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樊星,大概是在2005年,在著名作家陈应松先生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中年评论家凭借卓著的洞察力与开阔的学术视野,其不同凡响的评论语惊四座。确实,在当代文学批评已经泛文化化甚至泛娱乐化的今天,能有这样中肯、敏锐的批评,确实难得。
　　“他是谁?”我问。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樊星教授啊!”随行的朋友告诉我。
　　我忽然想起,中学时,我就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只是从未见过本人,因为那时,学校为我们组织订阅《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里面就常能看到樊星先生的精彩评论,名字有个性,令人想到璀璨繁星,文字更有个性,字字珠玑,令人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少年的我就记住了这位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极具个性的批评家的名字,今日,终于有幸谋面。
　　
　　与文学结缘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樊星下过乡,吃过糠,就差没扛过枪,好在他抱定了靠笔杆子吃饭的决心,1977年,作为农村知识青年的樊星,报名参加了高考。
　　与同龄的学者一样,在高考中樊星获得了进入大学的资格,考上了荆州师范学院(今长江大学)英语系。
　　虽说是地方院校,但樊星却一直关注国内文坛的变化与思想界的诸多问题,虽说是英语系,但樊星却把眼光一直投射在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在“拨乱反正”之后的新发展。
　　1980年,正在攻读本科的他就已经开始提出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观点,并被全国大型文学杂志《诗刊》引用。1983年,他的读书笔记《这样探索人生》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分量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这篇文章对托尔斯泰作为思想家的意义进行了评说,出手不凡。
　　“我从小就对文学有兴趣,很喜欢。”樊星的文学情缘,来自于自己幼年时的文学体验,“每当我从邻居和同学那里借到连环画、长篇小说和各种各样的革命回忆录时,都会一路满怀喜悦的心情,燕子般飞跑回家。在路上常常有些同学或小伙伴会拉我去玩,我会毫不犹豫地甩掉他们的手。回家之后,将自己关在房里,静静地享受一个人读书的乐趣。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与文学结缘……”
　　在那个“读书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浩劫日子里,樊星度过了他坎坷不平的青少年阶段,在那个资料稀少,出版停滞的特殊年代,大量好书、经典著作被打成“毒草”,但樊星仍凭着一股子热情找朋友、老师借来各种书籍,如饥似渴的阅读,到了要还的时候,还想看,怎么办?
　　抄书!
　　自打那一刻起,樊星有了一个相伴至今的好习惯,记读书笔记,每看完一本书,他都要悉心研读,并做好相关的笔记,时间一长,樊星对于每一本书有了近似于张溥“七录”精神的熟读,厚积而薄发,大量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就从樊星的笔端流出了。
　　
　　看小说是休息,研究小说是职业
　　
　　从大学毕业以后,樊星被分配在一所高中担任英语老师。但他从来爱好的是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知青的生活给了樊星最坚实的底层磨练与大众意识,他始终认为,只有文学,才是他心灵的归宿,只有保持对当代生活的关注,才能获得对文学最为真切的认识,在1985年的冬天,樊星做出了一个令他改变一生的决定:考研,而且是中文系研究生。为了考研,他系统学习了中文系教材,同时密切关注文坛动向。
　　因为考试中一直处于奋笔疾书的紧张状态,考完试,樊星发现握笔的右手都不能再像平时那样自如地握笔了,之前的苦读与考试时的“过强劳动”让他的右手手指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放松了,再加上天冷,就忽然觉得受不了,这一疼,就疼了个把星期。但樊星不顾手疼,甚至不顾元宵节的赏灯之夜,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把因为备考没看完的小说看完——“看小说是休息,研究小说是职业”,在樊星的字典里,几乎没有休息这两个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破釜沉舟的樊星以总分第一、专业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于王凤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当时可谓群贤毕至,著名学者王庆生、王凤、王先霈、黄曼君等先生均在此严谨治学,声播海内外。在桂子山求学的三年里,樊星如饥似渴地在现当代文学学科里耕耘、翱翔。
　　这三年里,14篇高水平的论文,印证了他的勤奋与敏锐,《文学评论》、《当代文坛》、《文艺评论》等刊物,相继重点刊发了樊星的学术论文,如《人性恶的证明——余华小说论》、《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文学史与人史》等篇什,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持续至今。研究生毕业后的樊星,留在了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凭借其勤奋与努力,很快成了国内一线批评家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的东西方摆渡者
