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第九十六中学上初中。那时正值“文革”时期，我在上初二年级的第一学期时，学校组织我们到京棉一厂参加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学工劳动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来说，感到十分的新鲜。我当时被分配到筒拈车间。我记得我们一共5位同学被分配到筒拈车间。当时是筒拈车间的工段长把我们接到车间的。我们5个人各有分工，可能工段长看我细细的手指像个女孩儿，所以安排我学接线头。带我的师傅是一位40多岁的、身体胖胖的女同志。她说话和气，待人热情。刚开始不习惯，我老是接不好线头，可她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学会为止。纺织女工们工作是有定额的。为了不耽误时间，按时完成任务，她们接线头时不等机器停下、纱筒还在运转的时候就要伸手去抓。看着带我的师傅熟练的接线头动作，我非常佩服。可我怎么也不敢伸手去抓那飞转的纱筒。在师傅的鼓励之下，我一咬牙、一闭眼，手哆哩多嗦地就去抓那还未停转儿的纱筒，结果感觉手心一热，抬手一看，手心脱了一块皮。师傅鼓励我，别害怕，越不敢抓越烫手，要自己琢麽找巧劲儿，就能抓着不烫手了。
　　我上的第一个班正巧赶上夜班，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在耳边轰然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儿下夜班，我走出喧闹的车间，来到了清静的室外，感觉脑袋瓜子都大了。见到室外小花园里有块石头，我一屁股就坐那儿了。脑袋不觉得天旋地转，心里感觉翻江倒海，一个劲儿的要往外吐。虽然如今已过去30多年了，可当时的感受我至今记忆犹新。
　　车间工人实行的是四班三运转工作制，歇人不歇马，机器从来不带停的，除非是机器保养检修才停车。每到吃饭的时间，车间里就响铃。在车间的厂房里高高地悬挂着一盏红灯，因车间噪音大，所以一到吃饭时间，既响铃又亮红灯，工人们才晓得要开饭了。由于工作量大，我们当时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老早就感觉饿了，所以经常是一面工作，一面不时地抬头看红灯。只要看到红灯一亮，我们这几个孩子就跟遇到皇阿玛大赦一般，放下手里的活儿，撒丫子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
　　车间的厂房在马路南边，而食堂在马路北边的大礼堂里。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食堂吃饭的情景。那天我上早班，中午到食堂吃饭，来到马路对面的大礼堂。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食堂。里面几十个卖饭窗口：主食、炒菜、凉菜卖什么的都有。几十张桌子一字摆开。能同时容纳千八百人就餐。我看见一个窗口正在卖饺子，从小就爱吃饺子的我，看着雪白无瑕、晶莹剔透的饺子，感到食欲大增，赶忙排队买了半斤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此时，我已是饥肠响如鼓，夹起一个洁白如玉的饺子，放在嘴里一咬，顿时嘴里流出了一嘟噜油，满嘴鲜香。我这时才知道 原来猪肉大葱馅儿饺子这么好吃呀。从那儿以后，我对猪肉大葱馅儿的饺子情有独钟。一到饭馆吃饺子，准点猪肉大葱馅儿的。
　　学工劳动有好多有趣的事。开始我跟带我的师傅学接线头的时候，师傅教我用打结器接线头。我看师傅手里拿着个打结刀。我说我也使打结刀接线头吧。师傅说，打结刀没有打结器好使，你先学用打结器接线头，学好了再学用打结刀。我好奇，非要尝试一下用打结刀接线头。我趁师傅上厕所的机会，拿起师傅的打结刀，学着接线头。结果一不小心，把手剌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师傅回来一看吓坏了，赶忙带我到医务室上药包扎。
　　那会儿，我们这些孩子受不了上夜班熬夜的煎熬，总想找个地方睡会儿觉，可老师经常夜班来查岗。于是同学们就想了好多办法。比如钻到装棉花的大包里睡觉。前半宿这个同学睡觉，那个同学就放哨;后半宿睡觉的同学再起来换班放哨，让另一个同学再睡。记得有一回老师夜班来查岗，放哨的同学赶忙叫醒睡觉的同学，刚从棉花包里爬出来的同学，装模作样地在那儿假装干活儿。老师来到跟前问：“又偷着睡觉了吧？”这个同学回答：“没有。”老师说：“还嘴硬，没睡觉，身上哪来这么多毛儿？刚从棉花包里钻出来的吧？”直说得这个同学哑口无言。
