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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两旁摇曳着木麻黄和五色花的山径向上走，我走进一座杉木老屋。这是周日的早晨，我计划在此独坐几小时，在静谧中洗心。
面朝大海，春光逐渐亮丽起来。老木屋坐西朝东，依偎在闽东东海之滨的向阳山坡上，沐浴着东南季风的气息。老木屋有户外阳台，并被栅栏所围绕，看起来如同带山墙的船屋，泛着面包似的淡黄色，悬浮在山间。我沿着山径行走时，蚱蜢噼噼啪啪地跳到路边，蝴蝶悠闲地采着花蜜。因为草籽的重量，泛绿的亚热带芦荻弯下身子，香樟树和南国苦楝随风掉落一些脆叶，山泉流入满是石砾的沟槽后径奔大海。
我爬上木梯，把运动鞋留在户外阳台上。杉木地板让我的脚心感到季节的暖意。阳光的压力让杉木墙板散发出一股木制品的清香。我将钥匙插入门锁，把门向里转开。我在门槛处犹豫了一会儿，盯着这个我想在此恢复自我平衡的房屋。老木屋是堂姐夫为我的休假特意准备的，原来是一个堆放渔网的杂物间，他已经把先前的物件搬走，并将房间清理干净。房间的空旷既吸引我，又令我一阵畏惧。杉木地板显得细密结实，散发着亲和的木质气息，不失往昔的光泽，如同戏剧开演前空荡荡的舞台。墙壁似乎很警惕，因为它们也覆盖着杉木板，而那木节的样子看起来如同眼睛在闪亮。
我克服了警惕感，走进房间，只带了一支水笔、一本记事本、背上的衣服和脑子里的嗡嗡声。我来这儿想使嗡嗡声平静下来，最好能听见除自我之外的声音。我打开窗户，盘腿而坐，背靠着墙，面朝东海，那儿的时光随晨曦变亮。我作了一下深呼吸了，想试着通过清晨阳光，在此悠然静坐来摆脱疲劳感。
妻子知道我在这儿，不过也只有她知道，因为是她催我来此休息的。今天下午五时，妻子和我就已结婚十年了。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如此紧密，如此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想象不出没有她的样子。可是，通过十年的生活磨合，妻子意识到她的丈夫对孤独和静止的周期性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与日俱增。
能在海滨物色一个房屋休假，妻子为我感到高兴，她知道我喜欢安静的空间。它离我们城里的房子二十多公里，这样我能有个独立思考的地方。我深知在尘土飞扬的世间，能有这个精神栖所实属特权，一些城里人为寻找安身之处而奔波。今天一早，妻子开车送我到这儿，是为找到这个安静之所而祝贺的。她向我交代了一些起居细节，然后就去忙她的事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亲友齐聚，共进晚餐，来庆祝锡婚纪念日。
尽管我最终会回到城里的办公地点，去忙一堆事务，但至少在这休假的十多个小时里，没人会来打搅我。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除了一只电灯和一台壁扇。我并未打开它们，太阳已给我足够的亮光，窗户透进的海风为我送来凉爽。尽管时有汽车轰隆隆地驶过海滨公路，它们只是短暂地惊扰了这片宁静。除此之外，我听到蟋蟀的颤鸣、小鸟的喋喋不休，和从头脑经过手指落到纸上的这些文字的沙沙声。
阳光挤进东边的窗户，在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菱形。即便沒有钟表，通过整天注视这个明亮形状的变化，我也能够判断是正午时刻，只要是图案变为正方形。如果我呆得足够久，专心记录闪亮地板上光线的舞动，就能描绘出日出日落，春分夏至，一年四季的轮回。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想暂时摆脱时间的摆布，活在当下。平日里，我的意念常常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移，受到记忆和愿望的强烈吸引，以至忽略品味当下。我来到这间老木屋，就是要摆脱工作任务和截止日期，摆脱所有的烦忧。
一束阳光打在我面前，无数尘埃颗粒慵懒地飘浮晃动着，彼此碰撞着。记得我曾从中学物理课上知晓，这种永恒的晃动叫作布朗运动：温度越高，粒子运动速度越快。就在同一门课上，我领悟了什么是“青蛙效应”——当我们在装着冷水的锅里放上一只青蛙，再把锅放在炉子上加热，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在有意识跳出锅以前，这个无知的可怜动物将会被煮熟。我从未拿青蛙来验证这种说法，但是我逐渐相信，同样的说法对许多人适用，自然也包括我。
