会组织痕迹极重，与中原礼乐风格无甚相同之处，而且与中原诸国对比，楚的民风具备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特点，而楚人崇神信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血统以及文化的融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曾有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棄尘世，藐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此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对于南方而言，其不但拥有秀丽的山水，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且也正是源于此，才使楚人重视精神和擅长想象的这一民族特质得以固化。在初期阶段，南方最多的就是湖泽，在每年的春末夏初阶段，汉水和长江之处往往会存在着非常大的洪水决堤隐患，进而将毒虫和巨蛇引入进来，除此以外，在原始森林中，还存在着古墓蔽日的现象，因此，使整体的神秘气息进一步加重，而且这些实际存在的自然现象都非常令芈氏先民感到好奇和深深的畏惧，因此，在芈氏先民的思想中，则认为冥冥之中一定有着神灵的安排和掌握，长此以往，则使楚人对自然的崇拜进一步形成。在《九歌》中，将迎神之曲和人鬼以及送神之曲摒除，则其他八章中描写的各神祇执掌的内容均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
在《九歌》中，其涵盖的所有神灵均属于自然的类别，不论是河伯，还是东君，都是在当时的年代中人们对于世间万物认识的一种投射。基于此种“自然崇拜”还将各种宗教行为衍生了出来。与此同时，在当时的荆楚大地上，“自然崇拜”已经不单纯是某一种仪式，而是楚人精神寄托的一种重要体现。
二、《九歌》中的巫与祭
（一）《九歌》祭典中的巫：沟通人与神的重要媒介
从汉字结构的角度来对“巫”这一字进行解析，就其上下两横而言，其实际代表的内容就是天和地，中间的一竖代表的则是一种本领，可以通天达地的一种本领，而在一竖两旁有“人”，其代表的则为一男和一女，男名为觋，女名则为巫，在当时，大部分的巫者都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男扮女装，其扮演着使者的身份，对天地神人进行沟通。对于楚国而言，其第一位首领就是火师鬻熊，曾经随姬昌伐纣，其本身就是大巫师，是周文王的老师。
在《周礼》中，对古代祭祀中国“巫”的职权和地位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即：“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事，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在当时，女巫的主要职责就是“掌岁时祓除衅浴，旱嘆则舞雩”。而男巫的主要职责就是“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发现，“巫”所代表的就是古代祭典，特别是在楚国祭典中出现的“灵魂”人物，巫都会将一些谄媚的手段应用进来，例如鲜花、乐曲、舞蹈等，进而达到媚悦神灵的目的，将神灵招来，达成为国消灾和纳福的最终目的。在对“巫”字来源的解说中，《说文》写道：“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与工同意。”这里的“工”其实际所指的是“工祝”，在当时的祭祀中，隶属于掌中告的宗教人员。古人在对“巫”的地位进行强调时，甚至会将宗主国应用进来，由此可见，其地位极高，因此，对于具体巫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与一般值属的官员对比，也更为苛刻，不但要“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还要做到“聪能月彻之”和“智能上下比义”。巫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天赋，才能使神明真正地依附与他，并且给予其通灵的能力。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对于屈原的描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将“楚之同姓”的高贵身份抛开来，暂且不提，在文中，不论是“博闻强志”还是“娴于辞令”，其实际对应的就是“智能上下比义”，此外，相关学者王志举证对于屈氏家族而言，其在早先的祖辈中就存在楚王是担任巫祝的史实，不仅如此，还将屈原世系的先祖原是武王熊通之子屈暇指了出来，屈暇曾经就担任过莫敖一职位，该职位的地位等同于原始部落中的长老以及师长，通过血脉的延续，延续到了屈原这里，虽然屈氏的职务也不如先祖时期重要，但不论是巫祝的气质，还是巫祝的传统，早已深入到了屈原的血脉之中。 当时的楚国是一个非常奇幻的国度，而且全民都重祀信巫，与此同时，屈原对于国家级祭典主持和参与的频率均非常高，因此，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具备着浓厚的巫祝情调。
