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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认为：政者，以正治世也。为政者几乎可以用治世的名义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上至国计，下达民生，几无禁区。而在西方人看来，政府不过是一群收税人容身的场所，他们必须谨慎从事，每事必有确凿的法律条文可依，许多领域对他们来说都是禁区，例如民宅、教堂，以及民间贸易。
然而，现在中西方文明体关于政府角色的看法却在悄然靠近，尤其在它与社会经济间的关系方面，有殊途同归的趋势。
从中国传统哲学角度看经济
今年8月7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了美国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的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两个“磁极”，其中，美国的消费者是一个“磁极”，中国的制造商是另一个。他的比喻给我一个启发，让我想到试着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思考一下现代经济的本质，这样思考的结果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经济的本质和它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内在组成元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从其产生的原始性质来看，上述两个因素是产生现代经济的根本。一个是市场规律，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常常会认为它可以无条件地发挥作用，甚至以为所谓“经济”就是市场自身的“独舞”；另一个元素——政府因素——却无足轻重，甚至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
市场规律使经济具有增长的内在力量和机能，它的生成动力是“民生”；而如果没有政府无时无刻地发挥着“凝结剂”、保护神、裁判官和保镖的作用，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就不可能发生，或是只能偶然地发生而形不成气候，世界文明也就永远没有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经济将不成其为经济，市场亦无处容身。世界上所有经济体的生成和发展都是这两者微妙结合的结果。
我感觉，现代经济就像一个人体，市场因素是他体内的“阳”，而政府因素是他的另一极——“阴”，阴阳协调共存，经济体就能健康向上地可持续发展。前者的存在使得市场蓬勃生发，但有时“阳”过度旺盛了，也会让经济体患上“阳亢”的症候，其表象诸如市场泡沫化、信用被滥用、生产过剩等等，此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要发生了。
政府因素代表了经济体内在的保守和稳态的要求，是经济体能长期稳定存在的保证。但是，如果“阴”盛得厉害，就会患上“阴盛阳衰”的症候——症状是效率低下、交易受阻、企业经营艰难、市场活力受到抑制。中国这个文明体两千年来的“体质”之所以越来越臃肿和衰弱，就是因为患上了此症。
美国1929年的大危机和中国1956年的“大赎买”，分别是上述的两种典型发病案例。前者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发现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后者产生了鄧小平理论，在极为艰难的时刻勇敢地把市场机制引进中国经济，挽救了我们的国家，进而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政府这个“东西”在东西方文明圈的不同命运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充当政府角色的各种政治权力在中国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朝廷，在中东、南亚和北非是清真寺，在印度是婆罗门教寺院，在西方是中世纪以前的天主教教会，这些都是在现代经济产生以前一直强势存在的背景力量。文艺复兴之后，西方逐渐形成了以民选政府和基督教会组成的权力共同体为核心的社会权力中枢，这就为现代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基础。
那么在西方，为什么人们总是极力贬低政府在现代经济形成过程中的正面作用？而在东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什么总是那么自信满满？
信奉自由经济理论的人总是习惯性地贬低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文化圈里，政府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产生仅仅有几百年的时间，是从中国趸来的“舶来品”。由于“政府”这个“东西”不是他们文明圈里的自然滋生物，所以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从外部世界闯进的怪物，出于天性，它总要一刻不停地吞噬着什么。根据旧约的《约伯记》，利维坦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怪兽，也是上帝创世的颠峰之作。在他们的文明史里，人们习惯性地把那群暴戾的收税官比喻为利维坦。现代政府形态出现在他们社会中的实践，大约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个自称为“公众的仆人”的政府，时时要受到监视、批评甚至咒骂，如果失去哪怕须臾间的监视，他的主人们也会认为它正在吞噬或打算吞噬本不属于它的那些社会财产。因此，他们的政府跟我们雇佣来的奴仆一样，总是被当成潜在的贼一般地被盯着，而且还要每四年或五年被重新选择一次。
