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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1933年3月3日由何善衡等人创立，现为香港第二大银行。总行位于中环德辅道中。1965年，受金融风暴波及，汇丰银行取得其51％的股权。恒生于2004年支付现金总额17.26亿元人民币(约16.26亿港币)后，恒生银行完成购入兴业银行15.98％股权。
1985年，恒生银行在深圳设立首间代表处，为拓展内地市场建立了首个据点。1986年，厦门代表处开设。1995年，广州分行开幕。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恒生银行是首家获批准将上海代表处升格为分行的香港银行。1998年底，恒生银行亦在北京成立代表处。恒生银行在深圳的代表处在1999年底升格为分行；福州分行也于2001年2月开业。恒生银行全资附属机构恒生保险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在深圳设立代表处。2002年8月，恒生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人民币银行业务。2004年5月，恒生银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OFII)资格。
恒生银行积极参与内地的经济发展，为不少工业基建项目和内地航空公司安排及提供融资，总额逾数十亿港元。除大型项目融资外，还为在内地营运生产的港商提供全面的贸易融资服务，协助他们把握商机。
东亚银行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于1918年在香港创立，是香港最大的独立本地银行。早于1920年，东亚银行已看准国内市场庞大的发展潜力，于上海成立首问分行，多年来从未间断在国内的业务。
1979年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6年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1991年成立首家在经济特区以外的中外合资财务公司上海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全面的批发银行业务：1998年成为首批获准于国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2005年成为首批获准代理一般保险产品及人寿保险产品的外资银行之一：2006年成为首批获准在国内筹办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之
东亚银行于2007年3月获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在内地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子银行名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中国)，并于2007年4月2日正式开业。东亚中国于上海浦东设立总部，承继东亚银行庞大的内地银行和金融业务网络，为广大客户，特别是内地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银行和金融产品及服务。
目前，东亚中国于内地设有52个网点，其总部设于上海，共有16间分行和35间支行以及3个代表处。
花旗银行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派克大道399号的花旗银行，是华盛顿街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1812年7月16日，华盛顿政府的第一任财政总监塞缪尔·奥斯古德上校与纽约的一些商人合伙创办了纽约城市银行——今日花旗集团的前身。1865年7月17日，按照美国国民银行法，纽约城市银行取得了国民银行的营业执照，更名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此后，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迅速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
花旗银行是在中国开办业务的第一家美国银行。1902年5月15日，花旗银行的前身之一“国际银行公司”在上海开设分行，这也是花旗银行在亚洲的第一家机构。同年，国际银行公司于7月1日在新加坡与马尼拉、于10月8日在横滨、于12月8日在香港分别开设另外4家机构。1964年8月3日，花旗银行在台北开设分行。花旗银行在澳门的业务则开始于1983年5月27日。1995年，在离开45年后，花旗银行重新在中国大陆常规办理业务，已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天津、成都开设了分行。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Citibank均译作“花旗银行”，在香港与纽约的华人社区则使用“万国宝通银行”；2001年年底，香港使用的中文名改为与大陆及台湾相通的“花旗银行”。
汇丰银行
总部设于伦敦的汇丰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之一。汇丰集团在欧洲、亚太地区、美洲、中东及非洲8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1万间附属机构。汇丰在伦敦、香港、纽约、巴黎及百慕达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全球股东约有20万，分布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以先进科技联接的国际网络以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能力，汇丰提供广泛的银行及金融服务：个人金融服务，工商业务，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私人银行以及其它业务。
汇丰银行是为了向从事对华贸易的公司提供融资和结算服务而于1864年在香港建立的。1865年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而后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80年10月4日，汇丰银行重返中国金融市场，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
汇丰银行在中国各分行的主要业务可分为两类一是工商银行业务，包括项目方面的贷款与房地产贷款、进出口押汇与票据托收、证券托管与B股业务、外汇资金安排等4个方面；二是零售银行业务，如存储账户、汇款、旅行支票、信用卡、商户服务等。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还为客户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等业务。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1870年成立于德国柏林，是德国最大的银行。从～建立，德意志银行便从事世界大型项目的融资，在德国及海外工业化的融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德意志银行早在1872年就在上海建立了分行，当时的业务集中在给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进出口业务融资。1952年，德意志银行与中国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1981年，德意志银行作为第一家德国银行在北京建立了代表处。1993年，其广州代表处成立，不久又升格为分行。1995年又开设了上海代表处。
德意志银行在中国参与了不少大项目融资计划。如：为宝山钢铁厂提供长期出口信贷；为中国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首次债券1.5亿马克；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欧洲融资1.5亿美元；为中国银行安排1.5亿美元海外融资；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提供1.5亿美元银团贷款；使用杠杆租赁为中国民航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5架飞机；为北京燕莎中心提供规模为2.4亿美元的融资；为上海海星造船公司发行H股股票，筹资2.08亿马克等。
