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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夜之间，席殊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席氏历时12年之久一手打造起来的图书连锁商业帝国亦突然崩盘陷于绝境。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结局，背后到底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宿命？
败走鹏润
位于北京市霄云路6号的鹏润大厦，商旅如织、一派繁华。有幸入驻该座综合性商用物业Ａ2306室的业主，现时犹有机会得识两扇物业封条尚未揭去的玻璃门，以及门后那一墙残存的“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的名称和标识。没有炫耀灯光的映照，缺少商务氛围的烘托，这间深处廊道底端，年租约120万元，总面积达602平方米的奢华商务场所人迹难觅、门庭冷落，只有前承租方留下来的一些故有痕迹，或能表明这里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而艰涩的辉煌。
2006年9月，承租人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搬离此地。自此，席殊及其苦心钻营多年的“席殊书屋”图书连锁商业体系随之辉煌告寝、黯然收场。
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席氏雄心勃勃，欲图打造“中国亚马逊”，此后更是致力于民营连锁图书商业的谋取之道。及至今日，“中国亚马逊”的神话早已破灭，席氏倾力打造的商业王国亦陷于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接踵到来的债权人的催逼，使人疲于应付，亦系促使席氏及其团队顷刻解体、远遁他所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据记者获知，席氏在经营书业的整个过程中，债务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1997年11月，席殊书屋有限公司在北京运营方满两年，其间曾有一次股权变更，北京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注册会计师对席殊书屋有限公司进行验资。验资报告显示，席氏彼时的流动性负债超过114万。此后多年，在这一负债额基础之上，债务如同滚雪球一般连年积胀。现时的负债额度以及债权、债务链条究竟庞杂到何种程度，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但是，自债权人构成情况来看，或可窥见些微痕迹。调查显示，在所有债权人当中，包括上游出版社与供货商、下游特许连锁加盟店、旌旗席殊一批职员在内的主体构成了主要的债权人体系，轮番施压，内外交困。
没有确切资料可以显示旌旗席殊是自何时与诸多出版社结下不解债务之缘的。但来自出版社和供货商的追偿不可避免地将席氏推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债务漩涡。在2004年，旌旗席殊经历了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次诉讼，该场官司因旌旗席殊迟迟未能偿还共和联动8万元书款而起。媒体报称，席氏当时的账面资金只有9000元，已然捉襟见肘。
毫无疑问，由共和联动诉诸法庭开始，围绕席氏身前身后构织起来的一个略为隐蔽的债务黑洞迅即便被揭去盖子。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旌旗席殊仅拖欠出版社的总款额就达1500万。
“他这种商业模式没办法不欠钱。”知情人士称，旌旗席殊的特许连锁经营模式存在先天缺陷。规模空前时期，分布全国的加盟书店一度达到800余家。此一过程中，旌旗席殊总部充任的不仅仅是这些书店的连锁授权人，更与各门店达成供货协议，成为惟一供货与配送主体。旌旗席殊总部与出版社等上游主体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作为货品流通必须环节，出版社的图书需要经过北京总部配发给各地门店。
此时，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其一，当北京的货品发往全国各地之时，繁重的物流成本由之派生，且随着加盟体系的扩张而进一步膨胀；其二，由于信息流不畅，全国门店的积压货品难以及时被清仓收回，并不得及时返回上游供货商，受漫长的清仓周期所累，货品逾期不能退返交割，占压了资金。其三，在此情况下，若要确保面对门店的供货配送不被中断，总部除去将加盟店的铺货款尽悉投入到上游供货环节，且需要自行垫付一部分资金。当资金不济之时，则需要向上游供货商赊销，与出版商的债务关系必然出现。
与此同时，加盟店、内部职员的债务亦竟相堆积。旌旗席殊曾与加盟店达成协议，若供货中断或经营难以维系，加盟店可以申请退出加盟体系，总部亦将会清退铺货款及相应款项。但据本刊记者调查，该项协议一直不能全面和如实兑现，主要分布于中国地级市、县级市的多数门店在近几年间陆续投入催债行列。
救亡图存
不只是笨拙不灵的连锁模式导致席氏债务频生，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倾力打造以三驾马车著称的（连锁店、俱乐部、网络书店）“席殊书屋”体系、推进整个图书连锁商业于中国各地快速移植和复制的过程中，席氏日益在资金困局中泥足深陷，不得解脱。由于缺少雄厚资金流的支撑，席氏的商业行走注定成为一次战战兢兢的履冰临渊之旅，中道崩坏，并不意外。