在亚当•斯密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后，政府就又增加了一个挨骂的项目，那就是它总要对市场的危机和混乱担负罪责。每当市场凋零时，市场主体与政府的意图发生冲突时，人们都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政府。也很奇怪，在西方世界，二百多年来，在政府被无休止地被咒骂中，西方社会文明却以空前的速度崛起，他们迅速地超越了长时期的竞争对手——穆斯林世界，最终让东方所有的古老文明相形见绌，甚至拜倒在他们“膝下”，他们的文明成了世界上最“牛”的“上等文明”。因此，可以这样理解西方人的心态：只要政府在社会中的强势不断地被质疑，他们的社会就能不断地向前飞跃。这就是在西方世界，政府这个“东西”长期被置于否定地位的深层原因。日本人干什么都要走到极端。他们自从“脱亚入欧”后，被人们认为“比西方还西方”，因此他们现在社会中的政府也越来越失去了东方人的特色，例如眼下，当政的菅直人首相的颜面已经丧尽，被人逼着递交辞职书。在一片“下课”声中，他许下一个又一个限期，像是一个尴尬的躲债人。不仅是他，近十年来，日本首相的任期越来越短，平均任期已经短到快不足一年，人称“十年九相”，在所有的西方文化氛围下的大国政府中，日本政府的地位最为艰难。
而在我们中国这边，由于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社会历史，所有民众丝毫不敢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和懈怠，否则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如果没有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从政权威者的道德约束的话，也不会造成中国这段漫长的专制历史。相反，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多数民众心里，至少在表面上，政府在人们的内心有着西方人不可理解的“威信”，也正是这种“政府情结”成为造成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的最根源性的元素。在后来被人们称作“中国模式”的那个“东西”，也是这个“政府情结”在起作用。
在中国，长期被压抑的市场意识与政府自信地掌控市场的现实情况，造就了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情结”。
实际上，从一般意义来讲，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把握很难一概而论地被认定为好事还是坏事。例如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政府对市场的调控突然消失，不仅经济会遭到重创，社会也将立马陷入混乱，因此，政府对市场的主动干预，虽然从长远角度来看要慢慢减弱，但对这个过程却无法列出一个时间表，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用上述方法给现代经济诊诊脉
其实，在所有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及其背后，政府的作用永远也不会消失，也就是说，人们都在强调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实际上却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一旁伺立着，须臾没有远离，靠着它，市场活动才得以有序进行。整个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倘若没有政府，那各地还不都成了今天的索马里？
凡是经济日益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社会，都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侵蚀”着政府原有的职权领域，并且哪个民族更敢于把这种“侵蚀”做得更激进，这个民族的进步就越快。这就给了人们一个错觉，好像政府是这场大戏的反面角色一样，谁在台下骂它越凶，谁就越是英雄，而且近代的历史发展主流也常常站在这个“英雄”一边。
问题是，人们往往通过强调需要加强的那股力量，来主张自己的经济观点，从而就把那个永远不用强调也不会消失的一方当成了多余甚至累赘。因此，政府往往就成了许多问题的责任承担者。例如，去年年底逝世的意大利前财政部长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就认为，引起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的失效，而不是市场的失效”。——真是冤枉，我认为，那不是政府的失效，而恰恰是市场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政府作用的被忽视和被抑制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要适当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有意识的干预，当然这种干预的方法和强度应当是有讲究的。
但是，当事情向着同一个方向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结尾或者说是一个“拐点”，当政府在社会这个戏台上的作用被削减的太过严重或太过迅速时，就会有声音出来替政府说话了，20世纪初的凯恩斯就是这个时候被人们认识的。凯恩斯针对1929年的“大萧条”给出了一条“锦囊妙计”，那就是建立“世界货币”，不过这在当时就被美国人否掉了，美国人依仗自己的经济霸权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铸币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货币一定要有“世界政府”的存在，并作为其有效运行和管理的先决条件，没有“世界政府”就不可能有“世界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欧元的命运将取决于现在的“欧洲政府”的寿命，货币与政府的关系在这里被表现得清清楚楚。
