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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是什么?了解诗的外在形式的人往往通过字词的排列方式便可以判断出这是一首诗或别的什么。当诗不是分行而是按照散文的格式出现时,判定这是否是一首诗就需要对诗的本质有一种更明确更深切地把握了。当然这仍然无助于说明诗是什么,只能判定这是不是一首诗。
对于一个不识字的人来说,一首诗只是一堆看上去分辩不清的文字,而对于压根不知道文字为何物的人来说,这也只是白纸上的黑色斑点。对于一只蚂蚁来说,这又是什么?它会有白和黑,以及纸和油墨的概念吗?
当我们想告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苹果的人什么是苹果,最直接的方式是拿起一个苹果给他看:喏,这就是苹果。如果想要他更深入地了解苹果,那么最好让他吃上一口,甜甜的,酸酸的,多汁而可口,但他能够知道苹果的成分及作用吗?
假如对方既不知道什么是苹果,也不了解我们使用的语言,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给他看时,他会怎么想呢?茫然而露出困惑的微笑?
一首诗写好了,如果没有人去读,那么它也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只有当它一字字或一行行进入读者的大脑时,它的意义和内在结构便开始显现,并唤起他的经验和美感,这时一首诗才算真正完成。但假如读的人只是识字却从来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也许在他看来,这什么也没有说,或只是一堆美丽而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会产生有关“美丽”的想法吗?如果他认定这“无意义的废话”是“美丽”的,那么是否说明他已经读懂了这首诗,只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一首诗的核心或本质是什么?是否是称为“诗意”的东西?如果一首诗被认定为没有诗意,那么无异于是对这首诗宣判了死刑。“这不是一首诗”。但这在语言上又会产生出矛盾,想想看,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告诉别人说,“这不是一只苹果”,情况又是怎样?特殊的例子是我们拿起一只苹果的模型,或指着画布上的苹果这样对别人说。但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交流的范畴。正如马格利特在画布上惟妙惟肖地画出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又加上一行文字:这不是烟斗。
如果我们不是把这看作是一种艺术上的表现,而只是一种日常性的交流的话,我们或许会认为他的精神出了毛病。
或许,艺术的表现正好在于打破或超越日常的规范?
诗人在写作时总会设想某个较为具体或不那么具体的倾诉对象,清晰或模糊,熟悉或陌生,这就如同堂吉诃德在骑着瘦马行侠仗义前把邻村的丑姑娘幻想成高贵的公主(当然也美丽),使她成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动力和爱慕的对象。或许大众只是这样一个符号,被幻化成为具体对象的一个种群。但仍然是虚幻。
天才最初的意义是被神明附体或得到神助。在史诗的开篇,诗人总是向主管艺术的缪斯姐姐或更高一级的阿波罗大叔祈求灵感。据说灵感像一阵微风,它吹来时诗人们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出辉煌的诗句,事后连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惊讶。作为诗人,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成为神与人沟通的中介或灵感的通道。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诗句源源不断地通过他们手中的笔流泻出来,像自来水一样。他们无疑会因此获得巨大的名声,但他们还会体验到创造的快感,那种孩子们在沙滩上面筑塔或木匠在屋檐上雕刻出美丽花纹的快感?他们的快感只是作为读者的快感,是读到一首别人写的好诗的快感,如同我们用笔抄录下但丁等人的诗句。但这种阅读上的快感能抵得上创作的快感吗?也许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补偿是他们可以在那些本不属于他们创作的(神明的)诗句上厚颜无耻地属上自己的名字,而作为抄录者的我们却不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天才的快感理解为等待情人的快感。他或她能否来?什么时候来?他或她长得什么样子?开着什么牌子的车或穿着什么牌子的衣服?诸如此类。情人可以暂时同我们交融,却仍然是他者。在这一点上,和天才在灵感状态下写作是一样的。
在一首诗中,一切皆可发生,或一切都已发生过了,但在现实中一切却还没有发生。不,在现实中诗也正在发生,或已发生过了。
语言有时是一种符咒――这在神秘主义教义中并不陌生――,它可以召来并不存在的事物。威尔斯的一出火星人入侵的广播剧给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全面的恐慌,人们真的以为火星人来到了地球。外星人沒有来,但语言至少唤来了对火星人的恐惧。这种恐惧是真实的,和真的火星人入侵别无二致。