据记者调查，自1999年至2006年的短短七年时间，席氏前后主要融资共计达四次之多，时序跨度不可谓不频繁。而这四次融资，最终无一不以告败落幕。
1999年9月，席氏试图引入加拿大龙源国际集团的资金，共同合作创立彼时号称中国最大的龙源席殊网上图书俱乐部。此项合作若得以展开，中国第一个网上书店将横空出世。但是，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合作突然告崩。
翌年春天，席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龙源实非大投资人，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只谈成了一笔300万元的最低投入资金，并商定，龙源回加拿大融资，而席氏则在国内筹备网站开通事宜。资金将在3个月内每月打入100万，网站将在2000年1月开通。但在此后，一直不见加拿大方面的资金到位，合作由此取消。
然而，据记者获悉，此项已经通过书面协议实质性达成的合作之所以流产，事实上另有出入。
龙源国际集团成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旗下拥有一家出版社、一个国际书网和一个中文期刊网，号称是一家以北美和中国为基地，面向全球的文化信息集团，主要业务以向海内外出售电子刊物内容为主，40%的营收来自海外。
龙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加籍华人汤潮、穆广菊夫妇。汤潮原籍甘肃省酒泉市，1978年由四川外语学院被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选送至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1981学成归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1986年复又赴加，执教于约克大学。五年之后，汤辞去大学教务，改行从商。1991年，汤氏在加拿大创办了中国制造集团，业务涉及中、加市场的商贸往来，彼时颇有影响，亦为汤氏归国创业埋下根基。
1992年春节，汤氏携资进入中国海南，与中国银行驻海南地方分支机构及另一位当地商界人士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海南最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经营。之前数年，海南经历过一次房地产泡沫破灭波浮，市场趋于低潮，土地过度廉价。汤氏自诩具有战略眼光，彼时海南地价贱卖到70元每平方米，“三龙”公司大肆圈地，以炒卖土地为务。到1993年，岛内地价每平方米狂飙至12000元，“三龙”趁势抛售”转眼便暴得财富。如是数番辗转，汤氏自心底里表示不喜欢，他说，“总觉得有一种投机致富的感觉，不是真正的劳动致富。”
时至1997年，汤氏斥资2000万于加拿大建立龙源集团，转而将所有精力倾注到毕生衷情的龙源书业上，通过互联网着手经营自认为稀缺且高价值的中文书刊内容阅读供应服务。汤氏拿出当年圈地的魄力，圈下一批国内书刊资源，与之达成合作协议，将他们的电子版内容通过网络平台有偿发布给读者。
此后，汤氏规划在中国建设自己的图书网络。在他的计划当中，需要找至少这样两个主体进行合作，一方是国有背景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因其具备强势背景与政策优势，另一方则是在汤氏看来系出民营但富有经验的席殊。据汤氏称，国际图书总公司当时对共同投资建设网络书店表示了浓厚兴趣，但对于席殊怀持不小的意见，主张将之排除出局。
虽然国图执意冷落席殊，但汤氏与之可谓“一见倾心”，双方有着高度默契的合作意愿。向国图力挺席氏之时，在1999年，双方达成一项书面协议，按照时间表约定，汤氏将注资300万，收购席氏“三驾马车”之一即好书俱乐部70%的股份，这意味，席氏将交出图书俱乐部的控股权，改由汤氏全权控股。交换条件在于，汤氏将拿出龙源网上书店的一部分股权与之置换，席氏成为龙源的一席股东，但未控股，同时，席氏还将获得一部分资金补偿。
这桩交易可谓双方互为瞩意。汤氏表示，好书俱乐部拥有遍布全国的超过10万名会员，这是一个庞大的客户群，对龙源的发展有着资源互补优势。而当时的席氏，资金链明显紧张。汤氏的介入，可以补充资金断档。
合作协议达成之后，根据约定时间表，汤氏对席氏展开合作前夕的尽职调查，欲图弄清席氏的全部家底，但据一些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席氏的实际情况与口头表述存在差异，诸如俱乐部会员的数量差异、各项资产的有无等。该项调查进行中，汤氏没有将资金尽数注入，而是只投入了一笔10多万元的前期开办费。
“他可能欠了出版社很多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汤氏说道，即使如此，因为当时尽职调查尚未终结，他不能将钱全部注入。是年底，在尽职调查尚未全面告毕之时，汤氏回到加拿大过圣诞节。在此前后，席氏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席间结识了具有融合资金能力的MyWeb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许晖，双方一拍即合，稍后即高调宣布合作。龙源与席氏的合作由此意外搁浅。
“合不合作？我觉得还是不合作的好”，时至今日，汤氏叙及此事时对席氏亦不免作评，认为虽然作废了合同，折损了十几万元资金，但当初自己选择息事宁人、废黜合同之举是明智的，因为此后席氏与后续合作者不是半路分手，便是不欢而散，他由此得出结论，“不脚踏实地、投机式的和糊弄人，那是不长久的。”