爆发于2008年的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认为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一个与之对应的有效的世界经济管理者密不可分。政府缺位或政府作用力度不足是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这是自由贸易主义思潮长期以来太过张扬引发的危机。此时，那些“自由派”不吭声了，人们不得不再次把政府拉出来收拾残局，那些自由经济论者也不得不承认，政府不能一味地在市场膨胀的进逼下向后退缩，所谓“政府监管”就是请出政府来管一管那只“看不见的手”顾及不到的“阴暗角落”，或是市场根本不知道怎样应付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形式（如网络虚拟世界）而造成的混乱。此时，政府必须现形于市场前，伸出那只“看得见的手”，并施以援助。
西方永远也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政府情结”
但是，那“两只手”什么时候应当侧重前者，什么时候应当侧重后者，是大有讲究的。依中国的情况来看，邓小平一直强调要让政府把伸向市场的手缩回来，把“大政府”逐步缩减成“小政府”，自己则退而充当“守夜人”角色。这就是他开创性地提出设立经济特区，让计划经济时期的老的规章制度“逊位”的原因。此时，我想到的是汉初的文帝和景帝，以及眼下的泰国国王普密蓬，他们的“无为”是因为用不着“有为”，而当他们出手的时候，那结果必是决定性的。用这样的比喻才能说出我对那两只手之间关系的理解。
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本质属性是难以说清楚的。若说它是计划经济体，则跟前苏联那种指令化统制管理的手段已有极大差异；若称其为市场经济体制，但它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外汇储备，还指挥着数量极多、规模极大的国企，令其在行事时首先考虑政府政策而非市场法则，这就使多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不认同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判断。中国人自己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仅看看以政府为背景的国企系统的庞大身躯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它与民争利的触角伸向了其愿意进入的任何市场，如最盈利的房地产以及对被称为“经济命门”的金融业老大——银行业的垄断，它还在继续实行着计划经济时期创制的进出口贸易的结汇制度。因此，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准确地讲应当被称为“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自己在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有别于西方纯粹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
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需要强求别人承认我们是什么样的经济体系，能适合我们国情的体系就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也不一定能够自保其身，比如欧洲的PIGSS五国在债务危机下几乎已经成了被迫过河的“泥菩萨”。
市场经济体系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组架结构之一，需要有一个与之配合運作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的组织形式会因为那个特定的文化氛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大趋势是政府的行为模式应当克服凌驾于市场原则之上的惯性思维，换句话说，它应当带头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办事，应当学会对市场法则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如果动不动就想“驾驭市场规律”，结果是虽有小的甜头可尝，但终将因被这个“异动”所导致的市场紊乱所困，进而遭到加倍的“报复”。
近日，坊间谈论日多的“中国经济硬着陆”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揣测中国政府对市场日益增多的干涉行为可能引发的不利后果，以及它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
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球•中国：经济风险与投资策略”论坛上，努里尔•鲁比尼这个善于预言末日的“乌鸦嘴”就把市场对中国实行“报复”的时间判定在2013年。
他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8%、通胀率高于5%的水平持续一年时间以上，中国经济就会“硬着陆”。“硬着陆”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可以让接受这个信息的人自己揣摩它的具体含义——可能是经济衰退，也可能是经济危机和其他表现。鲁比尼的根据是：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太少，政府投资的比重太大，这一点暗合了我上所说的“阴阳学说”。这里所说的“消费”与“投资”当然是指完全市场行为的最终消费和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而非市场实体所进行的开发市场的投资行为。
我不认可他的这个结论，他太不懂中国了，时间将证实他的预言是失败的。
中国式经济管理是不是后现代社会的必须？