（二）《九歌》祭典中的祭：对神祇的礼赞
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不论是偏安一隅的巴蜀、荆楚等国的国君，还是中原列侯，都极为重视祭祀，而且认为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活动，对王权社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祭祀而言，其历史发源地也是在城邦建立之前，也就是说人类还处于部落时期，而且当时的军事和政权也处于相对巩固的状态，不论是任何的一个联盟以及部落的领导，其在经历了近几百年的战争之后，通过排挤融合，则相应的世袭继承权出现，在族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对一切事物进行支配，但是对于一个强势的首领而言，仅仅有如此的权利还远远不够，因此，为了使自身的绝对地位得以巩固，则需要更多的子民来拥戴他，因此，他们就会牢牢抓住祭天的权利，并且通过角色的扮演，使自身成为一个真正至高无上的人，还能对神灵的旨意通达。
对于此种情况而言，其在中国的历史上属于非常常见的事，在如今也存在着此种“政中合一”的管理模式。在中原地区，不论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其最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巫祭和鬼神，大到家国军政，小到诞育子女，都要问候诸位鬼神。王权的不断更迭，从商到周，对于殷商王朝而言，其从以往的“受命于天”在一夜之间呈“大厦将倾”之势，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在此期间曾经敏感地感受到了“天命靡常”以及“天不可信”。自此之后，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性“文革”活动，对于该活动而言，周公旦就是其主持者，不论是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都将周代社会的理性与人文的光辉全面地展现出来。基于相应的规章约束，周人由以往的母系社会进一步转化为了父系社会，对于此次变革而言，其虽然存在着不够彻底的问题，但是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十分重大。
周氏在对改革旗帜进行大举的过程中，由于人文环境以及自身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远在南方的芈姓族人与这场极富历史意义的宗教变革擦肩错过。
不论是从最初的《九歌》，還是后续的《天问》和《离骚》等一众诗篇的角度来分析，对于楚国这一脉而言，其实际的文化形态极有可能是对夏商古风的直接秉承。在夏朝的祭祀中，大部分都是与“万物有灵”相关的内容，而且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自然万物的崇拜之情。但是对于《九歌》和《楚辞》而言，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其来源就是夏代的巫祭舞乐，与此同时，与当时的《山海经》也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苏州大学的纪晓健教授说过：“《山海经》中的《九歌》是具有神话性质的巫术性的宗教歌舞，《楚辞》中的《九歌》是原始《九歌》的延续。”
对于《九歌》而言，其实际的创作风格不具备完全一致的特点，而且实际的惆怅韵味非常浓厚，不论是“悲”“苦”，还是“愁”“怨”，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不需要作者明确的阐释，也可以通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 兮容与”“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等感叹之词，进一步感受到屈原自认为掩藏相对较深的落寞之感。
如果在对《九歌》进行释解的过程中，强行认为其是对楚国的命运深深担忧，并且想要召唤神灵对国家的平安进行祈求的祭歌未免有些许牵强，但是以屈原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其情感具备忧故生怖的特点，而且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所以《九歌》，实际蕴含的情感力量是极为深厚的。
由此可见，在楚国的祭奠活动中，由于巫师本身不但扮演着人与神沟通桥梁的角色，还因此具备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世人皆对其非常敬重。而对于楚国时期的巫师而言，其之所以能起到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楚人自身的文化思维，其认为神灵与人相同，不但有喜怒哀乐，还充满了情绪化和欲念。因此，对这些异界的神灵进行祭拜是非常安全且亲切的，此外，通过对自然的崇拜进一步降低自身的姿态，唯恐自身有半点不周而招致祸患，但是另一方面楚国又通过相关虔诚的表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进而达到与天地比肩的地步，也正是如此，才奠定了后来楚人不断建功立业以及自信心逐渐膨胀的基础。