　　我这个初中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仅当过纺织男工，还经过商、卖过菜。那是初中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学校组织我们到东单菜市场进行学商劳动，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分到蔬菜组学卖菜。我记得蔬菜组组长是一位40多岁的男同志，又高又胖。蔬菜组还有两位老师傅，一位姓孙，另一位姓刘。还有三位女同志，一位姓马，一位姓于，还有一位姓张。虽然相隔近40年时间了，这几位师傅的名字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蔬菜组长教我们拉平板车，还教我们如何装车。他告诫我们装车时遵循“装前卸后”的原则，就不会翻车了。孙师傅和刘师傅是两位多年从事卖菜工作的商业老职工了，对经商卖菜有着丰富的经验。卖菜首先要会算账，会打算盘。这二位老师傅一有空儿就教我们念口算账，教我们打算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了卖菜。在卖菜过程中也曾有过一些小花絮，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没事儿偷着乐。有一回我记得是卖茄子，一毛五一斤，有一位顾客买了5斤茄子，我应该收他七毛五分钱。由于我算账不熟练，结果我管他要一块二毛五分钱。顾客说：“小伙子，你这儿卖金茄子还是银茄子呢？5斤茄子就这么贵。”我这才意识到算错账了，赶忙向顾客赔礼道歉，并退回了多收的5毛钱。还有一次，蔬菜组的售货员都去开职工会了，菜站前就留下我和另一位同学留守。临走时孙师傅告诉我：“刘儿，我们开会去了，你看着卖。”他们刚走不久，菜站来了一卡车圆白菜，霎时菜站前围满了顾客，吵着要买圆白菜，我说：“师傅们都开会去了，这菜还没定价呢，不能卖。”顾客说：“你就定个价吧！”我说：“我定不了价。”无论我怎样说，顾客就是不走，而且人越聚越多。此时，我想到孙师傅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刘儿，我们开会去了，菜你看着卖吧！”于是我就和另一位同学说：“你收钱，我卖菜。”我随手拿过一个大笸箩，往里装了五六棵圆白菜。然后对排队的顾客说：“准备好零钱，一块钱一堆儿。”我卖菜，另一位同学收钱。一会儿的工夫，半车菜就卖完了。有些顾客越便宜越不嫌便宜，一边往菜篮子里装，一边说：“小伙子，再饶一棵。”我也不含糊，随手又给装了一棵。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后面的顾客都要求饶一棵。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没办法我只能每个顾客都饶一棵。原本一块钱五六棵，变成了一块钱七八棵。正当我左饶一棵、右饶一棵，忙得不亦乐乎、四脖子汗流之际，孙师傅开会回来了。上来就说：“刘儿，有谱儿、有谱儿。”看到钱箱子里满满的一箱子钱，孙师傅先表扬了我当机立断、做主卖菜的做法，又批评了我不坚持原则、随意给顾客饶一棵的做法。一会儿的工夫，我是既受了表扬又挨了批评，回想起来真有意思。

　　这段既纺织又卖菜的中学生涯，虽然已经过去近40年了，但回忆起来特定年代的特殊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把这段特殊经历写出来奉献给读者。对于经历过“文革”时期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能够引发同感。而对于没有“文革”那段特殊年代经历的青年人，能够了解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學生学工、学农、学商劳动的特殊经历，而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引发一些深思。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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