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严厉控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两千多年以前的汉武帝，由于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年征战，造成国库严重空虚，权臣桑弘羊主张将煮盐业、冶金业和均输业（贸易）都归由政府管辖，以充实国库。而后来在相对和平时期，这样的战时政策却成了常态。从那时起的两千年里，中国政府都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经济生活中的绝对垄断的角色，自信而且蛮横。绝大多数时期中，民众所能自由经营的市场活动，仅限于类似武大郎所从事的制贩炊饼的餐饮业等小规模的手工业性质市场活动。只要社会稳定下来，两千年中的任何一个朝廷都会把桑弘羊定下的规矩——不成文的“经济宪法”——《盐铁论》当成本朝的经济政策，政府那只以政权的绝对力量为后盾的“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严厉管辖，毫不手软。中国人民对此也早已习惯了，对朝廷采取的任何经济措施，老百姓只有服从的份，而绝无半点的质疑的权利，盐铁论会议上那句“与民争利”成了人民争取经济权利的绝唱，谁敢以此种言语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乱政”。不用颁布什么《经济法》、《商法》之类的条文政纲，政府的一纸征文，说把土地征为国有，则土地马上就成了政府支配的财产；说煮盐业只能官营，只要见到有人在海边架起大锅煮盐贩盐，那其中挑头的人犯的必定是掉脑袋的弥天大罪。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这种宏观的社会经济现象，直接影响到现在，进城的农民在市井繁华地带从事的“肩挑贸易”，从业者与新近成立的城管“大沿帽”只有“打游击”的份，一声“城管来啰”，小贩们就会迅速兜起包袱四散逃跑。这种对民众生计（民生事业）的绝对垄断，对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格局来讲是它的“命根子”。中国历史上历代二百年一朝的大朝廷、几年十几年一代的小朝廷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垄断市场的控制力的大小。那些恪守官营一切社会事务的权臣当道，就像上面提到的桑弘羊以及唐朝的刘晏、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是实行“大国营政策”的行家里手，有了这些“财经专家”们的运筹，国家垄断了全社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才能提供给大朝代足够的给养，供其消费和挥霍，如此，这个幸运的大朝廷也就得以维持二百多年。
两千年中，也有洞悉现代经济内涵的专家。他们都不是思想主张系统完善的经济理论家，而是自己悟出经济规律，他们主张政治应当“清静无为”，如新朝的王莽最有代表性，他当宰相期间和当皇帝的15年间推行的就是自由经济政策，由于没有现代民法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政权后盾的保护，前西汉政权的余孽很快就利用了不在政府管辖之下的社会游资和非组织力量——“绿林”、“赤眉”造成的社会动乱，成功地实现了刘汉王朝统治复辟。有历史学者称，王莽新朝的“试验”是不成功的社会改革试验，在强大的皇权至上的理念和麻木的民众尊皇传统面前，给予民众的那些权利全部都用到了对付反其道而行的改革家身上，让王莽这个有抱负、有理想、有纲领的社会改革家成了“逆贼”、“篡位者”，这黑锅一背就是两千年。虽然他的试验不一定成功，但他的失败让后世的政治家们再也不敢冒犯旧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理念。
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其本意也是将民生视为立国之基，民生的实质就是把市场交还给民众。但是，在美国式的生活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他的成功在于他能脱离开中国本土的生活经历，大胆实行社会变革，其失败也恰恰在于他的这个“脱离”。脱离开传统的社会改革注定失败，一味将就传统的社会改革也注定会因为“人去”而“政息”。李鸿章挟镇压洪杨之乱的余威权倾朝廷，以他的实力，再造一个新的朝代也富富有余，但他恪守老师曾国藩的教诲，只做忠臣，不当叛逆。对孙中山的“策反”，不以身份高贵自居，只以“我已经年岁太大了”为由回绝。但是，在传统强大力量的围剿下，他百般应付，还免不了“卖国贼”、“洋人的奴仆”的骂名，最后，那些精心创下的一大批现代化的企业、新修的铁路、革创的亚洲最强大的海军都在虽腐朽但依然强大的传统面前，变成了朝廷的随葬品。
这样，横亘在中国改革家面前的就是这样困难的一种窘境——拒绝传统，改革就失去了对象，失去了舞台，失去了靠山；牵就传统，改革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辨别和辩论中，要辨别就要细致入微到每项措施、每条政令的细节末枝，把握好“度”，还要与各种观点的人论争如何脚踏实地不让改革陷入空转。邓小平的两项政策：设立特区实行“新政”和“不争论”，都是很有大智慧的点子。
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摆脱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管控。那么，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不是能从中汲取点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文化形态决定了中国政府要长期地管控住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长期的。而当下的世界也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中，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科技进步导致的信息化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它导致了许多观念的变化。而另一个因素最重要，那就是在当前各文明体大融合，同时不停发生各种类型冲突的时期，需要有一个能起到“世界政府”的力量来把控局面，这就是“G20”、“G8”乃至“G2”等新概念被不断提出的内在原因。我预言，在世界范围内，政府将会在市场经济体系下长期、持续地发挥作用，在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负有责任的大国政府）合力应对和干预世界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那只“看的见的手”，人们不但离不开它，反而在短时间内还要更多地借重它。当然，最后这几句话是说给西方人听的。