同乡“联姻”
邂逅许晖，令席氏雄心大振，并瞬息引燃打造中国“亚马逊”的宏大激情。
许晖，江西省南昌市人。1990年自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进入南昌市科委任职。一年之后，因为一场单位内部的派别政治冲突，自称成为“牺牲品”的许晖毅然离开南昌返回武汉。在导师的帮助下，许晖进入证券业领域，操弄实务、潜心修习，由此崭露头角。
在武汉，许晖先后筹备了一家证券公司，筹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协会，并得以进入政府全面控制的江汉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1992年，一批海外投资人访问江汉公司，公司内唯一深谙实务的“金融专家”许晖被推向前台，在该次对话交流中碰撞出“火花”。稍后，海外投资团队中有人游说许晖与之合作，共同投资城市信用社，背倚雄厚的海外资本，许晖很快通过关系拿到了组建两家城市信用社的批文。及至后来，这两家信用社被当地的城市合作银行全盘收购。
1996年之后，许晖认为金融领域投机风行、关系复杂、充满危机，转而看好逐渐兴起的互联网经济，于是有意自旧有领域退出。之后，经由投资信用社时期的一位海外投资人的引荐，许氏加入MyWeb，出任该公司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以经营网络电视业务为主的海外上市公司。
1999年，全球互联网迎来泡沫波峰，MyWeb亦被泡沫化，许氏建议公司董事会利用被高估的价值去收购传统产业。他的具体想法是，“比如一个图书连锁企业，做十年才值1000万，我们才做一年就抵他们几十倍，传统企业的大佬对此深感恐惧。但这不正常。不过可以转变。我认为应该往实业方向走，要进入真正的商业，而非做概念公司”。
但该项建议并未获得通过。是年12月，许氏在一次演讲间隙得识同为江西籍的席殊，初步交流，对之颇有认同。彼时席氏正遇资金吃紧，上下无着情状，意欲寻求解决策略。据许氏回忆，最初他只是给席氏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余兴未消，继而有意为之寻觅有资金筹集能力的合作伙伴。
“朋友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就不干，因为我也不了解他（席氏）。”许氏说。在他的眼中，席氏的出现与他主张MyWeb走实务商业路线是可以吻合对接的，但考虑到若要求公司与之合作，短期几乎不可能获得股东决议通过。因之，许氏决定先行个人出资收购席氏的一部分股权。此后，许氏向MyWeb递交辞呈，卸下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一职。
许氏向本刊记者述及这一选择时说道，因受亚马逊模式的影响过甚，当时有在电子商务领域一展拳脚的抱负。席氏的适时出现，使他萌生进入图书领域一探究竟的念头，若能使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进行对接，构建强大的网络销售模式，使连锁店、网上书店、图书俱乐部三位一体，将使货物配送与流通更趋透明、便捷和高效。
抱持这样一重愿望，许氏介入了席氏的事业。新资方注入资金后，双方各持50%的股份，许氏出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席氏担任总裁。北京席殊书屋有限公司亦由此变更为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单的名称更替背后，预示席殊书屋体系旧有的商业模式正被悉数改写，而这种改写由许氏一手主推。
许氏本人亦向本刊记者承认，在他大刀阔斧的整合之下，原来的席殊书屋到后来“已不是席殊书屋了”，而是被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和非常有效率的公司。然而，换言之，这种商业模式的更替更多时候是由席氏而许氏的过渡，意味着许氏风格正在逐步崛起并确立其核心地位，而其得以确立的基础无外乎是建立在席氏模式的旁落之上的。
不可否认，这种改造或称之为全盘替换也不为过的大清洗将“席殊书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许氏眼中，席殊书屋在图书行业里面极具产业优势，当通过网络将仓储、供应链、连锁店、俱乐部等环节全部置于总部实时掌控之下，原有优势得以放大，所有信息均可有效调配，效率大幅提高。
除了推翻席氏积数年之功树立起来的一套传统模式的僵躯残骸，使自己的最新模式得以顺利培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许氏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使长期紧绷而不稳的资金链条得以确保无虞。在其向席殊书屋注入资金之后，围绕许氏周遭的投资人随之跟进，行将崩裂的资金链即刻获得缓释。许氏用“要多少有多少、源源不断”等词汇来向本刊记者形喻他曾给席殊书屋带去的资金流量。据他透露，介入半年之后，一个投资方的两千万美金很快注入海外账户，境外一些投资方也表示了投资意向。而全部原因只在于，他以及他所推行的公司结构、商业模式令他们看好。
用互联网运营思维去改造传统产业，一时之间，“鼠标加水泥”成为许、席“联姻”的业界佳话。但是，这段佳话仅仅只演绎了不到半年时间，即告完结。