随着人心对物欲的渐渐增强，为了满足需求，我们疲于为生计奔命，时间排满了整个工作日程表，從一个地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截止日期赶赴另一个截止日期。我们把手机别上腰间，背着笔记本电脑，带上装有各种物品的背包，在午餐、晚餐、周末和假期里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赚钱、花钱，忙得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因为沉湎于夜生活，我们城市人吃安定片入睡，吃补脑剂提醒精神，吃镇痛药减缓神经疼痛。我们许多人雇保姆抚养孩子、给爱人买礼物、打扫房子、做饭。身处资本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不是在节奏疯狂时减缓速度，我们不断扩建高速公路、各类管道和电缆，我们购买计算机工具和软件，以确保做事更快速。我们不停转动自己的身体发条，直至抵达甚而突破体能的极限。当水煮着我们这群“蛙”时，我们不是觉得锅出了问题，而是摆动着胳膊和大腿防止溺水。
但我这只“蛙”决定爬出锅来，这就是我来这座老木屋休假的原因。这间房四步宽，五步长，大约三米五乘以四米五，顶部有斜的椽子。所有表面都是木制的，提醒着此处是树木馈赠的礼物。每面墙上都有木窗，天花板上开着两扇天窗。向东看去，可以眺望东海，有阳光照亮的一片渔场。树木从户外阳台的栅栏外开始向西延伸，主要是香樟树、洋桃树和苦楝树，一棵棵大树顺着山坡的斜度升高，变成浓得化不开的绿荫，绵延数公里，直到被下一条路径分开。透过北边墙上的窗户，我看见一堆杂乱的灌木丛，一条山径连接着送我来时的水泥路。
以往在周日的早晨，我间或会跟着城里的基督教友们去教堂做礼拜，和他们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真知灼见。但是一旦从沉思冥想中起身，他们也常常为某个教义争论不休。我一向认为，宗教过于关注典籍和礼仪，教徒们过于想用语言表达伟大的秘密，频繁的论争显得太过吵闹。在我看来，世界本是一体的，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小部分。因此教徒们关于宗教教义的论争，只能使我们人类远离所追寻的真相。
尽管我不能完全放弃语言表达，作为见证者，我努力让一些语言跨过记事本的页面。我试图在神思清醒的静谧中长久地独坐。我睁开眼睛，让自己通过静止进入俗世，而不是远离它。我想亲近所有呼吸着的生物，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面朝大海的地方，作为休憩所的原因。透过窗户，我看到的风景不算很野寂，但是每一片树叶、每一只蚱蜢、每一只黄雀和每一根树枝，还有那随波起伏的大海潮汐，都充满了野性的力量。同样的力量也穿过我。尽管我的身体因静坐变得平静，因了心脏的缓慢脉动而轻微晃动着。我的耳朵充斥着蟋蟀和蝴蝶的脉动，感受着它们的欲望。我均匀的呼吸声，和着天空的云彩，随着海风飘去。 在随笔集《思想录》中，物理学家帕斯卡表述道：“所有的人们都焦躁地无休止地运动着，没有什么像我们这样运动。只有那些停下来的人，如同固定点一样，会感到别人的匆忙。”芸芸众生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的生活速度是否失去控制，而我的忙碌奔忙只关乎自己。但是通过静坐不动，我能调节我日常的浮躁举动。
在惯性运转的时日里，只要是清醒的时刻，我几乎都拼命于工作。即便是在难得的暂停——在刮胡子、洗淋浴、等茶水烧开、骑电动车往返办公室，这之间我的大脑也在高速运转、筹划工作。我在此地与彼地的奔走过程中阅读，在旅途的写字板上匆忙记下笔记，或拖着一只装满物什的行李箱行走祖国各地。入夜，当我精疲力竭地躺下，睡眠像是一轮苦工的暂停。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吞服任何缓解精神疲惫的药片。我抵制那些旨在加快生活速度的自动销售卖点。我既不带手机，或小灵通，我感到已经和别人的需求过多联系在一起。不过，只要我醒着，我就觉得要赶着完成事情，以弥补流逝的时间。
细想，我为什么要保持如此疯狂运转的节奏？不是为了攫取更多金钱，因为我和妻子可以靠自身的收入很祥和地生活。不是为了赢得声誉，因为我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不是为了延续幸福，因为我深知幸福只在我放慢节奏时，来到我身边。也不是为了迎合某位老板的需求，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老板。那么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辛劳呢？或许，是我还在试着满足儿时感到的、父母那难以满足的家族期望值？也许，我还在完成父亲所说的功名而努力奋斗，我挣扎着从母亲对儿子的期求中缓解出来。或许我在心中试着安抚少年时那个严厉的班主任，他注视着我们的每个时刻，教导着我们如何使用时间，我试着将这个班主任的影像从脑中清除出去，但他却总在不经意间从脑海浮现出来。或许，与任何看不清方向的有伤痛的人一样，我只是在努力防止受到良心的侵蚀。