三、《九歌》中的人间性
（一）《九歌》组辞：神、人同形同性
将《九歌》的组辞翻开，在其辞赋中，其所呈现出来的神灵就是深处云端之上，也是所有人感觉非常熟悉的行销。这些神灵不但有“玉佩兮陆离”的风流姿态，还有“龙架兮帝服”的缥缈神光，不仅如此，其也有与“怨公子兮怅忘归”相似的缠绵情怀。具体是神，还是人，更是无法分辨。根据前文所述，对于楚辞《九歌》而言，其上承了商代时期的《九歌》，在此文辞之中都充斥着原始宗教之中的人神交媾的性爱元素，但是楚人在对这一套祭祀曲辞和模式进行沿袭的过程中，又将南方蛮族部落的野性美感融入了进来，当时的南方很大一部分蛮族部落在对神明进行召唤的过程中，都会将富于象征意味的舞蹈姿势融合进来，进而对福祉进行祈求。楚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与蛮族交往的时期相对较长，因此，对满足一些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方式进行吸取和融合，形成了楚人独树一帜的祭祀模式，类如以舞降神和以舞招魂等。
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对于楚人而言，正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想象力，才使楚国后来的艺术成就得以形成，并且成为一种正面的导向。以《九歌》为实际的载体，对具体的祭祀仪式反映情况来看，在当时楚国举办的国家级祭典中，不但包含中原各诸侯国相承相继的文化血脉，还展示了属于本民族自身的独特风采，不仅如此，还对人情中柔软和感性的力量极为强调，并将神秘而冶艳的巫祝情调涵盖了进来。
（二）《国殇》：慷慨报国不顾身的尚武情节
在整篇《国殇》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昂扬的情绪，而且与《东皇太一》和《东君》相比，其气势丝毫不逊色，还超出了不少的礼赞力度。以赞词的功能为实际出发点进行分析，《国殇》主要是对“人鬼”进行祭奠，通俗来讲，就是对在远方战争中捐躯的勇士招魂，而且正常情况下，此种文辞具备“诡谲艳丽”的特点，先将作者到底为谁的分歧抛开，只对《招魂》这一篇进行深入的剖析，可以发现其实际体现的风格与其他篇幅完全不同，而且在整体的辞赋中展现的是一种铺张扬厉之美，还将楚地招魂祭礼中极具特色的凄迷缥缈展示了出来。而对《国殇》进行进一步剖析，可以发现其慷慨相对较多，哀伤相对较少;亮烈相对较多，诡谲相对较少。虽然出现了如此伤悼之语，即“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但是很快就被相对雄健的赞语全部冲散，即“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反而对一种人间的英雄进行了进一步的升格，完全升格为天国的英灵，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
不论如何，对于《九歌》而言，不论是从思想情感的角度来剖析，还是从辞藻内涵的角度来赏析，其都是中华民族文学长廊中最为珍贵的一座宝库，虽然过去了千百年，但是任何一代的诗人或者作家，都可以在楚辞中进行养分的汲取，进而获取灵感，通过《九歌》还可以更深层次地感受到历史时期先人与大自然之间相互依存时的一种纯真的心灵悸动。
四、结语
本文对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楚国从创建之初到消灭之时，一共经历了八百余年的光阴，这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无法再去追溯和还原，但正是因为有了《楚辞·九歌》，不论在任何时刻将其翻开，都可以回到当时的楚国时空中，对一场活色生香的祭典进行亲身感受。在《楚辞·九歌》中，其实际展现出来的祭祀模式，追溯源头，就是楚人在当时时期对于“自然崇拜”的一种最完整的体现，而且基于“自然崇拜”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相应的综合作用，将楚国特有的巫文化衍生出来，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任向红.涉农高职院校语文教学设计“创新传承民间文化”——以《楚辞·九歌·山鬼》为例[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20（3）：216-217.
〔2〕张树国.隶变与楚辞“问题”的生成——兼论屈原赋二十五篇的组成[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5）：93-104.
〔3〕龚维英.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九歌》[J].云梦学刊，2001（3）：33-36.