“禁书事件”似乎是促使这段美妙合作瞬间破裂的一段导火索。1999年5月，席殊公司自没有图书经营批发权的一位书商手中批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沉沦的圣殿》540册。而早于1999年7月5日，新疆新闻出版局即向全国发出查销、禁止出版该书的规定。但席殊公司尚不知情，此后仍将此书评为当年的“十大好书”。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法规处翌年做出了吊销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大难临头，是去是留，谁来维系？双方进行了一轮艰难抉择，最终是许氏选择离开。许的离开同时代表着由其引入的国内投资方的撤资意志，席氏再次陷入困顿境地。许氏称，当时席殊公司是完全可以被接管的，席氏可以撤出，由他全部接管，但席氏最后否决了转让股权意见。许氏的意见再明确不过，即使席氏不愿意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也可转给信任之人，抽身退出，当所有问题平复之后，再行返回。这不失理性。
“他放不下。”许称，席氏身上有太多非理性色彩，因此，他后来不再选择收购，而改由撤出。由此可知，真正核心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禁书而激起的权力更迭分歧。旧的商业模式为新模式所取代、创始人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符号，势必需要重新确立企业的精神支柱，许氏无疑处于这样一种触手可及的位置。而这绝非席氏所乐于接受。
“席殊和我合作之时，事业处于一个危险期，”许氏非常清楚，席想挽救，惟一初衷则是为了获得资本。
据一位曾经供职于席殊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席氏的用意直白而且简单，“你把钱拿来，放在这儿，然后你休息去，等我把钱花完再说。”
这位人士透露，有鉴于此，许氏曾经试图绕开席氏，谋划率领手下的原班人马设立新公司，引入投资商另行运作。许氏不仅先行斥资使席获资金维持，且此后又不断引进外部资金，若不能够控制局面，则不免有被架空的危险，由此，许一直欲图强化和巩固自己的控制能力，但未能如愿。
“如果当时我持有的股份稍微多一点，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许氏对本刊记者称。
弱弱联合
“禁书事件”以及许氏此后的离去，虽令席氏一度陷于彷徨，也对整个席氏商业构成覆亡式重创，但席氏并非没有喘息之机。
2001年11月，数度辗转引资均不能结成硕果的席殊公司与香港天卷控股有限公司高调合并，创立天卷席殊控股有限公司，席氏出任总裁。在这一起被当时媒体誉为中国民营书业第一购并案中，合作双方以“双剑合璧”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显然，席氏一手控制的席殊书屋体系此时依然以一副强势企业的面孔在资本市场里舞动长袖，外界或许并不清楚，席氏此时已然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据本刊调查，香港天卷控股是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于海外的一个壳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一些创始人投资和风险投资在互联网企业的基础上组建运营，走的是互联网模式，涉及的却是图书业，设立之初即欲打造图书信息技术运作平台，实施电子中盘策略，这一策略的全部内容在于，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网上图书批销业务。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子化的批发商。”一位曾在天卷公司供职的中层职员对本刊记者描述道。只是，最初的业务并不成功。此后，天卷寻求引入一些新业务模式，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传统批销业务上，并启动了全国库存图书经营业务。
天卷的全部业务网络均在国内编织，在与席氏合作前后则处于巅峰期，业务链涵盖全国多数省份。但是局中人士透露，天卷在运营中也有不小困难。2001年，天卷与席氏方始接触。
是何原因促使双方互相吸引？合并当年，席氏曾向国内媒体一语道破此中天机。他表示，北京天卷是业界颇有实力的中盘商，在图书批销领域占据相当地位，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天卷控股的国际背景、基础团队的国际化、畅通的融资渠道以及手中的大笔现金，都是珍贵资源。
此外，局中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天卷素有两方面的业务优势，在出版方面业务做得较为出色，此外，天卷当时的库存书业务也是自有特色业务之一，天卷可以以较低价格自出版社买进库存书，再通过书店与下游批发商销售。
“席当时的连锁有一定规模和业务基础，天卷也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和融资背景，双方都认为可以合作。”局中人士说。
无可争辩的一个事实是，这又是一次相互需要的合作。在天卷一方，彼时互联网正陷于低谷，若想进一步融资和扩张，单凭一己之力，时间、难度均不小。“如果有一个全国连锁的平台，概念上可能会好一点。”
至此，真正的合并意图已然清楚不过。双方各取所需，共同致力的目标就是为了进一步取得资本市场的垂青，无论是自概念还是自实务方面，务求能使外界资方瞩意。但是，这种被局中人士称之为“弱弱联合”的举动未能取得理想进展，在资本运作方面，其有效性更是值得怀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事实上，即便是有再多的资金融入，此时的席殊书业也难以维持下去，两年后，法国人欧吉业的融资，不是说明了这一点吗？盈利点模糊、资金黑洞无法填补、内部结构错综复杂、管理混乱等等，这一列问题岂是资金所能解决的？也许，席殊书业在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今天的末路。（编辑/秋荻）