在我年近不惑的人生历程中，曾躲过饥饿的折磨、落榜的绝望和就业的恐慌。就目前的状态，我安康无恙。没人对我怀有恶意和鄙视。在这个历经劫难的星球上，我和家人过着难得的幸福生活。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又感到自己的生活被那些我无力应对的体制要求所肢解。从家人和朋友的小圈子，到我的师长、邻里和社区，国内的和海外的，地球上所有身处险境的人们，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思想和同情心的范围所及。
我不能把这个困境当作自己独有的，但是我看到许多人陷入无休止的追名逐利、狂热奋斗和精疲力竭的怪圈中。无论良心的来源是什么——父母，庄严的教科书，热心的朋友，礼仪学的指示——它都适用于较小的空间，而不是我们居住的广阔地球。小到一个城镇或几百人的社区，心中的道德律会提示我们用平衡和健康的方式为他人服务。但是，当报刊、视频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成千上万的困苦，当我们不时面对痛苦的面孔，良心或变得麻木，或产生一种失败感来责罚我们自己。
我常常半夜難寐，回想着父母、师长、客户，那些我无法满足而使之失望的人的名字。我说这些，不是想让自己显得慷慨。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感到爱莫能助，而不是道德至上。事实是，我已经害怕这些人对我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的人数在疯长。我希望友善地对待邻居，但是邻里变得宽泛，邻居变得越来越多，我的情感已经到了临界点。我试着躲开，远离这些发出诉求的声音。因此，我把这个老木屋当作临时的避世之所。
盘腿静坐着，眼睛看着这盈满阳光的房间，我起伏的呼吸就如同东海起伏的波浪，一系列把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义务立刻开始消退了。
想到大海，我就想起三年前的夏季，我和妻儿以及一位当地朋友在海南木兰湾近海划舟的情景。那些日子里海水汹涌，我们几乎划不动，特别是迎着风的时候。在其他和风吹拂的日子里，海水平静光亮得如同这间房子的杉木地板，我们轻松地划过水面。我的呼吸好像那轻松的划水一样毫不费力。
我记得海鸟贴着水面飞翔，鱼群聚拢到靠近小舟的水面，它们默默地盯着我们，尖吻鲈打着鼻息，从鳃部吐出泡泡。我记得在它们在下潜水下后，海水就隐去了它们的路径。即便是暴风雨扰乱了大海，只消风一停，天空放晴，也不复留下任何痕迹。渐渐地，我学会了在沉静大海的安宁中顺畅地呼吸。每天晚上，我们在海岸宿营，与萤火虫为伍，在柴木篝火上烧烤新鲜的马鲛鱼，在星光下和所爱的人促膝谈心。在木兰湾一周平静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和海水一样安宁。
我当地的朋友在离陆地不远的金沙岛上有一所房子，房子很简单，不比我现在的老木屋大。我们洗了海水浴，在房中冲过澡，便从小岛踏上了回家之路。记得那时，朋友是用从海岸边的木材造的小屋和家具。我们吃陶缸里的腌制食物，喝蓄水池里的淡水，在面朝松树林的简易厕所里方便。他所处的地方在精神上如此靠近荒野，让我刚刚得到的安宁得以保持下去。
我们一家人告别当地朋友，乘着旅行车在雨中前往海口。在机场我已然感受到了噪音的猛烈攻势：电视里的循环广告，机器的混乱声，成群结队的烦躁旅行团。我们要从海口飞往澳门，那儿的人群、喧闹、坚硬的地面、繁忙的購物车、嗡嗡响的传送带，看起来如同噩梦里的舞台道具一般。半夜，我们在澳门机场中途停留，转机时间需要两小时，于是我们离开飞机，进入城市的骚动中，咕哝的扩音喇叭、唠叨的醉酒者、咔嚓的投币售货机和啸叫的警报声。我感到返回到了混乱之中。我想不通这半夜的精神错乱和木兰湾的宁静竟然是同属一个星球。这儿的狂乱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确信它是一条通往疯狂的路。
但是回到家后，我的生活又有何不同？排得满满的日历、装满日常物品的背包、挤满责任的头脑，会少了些浮躁与疯狂？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和我在木兰湾体会到的宁静相比，自己的日常生活似乎浮躁而疲惫，就如同葡京赌场上的精神萎靡者一样。澳门和木兰湾的两幅孪生图景自此印在我脑海里，如同磁场的正负两极。
随着杉木板在阳光下膨胀，老木屋吱嘎作响，如同动物伸展着躯干醒来。今晚，日落后，随着杉木板冷却，板块和板块之间的接缝还将吱嘎作响。黄鹂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直到夜晚它们才飞往高处的鸟巢保暖。蟋蟀继续夜以继日地歌唱，直到入冬后第一场霜冻的降临，然后它们和歌声一起潜入地下。即便是在寒冬腊月，在坚硬的土层底下，蟋蟀的心脏还会在洞穴里跳动，山溪还会自在地流淌。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静止。就像连接这屋子的钉子，它的内部有无数的微电子在旋转着。甚至在死者身上也会产生一层腐烂的霉菌。 当我在记事本上写上这些词语，我渐渐认知到日常生活疯狂节奏的深层来源。我甚至怀疑自己在阻挡来自死亡的威胁。如果我不停止工作，也许死神会以为我是个勤勉的好人，因有劳动价值而不需要消亡。如果我只要醒着就为别人服务，也许死神就会饶过我所爱的人。如果我坚持工作、志愿服务、无偿献血、慈善捐款，或许死神会饶过受到我们人类威胁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
