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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微博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的几何式激增，微博逐渐成为个人的“新闻发布会”或是传统媒体新闻取材之地，用户使用微博为自己设置“日程”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与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相比，微博中的用户“自我议程设置”呈现出了一些积极和消极的特征，本文主要指出了微博中的这种“自我议程设置”在议题的性质、议题的设置方式、对信息环境的影响、对大众传媒议题的影响、对公共意识的影响以及对舆论狂欢事件的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的特征。
【关键词】微博；议程设置；自我议程设置
一、微博中的“自我议程设置”
作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重要假说之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反映的是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的层面。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13亿，而微博用户已经占据48.7%，达到近2.5亿。我国微博的出现好似一股强大的龙卷风，改变了公众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获取信息、人际交往以及对自我意识形态和自我实现的满足。自行选择“关注”的对象，“转发”和“评论”感兴趣的言论，“原创”下自己的新鲜事共享在一个几乎完全开放的平台上，用户自由地编排自己的“日报”，通过对内容再加工的方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转发”的行为，即为微博用户对某一事件赋予显著性的行为，当转发构成一定的规模，就会形成一种用户之间大致相似的观点。与传统的大众传媒“议程设置”不同，微博扮演着反应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议题的平台的角色，不再成为告诉公众该“想什么”的议题来源，公众是根据自己的新闻价值取向和解读来设置自我的议程，也就是一种“自我议程设置”。辩证地看，这种“自我议程设置”功能在充分展示着其优越性和新鲜感的同时，也存在着与传统“议程设置”特点和功能的交织，以及一些负面的特征。本文对微博中体现出的“自我议程设置”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二、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特征
（一）议题多元化，但重大议题在总体上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趋于一致
由于传播权利的下放和传播主体的泛在化，微博作为网络媒体的“把关”和意识形态加工功能减弱，用户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国家大事、社会民生、甚至是琐碎的趣事和心情设置为议题。在个性化定制的界面中，呈现的是关注的微博用户所发表的言论，包括：（1）以个人形式发表的微博，如朋友、名人微博和陌生人的闲言碎语；（2）某一品牌、企业的微博；（3）某地方政府、媒体的官方微博；（4）以摄影、艺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知识为主题发布的微博；（5）关于衣食住行类的生活资讯微博等等。议题的多元化在微博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传统议程设置提示公众的是大众传媒认为的“大事”，而微博中用户通过自我设置议程设置的是根据自我价值观和取向判断的自己认为的“大事”，微博上的议题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设置的议题的互动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微博议题先于传统大众传媒，引领传统议程设置；二是微博议题是对大众传媒议题的反映。通过调查可以发现，虽然微博议题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议题并不同步，但是在关于国家大事等重大议题上，微博用户自我议程设置和传统电视、报纸媒体的议程设置总体趋于一致，共同赋予事件及事件重要方面以重要性，影响公众的对大事的把握判断，例如食品安全事件、物价上涨以及突发性灾难事件等。
（二）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对拟态环境的影响
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选择”信息并将其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这与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对公众关于客观环境的认知具有相似的特点。微博的出现对于以往大众传媒提示的“环境”无疑是重重一击。公众对于自身权利的需求早已不再停留在满足于大众传播媒介所赋予的阶段，通过自我设置议程，大众传媒的霸权地位被打倒，其选择信息和赋予某一方面重要性的功能随之被打破，发生事故的时候，微博作为“爆料”平台，允许任何事实细节为人所知，通过转发和转播，这种“真相”构成了公众的认知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也使得微博易成為一个谣言、流言滋生的场所，由于大量草根用户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借由某一事件炒作或博取知名度的行为也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虽然“拟态环境”的影响力被削弱，但是在众声喧哗之中难免有恶意利用他人情绪和观点的因素，所谓的“真相”，在无法辨别真伪的公众面前，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拟态环境”，感动、愤怒、欣喜等各种情绪被制造、被放大，形成一种不具有独立判断的公共意见，因此公众亦有可能迷惑于微博世界所展示的“真相环境”。
（三）微博中议题产生的舆论引导大众传媒议题