败走鹏润
位于北京市霄云路6号的鹏润大厦，商旅如织、一派繁华。有幸入驻该座综合性商用物业Ａ2306室的业主，现时犹有机会得识两扇物业封条尚未揭去的玻璃门，以及门后那一墙残存的“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的名称和标识。没有炫耀灯光的映照，缺少商务氛围的烘托，这间深处廊道底端，年租约120万元，总面积达602平方米的奢华商务场所人迹难觅、门庭冷落，只有前承租方留下来的一些故有痕迹，或能表明这里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而艰涩的辉煌。
2006年9月，承租人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搬离此地。自此，席殊及其苦心钻营多年的“席殊书屋”图书连锁商业体系随之辉煌告寝、黯然收场。
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席氏雄心勃勃，欲图打造“中国亚马逊”，此后更是致力于民营连锁图书商业的谋取之道。及至今日，“中国亚马逊”的神话早已破灭，席氏倾力打造的商业王国亦陷于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接踵到来的债权人的催逼，使人疲于应付，亦系促使席氏及其团队顷刻解体、远遁他所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据记者获知，席氏在经营书业的整个过程中，债务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1997年11月，席殊书屋有限公司在北京运营方满两年，其间曾有一次股权变更，北京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注册会计师对席殊书屋有限公司进行验资。验资报告显示，席氏彼时的流动性负债超过114万。此后多年，在这一负债额基础之上，债务如同滚雪球一般连年积胀。现时的负债额度以及债权、债务链条究竟庞杂到何种程度，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但是，自债权人构成情况来看，或可窥见些微痕迹。调查显示，在所有债权人当中，包括上游出版社与供货商、下游特许连锁加盟店、旌旗席殊一批职员在内的主体构成了主要的债权人体系，轮番施压，内外交困。
没有确切资料可以显示旌旗席殊是自何时与诸多出版社结下不解债务之缘的。但来自出版社和供货商的追偿不可避免地将席氏推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债务漩涡。在2004年，旌旗席殊经历了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次诉讼，该场官司因旌旗席殊迟迟未能偿还共和联动8万元书款而起。媒体报称，席氏当时的账面资金只有9000元，已然捉襟见肘。
毫无疑问，由共和联动诉诸法庭开始，围绕席氏身前身后构织起来的一个略为隐蔽的债务黑洞迅即便被揭去盖子。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旌旗席殊仅拖欠出版社的总款额就达1500万。
“他这种商业模式没办法不欠钱。”知情人士称，旌旗席殊的特许连锁经营模式存在先天缺陷。规模空前时期，分布全国的加盟书店一度达到800余家。此一过程中，旌旗席殊总部充任的不仅仅是这些书店的连锁授权人，更与各门店达成供货协议，成为惟一供货与配送主体。旌旗席殊总部与出版社等上游主体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作为货品流通必须环节，出版社的图书需要经过北京总部配发给各地门店。
此时，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其一，当北京的货品发往全国各地之时，繁重的物流成本由之派生，且随着加盟体系的扩张而进一步膨胀；其二，由于信息流不畅，全国门店的积压货品难以及时被清仓收回，并不得及时返回上游供货商，受漫长的清仓周期所累，货品逾期不能退返交割，占压了资金。其三，在此情况下，若要确保面对门店的供货配送不被中断，总部除去将加盟店的铺货款尽悉投入到上游供货环节，且需要自行垫付一部分资金。当资金不济之时，则需要向上游供货商赊销，与出版商的债务关系必然出现。
与此同时，加盟店、内部职员的债务亦竟相堆积。旌旗席殊曾与加盟店达成协议，若供货中断或经营难以维系，加盟店可以申请退出加盟体系，总部亦将会清退铺货款及相应款项。但据本刊记者调查，该项协议一直不能全面和如实兑现，主要分布于中国地级市、县级市的多数门店在近几年间陆续投入催债行列。
救亡图存
不只是笨拙不灵的连锁模式导致席氏债务频生，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倾力打造以三驾马车著称的（连锁店、俱乐部、网络书店）“席殊书屋”体系、推进整个图书连锁商业于中国各地快速移植和复制的过程中，席氏日益在资金困局中泥足深陷，不得解脱。由于缺少雄厚资金流的支撑，席氏的商业行走注定成为一次战战兢兢的履冰临渊之旅，中道崩坏，并不意外。
据记者调查，自1999年至2006年的短短七年时间，席氏前后主要融资共计达四次之多，时序跨度不可谓不频繁。而这四次融资，最终无一不以告败落幕。