曾记得我在闽东山野长大时，一个邻居大男孩警告我，绝对不要在旷野处长时间躺着不动，因为草鹰会在头顶盘旋，伺机啄掉我的眼睛。他告诉我说，特别是如果我躺下后，要保持随时动动，这样它们就知道你还活着。从此以后，除了极少的一段安静，我就保持随时动动。
在今早坐车来老木屋的路上，妻子和我看见一只草鹰，它正从平躺在海滨公路上的身上撕裂野鼠鲜红的肉条。听到车子的引擎声后，草鹰一边弓着背，保护自己的食物，一边将喙深入血肉又撕了一块。看到这些，我并未强烈感到恶心，因为草鹰是在做必要的工作，遵守着和人类一样无罪而简单的食欲。这只笨拙的黑色大鸟有着血红色头顶，它本身不是死亡，只是死亡的守门人。细想，倘若没有从细菌到狼在内的一切尽职尽责的食肉动物，我们的星球就会堆满层层的尸体。与此恰恰相反，生者分解死者后，在废墟中诞生出新的生命。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妻子和我看着“老年痴呆症”使她的祖母消瘦得像一片薄薄的芦苇叶片，并最终枯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每一位在世的长辈正在消退某项身体和精神的功能，如视力和听力、对手指的控制、腿部的力量、记忆的精度，还有原先熟识的事物名字。妻子和我为他们这些功能的减退感到难过，甚至知道即使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的这一时刻也终究要到来。老去的年龄慢慢夺去我们的财产和权利。但是，我给自己一间空房屋，也许会像僧侣睡在棺材里一样，在准备面对一场无法选择的空虚。
一只蜘蛛从椽子上吊了一根丝降下来，离我伸展开的脚只有几英寸。它只是一个小生命，不过一粒米大小，身体如同一个亮红点，腿如此之细，几乎难以发现。即使这个小生物体内——甚至在比这还小的生物内，我曾透过显微镜所知——也有饑饿和欲求的空间。蜘蛛爬过地板，在杉木板的缝隙处放缓速度。这个靠着杉木的红色米粒，身体像灼热的小煤球一样发出亮光。它爬过一只七星瓢虫的尸体，停下来检查一只死去的野蜜蜂，最终缓慢爬进昏暗的墙角，开始织结蜘蛛网。
周日的蜘蛛并不休息，窗外桑树枝上唱歌的鸟儿也不休息，草丛里的蟋蟀也不会停止唱它们的情歌。它们只要有气息，就唱着自己的激情。它们不需要接受提醒来限制自己，因为大自然很快就用干旱、霜冻，或是其他灾害限制它们的欲望。在所有的动物种群中，看来只有我们人类要学习如何限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我们需要接受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的应许租期会限制我们。
蜘蛛的勤勉让我意识到我双腿的僵硬。我的意识突然醒来：自己在这儿坐多久了？两小时？三小时？我想，不论何时完成她的事情，妻子都会回来接我。我站起来，舒展身体。光亮的杉木地板如此平滑，亲切承受着我的脚。我突然想知道周日——基督教的安息日是否允许跳舞，不管怎样，我还是跳起了刚学的踢踏舞，用一种缓慢而笨拙的脚步，像只笨企鹅一样。我的脚拖过地板，发出扫帚扫地的轻声。因为周围没人听我唱得有多糟，我继而唱了起来。这是首经典情歌，今晚当我们庆祝锡婚纪念时，我将为妻子再清唱一遍。听到我的歌声，围绕着小屋的蟋蟀和鸟儿停止了合唱，但是没歇一会儿，它们又继续唱起来，欲望使然，我们一起唱着各自的恋曲。
过了一会，跳舞使我浑身是汗。我躺在地板上，窗户吹来的一阵海风使我凉爽。房间如同一个避风港。以后，或许我会在这里放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和一只打坐垫，但是现在，我喜欢让它空荡荡的。天花板上两扇天窗开启了两片长方形的蓝天。云彩飘过天窗，天空云卷云舒，如同河流汇集处的泡沫。每隔几秒，雨燕盘旋而过，存在了一会又消失，好似瞬间即逝的思绪一般。突然，两只白鹭从那带有边框的一小片天空掠过。我一跃而起，推开门，疾步来到户外阳台上，看它们掠过树梢的盡头。
就这样，还没有计划要离开这休憩之处，我就被一对小鸟吸引着走到屋外。站在空地上，我感到饿了，感到口渴了，我渴望伴侣。我想见妻子，我十多年前的新娘。今晚，华灯初上时，我想和她一起走过街区。我想紧握儿子小航的手，追赶上他们的生活。我想和朋友分享食物。我想和文友坐在一起，高谈文学创作的陌生化问题。我想在农贸市场穿过拥挤的人群，用手触摸香瓜、苹果和南瓜。我想做好事——不是每个清醒的时刻，不是每一件值得做的事，但是做足够的工作能给少数人的生命减轻些痛苦，带来一些希望，绽放一些美丽。我想带回日常生活的一种静谧感，组成生命的形状，化为一只只碎片，然后再聚集起来。
我在傍晚的阳光中等待着，听着水泥路上汽车驶近山脚的隆隆声，因为其中的一辆汽车上会坐着妻子，和先前留下来的那个男人相比，她将会发现一个更安详、更感恩、更快乐的丈夫。