然而，现在中西方文明体关于政府角色的看法却在悄然靠近，尤其在它与社会经济间的关系方面，有殊途同归的趋势。
从中国传统哲学角度看经济
今年8月7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了美国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的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两个“磁极”，其中，美国的消费者是一个“磁极”，中国的制造商是另一个。他的比喻给我一个启发，让我想到试着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思考一下现代经济的本质，这样思考的结果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经济的本质和它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内在组成元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从其产生的原始性质来看，上述两个因素是产生现代经济的根本。一个是市场规律，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常常会认为它可以无条件地发挥作用，甚至以为所谓“经济”就是市场自身的“独舞”；另一个元素——政府因素——却无足轻重，甚至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
市场规律使经济具有增长的内在力量和机能，它的生成动力是“民生”；而如果没有政府无时无刻地发挥着“凝结剂”、保护神、裁判官和保镖的作用，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就不可能发生，或是只能偶然地发生而形不成气候，世界文明也就永远没有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经济将不成其为经济，市场亦无处容身。世界上所有经济体的生成和发展都是这两者微妙结合的结果。
我感觉，现代经济就像一个人体，市场因素是他体内的“阳”，而政府因素是他的另一极——“阴”，阴阳协调共存，经济体就能健康向上地可持续发展。前者的存在使得市场蓬勃生发，但有时“阳”过度旺盛了，也会让经济体患上“阳亢”的症候，其表象诸如市场泡沫化、信用被滥用、生产过剩等等，此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要发生了。
政府因素代表了经济体内在的保守和稳态的要求，是经济体能长期稳定存在的保证。但是，如果“阴”盛得厉害，就会患上“阴盛阳衰”的症候——症状是效率低下、交易受阻、企业经营艰难、市场活力受到抑制。中国这个文明体两千年来的“体质”之所以越来越臃肿和衰弱，就是因为患上了此症。
美国1929年的大危机和中国1956年的“大赎买”，分别是上述的两种典型发病案例。前者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发现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后者产生了鄧小平理论，在极为艰难的时刻勇敢地把市场机制引进中国经济，挽救了我们的国家，进而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政府这个“东西”在东西方文明圈的不同命运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充当政府角色的各种政治权力在中国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朝廷，在中东、南亚和北非是清真寺，在印度是婆罗门教寺院，在西方是中世纪以前的天主教教会，这些都是在现代经济产生以前一直强势存在的背景力量。文艺复兴之后，西方逐渐形成了以民选政府和基督教会组成的权力共同体为核心的社会权力中枢，这就为现代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基础。
那么在西方，为什么人们总是极力贬低政府在现代经济形成过程中的正面作用？而在东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什么总是那么自信满满？
信奉自由经济理论的人总是习惯性地贬低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文化圈里，政府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产生仅仅有几百年的时间，是从中国趸来的“舶来品”。由于“政府”这个“东西”不是他们文明圈里的自然滋生物，所以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从外部世界闯进的怪物，出于天性，它总要一刻不停地吞噬着什么。根据旧约的《约伯记》，利维坦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怪兽，也是上帝创世的颠峰之作。在他们的文明史里，人们习惯性地把那群暴戾的收税官比喻为利维坦。现代政府形态出现在他们社会中的实践，大约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个自称为“公众的仆人”的政府，时时要受到监视、批评甚至咒骂，如果失去哪怕须臾间的监视，他的主人们也会认为它正在吞噬或打算吞噬本不属于它的那些社会财产。因此，他们的政府跟我们雇佣来的奴仆一样，总是被当成潜在的贼一般地被盯着，而且还要每四年或五年被重新选择一次。