巴别塔的传说。当人类要造一座通天塔,上天便加以阻挠。他让不同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使人们最终无法沟通。
这传说有多重的寓意,包括人类要努力超越自身,超越自身的限制,或人类表现出的贪婪和狂妄,但最重要的一点仍在于语言。其实这传说中的上帝未免多虑,因为在人类出现时,就注定了通天塔不可能完成。想想看,即使人类当时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有翻译这一行当的出现,但他们之间的不同认识、趣味、尤其是不同的种族和利益,所造成的隔膜将会远比使用不同语言要大。那时的人们漠视真理,对先知视而不见,甚至把他们当作异教徒烧死,完全不是出自语言外部的原因,而在于语言的内部。
混乱存在于语言的内部,或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人那里。
经验可以借用,即把此经验用于彼,小经验用于大,但不能虚构。情感可以夸大,但同样不能虚构。“白发三千丈”是夸张,但不能说是虚构,因为这里传达出的是情感而不是在描述事实。
艺术家追寻的永远是个性化的东西。比起任何人,他们更加关注具体的、变化的事物。他们描写的永远是一间个别的房子,墙皮剥落,鲜红的屋顶在岁月中变成黑色,而不是抽象了的所有“房子”的概念。他们更容易被一张活生生的脸(含着忧伤或喜悦)所打动,也不是脸的全部集合体。即使是在描写时集中了同类事物的某一些特点,那么目的也是为了形成一个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形象。因为那些瞬息变化的、易逝的东西比起抽象概念或理念更能使他们浮想联翩,虽然这些只是时间中的一个个点,但却联结着过去和未来。叶芝说过,“如果我们眼光敏锐,会发现没有两朵鲜花是一模一样的。”在诗人眼里,每一朵玫瑰都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東西是不会雷同的,它们有着自己的色泽、自己的样式、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话语,然而,这些只有少数心灵敏锐的人才会感觉得到。
一首诗不可能完全没有技巧。完全没有技巧的诗并不存在。只是一首好诗使人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或是使人干脆忘掉了技巧。
一首好诗除了隐藏起它的技巧外,另外的一个原则是决不滥用技巧。
这两种原则最好的范例就是陶渊明。陶诗很难供专家们口沫横飞地做技术层面的分析,而是让人用心去读,去感悟,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体会。
对于一个不识字的人来说,一首诗只是一堆看上去分辩不清的文字,而对于压根不知道文字为何物的人来说,这也只是白纸上的黑色斑点。对于一只蚂蚁来说,这又是什么?它会有白和黑,以及纸和油墨的概念吗?
当我们想告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苹果的人什么是苹果,最直接的方式是拿起一个苹果给他看:喏,这就是苹果。如果想要他更深入地了解苹果,那么最好让他吃上一口,甜甜的,酸酸的,多汁而可口,但他能够知道苹果的成分及作用吗?
假如对方既不知道什么是苹果,也不了解我们使用的语言,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给他看时,他会怎么想呢?茫然而露出困惑的微笑?
一首诗写好了,如果没有人去读,那么它也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只有当它一字字或一行行进入读者的大脑时,它的意义和内在结构便开始显现,并唤起他的经验和美感,这时一首诗才算真正完成。但假如读的人只是识字却从来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也许在他看来,这什么也没有说,或只是一堆美丽而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会产生有关“美丽”的想法吗?如果他认定这“无意义的废话”是“美丽”的,那么是否说明他已经读懂了这首诗,只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一首诗的核心或本质是什么?是否是称为“诗意”的东西?如果一首诗被认定为没有诗意,那么无异于是对这首诗宣判了死刑。“这不是一首诗”。但这在语言上又会产生出矛盾,想想看,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告诉别人说,“这不是一只苹果”,情况又是怎样?特殊的例子是我们拿起一只苹果的模型,或指着画布上的苹果这样对别人说。但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交流的范畴。正如马格利特在画布上惟妙惟肖地画出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又加上一行文字:这不是烟斗。
如果我们不是把这看作是一种艺术上的表现,而只是一种日常性的交流的话,我们或许会认为他的精神出了毛病。
或许,艺术的表现正好在于打破或超越日常的规范?