责任编辑：丁小龙
面朝大海，春光逐渐亮丽起来。老木屋坐西朝东，依偎在闽东东海之滨的向阳山坡上，沐浴着东南季风的气息。老木屋有户外阳台，并被栅栏所围绕，看起来如同带山墙的船屋，泛着面包似的淡黄色，悬浮在山间。我沿着山径行走时，蚱蜢噼噼啪啪地跳到路边，蝴蝶悠闲地采着花蜜。因为草籽的重量，泛绿的亚热带芦荻弯下身子，香樟树和南国苦楝随风掉落一些脆叶，山泉流入满是石砾的沟槽后径奔大海。
我爬上木梯，把运动鞋留在户外阳台上。杉木地板让我的脚心感到季节的暖意。阳光的压力让杉木墙板散发出一股木制品的清香。我将钥匙插入门锁，把门向里转开。我在门槛处犹豫了一会儿，盯着这个我想在此恢复自我平衡的房屋。老木屋是堂姐夫为我的休假特意准备的，原来是一个堆放渔网的杂物间，他已经把先前的物件搬走，并将房间清理干净。房间的空旷既吸引我，又令我一阵畏惧。杉木地板显得细密结实，散发着亲和的木质气息，不失往昔的光泽，如同戏剧开演前空荡荡的舞台。墙壁似乎很警惕，因为它们也覆盖着杉木板，而那木节的样子看起来如同眼睛在闪亮。
我克服了警惕感，走进房间，只带了一支水笔、一本记事本、背上的衣服和脑子里的嗡嗡声。我来这儿想使嗡嗡声平静下来，最好能听见除自我之外的声音。我打开窗户，盘腿而坐，背靠着墙，面朝东海，那儿的时光随晨曦变亮。我作了一下深呼吸了，想试着通过清晨阳光，在此悠然静坐来摆脱疲劳感。
妻子知道我在这儿，不过也只有她知道，因为是她催我来此休息的。今天下午五时，妻子和我就已结婚十年了。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如此紧密，如此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想象不出没有她的样子。可是，通过十年的生活磨合，妻子意识到她的丈夫对孤独和静止的周期性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与日俱增。
能在海滨物色一个房屋休假，妻子为我感到高兴，她知道我喜欢安静的空间。它离我们城里的房子二十多公里，这样我能有个独立思考的地方。我深知在尘土飞扬的世间，能有这个精神栖所实属特权，一些城里人为寻找安身之处而奔波。今天一早，妻子开车送我到这儿，是为找到这个安静之所而祝贺的。她向我交代了一些起居细节，然后就去忙她的事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亲友齐聚，共进晚餐，来庆祝锡婚纪念日。
尽管我最终会回到城里的办公地点，去忙一堆事务，但至少在这休假的十多个小时里，没人会来打搅我。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除了一只电灯和一台壁扇。我并未打开它们，太阳已给我足够的亮光，窗户透进的海风为我送来凉爽。尽管时有汽车轰隆隆地驶过海滨公路，它们只是短暂地惊扰了这片宁静。除此之外，我听到蟋蟀的颤鸣、小鸟的喋喋不休，和从头脑经过手指落到纸上的这些文字的沙沙声。
阳光挤进东边的窗户，在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菱形。即便沒有钟表，通过整天注视这个明亮形状的变化，我也能够判断是正午时刻，只要是图案变为正方形。如果我呆得足够久，专心记录闪亮地板上光线的舞动，就能描绘出日出日落，春分夏至，一年四季的轮回。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想暂时摆脱时间的摆布，活在当下。平日里，我的意念常常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移，受到记忆和愿望的强烈吸引，以至忽略品味当下。我来到这间老木屋，就是要摆脱工作任务和截止日期，摆脱所有的烦忧。
一束阳光打在我面前，无数尘埃颗粒慵懒地飘浮晃动着，彼此碰撞着。记得我曾从中学物理课上知晓，这种永恒的晃动叫作布朗运动：温度越高，粒子运动速度越快。就在同一门课上，我领悟了什么是“青蛙效应”——当我们在装着冷水的锅里放上一只青蛙，再把锅放在炉子上加热，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在有意识跳出锅以前，这个无知的可怜动物将会被煮熟。我从未拿青蛙来验证这种说法，但是我逐渐相信，同样的说法对许多人适用，自然也包括我。
随着人心对物欲的渐渐增强，为了满足需求，我们疲于为生计奔命，时间排满了整个工作日程表，從一个地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截止日期赶赴另一个截止日期。我们把手机别上腰间，背着笔记本电脑，带上装有各种物品的背包，在午餐、晚餐、周末和假期里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赚钱、花钱，忙得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因为沉湎于夜生活，我们城市人吃安定片入睡，吃补脑剂提醒精神，吃镇痛药减缓神经疼痛。我们许多人雇保姆抚养孩子、给爱人买礼物、打扫房子、做饭。身处资本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不是在节奏疯狂时减缓速度，我们不断扩建高速公路、各类管道和电缆，我们购买计算机工具和软件，以确保做事更快速。我们不停转动自己的身体发条，直至抵达甚而突破体能的极限。当水煮着我们这群“蛙”时，我们不是觉得锅出了问题，而是摆动着胳膊和大腿防止溺水。