传统“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并没有涉及传播媒介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事实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当秉持着为公众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服务的宗旨，反映社会热点事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纵观近年来微博作为消息来源的事件，如“5·12大地震”、“7·23动车追尾”事件等，公众的角色已经化被动为主动，甚至比大众传媒更迅速地成为传播的主体，微博用户不但通过转发和评论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关于事件的讨论和辩论，还会以微博作为信息获取渠道与他人进行日常的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这些行为所形成的网络和社会舆论逐渐凝聚成引导大众传播媒介日常新闻报道，甚至专题报道的力量。我国传播学者范东生曾指出：“传播媒介诚然有时可以造成平地起风波的惊人效果，但这并不说明社会舆论只能追随其后，接受指引。”大众传播媒介新闻取材于微博的情况如今已比比皆是，这不仅体现了传播媒介随着时代而更迭的“议程设置”方式，更体现了公众在微博中重拾的话语权。
（四）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与传统“议程设置”的共同作用
是否微博中完全不存在或是不需要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呢？其实不然。如今发展迅猛的主流微博，新浪、腾讯、网易等，无不是依托主流门户网站而生长，网站作为网络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虽然有着与电视、报纸等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却依然存在为公众设置日程的行为，作为用户自我议程设置的辅助，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微博中的“话题”是其设置公众主要日程的主要方式之一，采用双“#”中间包含文字的方式设置，用户可以直接利用其他用户设置好的话题发表意见，也可以自行设置，自成话题。以新浪微博为例，在“我的首页”中微博发布框上方和右侧都会出现热点话题，从“微话题”一栏点击进入页面，话题涵盖了民生、体育、娱乐、财经、等诸多领域，将各种各样微博用户讨论的话题按照属性、时间和热门程度进行分类和列表，设置“热点”和话题“风云榜”，告诉用户大多数人都在讨论什么。另外，在用户登录页面会随机滚动其他用户微博、在新注册用户页面会出现微博推荐关注名人等等，这都是微博赋予显著性的表现，影响着用户关于热点议题的判断。
（五）微博的碎片化言论导致议程设置的低效和零碎
在公众为微博所带来的“福利”欢呼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一些忧虑。这所谓“140字的革命”为公众展示了多如雪花般碎片化的观点、话题和选择，也使得公众的思想、情感和言论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公众在真实社会群体中共同形成的公共意识，当社会群体的概念被微博上的因兴趣而形成的趣缘群体所取代，言论市场开始分裂，也使得群体极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微博为用户进行的议程设置和用户的自我议程设置相互作用，在看似广大的使用空间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设限。例如当你发布了一条关于房价的微博，微博猜测你对房地产很感兴趣，于是推荐你关注几位房地产商、某楼盘或是房地产企业的微博，你成为他们的粉丝，与和你一样感兴趣的人形成群体，“转发+评论”放入首页供粉丝阅读，吸引更多对此感兴趣的人加入，不断加固自己的观点和兴趣，而成为无限微博世界中的一个个小圈子，而对于不同群体和不同圈子的观点参考和共享逐渐变少。这些碎片化导致了低效率的自我议程设置功能，无利于培养公众对于共同的“大事”的关注和判断，无利于有效引导舆论。
（六）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中泛在而缺乏深度的舆论狂欢
现象
从微博的议题可以看到，网络红人与网络恶搞现象无处不在，俨然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0年的“犀利哥”到近期的热门话题“杜甫很忙”等等，表现出的是当今网民的文化心理趋向和压力下带有狂欢性质的减压方式。微博用户随意地一键转发和评论，将某一看似不起眼恶搞事件的人气推高，将其设置为自我日程或是其他人所認为的“大事”，随着进行这种行为的用户越来越多，便引起更大范围的舆论狂欢。多数情况下，对于恶搞事件的评论往往只是嘲讽、嬉笑或是怒骂等情绪，缺乏反思意识与具有深度的剖析和解读，而这种行为，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对“犀利哥”作为一民普通公众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的损害，“杜甫”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戏弄等等，这种过于娱乐化而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一种“公众堕落”的表现。上亿的微博用户中，大多数人只满足于浏览、转发事件和观点，或是对于恶搞趣事发表“找乐子”似的评论，而关于社会事件的见解却很少，自我设置此类议程，这并不利于网民的网络公共意识的培养。
三、结论
互联网时代，受众自主进行信息选择、信息过滤和信息吸收，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议程设置”的方式。当微博以自媒体的形象华丽登场，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崭新时代随之而来。微博中的“自我议程设置”呈现出与传统“议程设置功能”不同的自我特色，诚然，微博时代为公众创造了难以估量的信息福利，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其中也必然伴随着一些冷思考。信息和选择的庞杂带来的不仅是广阔的自由空间，还带来了言论市场的分裂、公共意识的弱化以及公众堕落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何利用好如今这些炙手可热的“微”工具，除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还要依赖网民素养的整体提升，只有“硬”的政策环境和“软”的网民网络公共意识都得到较好地保障，才能共建和谐的网络环境。
参 考 文 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214～218
[2]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1）：5～6