在亚当•斯密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后，政府就又增加了一个挨骂的项目，那就是它总要对市场的危机和混乱担负罪责。每当市场凋零时，市场主体与政府的意图发生冲突时，人们都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政府。也很奇怪，在西方世界，二百多年来，在政府被无休止地被咒骂中，西方社会文明却以空前的速度崛起，他们迅速地超越了长时期的竞争对手——穆斯林世界，最终让东方所有的古老文明相形见绌，甚至拜倒在他们“膝下”，他们的文明成了世界上最“牛”的“上等文明”。因此，可以这样理解西方人的心态：只要政府在社会中的强势不断地被质疑，他们的社会就能不断地向前飞跃。这就是在西方世界，政府这个“东西”长期被置于否定地位的深层原因。日本人干什么都要走到极端。他们自从“脱亚入欧”后，被人们认为“比西方还西方”，因此他们现在社会中的政府也越来越失去了东方人的特色，例如眼下，当政的菅直人首相的颜面已经丧尽，被人逼着递交辞职书。在一片“下课”声中，他许下一个又一个限期，像是一个尴尬的躲债人。不仅是他，近十年来，日本首相的任期越来越短，平均任期已经短到快不足一年，人称“十年九相”，在所有的西方文化氛围下的大国政府中，日本政府的地位最为艰难。
而在我们中国这边，由于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社会历史，所有民众丝毫不敢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和懈怠，否则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如果没有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从政权威者的道德约束的话，也不会造成中国这段漫长的专制历史。相反，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多数民众心里，至少在表面上，政府在人们的内心有着西方人不可理解的“威信”，也正是这种“政府情结”成为造成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的最根源性的元素。在后来被人们称作“中国模式”的那个“东西”，也是这个“政府情结”在起作用。
在中国，长期被压抑的市场意识与政府自信地掌控市场的现实情况，造就了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情结”。
实际上，从一般意义来讲，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把握很难一概而论地被认定为好事还是坏事。例如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政府对市场的调控突然消失，不仅经济会遭到重创，社会也将立马陷入混乱，因此，政府对市场的主动干预，虽然从长远角度来看要慢慢减弱，但对这个过程却无法列出一个时间表，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用上述方法给现代经济诊诊脉
其实，在所有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及其背后，政府的作用永远也不会消失，也就是说，人们都在强调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实际上却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一旁伺立着，须臾没有远离，靠着它，市场活动才得以有序进行。整个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倘若没有政府，那各地还不都成了今天的索马里？
凡是经济日益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社会，都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侵蚀”着政府原有的职权领域，并且哪个民族更敢于把这种“侵蚀”做得更激进，这个民族的进步就越快。这就给了人们一个错觉，好像政府是这场大戏的反面角色一样，谁在台下骂它越凶，谁就越是英雄，而且近代的历史发展主流也常常站在这个“英雄”一边。
问题是，人们往往通过强调需要加强的那股力量，来主张自己的经济观点，从而就把那个永远不用强调也不会消失的一方当成了多余甚至累赘。因此，政府往往就成了许多问题的责任承担者。例如，去年年底逝世的意大利前财政部长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就认为，引起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的失效，而不是市场的失效”。——真是冤枉，我认为，那不是政府的失效，而恰恰是市场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政府作用的被忽视和被抑制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要适当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有意识的干预，当然这种干预的方法和强度应当是有讲究的。
但是，当事情向着同一个方向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结尾或者说是一个“拐点”，当政府在社会这个戏台上的作用被削减的太过严重或太过迅速时，就会有声音出来替政府说话了，20世纪初的凯恩斯就是这个时候被人们认识的。凯恩斯针对1929年的“大萧条”给出了一条“锦囊妙计”，那就是建立“世界货币”，不过这在当时就被美国人否掉了，美国人依仗自己的经济霸权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铸币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货币一定要有“世界政府”的存在，并作为其有效运行和管理的先决条件，没有“世界政府”就不可能有“世界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欧元的命运将取决于现在的“欧洲政府”的寿命，货币与政府的关系在这里被表现得清清楚楚。
爆发于2008年的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认为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一个与之对应的有效的世界经济管理者密不可分。政府缺位或政府作用力度不足是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这是自由贸易主义思潮长期以来太过张扬引发的危机。此时，那些“自由派”不吭声了，人们不得不再次把政府拉出来收拾残局，那些自由经济论者也不得不承认，政府不能一味地在市场膨胀的进逼下向后退缩，所谓“政府监管”就是请出政府来管一管那只“看不见的手”顾及不到的“阴暗角落”，或是市场根本不知道怎样应付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形式（如网络虚拟世界）而造成的混乱。此时，政府必须现形于市场前，伸出那只“看得见的手”，并施以援助。