但我这只“蛙”决定爬出锅来，这就是我来这座老木屋休假的原因。这间房四步宽，五步长，大约三米五乘以四米五，顶部有斜的椽子。所有表面都是木制的，提醒着此处是树木馈赠的礼物。每面墙上都有木窗，天花板上开着两扇天窗。向东看去，可以眺望东海，有阳光照亮的一片渔场。树木从户外阳台的栅栏外开始向西延伸，主要是香樟树、洋桃树和苦楝树，一棵棵大树顺着山坡的斜度升高，变成浓得化不开的绿荫，绵延数公里，直到被下一条路径分开。透过北边墙上的窗户，我看见一堆杂乱的灌木丛，一条山径连接着送我来时的水泥路。
以往在周日的早晨，我间或会跟着城里的基督教友们去教堂做礼拜，和他们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真知灼见。但是一旦从沉思冥想中起身，他们也常常为某个教义争论不休。我一向认为，宗教过于关注典籍和礼仪，教徒们过于想用语言表达伟大的秘密，频繁的论争显得太过吵闹。在我看来，世界本是一体的，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小部分。因此教徒们关于宗教教义的论争，只能使我们人类远离所追寻的真相。
尽管我不能完全放弃语言表达，作为见证者，我努力让一些语言跨过记事本的页面。我试图在神思清醒的静谧中长久地独坐。我睁开眼睛，让自己通过静止进入俗世，而不是远离它。我想亲近所有呼吸着的生物，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面朝大海的地方，作为休憩所的原因。透过窗户，我看到的风景不算很野寂，但是每一片树叶、每一只蚱蜢、每一只黄雀和每一根树枝，还有那随波起伏的大海潮汐，都充满了野性的力量。同样的力量也穿过我。尽管我的身体因静坐变得平静，因了心脏的缓慢脉动而轻微晃动着。我的耳朵充斥着蟋蟀和蝴蝶的脉动，感受着它们的欲望。我均匀的呼吸声，和着天空的云彩，随着海风飘去。 在随笔集《思想录》中，物理学家帕斯卡表述道：“所有的人们都焦躁地无休止地运动着，没有什么像我们这样运动。只有那些停下来的人，如同固定点一样，会感到别人的匆忙。”芸芸众生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的生活速度是否失去控制，而我的忙碌奔忙只关乎自己。但是通过静坐不动，我能调节我日常的浮躁举动。
在惯性运转的时日里，只要是清醒的时刻，我几乎都拼命于工作。即便是在难得的暂停——在刮胡子、洗淋浴、等茶水烧开、骑电动车往返办公室，这之间我的大脑也在高速运转、筹划工作。我在此地与彼地的奔走过程中阅读，在旅途的写字板上匆忙记下笔记，或拖着一只装满物什的行李箱行走祖国各地。入夜，当我精疲力竭地躺下，睡眠像是一轮苦工的暂停。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吞服任何缓解精神疲惫的药片。我抵制那些旨在加快生活速度的自动销售卖点。我既不带手机，或小灵通，我感到已经和别人的需求过多联系在一起。不过，只要我醒着，我就觉得要赶着完成事情，以弥补流逝的时间。
细想，我为什么要保持如此疯狂运转的节奏？不是为了攫取更多金钱，因为我和妻子可以靠自身的收入很祥和地生活。不是为了赢得声誉，因为我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不是为了延续幸福，因为我深知幸福只在我放慢节奏时，来到我身边。也不是为了迎合某位老板的需求，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老板。那么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辛劳呢？或许，是我还在试着满足儿时感到的、父母那难以满足的家族期望值？也许，我还在完成父亲所说的功名而努力奋斗，我挣扎着从母亲对儿子的期求中缓解出来。或许我在心中试着安抚少年时那个严厉的班主任，他注视着我们的每个时刻，教导着我们如何使用时间，我试着将这个班主任的影像从脑中清除出去，但他却总在不经意间从脑海浮现出来。或许，与任何看不清方向的有伤痛的人一样，我只是在努力防止受到良心的侵蚀。
在我年近不惑的人生历程中，曾躲过饥饿的折磨、落榜的绝望和就业的恐慌。就目前的状态，我安康无恙。没人对我怀有恶意和鄙视。在这个历经劫难的星球上，我和家人过着难得的幸福生活。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又感到自己的生活被那些我无力应对的体制要求所肢解。从家人和朋友的小圈子，到我的师长、邻里和社区，国内的和海外的，地球上所有身处险境的人们，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思想和同情心的范围所及。