关键词：楚辞;九歌;自然崇拜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楚辞》是一座瑰丽神奇的宝库，其中最为璀璨闪耀的明珠就是《九歌》。在《楚辞·九歌》中，通篇有十一章，通过《楚辞·九歌》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原祭祀的特点和文化，而且其与楚人的“自然崇拜”有着极为深厚的关联。楚人之所以会对万物产生崇拜之情，其根本原因就是楚人对于自然现象并不知晓，也正是源于此才将楚人奇特的想象激发出来，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成就，不但包含了文学和艺术，还涵盖了宗教。可以说，正是由于楚人的“自然崇拜”，才使屈原《九歌》的文学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一、楚地“自然崇拜”的历史与地理渊源
（一）先秦楚国的人文地理
与当时的北方其他诸侯国进行对比，楚国不论是实际的生存条件，还是地理条件，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楚国农渔之所以发达就是源于充沛的水系。在《左传·哀公六年》中，就记载了楚昭王“唯沮与漳，楚实尽之”的言论。正是如此，以某种角度来分析，使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压迫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而且农林渔牧的整体发展都呈现出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当时闭塞不通的环境中，楚国仍大力发展着生产和经济以及文化，并且使本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以及文化体系得以形成。通过1978年发掘的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以及在1982年发掘的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以及“楚辞”，就可以看到楚人审美的关键词，可以大致归结为空灵、精致、飘逸、深邃以及华艳。对于其本身而言，其与中原文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
（二）楚人崇敬自然神灵之风俗
楚国最初的发展源头为部落，一共历时了八百余年，在部落时期，以先祖芈氏带领着族人向汉水上游迁徙，并且在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苗蛮土著融合在了一起，一个崭新的政体得以组建。由于文化与血统的嫁接问题，在中原人士的口中，一直称其为“荆蛮”或者“南蛮”，而且其本身的原始社会组织痕迹极重，与中原礼乐风格无甚相同之处，而且与中原诸国对比，楚的民风具备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特点，而楚人崇神信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血统以及文化的融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曾有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棄尘世，藐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此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对于南方而言，其不但拥有秀丽的山水，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且也正是源于此，才使楚人重视精神和擅长想象的这一民族特质得以固化。在初期阶段，南方最多的就是湖泽，在每年的春末夏初阶段，汉水和长江之处往往会存在着非常大的洪水决堤隐患，进而将毒虫和巨蛇引入进来，除此以外，在原始森林中，还存在着古墓蔽日的现象，因此，使整体的神秘气息进一步加重，而且这些实际存在的自然现象都非常令芈氏先民感到好奇和深深的畏惧，因此，在芈氏先民的思想中，则认为冥冥之中一定有着神灵的安排和掌握，长此以往，则使楚人对自然的崇拜进一步形成。在《九歌》中，将迎神之曲和人鬼以及送神之曲摒除，则其他八章中描写的各神祇执掌的内容均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
在《九歌》中，其涵盖的所有神灵均属于自然的类别，不论是河伯，还是东君，都是在当时的年代中人们对于世间万物认识的一种投射。基于此种“自然崇拜”还将各种宗教行为衍生了出来。与此同时，在当时的荆楚大地上，“自然崇拜”已经不单纯是某一种仪式，而是楚人精神寄托的一种重要体现。
二、《九歌》中的巫与祭
（一）《九歌》祭典中的巫：沟通人与神的重要媒介
从汉字结构的角度来对“巫”这一字进行解析，就其上下两横而言，其实际代表的内容就是天和地，中间的一竖代表的则是一种本领，可以通天达地的一种本领，而在一竖两旁有“人”，其代表的则为一男和一女，男名为觋，女名则为巫，在当时，大部分的巫者都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男扮女装，其扮演着使者的身份，对天地神人进行沟通。对于楚国而言，其第一位首领就是火师鬻熊，曾经随姬昌伐纣，其本身就是大巫师，是周文王的老师。
