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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杜威书目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取得独尊地位，表面上是其先进的图书整理技术使然，本质上则是国家运作诉诸科学主义话语在书目上的反映，书目所建构的知识图像被直接等同于社会改造的理想模型。于是，痛诋传统书目“卫道”理念的仿杜威书目，又确立了其自身所“卫”的科学主义公理观之“道”，书目技术的学科化、逻辑化原则转换为一种科学霸权，中国学术也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知识谱系中趋于边缘化。反思仿杜威书目的得失，遂成为反思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和中国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应有地位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