我不能把这个困境当作自己独有的，但是我看到许多人陷入无休止的追名逐利、狂热奋斗和精疲力竭的怪圈中。无论良心的来源是什么——父母，庄严的教科书，热心的朋友，礼仪学的指示——它都适用于较小的空间，而不是我们居住的广阔地球。小到一个城镇或几百人的社区，心中的道德律会提示我们用平衡和健康的方式为他人服务。但是，当报刊、视频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成千上万的困苦，当我们不时面对痛苦的面孔，良心或变得麻木，或产生一种失败感来责罚我们自己。
我常常半夜難寐，回想着父母、师长、客户，那些我无法满足而使之失望的人的名字。我说这些，不是想让自己显得慷慨。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感到爱莫能助，而不是道德至上。事实是，我已经害怕这些人对我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的人数在疯长。我希望友善地对待邻居，但是邻里变得宽泛，邻居变得越来越多，我的情感已经到了临界点。我试着躲开，远离这些发出诉求的声音。因此，我把这个老木屋当作临时的避世之所。
盘腿静坐着，眼睛看着这盈满阳光的房间，我起伏的呼吸就如同东海起伏的波浪，一系列把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义务立刻开始消退了。
想到大海，我就想起三年前的夏季，我和妻儿以及一位当地朋友在海南木兰湾近海划舟的情景。那些日子里海水汹涌，我们几乎划不动，特别是迎着风的时候。在其他和风吹拂的日子里，海水平静光亮得如同这间房子的杉木地板，我们轻松地划过水面。我的呼吸好像那轻松的划水一样毫不费力。
我记得海鸟贴着水面飞翔，鱼群聚拢到靠近小舟的水面，它们默默地盯着我们，尖吻鲈打着鼻息，从鳃部吐出泡泡。我记得在它们在下潜水下后，海水就隐去了它们的路径。即便是暴风雨扰乱了大海，只消风一停，天空放晴，也不复留下任何痕迹。渐渐地，我学会了在沉静大海的安宁中顺畅地呼吸。每天晚上，我们在海岸宿营，与萤火虫为伍，在柴木篝火上烧烤新鲜的马鲛鱼，在星光下和所爱的人促膝谈心。在木兰湾一周平静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和海水一样安宁。
我当地的朋友在离陆地不远的金沙岛上有一所房子，房子很简单，不比我现在的老木屋大。我们洗了海水浴，在房中冲过澡，便从小岛踏上了回家之路。记得那时，朋友是用从海岸边的木材造的小屋和家具。我们吃陶缸里的腌制食物，喝蓄水池里的淡水，在面朝松树林的简易厕所里方便。他所处的地方在精神上如此靠近荒野，让我刚刚得到的安宁得以保持下去。
我们一家人告别当地朋友，乘着旅行车在雨中前往海口。在机场我已然感受到了噪音的猛烈攻势：电视里的循环广告，机器的混乱声，成群结队的烦躁旅行团。我们要从海口飞往澳门，那儿的人群、喧闹、坚硬的地面、繁忙的購物车、嗡嗡响的传送带，看起来如同噩梦里的舞台道具一般。半夜，我们在澳门机场中途停留，转机时间需要两小时，于是我们离开飞机，进入城市的骚动中，咕哝的扩音喇叭、唠叨的醉酒者、咔嚓的投币售货机和啸叫的警报声。我感到返回到了混乱之中。我想不通这半夜的精神错乱和木兰湾的宁静竟然是同属一个星球。这儿的狂乱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确信它是一条通往疯狂的路。
但是回到家后，我的生活又有何不同？排得满满的日历、装满日常物品的背包、挤满责任的头脑，会少了些浮躁与疯狂？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和我在木兰湾体会到的宁静相比，自己的日常生活似乎浮躁而疲惫，就如同葡京赌场上的精神萎靡者一样。澳门和木兰湾的两幅孪生图景自此印在我脑海里，如同磁场的正负两极。
随着杉木板在阳光下膨胀，老木屋吱嘎作响，如同动物伸展着躯干醒来。今晚，日落后，随着杉木板冷却，板块和板块之间的接缝还将吱嘎作响。黄鹂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直到夜晚它们才飞往高处的鸟巢保暖。蟋蟀继续夜以继日地歌唱，直到入冬后第一场霜冻的降临，然后它们和歌声一起潜入地下。即便是在寒冬腊月，在坚硬的土层底下，蟋蟀的心脏还会在洞穴里跳动，山溪还会自在地流淌。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静止。就像连接这屋子的钉子，它的内部有无数的微电子在旋转着。甚至在死者身上也会产生一层腐烂的霉菌。 当我在记事本上写上这些词语，我渐渐认知到日常生活疯狂节奏的深层来源。我甚至怀疑自己在阻挡来自死亡的威胁。如果我不停止工作，也许死神会以为我是个勤勉的好人，因有劳动价值而不需要消亡。如果我只要醒着就为别人服务，也许死神就会饶过我所爱的人。如果我坚持工作、志愿服务、无偿献血、慈善捐款，或许死神会饶过受到我们人类威胁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