渣打银行
标准渣打银行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市的英国银行。出于历史和习惯而言，我们一般称呼该银行为渣打银行。其业务主要集中于亚洲、印度次大陆、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在英国本土的客户反而比较少。渣打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中拥有顶尖地位。渣打银行主要业务包括零售银行服务如按揭、投资服务、信用卡及个人贷款等，商业银行服务包括现金管理、贸易融资、资金及托管服务等。
1858年在上海成立第一间分行以来，渣打银行已成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渣打银行得到允许继续留在上海营业，并应新政府要求协助打开新中国的金融局面。上世纪50年代，渣打银行对中国的贷款业务着重在化学及钢铁工业方面。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渣打银行率先重建在中 国的服务网络。加之已有的上海分行，渣打目前已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网点，成为在华网络最广的外资银行。
截至2007年4月，渣打银行在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共有13家分行、17家支行和2家代表处。各分行分别位于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成都、苏州、青岛和重庆。在北京、上海、深圳设有支行网点。在大连、杭州、宁波三地设有代表处。
中国企业家的“窄门”
赵 晓
备受关注的黄光裕一案，在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后，终于在3月底进行非公开的庭前质证。此前，检方指控黄光裕涉嫌的罪名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及泄露内幕信息罪、单位行贿罪。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过程中，我们遗憾地看到：那些踏足原罪捷径的民营企业家，其实往往不一定深陷黄光裕似的困境，很多人一直悠游在法网之外，甚至轻易逃逸、凭着非法敛聚的巨额财富在国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而当初像刘永行兄弟一样严以律己、拒绝官商勾结、跻身道德窄门的企业家们，却无异于自绝“时代机遇”、自废武功，而能够硕果仅存、创造30年基业长青传奇的刘氏兄弟算得上是少数甚至异数。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畸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违法，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要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不靠贿赂等非法手段想要成为富豪简直寸步难行!基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思考：如果不创建一个好的他律性的制度，如果政府官员不能被迫约束自己，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理性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建设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规范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禀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从这样的历史眼光看，“刘永好现象”就更加宝贵并值得研究。刘永好为什么能与众不同地坚持走出一条“好人之路”?支撑其前行的道德与伦理力量是什么?与西方清教徒企业家们之道路相比，刘永好式的好人道路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刘永好的经历在体制变革、企业变革与文化变革上又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恒生银行1933年3月3日由何善衡等人创立，现为香港第二大银行。总行位于中环德辅道中。1965年，受金融风暴波及，汇丰银行取得其51％的股权。恒生于2004年支付现金总额17.26亿元人民币(约16.26亿港币)后，恒生银行完成购入兴业银行15.98％股权。
1985年，恒生银行在深圳设立首间代表处，为拓展内地市场建立了首个据点。1986年，厦门代表处开设。1995年，广州分行开幕。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恒生银行是首家获批准将上海代表处升格为分行的香港银行。1998年底，恒生银行亦在北京成立代表处。恒生银行在深圳的代表处在1999年底升格为分行；福州分行也于2001年2月开业。恒生银行全资附属机构恒生保险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在深圳设立代表处。2002年8月，恒生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人民币银行业务。2004年5月，恒生银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OFII)资格。
恒生银行积极参与内地的经济发展，为不少工业基建项目和内地航空公司安排及提供融资，总额逾数十亿港元。除大型项目融资外，还为在内地营运生产的港商提供全面的贸易融资服务，协助他们把握商机。
东亚银行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于1918年在香港创立，是香港最大的独立本地银行。早于1920年，东亚银行已看准国内市场庞大的发展潜力，于上海成立首问分行，多年来从未间断在国内的业务。
1979年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6年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1991年成立首家在经济特区以外的中外合资财务公司上海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全面的批发银行业务：1998年成为首批获准于国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2005年成为首批获准代理一般保险产品及人寿保险产品的外资银行之一：2006年成为首批获准在国内筹办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之
东亚银行于2007年3月获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在内地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子银行名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中国)，并于2007年4月2日正式开业。东亚中国于上海浦东设立总部，承继东亚银行庞大的内地银行和金融业务网络，为广大客户，特别是内地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银行和金融产品及服务。
目前，东亚中国于内地设有52个网点，其总部设于上海，共有16间分行和35间支行以及3个代表处。
花旗银行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派克大道399号的花旗银行，是华盛顿街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1812年7月16日，华盛顿政府的第一任财政总监塞缪尔·奥斯古德上校与纽约的一些商人合伙创办了纽约城市银行——今日花旗集团的前身。1865年7月17日，按照美国国民银行法，纽约城市银行取得了国民银行的营业执照，更名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此后，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迅速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