诗人在写作时总会设想某个较为具体或不那么具体的倾诉对象,清晰或模糊,熟悉或陌生,这就如同堂吉诃德在骑着瘦马行侠仗义前把邻村的丑姑娘幻想成高贵的公主(当然也美丽),使她成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动力和爱慕的对象。或许大众只是这样一个符号,被幻化成为具体对象的一个种群。但仍然是虚幻。
天才最初的意义是被神明附体或得到神助。在史诗的开篇,诗人总是向主管艺术的缪斯姐姐或更高一级的阿波罗大叔祈求灵感。据说灵感像一阵微风,它吹来时诗人们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出辉煌的诗句,事后连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惊讶。作为诗人,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成为神与人沟通的中介或灵感的通道。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诗句源源不断地通过他们手中的笔流泻出来,像自来水一样。他们无疑会因此获得巨大的名声,但他们还会体验到创造的快感,那种孩子们在沙滩上面筑塔或木匠在屋檐上雕刻出美丽花纹的快感?他们的快感只是作为读者的快感,是读到一首别人写的好诗的快感,如同我们用笔抄录下但丁等人的诗句。但这种阅读上的快感能抵得上创作的快感吗?也许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补偿是他们可以在那些本不属于他们创作的(神明的)诗句上厚颜无耻地属上自己的名字,而作为抄录者的我们却不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天才的快感理解为等待情人的快感。他或她能否来?什么时候来?他或她长得什么样子?开着什么牌子的车或穿着什么牌子的衣服?诸如此类。情人可以暂时同我们交融,却仍然是他者。在这一点上,和天才在灵感状态下写作是一样的。
在一首诗中,一切皆可发生,或一切都已发生过了,但在现实中一切却还没有发生。不,在现实中诗也正在发生,或已发生过了。
语言有时是一种符咒――这在神秘主义教义中并不陌生――,它可以召来并不存在的事物。威尔斯的一出火星人入侵的广播剧给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全面的恐慌,人们真的以为火星人来到了地球。外星人沒有来,但语言至少唤来了对火星人的恐惧。这种恐惧是真实的,和真的火星人入侵别无二致。
巴别塔的传说。当人类要造一座通天塔,上天便加以阻挠。他让不同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使人们最终无法沟通。
这传说有多重的寓意,包括人类要努力超越自身,超越自身的限制,或人类表现出的贪婪和狂妄,但最重要的一点仍在于语言。其实这传说中的上帝未免多虑,因为在人类出现时,就注定了通天塔不可能完成。想想看,即使人类当时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有翻译这一行当的出现,但他们之间的不同认识、趣味、尤其是不同的种族和利益,所造成的隔膜将会远比使用不同语言要大。那时的人们漠视真理,对先知视而不见,甚至把他们当作异教徒烧死,完全不是出自语言外部的原因,而在于语言的内部。
混乱存在于语言的内部,或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人那里。
经验可以借用,即把此经验用于彼,小经验用于大,但不能虚构。情感可以夸大,但同样不能虚构。“白发三千丈”是夸张,但不能说是虚构,因为这里传达出的是情感而不是在描述事实。
艺术家追寻的永远是个性化的东西。比起任何人,他们更加关注具体的、变化的事物。他们描写的永远是一间个别的房子,墙皮剥落,鲜红的屋顶在岁月中变成黑色,而不是抽象了的所有“房子”的概念。他们更容易被一张活生生的脸(含着忧伤或喜悦)所打动,也不是脸的全部集合体。即使是在描写时集中了同类事物的某一些特点,那么目的也是为了形成一个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形象。因为那些瞬息变化的、易逝的东西比起抽象概念或理念更能使他们浮想联翩,虽然这些只是时间中的一个个点,但却联结着过去和未来。叶芝说过,“如果我们眼光敏锐,会发现没有两朵鲜花是一模一样的。”在诗人眼里,每一朵玫瑰都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東西是不会雷同的,它们有着自己的色泽、自己的样式、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话语,然而,这些只有少数心灵敏锐的人才会感觉得到。
一首诗不可能完全没有技巧。完全没有技巧的诗并不存在。只是一首好诗使人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或是使人干脆忘掉了技巧。
一首好诗除了隐藏起它的技巧外,另外的一个原则是决不滥用技巧。
这两种原则最好的范例就是陶渊明。陶诗很难供专家们口沫横飞地做技术层面的分析,而是让人用心去读,去感悟,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