曾记得我在闽东山野长大时，一个邻居大男孩警告我，绝对不要在旷野处长时间躺着不动，因为草鹰会在头顶盘旋，伺机啄掉我的眼睛。他告诉我说，特别是如果我躺下后，要保持随时动动，这样它们就知道你还活着。从此以后，除了极少的一段安静，我就保持随时动动。
在今早坐车来老木屋的路上，妻子和我看见一只草鹰，它正从平躺在海滨公路上的身上撕裂野鼠鲜红的肉条。听到车子的引擎声后，草鹰一边弓着背，保护自己的食物，一边将喙深入血肉又撕了一块。看到这些，我并未强烈感到恶心，因为草鹰是在做必要的工作，遵守着和人类一样无罪而简单的食欲。这只笨拙的黑色大鸟有着血红色头顶，它本身不是死亡，只是死亡的守门人。细想，倘若没有从细菌到狼在内的一切尽职尽责的食肉动物，我们的星球就会堆满层层的尸体。与此恰恰相反，生者分解死者后，在废墟中诞生出新的生命。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妻子和我看着“老年痴呆症”使她的祖母消瘦得像一片薄薄的芦苇叶片，并最终枯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每一位在世的长辈正在消退某项身体和精神的功能，如视力和听力、对手指的控制、腿部的力量、记忆的精度，还有原先熟识的事物名字。妻子和我为他们这些功能的减退感到难过，甚至知道即使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的这一时刻也终究要到来。老去的年龄慢慢夺去我们的财产和权利。但是，我给自己一间空房屋，也许会像僧侣睡在棺材里一样，在准备面对一场无法选择的空虚。
一只蜘蛛从椽子上吊了一根丝降下来，离我伸展开的脚只有几英寸。它只是一个小生命，不过一粒米大小，身体如同一个亮红点，腿如此之细，几乎难以发现。即使这个小生物体内——甚至在比这还小的生物内，我曾透过显微镜所知——也有饑饿和欲求的空间。蜘蛛爬过地板，在杉木板的缝隙处放缓速度。这个靠着杉木的红色米粒，身体像灼热的小煤球一样发出亮光。它爬过一只七星瓢虫的尸体，停下来检查一只死去的野蜜蜂，最终缓慢爬进昏暗的墙角，开始织结蜘蛛网。
周日的蜘蛛并不休息，窗外桑树枝上唱歌的鸟儿也不休息，草丛里的蟋蟀也不会停止唱它们的情歌。它们只要有气息，就唱着自己的激情。它们不需要接受提醒来限制自己，因为大自然很快就用干旱、霜冻，或是其他灾害限制它们的欲望。在所有的动物种群中，看来只有我们人类要学习如何限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我们需要接受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的应许租期会限制我们。
蜘蛛的勤勉让我意识到我双腿的僵硬。我的意识突然醒来：自己在这儿坐多久了？两小时？三小时？我想，不论何时完成她的事情，妻子都会回来接我。我站起来，舒展身体。光亮的杉木地板如此平滑，亲切承受着我的脚。我突然想知道周日——基督教的安息日是否允许跳舞，不管怎样，我还是跳起了刚学的踢踏舞，用一种缓慢而笨拙的脚步，像只笨企鹅一样。我的脚拖过地板，发出扫帚扫地的轻声。因为周围没人听我唱得有多糟，我继而唱了起来。这是首经典情歌，今晚当我们庆祝锡婚纪念时，我将为妻子再清唱一遍。听到我的歌声，围绕着小屋的蟋蟀和鸟儿停止了合唱，但是没歇一会儿，它们又继续唱起来，欲望使然，我们一起唱着各自的恋曲。
过了一会，跳舞使我浑身是汗。我躺在地板上，窗户吹来的一阵海风使我凉爽。房间如同一个避风港。以后，或许我会在这里放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和一只打坐垫，但是现在，我喜欢让它空荡荡的。天花板上两扇天窗开启了两片长方形的蓝天。云彩飘过天窗，天空云卷云舒，如同河流汇集处的泡沫。每隔几秒，雨燕盘旋而过，存在了一会又消失，好似瞬间即逝的思绪一般。突然，两只白鹭从那带有边框的一小片天空掠过。我一跃而起，推开门，疾步来到户外阳台上，看它们掠过树梢的盡头。
就这样，还没有计划要离开这休憩之处，我就被一对小鸟吸引着走到屋外。站在空地上，我感到饿了，感到口渴了，我渴望伴侣。我想见妻子，我十多年前的新娘。今晚，华灯初上时，我想和她一起走过街区。我想紧握儿子小航的手，追赶上他们的生活。我想和朋友分享食物。我想和文友坐在一起，高谈文学创作的陌生化问题。我想在农贸市场穿过拥挤的人群，用手触摸香瓜、苹果和南瓜。我想做好事——不是每个清醒的时刻，不是每一件值得做的事，但是做足够的工作能给少数人的生命减轻些痛苦，带来一些希望，绽放一些美丽。我想带回日常生活的一种静谧感，组成生命的形状，化为一只只碎片，然后再聚集起来。
我在傍晚的阳光中等待着，听着水泥路上汽车驶近山脚的隆隆声，因为其中的一辆汽车上会坐着妻子，和先前留下来的那个男人相比，她将会发现一个更安详、更感恩、更快乐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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