花旗银行是在中国开办业务的第一家美国银行。1902年5月15日，花旗银行的前身之一“国际银行公司”在上海开设分行，这也是花旗银行在亚洲的第一家机构。同年，国际银行公司于7月1日在新加坡与马尼拉、于10月8日在横滨、于12月8日在香港分别开设另外4家机构。1964年8月3日，花旗银行在台北开设分行。花旗银行在澳门的业务则开始于1983年5月27日。1995年，在离开45年后，花旗银行重新在中国大陆常规办理业务，已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天津、成都开设了分行。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Citibank均译作“花旗银行”，在香港与纽约的华人社区则使用“万国宝通银行”；2001年年底，香港使用的中文名改为与大陆及台湾相通的“花旗银行”。
汇丰银行
总部设于伦敦的汇丰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之一。汇丰集团在欧洲、亚太地区、美洲、中东及非洲8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1万间附属机构。汇丰在伦敦、香港、纽约、巴黎及百慕达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全球股东约有20万，分布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以先进科技联接的国际网络以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能力，汇丰提供广泛的银行及金融服务：个人金融服务，工商业务，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私人银行以及其它业务。
汇丰银行是为了向从事对华贸易的公司提供融资和结算服务而于1864年在香港建立的。1865年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而后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80年10月4日，汇丰银行重返中国金融市场，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
汇丰银行在中国各分行的主要业务可分为两类一是工商银行业务，包括项目方面的贷款与房地产贷款、进出口押汇与票据托收、证券托管与B股业务、外汇资金安排等4个方面；二是零售银行业务，如存储账户、汇款、旅行支票、信用卡、商户服务等。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还为客户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等业务。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1870年成立于德国柏林，是德国最大的银行。从～建立，德意志银行便从事世界大型项目的融资，在德国及海外工业化的融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德意志银行早在1872年就在上海建立了分行，当时的业务集中在给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进出口业务融资。1952年，德意志银行与中国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1981年，德意志银行作为第一家德国银行在北京建立了代表处。1993年，其广州代表处成立，不久又升格为分行。1995年又开设了上海代表处。
德意志银行在中国参与了不少大项目融资计划。如：为宝山钢铁厂提供长期出口信贷；为中国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首次债券1.5亿马克；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欧洲融资1.5亿美元；为中国银行安排1.5亿美元海外融资；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提供1.5亿美元银团贷款；使用杠杆租赁为中国民航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5架飞机；为北京燕莎中心提供规模为2.4亿美元的融资；为上海海星造船公司发行H股股票，筹资2.08亿马克等。
渣打银行
标准渣打银行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市的英国银行。出于历史和习惯而言，我们一般称呼该银行为渣打银行。其业务主要集中于亚洲、印度次大陆、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在英国本土的客户反而比较少。渣打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中拥有顶尖地位。渣打银行主要业务包括零售银行服务如按揭、投资服务、信用卡及个人贷款等，商业银行服务包括现金管理、贸易融资、资金及托管服务等。
1858年在上海成立第一间分行以来，渣打银行已成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渣打银行得到允许继续留在上海营业，并应新政府要求协助打开新中国的金融局面。上世纪50年代，渣打银行对中国的贷款业务着重在化学及钢铁工业方面。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渣打银行率先重建在中 国的服务网络。加之已有的上海分行，渣打目前已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网点，成为在华网络最广的外资银行。
截至2007年4月，渣打银行在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共有13家分行、17家支行和2家代表处。各分行分别位于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成都、苏州、青岛和重庆。在北京、上海、深圳设有支行网点。在大连、杭州、宁波三地设有代表处。
中国企业家的“窄门”
赵 晓
备受关注的黄光裕一案，在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后，终于在3月底进行非公开的庭前质证。此前，检方指控黄光裕涉嫌的罪名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及泄露内幕信息罪、单位行贿罪。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过程中，我们遗憾地看到：那些踏足原罪捷径的民营企业家，其实往往不一定深陷黄光裕似的困境，很多人一直悠游在法网之外，甚至轻易逃逸、凭着非法敛聚的巨额财富在国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而当初像刘永行兄弟一样严以律己、拒绝官商勾结、跻身道德窄门的企业家们，却无异于自绝“时代机遇”、自废武功，而能够硕果仅存、创造30年基业长青传奇的刘氏兄弟算得上是少数甚至异数。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畸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违法，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要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不靠贿赂等非法手段想要成为富豪简直寸步难行!基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思考：如果不创建一个好的他律性的制度，如果政府官员不能被迫约束自己，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理性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建设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规范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禀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从这样的历史眼光看，“刘永好现象”就更加宝贵并值得研究。刘永好为什么能与众不同地坚持走出一条“好人之路”?支撑其前行的道德与伦理力量是什么?与西方清教徒企业家们之道路相比，刘永好式的好人道路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刘永好的经历在体制变革、企业变革与文化变革上又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