1999年9月，席氏试图引入加拿大龙源国际集团的资金，共同合作创立彼时号称中国最大的龙源席殊网上图书俱乐部。此项合作若得以展开，中国第一个网上书店将横空出世。但是，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合作突然告崩。
翌年春天，席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龙源实非大投资人，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只谈成了一笔300万元的最低投入资金，并商定，龙源回加拿大融资，而席氏则在国内筹备网站开通事宜。资金将在3个月内每月打入100万，网站将在2000年1月开通。但在此后，一直不见加拿大方面的资金到位，合作由此取消。
然而，据记者获悉，此项已经通过书面协议实质性达成的合作之所以流产，事实上另有出入。
龙源国际集团成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旗下拥有一家出版社、一个国际书网和一个中文期刊网，号称是一家以北美和中国为基地，面向全球的文化信息集团，主要业务以向海内外出售电子刊物内容为主，40%的营收来自海外。
龙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加籍华人汤潮、穆广菊夫妇。汤潮原籍甘肃省酒泉市，1978年由四川外语学院被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选送至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1981学成归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1986年复又赴加，执教于约克大学。五年之后，汤辞去大学教务，改行从商。1991年，汤氏在加拿大创办了中国制造集团，业务涉及中、加市场的商贸往来，彼时颇有影响，亦为汤氏归国创业埋下根基。
1992年春节，汤氏携资进入中国海南，与中国银行驻海南地方分支机构及另一位当地商界人士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海南最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经营。之前数年，海南经历过一次房地产泡沫破灭波浮，市场趋于低潮，土地过度廉价。汤氏自诩具有战略眼光，彼时海南地价贱卖到70元每平方米，“三龙”公司大肆圈地，以炒卖土地为务。到1993年，岛内地价每平方米狂飙至12000元，“三龙”趁势抛售”转眼便暴得财富。如是数番辗转，汤氏自心底里表示不喜欢，他说，“总觉得有一种投机致富的感觉，不是真正的劳动致富。”
时至1997年，汤氏斥资2000万于加拿大建立龙源集团，转而将所有精力倾注到毕生衷情的龙源书业上，通过互联网着手经营自认为稀缺且高价值的中文书刊内容阅读供应服务。汤氏拿出当年圈地的魄力，圈下一批国内书刊资源，与之达成合作协议，将他们的电子版内容通过网络平台有偿发布给读者。
此后，汤氏规划在中国建设自己的图书网络。在他的计划当中，需要找至少这样两个主体进行合作，一方是国有背景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因其具备强势背景与政策优势，另一方则是在汤氏看来系出民营但富有经验的席殊。据汤氏称，国际图书总公司当时对共同投资建设网络书店表示了浓厚兴趣，但对于席殊怀持不小的意见，主张将之排除出局。
虽然国图执意冷落席殊，但汤氏与之可谓“一见倾心”，双方有着高度默契的合作意愿。向国图力挺席氏之时，在1999年，双方达成一项书面协议，按照时间表约定，汤氏将注资300万，收购席氏“三驾马车”之一即好书俱乐部70%的股份，这意味，席氏将交出图书俱乐部的控股权，改由汤氏全权控股。交换条件在于，汤氏将拿出龙源网上书店的一部分股权与之置换，席氏成为龙源的一席股东，但未控股，同时，席氏还将获得一部分资金补偿。
这桩交易可谓双方互为瞩意。汤氏表示，好书俱乐部拥有遍布全国的超过10万名会员，这是一个庞大的客户群，对龙源的发展有着资源互补优势。而当时的席氏，资金链明显紧张。汤氏的介入，可以补充资金断档。
合作协议达成之后，根据约定时间表，汤氏对席氏展开合作前夕的尽职调查，欲图弄清席氏的全部家底，但据一些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席氏的实际情况与口头表述存在差异，诸如俱乐部会员的数量差异、各项资产的有无等。该项调查进行中，汤氏没有将资金尽数注入，而是只投入了一笔10多万元的前期开办费。
“他可能欠了出版社很多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汤氏说道，即使如此，因为当时尽职调查尚未终结，他不能将钱全部注入。是年底，在尽职调查尚未全面告毕之时，汤氏回到加拿大过圣诞节。在此前后，席氏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席间结识了具有融合资金能力的MyWeb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许晖，双方一拍即合，稍后即高调宣布合作。龙源与席氏的合作由此意外搁浅。
“合不合作？我觉得还是不合作的好”，时至今日，汤氏叙及此事时对席氏亦不免作评，认为虽然作废了合同，折损了十几万元资金，但当初自己选择息事宁人、废黜合同之举是明智的，因为此后席氏与后续合作者不是半路分手，便是不欢而散，他由此得出结论，“不脚踏实地、投机式的和糊弄人，那是不长久的。”
同乡“联姻”
邂逅许晖，令席氏雄心大振，并瞬息引燃打造中国“亚马逊”的宏大激情。
许晖，江西省南昌市人。1990年自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进入南昌市科委任职。一年之后，因为一场单位内部的派别政治冲突，自称成为“牺牲品”的许晖毅然离开南昌返回武汉。在导师的帮助下，许晖进入证券业领域，操弄实务、潜心修习，由此崭露头角。