[3]王昕初．浅析网络微博中的议程设置[J/OL]．今传媒．2011（6）
[4]范东生、张雅宾．传播学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402～403
[5]王小杨．“微博时代”崛起背后的公共意识[J]．网络传播．2011（7）:40
[6]文远竹．网络恶搞：网民“快乐减压”法则[J]．网络传播．2011（5）：48～49
【关键词】微博；议程设置；自我议程设置
一、微博中的“自我议程设置”
作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重要假说之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反映的是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的层面。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13亿，而微博用户已经占据48.7%，达到近2.5亿。我国微博的出现好似一股强大的龙卷风，改变了公众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获取信息、人际交往以及对自我意识形态和自我实现的满足。自行选择“关注”的对象，“转发”和“评论”感兴趣的言论，“原创”下自己的新鲜事共享在一个几乎完全开放的平台上，用户自由地编排自己的“日报”，通过对内容再加工的方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转发”的行为，即为微博用户对某一事件赋予显著性的行为，当转发构成一定的规模，就会形成一种用户之间大致相似的观点。与传统的大众传媒“议程设置”不同，微博扮演着反应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议题的平台的角色，不再成为告诉公众该“想什么”的议题来源，公众是根据自己的新闻价值取向和解读来设置自我的议程，也就是一种“自我议程设置”。辩证地看，这种“自我议程设置”功能在充分展示着其优越性和新鲜感的同时，也存在着与传统“议程设置”特点和功能的交织，以及一些负面的特征。本文对微博中体现出的“自我议程设置”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二、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特征
（一）议题多元化，但重大议题在总体上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趋于一致
由于传播权利的下放和传播主体的泛在化，微博作为网络媒体的“把关”和意识形态加工功能减弱，用户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国家大事、社会民生、甚至是琐碎的趣事和心情设置为议题。在个性化定制的界面中，呈现的是关注的微博用户所发表的言论，包括：（1）以个人形式发表的微博，如朋友、名人微博和陌生人的闲言碎语；（2）某一品牌、企业的微博；（3）某地方政府、媒体的官方微博；（4）以摄影、艺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知识为主题发布的微博；（5）关于衣食住行类的生活资讯微博等等。议题的多元化在微博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传统议程设置提示公众的是大众传媒认为的“大事”，而微博中用户通过自我设置议程设置的是根据自我价值观和取向判断的自己认为的“大事”，微博上的议题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设置的议题的互动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微博议题先于传统大众传媒，引领传统议程设置；二是微博议题是对大众传媒议题的反映。通过调查可以发现，虽然微博议题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议题并不同步，但是在关于国家大事等重大议题上，微博用户自我议程设置和传统电视、报纸媒体的议程设置总体趋于一致，共同赋予事件及事件重要方面以重要性，影响公众的对大事的把握判断，例如食品安全事件、物价上涨以及突发性灾难事件等。
（二）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对拟态环境的影响
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选择”信息并将其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这与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对公众关于客观环境的认知具有相似的特点。微博的出现对于以往大众传媒提示的“环境”无疑是重重一击。公众对于自身权利的需求早已不再停留在满足于大众传播媒介所赋予的阶段，通过自我设置议程，大众传媒的霸权地位被打倒，其选择信息和赋予某一方面重要性的功能随之被打破，发生事故的时候，微博作为“爆料”平台，允许任何事实细节为人所知，通过转发和转播，这种“真相”构成了公众的认知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也使得微博易成為一个谣言、流言滋生的场所，由于大量草根用户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借由某一事件炒作或博取知名度的行为也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虽然“拟态环境”的影响力被削弱，但是在众声喧哗之中难免有恶意利用他人情绪和观点的因素，所谓的“真相”，在无法辨别真伪的公众面前，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拟态环境”，感动、愤怒、欣喜等各种情绪被制造、被放大，形成一种不具有独立判断的公共意见，因此公众亦有可能迷惑于微博世界所展示的“真相环境”。
（三）微博中议题产生的舆论引导大众传媒议题
传统“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并没有涉及传播媒介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事实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当秉持着为公众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服务的宗旨，反映社会热点事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纵观近年来微博作为消息来源的事件，如“5·12大地震”、“7·23动车追尾”事件等，公众的角色已经化被动为主动，甚至比大众传媒更迅速地成为传播的主体，微博用户不但通过转发和评论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关于事件的讨论和辩论，还会以微博作为信息获取渠道与他人进行日常的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这些行为所形成的网络和社会舆论逐渐凝聚成引导大众传播媒介日常新闻报道，甚至专题报道的力量。我国传播学者范东生曾指出：“传播媒介诚然有时可以造成平地起风波的惊人效果，但这并不说明社会舆论只能追随其后，接受指引。”大众传播媒介新闻取材于微博的情况如今已比比皆是，这不仅体现了传播媒介随着时代而更迭的“议程设置”方式，更体现了公众在微博中重拾的话语权。