西方永远也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政府情结”
但是，那“两只手”什么时候应当侧重前者，什么时候应当侧重后者，是大有讲究的。依中国的情况来看，邓小平一直强调要让政府把伸向市场的手缩回来，把“大政府”逐步缩减成“小政府”，自己则退而充当“守夜人”角色。这就是他开创性地提出设立经济特区，让计划经济时期的老的规章制度“逊位”的原因。此时，我想到的是汉初的文帝和景帝，以及眼下的泰国国王普密蓬，他们的“无为”是因为用不着“有为”，而当他们出手的时候，那结果必是决定性的。用这样的比喻才能说出我对那两只手之间关系的理解。
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本质属性是难以说清楚的。若说它是计划经济体，则跟前苏联那种指令化统制管理的手段已有极大差异；若称其为市场经济体制，但它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外汇储备，还指挥着数量极多、规模极大的国企，令其在行事时首先考虑政府政策而非市场法则，这就使多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不认同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判断。中国人自己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仅看看以政府为背景的国企系统的庞大身躯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它与民争利的触角伸向了其愿意进入的任何市场，如最盈利的房地产以及对被称为“经济命门”的金融业老大——银行业的垄断，它还在继续实行着计划经济时期创制的进出口贸易的结汇制度。因此，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准确地讲应当被称为“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自己在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有别于西方纯粹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
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需要强求别人承认我们是什么样的经济体系，能适合我们国情的体系就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也不一定能够自保其身，比如欧洲的PIGSS五国在债务危机下几乎已经成了被迫过河的“泥菩萨”。
市场经济体系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组架结构之一，需要有一个与之配合運作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的组织形式会因为那个特定的文化氛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大趋势是政府的行为模式应当克服凌驾于市场原则之上的惯性思维，换句话说，它应当带头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办事，应当学会对市场法则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如果动不动就想“驾驭市场规律”，结果是虽有小的甜头可尝，但终将因被这个“异动”所导致的市场紊乱所困，进而遭到加倍的“报复”。
近日，坊间谈论日多的“中国经济硬着陆”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揣测中国政府对市场日益增多的干涉行为可能引发的不利后果，以及它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
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球•中国：经济风险与投资策略”论坛上，努里尔•鲁比尼这个善于预言末日的“乌鸦嘴”就把市场对中国实行“报复”的时间判定在2013年。
他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8%、通胀率高于5%的水平持续一年时间以上，中国经济就会“硬着陆”。“硬着陆”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可以让接受这个信息的人自己揣摩它的具体含义——可能是经济衰退，也可能是经济危机和其他表现。鲁比尼的根据是：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太少，政府投资的比重太大，这一点暗合了我上所说的“阴阳学说”。这里所说的“消费”与“投资”当然是指完全市场行为的最终消费和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而非市场实体所进行的开发市场的投资行为。
我不认可他的这个结论，他太不懂中国了，时间将证实他的预言是失败的。
中国式经济管理是不是后现代社会的必须？