在武汉，许晖先后筹备了一家证券公司，筹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协会，并得以进入政府全面控制的江汉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1992年，一批海外投资人访问江汉公司，公司内唯一深谙实务的“金融专家”许晖被推向前台，在该次对话交流中碰撞出“火花”。稍后，海外投资团队中有人游说许晖与之合作，共同投资城市信用社，背倚雄厚的海外资本，许晖很快通过关系拿到了组建两家城市信用社的批文。及至后来，这两家信用社被当地的城市合作银行全盘收购。
1996年之后，许晖认为金融领域投机风行、关系复杂、充满危机，转而看好逐渐兴起的互联网经济，于是有意自旧有领域退出。之后，经由投资信用社时期的一位海外投资人的引荐，许氏加入MyWeb，出任该公司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以经营网络电视业务为主的海外上市公司。
1999年，全球互联网迎来泡沫波峰，MyWeb亦被泡沫化，许氏建议公司董事会利用被高估的价值去收购传统产业。他的具体想法是，“比如一个图书连锁企业，做十年才值1000万，我们才做一年就抵他们几十倍，传统企业的大佬对此深感恐惧。但这不正常。不过可以转变。我认为应该往实业方向走，要进入真正的商业，而非做概念公司”。
但该项建议并未获得通过。是年12月，许氏在一次演讲间隙得识同为江西籍的席殊，初步交流，对之颇有认同。彼时席氏正遇资金吃紧，上下无着情状，意欲寻求解决策略。据许氏回忆，最初他只是给席氏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余兴未消，继而有意为之寻觅有资金筹集能力的合作伙伴。
“朋友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就不干，因为我也不了解他（席氏）。”许氏说。在他的眼中，席氏的出现与他主张MyWeb走实务商业路线是可以吻合对接的，但考虑到若要求公司与之合作，短期几乎不可能获得股东决议通过。因之，许氏决定先行个人出资收购席氏的一部分股权。此后，许氏向MyWeb递交辞呈，卸下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一职。
许氏向本刊记者述及这一选择时说道，因受亚马逊模式的影响过甚，当时有在电子商务领域一展拳脚的抱负。席氏的适时出现，使他萌生进入图书领域一探究竟的念头，若能使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进行对接，构建强大的网络销售模式，使连锁店、网上书店、图书俱乐部三位一体，将使货物配送与流通更趋透明、便捷和高效。
抱持这样一重愿望，许氏介入了席氏的事业。新资方注入资金后，双方各持50%的股份，许氏出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席氏担任总裁。北京席殊书屋有限公司亦由此变更为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单的名称更替背后，预示席殊书屋体系旧有的商业模式正被悉数改写，而这种改写由许氏一手主推。
许氏本人亦向本刊记者承认，在他大刀阔斧的整合之下，原来的席殊书屋到后来“已不是席殊书屋了”，而是被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和非常有效率的公司。然而，换言之，这种商业模式的更替更多时候是由席氏而许氏的过渡，意味着许氏风格正在逐步崛起并确立其核心地位，而其得以确立的基础无外乎是建立在席氏模式的旁落之上的。
不可否认，这种改造或称之为全盘替换也不为过的大清洗将“席殊书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许氏眼中，席殊书屋在图书行业里面极具产业优势，当通过网络将仓储、供应链、连锁店、俱乐部等环节全部置于总部实时掌控之下，原有优势得以放大，所有信息均可有效调配，效率大幅提高。
除了推翻席氏积数年之功树立起来的一套传统模式的僵躯残骸，使自己的最新模式得以顺利培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许氏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使长期紧绷而不稳的资金链条得以确保无虞。在其向席殊书屋注入资金之后，围绕许氏周遭的投资人随之跟进，行将崩裂的资金链即刻获得缓释。许氏用“要多少有多少、源源不断”等词汇来向本刊记者形喻他曾给席殊书屋带去的资金流量。据他透露，介入半年之后，一个投资方的两千万美金很快注入海外账户，境外一些投资方也表示了投资意向。而全部原因只在于，他以及他所推行的公司结构、商业模式令他们看好。
用互联网运营思维去改造传统产业，一时之间，“鼠标加水泥”成为许、席“联姻”的业界佳话。但是，这段佳话仅仅只演绎了不到半年时间，即告完结。
“禁书事件”似乎是促使这段美妙合作瞬间破裂的一段导火索。1999年5月，席殊公司自没有图书经营批发权的一位书商手中批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沉沦的圣殿》540册。而早于1999年7月5日，新疆新闻出版局即向全国发出查销、禁止出版该书的规定。但席殊公司尚不知情，此后仍将此书评为当年的“十大好书”。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法规处翌年做出了吊销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大难临头，是去是留，谁来维系？双方进行了一轮艰难抉择，最终是许氏选择离开。许的离开同时代表着由其引入的国内投资方的撤资意志，席氏再次陷入困顿境地。许氏称，当时席殊公司是完全可以被接管的，席氏可以撤出，由他全部接管，但席氏最后否决了转让股权意见。许氏的意见再明确不过，即使席氏不愿意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也可转给信任之人，抽身退出，当所有问题平复之后，再行返回。这不失理性。