在《周礼》中，对古代祭祀中国“巫”的职权和地位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即：“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事，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在当时，女巫的主要职责就是“掌岁时祓除衅浴，旱嘆则舞雩”。而男巫的主要职责就是“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发现，“巫”所代表的就是古代祭典，特别是在楚国祭典中出现的“灵魂”人物，巫都会将一些谄媚的手段应用进来，例如鲜花、乐曲、舞蹈等，进而达到媚悦神灵的目的，将神灵招来，达成为国消灾和纳福的最终目的。在对“巫”字来源的解说中，《说文》写道：“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与工同意。”这里的“工”其实际所指的是“工祝”，在当时的祭祀中，隶属于掌中告的宗教人员。古人在对“巫”的地位进行强调时，甚至会将宗主国应用进来，由此可见，其地位极高，因此，对于具体巫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与一般值属的官员对比，也更为苛刻，不但要“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还要做到“聪能月彻之”和“智能上下比义”。巫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天赋，才能使神明真正地依附与他，并且给予其通灵的能力。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对于屈原的描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将“楚之同姓”的高贵身份抛开来，暂且不提，在文中，不论是“博闻强志”还是“娴于辞令”，其实际对应的就是“智能上下比义”，此外，相关学者王志举证对于屈氏家族而言，其在早先的祖辈中就存在楚王是担任巫祝的史实，不仅如此，还将屈原世系的先祖原是武王熊通之子屈暇指了出来，屈暇曾经就担任过莫敖一职位，该职位的地位等同于原始部落中的长老以及师长，通过血脉的延续，延续到了屈原这里，虽然屈氏的职务也不如先祖时期重要，但不论是巫祝的气质，还是巫祝的传统，早已深入到了屈原的血脉之中。 当时的楚国是一个非常奇幻的国度，而且全民都重祀信巫，与此同时，屈原对于国家级祭典主持和参与的频率均非常高，因此，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具备着浓厚的巫祝情调。
（二）《九歌》祭典中的祭：对神祇的礼赞
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不论是偏安一隅的巴蜀、荆楚等国的国君，还是中原列侯，都极为重视祭祀，而且认为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活动，对王权社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祭祀而言，其历史发源地也是在城邦建立之前，也就是说人类还处于部落时期，而且当时的军事和政权也处于相对巩固的状态，不论是任何的一个联盟以及部落的领导，其在经历了近几百年的战争之后，通过排挤融合，则相应的世袭继承权出现，在族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对一切事物进行支配，但是对于一个强势的首领而言，仅仅有如此的权利还远远不够，因此，为了使自身的绝对地位得以巩固，则需要更多的子民来拥戴他，因此，他们就会牢牢抓住祭天的权利，并且通过角色的扮演，使自身成为一个真正至高无上的人，还能对神灵的旨意通达。
对于此种情况而言，其在中国的历史上属于非常常见的事，在如今也存在着此种“政中合一”的管理模式。在中原地区，不论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其最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巫祭和鬼神，大到家国军政，小到诞育子女，都要问候诸位鬼神。王权的不断更迭，从商到周，对于殷商王朝而言，其从以往的“受命于天”在一夜之间呈“大厦将倾”之势，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在此期间曾经敏感地感受到了“天命靡常”以及“天不可信”。自此之后，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性“文革”活动，对于该活动而言，周公旦就是其主持者，不论是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都将周代社会的理性与人文的光辉全面地展现出来。基于相应的规章约束，周人由以往的母系社会进一步转化为了父系社会，对于此次变革而言，其虽然存在着不够彻底的问题，但是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十分重大。
周氏在对改革旗帜进行大举的过程中，由于人文环境以及自身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远在南方的芈姓族人与这场极富历史意义的宗教变革擦肩错过。
不论是从最初的《九歌》，還是后续的《天问》和《离骚》等一众诗篇的角度来分析，对于楚国这一脉而言，其实际的文化形态极有可能是对夏商古风的直接秉承。在夏朝的祭祀中，大部分都是与“万物有灵”相关的内容，而且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自然万物的崇拜之情。但是对于《九歌》和《楚辞》而言，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其来源就是夏代的巫祭舞乐，与此同时，与当时的《山海经》也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苏州大学的纪晓健教授说过：“《山海经》中的《九歌》是具有神话性质的巫术性的宗教歌舞，《楚辞》中的《九歌》是原始《九歌》的延续。”