　　
　　在华师大的近十年里,樊星一直勤于教学,钻研科研,并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当代文学的博士,并在攻博期间,破格评上了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又成了湖北省该学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学术界,樊星都是尽职尽责,一方面,他阅读大量的小说、散文与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在课堂上把最新、最丰富的文学知识告诉学生,他的课堂因此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去处。大家觉得光是听课还不够,就常常请他开讲座。接下来,各兄弟院校也纷纷来邀请他去讲学。仅仅在华中科技大学,他就去讲过二十多次。每次讲座,都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此,他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樊星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武汉大学,他仍然以勤勉的态度面对学生,以敬畏的心态面对学术,诲人不倦的精神令很多听过他课的学生深觉感动。他努力把学术通俗化、文化生活化。在他看来,文学与生活应该是同步的,尤其是当代文学。在樊星的论文中,看不到繁复的理论,难懂的术语,艰涩的辞藻,有的是最简单不过的精辟论述。
　　此外,他还利用出访学、讲学的机会,将中国当代文化向外国朋友传播:1996年,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邀请樊星访问太平洋大学,年方不惑的樊星把当代中国文学的状况介绍到了星条旗的国度;2007年,德国特里尔大学聘请樊星担任客座教授,他又把风云激昂的中国当代文学带到了美丽的墨索尔河畔;2008年,樊星的《世纪末文化思潮史》一书由韩国白石大学教授柳泳夏译成韩文,由韩国知识产业社出版;2009年,他又应邀去韩国参加了“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大会,向外国同行介绍“汉味小说”……他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东西方摆渡者。
　　“能实现与现实生活的无限接近,是当代文学最吸引我的地方。”这是樊星对于当代文学的最好阐释,也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的最好注脚。
　　
　　“心存理解,方能释然静观”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公众活动外,近年来樊星的科研成果也屡受国内外重视。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领域,与现代文学、明清文学不同,当代文学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要想把当代文学的现象解读清楚,光凭借领域内的文本、概念,很难说清楚,也很难有深度,而立足于当代文学,放眼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进行纵向比较,放眼外国文学予以横向比较,才是解读当代文学的最好方法,但这也是考验一个批评家知识面、阅读量与敏锐度的方面,除了批评视角,还需要比较文学的功底。一向在当代文学界不畏艰难的樊星,一直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古典文学也多有浸淫,这些都为他在开阔的视野中探索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57族”、“知青族”、新生代、“80后”这些当代文学的词汇,一旦与俄苏文学、美国文学、日本文学、与基督教、与道家、与禅宗、与儒家等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代文学就有了新的视野。因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生长、发展起来的。樊星凭借自己的广博知识兴趣与学问积淀,在这个广阔的领域内,自由驰骋。十多年来,他就这些比较文学的话题发表了一百多篇科研论文,并出版了《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等专著。他的《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一书,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志忠教授誉为“为后学指点迷津、拨得云开见月明的研究指南,具有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精纯品格”的难得佳作。
　　“心存理解,方能释然静观”,是樊星对自己学问路数的评价,虽历经艰辛,但仍不移其志,这无疑是对一个“守望者”旁观洞察力与耐力的考察。确实,三十年如一日的樊星,凭借着自己对生活、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以一个“当代文学守望者”的精神,正努力建构着自己的批评大厦与学术理想,这后面必然蕴藏着一种极大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