“他放不下。”许称，席氏身上有太多非理性色彩，因此，他后来不再选择收购，而改由撤出。由此可知，真正核心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禁书而激起的权力更迭分歧。旧的商业模式为新模式所取代、创始人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符号，势必需要重新确立企业的精神支柱，许氏无疑处于这样一种触手可及的位置。而这绝非席氏所乐于接受。
“席殊和我合作之时，事业处于一个危险期，”许氏非常清楚，席想挽救，惟一初衷则是为了获得资本。
据一位曾经供职于席殊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席氏的用意直白而且简单，“你把钱拿来，放在这儿，然后你休息去，等我把钱花完再说。”
这位人士透露，有鉴于此，许氏曾经试图绕开席氏，谋划率领手下的原班人马设立新公司，引入投资商另行运作。许氏不仅先行斥资使席获资金维持，且此后又不断引进外部资金，若不能够控制局面，则不免有被架空的危险，由此，许一直欲图强化和巩固自己的控制能力，但未能如愿。
“如果当时我持有的股份稍微多一点，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许氏对本刊记者称。
弱弱联合
“禁书事件”以及许氏此后的离去，虽令席氏一度陷于彷徨，也对整个席氏商业构成覆亡式重创，但席氏并非没有喘息之机。
2001年11月，数度辗转引资均不能结成硕果的席殊公司与香港天卷控股有限公司高调合并，创立天卷席殊控股有限公司，席氏出任总裁。在这一起被当时媒体誉为中国民营书业第一购并案中，合作双方以“双剑合璧”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显然，席氏一手控制的席殊书屋体系此时依然以一副强势企业的面孔在资本市场里舞动长袖，外界或许并不清楚，席氏此时已然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据本刊调查，香港天卷控股是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于海外的一个壳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一些创始人投资和风险投资在互联网企业的基础上组建运营，走的是互联网模式，涉及的却是图书业，设立之初即欲打造图书信息技术运作平台，实施电子中盘策略，这一策略的全部内容在于，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网上图书批销业务。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子化的批发商。”一位曾在天卷公司供职的中层职员对本刊记者描述道。只是，最初的业务并不成功。此后，天卷寻求引入一些新业务模式，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传统批销业务上，并启动了全国库存图书经营业务。
天卷的全部业务网络均在国内编织，在与席氏合作前后则处于巅峰期，业务链涵盖全国多数省份。但是局中人士透露，天卷在运营中也有不小困难。2001年，天卷与席氏方始接触。
是何原因促使双方互相吸引？合并当年，席氏曾向国内媒体一语道破此中天机。他表示，北京天卷是业界颇有实力的中盘商，在图书批销领域占据相当地位，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天卷控股的国际背景、基础团队的国际化、畅通的融资渠道以及手中的大笔现金，都是珍贵资源。
此外，局中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天卷素有两方面的业务优势，在出版方面业务做得较为出色，此外，天卷当时的库存书业务也是自有特色业务之一，天卷可以以较低价格自出版社买进库存书，再通过书店与下游批发商销售。
“席当时的连锁有一定规模和业务基础，天卷也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和融资背景，双方都认为可以合作。”局中人士说。
无可争辩的一个事实是，这又是一次相互需要的合作。在天卷一方，彼时互联网正陷于低谷，若想进一步融资和扩张，单凭一己之力，时间、难度均不小。“如果有一个全国连锁的平台，概念上可能会好一点。”
至此，真正的合并意图已然清楚不过。双方各取所需，共同致力的目标就是为了进一步取得资本市场的垂青，无论是自概念还是自实务方面，务求能使外界资方瞩意。但是，这种被局中人士称之为“弱弱联合”的举动未能取得理想进展，在资本运作方面，其有效性更是值得怀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事实上，即便是有再多的资金融入，此时的席殊书业也难以维持下去，两年后，法国人欧吉业的融资，不是说明了这一点吗？盈利点模糊、资金黑洞无法填补、内部结构错综复杂、管理混乱等等，这一列问题岂是资金所能解决的？也许，席殊书业在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今天的末路。（编辑/秋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