（四）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与传统“议程设置”的共同作用
是否微博中完全不存在或是不需要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呢？其实不然。如今发展迅猛的主流微博，新浪、腾讯、网易等，无不是依托主流门户网站而生长，网站作为网络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虽然有着与电视、报纸等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却依然存在为公众设置日程的行为，作为用户自我议程设置的辅助，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微博中的“话题”是其设置公众主要日程的主要方式之一，采用双“#”中间包含文字的方式设置，用户可以直接利用其他用户设置好的话题发表意见，也可以自行设置，自成话题。以新浪微博为例，在“我的首页”中微博发布框上方和右侧都会出现热点话题，从“微话题”一栏点击进入页面，话题涵盖了民生、体育、娱乐、财经、等诸多领域，将各种各样微博用户讨论的话题按照属性、时间和热门程度进行分类和列表，设置“热点”和话题“风云榜”，告诉用户大多数人都在讨论什么。另外，在用户登录页面会随机滚动其他用户微博、在新注册用户页面会出现微博推荐关注名人等等，这都是微博赋予显著性的表现，影响着用户关于热点议题的判断。
（五）微博的碎片化言论导致议程设置的低效和零碎
在公众为微博所带来的“福利”欢呼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一些忧虑。这所谓“140字的革命”为公众展示了多如雪花般碎片化的观点、话题和选择，也使得公众的思想、情感和言论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公众在真实社会群体中共同形成的公共意识，当社会群体的概念被微博上的因兴趣而形成的趣缘群体所取代，言论市场开始分裂，也使得群体极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微博为用户进行的议程设置和用户的自我议程设置相互作用，在看似广大的使用空间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设限。例如当你发布了一条关于房价的微博，微博猜测你对房地产很感兴趣，于是推荐你关注几位房地产商、某楼盘或是房地产企业的微博，你成为他们的粉丝，与和你一样感兴趣的人形成群体，“转发+评论”放入首页供粉丝阅读，吸引更多对此感兴趣的人加入，不断加固自己的观点和兴趣，而成为无限微博世界中的一个个小圈子，而对于不同群体和不同圈子的观点参考和共享逐渐变少。这些碎片化导致了低效率的自我议程设置功能，无利于培养公众对于共同的“大事”的关注和判断，无利于有效引导舆论。
（六）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中泛在而缺乏深度的舆论狂欢
现象
从微博的议题可以看到，网络红人与网络恶搞现象无处不在，俨然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0年的“犀利哥”到近期的热门话题“杜甫很忙”等等，表现出的是当今网民的文化心理趋向和压力下带有狂欢性质的减压方式。微博用户随意地一键转发和评论，将某一看似不起眼恶搞事件的人气推高，将其设置为自我日程或是其他人所認为的“大事”，随着进行这种行为的用户越来越多，便引起更大范围的舆论狂欢。多数情况下，对于恶搞事件的评论往往只是嘲讽、嬉笑或是怒骂等情绪，缺乏反思意识与具有深度的剖析和解读，而这种行为，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对“犀利哥”作为一民普通公众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的损害，“杜甫”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戏弄等等，这种过于娱乐化而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一种“公众堕落”的表现。上亿的微博用户中，大多数人只满足于浏览、转发事件和观点，或是对于恶搞趣事发表“找乐子”似的评论，而关于社会事件的见解却很少，自我设置此类议程，这并不利于网民的网络公共意识的培养。
三、结论
互联网时代，受众自主进行信息选择、信息过滤和信息吸收，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议程设置”的方式。当微博以自媒体的形象华丽登场，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崭新时代随之而来。微博中的“自我议程设置”呈现出与传统“议程设置功能”不同的自我特色，诚然，微博时代为公众创造了难以估量的信息福利，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其中也必然伴随着一些冷思考。信息和选择的庞杂带来的不仅是广阔的自由空间，还带来了言论市场的分裂、公共意识的弱化以及公众堕落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何利用好如今这些炙手可热的“微”工具，除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还要依赖网民素养的整体提升，只有“硬”的政策环境和“软”的网民网络公共意识都得到较好地保障，才能共建和谐的网络环境。
参 考 文 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214～218
[2]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1）：5～6
[3]王昕初．浅析网络微博中的议程设置[J/OL]．今传媒．2011（6）
[4]范东生、张雅宾．传播学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402～403
[5]王小杨．“微博时代”崛起背后的公共意识[J]．网络传播．2011（7）:40
[6]文远竹．网络恶搞：网民“快乐减压”法则[J]．网络传播．2011（5）：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