对于《九歌》而言，其实际的创作风格不具备完全一致的特点，而且实际的惆怅韵味非常浓厚，不论是“悲”“苦”，还是“愁”“怨”，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不需要作者明确的阐释，也可以通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 兮容与”“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等感叹之词，进一步感受到屈原自认为掩藏相对较深的落寞之感。
如果在对《九歌》进行释解的过程中，强行认为其是对楚国的命运深深担忧，并且想要召唤神灵对国家的平安进行祈求的祭歌未免有些许牵强，但是以屈原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其情感具备忧故生怖的特点，而且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所以《九歌》，实际蕴含的情感力量是极为深厚的。
由此可见，在楚国的祭奠活动中，由于巫师本身不但扮演着人与神沟通桥梁的角色，还因此具备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世人皆对其非常敬重。而对于楚国时期的巫师而言，其之所以能起到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楚人自身的文化思维，其认为神灵与人相同，不但有喜怒哀乐，还充满了情绪化和欲念。因此，对这些异界的神灵进行祭拜是非常安全且亲切的，此外，通过对自然的崇拜进一步降低自身的姿态，唯恐自身有半点不周而招致祸患，但是另一方面楚国又通过相关虔诚的表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进而达到与天地比肩的地步，也正是如此，才奠定了后来楚人不断建功立业以及自信心逐渐膨胀的基础。
三、《九歌》中的人间性
（一）《九歌》组辞：神、人同形同性
将《九歌》的组辞翻开，在其辞赋中，其所呈现出来的神灵就是深处云端之上，也是所有人感觉非常熟悉的行销。这些神灵不但有“玉佩兮陆离”的风流姿态，还有“龙架兮帝服”的缥缈神光，不仅如此，其也有与“怨公子兮怅忘归”相似的缠绵情怀。具体是神，还是人，更是无法分辨。根据前文所述，对于楚辞《九歌》而言，其上承了商代时期的《九歌》，在此文辞之中都充斥着原始宗教之中的人神交媾的性爱元素，但是楚人在对这一套祭祀曲辞和模式进行沿袭的过程中，又将南方蛮族部落的野性美感融入了进来，当时的南方很大一部分蛮族部落在对神明进行召唤的过程中，都会将富于象征意味的舞蹈姿势融合进来，进而对福祉进行祈求。楚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与蛮族交往的时期相对较长，因此，对满足一些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方式进行吸取和融合，形成了楚人独树一帜的祭祀模式，类如以舞降神和以舞招魂等。
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对于楚人而言，正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想象力，才使楚国后来的艺术成就得以形成，并且成为一种正面的导向。以《九歌》为实际的载体，对具体的祭祀仪式反映情况来看，在当时楚国举办的国家级祭典中，不但包含中原各诸侯国相承相继的文化血脉，还展示了属于本民族自身的独特风采，不仅如此，还对人情中柔软和感性的力量极为强调，并将神秘而冶艳的巫祝情调涵盖了进来。
（二）《国殇》：慷慨报国不顾身的尚武情节
在整篇《国殇》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昂扬的情绪，而且与《东皇太一》和《东君》相比，其气势丝毫不逊色，还超出了不少的礼赞力度。以赞词的功能为实际出发点进行分析，《国殇》主要是对“人鬼”进行祭奠，通俗来讲，就是对在远方战争中捐躯的勇士招魂，而且正常情况下，此种文辞具备“诡谲艳丽”的特点，先将作者到底为谁的分歧抛开，只对《招魂》这一篇进行深入的剖析，可以发现其实际体现的风格与其他篇幅完全不同，而且在整体的辞赋中展现的是一种铺张扬厉之美，还将楚地招魂祭礼中极具特色的凄迷缥缈展示了出来。而对《国殇》进行进一步剖析，可以发现其慷慨相对较多，哀伤相对较少;亮烈相对较多，诡谲相对较少。虽然出现了如此伤悼之语，即“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但是很快就被相对雄健的赞语全部冲散，即“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反而对一种人间的英雄进行了进一步的升格，完全升格为天国的英灵，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
不论如何，对于《九歌》而言，不论是从思想情感的角度来剖析，还是从辞藻内涵的角度来赏析，其都是中华民族文学长廊中最为珍贵的一座宝库，虽然过去了千百年，但是任何一代的诗人或者作家，都可以在楚辞中进行养分的汲取，进而获取灵感，通过《九歌》还可以更深层次地感受到历史时期先人与大自然之间相互依存时的一种纯真的心灵悸动。
四、结语
本文对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楚国从创建之初到消灭之时，一共经历了八百余年的光阴，这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无法再去追溯和还原，但正是因为有了《楚辞·九歌》，不论在任何时刻将其翻开，都可以回到当时的楚国时空中，对一场活色生香的祭典进行亲身感受。在《楚辞·九歌》中，其实际展现出来的祭祀模式，追溯源头，就是楚人在当时时期对于“自然崇拜”的一种最完整的体现，而且基于“自然崇拜”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相应的综合作用，将楚国特有的巫文化衍生出来，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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