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严厉控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两千多年以前的汉武帝，由于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年征战，造成国库严重空虚，权臣桑弘羊主张将煮盐业、冶金业和均输业（贸易）都归由政府管辖，以充实国库。而后来在相对和平时期，这样的战时政策却成了常态。从那时起的两千年里，中国政府都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经济生活中的绝对垄断的角色，自信而且蛮横。绝大多数时期中，民众所能自由经营的市场活动，仅限于类似武大郎所从事的制贩炊饼的餐饮业等小规模的手工业性质市场活动。只要社会稳定下来，两千年中的任何一个朝廷都会把桑弘羊定下的规矩——不成文的“经济宪法”——《盐铁论》当成本朝的经济政策，政府那只以政权的绝对力量为后盾的“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严厉管辖，毫不手软。中国人民对此也早已习惯了，对朝廷采取的任何经济措施，老百姓只有服从的份，而绝无半点的质疑的权利，盐铁论会议上那句“与民争利”成了人民争取经济权利的绝唱，谁敢以此种言语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乱政”。不用颁布什么《经济法》、《商法》之类的条文政纲，政府的一纸征文，说把土地征为国有，则土地马上就成了政府支配的财产；说煮盐业只能官营，只要见到有人在海边架起大锅煮盐贩盐，那其中挑头的人犯的必定是掉脑袋的弥天大罪。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这种宏观的社会经济现象，直接影响到现在，进城的农民在市井繁华地带从事的“肩挑贸易”，从业者与新近成立的城管“大沿帽”只有“打游击”的份，一声“城管来啰”，小贩们就会迅速兜起包袱四散逃跑。这种对民众生计（民生事业）的绝对垄断，对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格局来讲是它的“命根子”。中国历史上历代二百年一朝的大朝廷、几年十几年一代的小朝廷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垄断市场的控制力的大小。那些恪守官营一切社会事务的权臣当道，就像上面提到的桑弘羊以及唐朝的刘晏、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是实行“大国营政策”的行家里手，有了这些“财经专家”们的运筹，国家垄断了全社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才能提供给大朝代足够的给养，供其消费和挥霍，如此，这个幸运的大朝廷也就得以维持二百多年。
两千年中，也有洞悉现代经济内涵的专家。他们都不是思想主张系统完善的经济理论家，而是自己悟出经济规律，他们主张政治应当“清静无为”，如新朝的王莽最有代表性，他当宰相期间和当皇帝的15年间推行的就是自由经济政策，由于没有现代民法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政权后盾的保护，前西汉政权的余孽很快就利用了不在政府管辖之下的社会游资和非组织力量——“绿林”、“赤眉”造成的社会动乱，成功地实现了刘汉王朝统治复辟。有历史学者称，王莽新朝的“试验”是不成功的社会改革试验，在强大的皇权至上的理念和麻木的民众尊皇传统面前，给予民众的那些权利全部都用到了对付反其道而行的改革家身上，让王莽这个有抱负、有理想、有纲领的社会改革家成了“逆贼”、“篡位者”，这黑锅一背就是两千年。虽然他的试验不一定成功，但他的失败让后世的政治家们再也不敢冒犯旧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理念。
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其本意也是将民生视为立国之基，民生的实质就是把市场交还给民众。但是，在美国式的生活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他的成功在于他能脱离开中国本土的生活经历，大胆实行社会变革，其失败也恰恰在于他的这个“脱离”。脱离开传统的社会改革注定失败，一味将就传统的社会改革也注定会因为“人去”而“政息”。李鸿章挟镇压洪杨之乱的余威权倾朝廷，以他的实力，再造一个新的朝代也富富有余，但他恪守老师曾国藩的教诲，只做忠臣，不当叛逆。对孙中山的“策反”，不以身份高贵自居，只以“我已经年岁太大了”为由回绝。但是，在传统强大力量的围剿下，他百般应付，还免不了“卖国贼”、“洋人的奴仆”的骂名，最后，那些精心创下的一大批现代化的企业、新修的铁路、革创的亚洲最强大的海军都在虽腐朽但依然强大的传统面前，变成了朝廷的随葬品。
这样，横亘在中国改革家面前的就是这样困难的一种窘境——拒绝传统，改革就失去了对象，失去了舞台，失去了靠山；牵就传统，改革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辨别和辩论中，要辨别就要细致入微到每项措施、每条政令的细节末枝，把握好“度”，还要与各种观点的人论争如何脚踏实地不让改革陷入空转。邓小平的两项政策：设立特区实行“新政”和“不争论”，都是很有大智慧的点子。
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摆脱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管控。那么，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不是能从中汲取点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文化形态决定了中国政府要长期地管控住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长期的。而当下的世界也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中，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科技进步导致的信息化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它导致了许多观念的变化。而另一个因素最重要，那就是在当前各文明体大融合，同时不停发生各种类型冲突的时期，需要有一个能起到“世界政府”的力量来把控局面，这就是“G20”、“G8”乃至“G2”等新概念被不断提出的内在原因。我预言，在世界范围内，政府将会在市场经济体系下长期、持续地发挥作用，在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负有责任的大国政府）合力应对和干预世界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那只“看的见的手”，人们不但离不开它，反而在短时间内还要更多地借重它。当然，最后这几句话是说给西方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