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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語 為什麼中美關係近年來會走向持續惡化？在雙方博弈過程中，處於相對守勢方的中國，應該採取什麼合理對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剛;淡化意識形態對峙;用博大寬容開明的形象，來消解外部世界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解; 柔中有剛地保持定力。中國在四十年改革中積累的強大國力與文明資源相結合，使我們有足夠的力量與智慧來應對未來挑戰。本文分三篇分期刊出。
（接上期）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當中國人不得不進入與美國人對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須對美國的戰略文化有所認識。
所謂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就是當一個國家一旦把對手視為戰略博弈物件，這個國家為應對這個對手而顯示出來的的思維方式與反應方式。這種戰略文化，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對穩定的。特定的戰略文化，就會不自覺地支配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與社會大眾，影響著他們所作出的重要歷史性判斷與選擇。
根據我的研究與觀察，美國人的戰略文化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美國確定戰略敵人的標準，是實利主義價值與“理想主義”價值的疊加。更具體地說，只要一個國家具備了美國認定的兩個條件，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上的敵對國家。
第一個條件是，美國認為自己的霸權地位與核心利益受到了對方的挑戰。
第二個條件是，美國人認為對方在意識形態上是所謂的“違反人權”、“專制主義”、“法西斯”、“反人類的暴君”之類的“邪惡者”。面對這樣的敵人，美國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國人有強烈的傳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義”，這是因為，美國是新教移民組成的國家，他們的宗教化的理想主義，遠比我們想像得強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訪問過美國民主黨競選總部，記得一位女工作人員曾激動地指著世界地圖對我說，“上帝對美國太好了，我們不能單獨享受上帝的恩惠，我們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帶給全世界苦難中的人民。”她說的這些話，就是受這種“傳教士理想主義”的驅使。
概括地說，美國人在選擇敵人時，會是實利主義動機與與“傳教士式的理想主義”動機的疊加。只要美國人把對方國家看作是挑戰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並在道德上被判定為“邪惡者”時，它就在被美國視為戰略敵人。
一般而言，共和黨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強調第一條件，民主黨與左派更多地強調第二條件，一個美國不喜歡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成為它的敵人，要成為它的敵人，必須具有上述的“雙條件性”。即使如此，對方還必須有足夠的體量，體量太小，戰略影響力不大，即使美國看不順眼，美國也不會認真對待，例如愛沙尼亞，黑山共和國，都被認為“配不上”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
從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與日本的互動過程來看，美國正是認定日本符合了這兩個條件，所以就把日本視為必須打垮的敵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國雖然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當時的日本只符合美國人認為的道義上的侵略者這一條件，美日經濟關係仍然基本良好，美國仍然每年以大量廢鋼鐵賣給日本，並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源源不斷地供給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後犯了兩個戰略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為邪惡軸心的一員。日本的第二個錯誤是，日本海軍在1941年年中進駐了越南金蘭灣，客觀上對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構成威脅，日本的這兩個舉動，被美國認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戰，於是把日本視為直接的敵人。
一旦兩種價值重疊在一起，就會進一步引發這兩個動機之間的彼此強化效應，更具體地說，明明是美國利益至上而產生的敵對，被附麗上“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的道德光環。後者掩蓋了前者的自私動機，美國在打擊對方時，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義的“衛士”與“英雄”，新傳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與美國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義，兩相結合，從而可以在美國國內形成廣泛的政治動員力與同仇敵愾的號召力。
這兩種價值疊加在一起，以至於連美國人自己到後來也搞不清楚，自己發動一場戰爭，到底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還是出於它的“自由理想主義”的使命感。美伊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為什麼美國出手沒有分寸感
美國戰略文化的第二個特點是，當美國把某國視為敵國，美國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兇猛，且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日常理性應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國總統羅斯福一旦準備對日本下手，就會向對方提出很高的要價，1941年11月，美國發出了《赫爾備忘錄》作為最後通牒：如果日本不滿足美國提出來的從中國全境撤軍的要求，美國將對日本進行石油禁運。日本在美國巨大的施壓下，發動了妄圖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
其實，當美國總統下達極端施壓的最後通牒時，美國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出手實在太重，遠遠超過談判對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況當時的美國全國都又並沒有做好對日戰爭的準備。當時日本可以動員近五百萬軍隊，而美國只有二、三十萬從來沒有打過仗、甚至從來沒有整師演習過的的軍隊，美國軍人數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現有的歷史檔案資料證明，羅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會發動珍珠港偷襲。
美國為什麼要麼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沒有分寸感？甚至在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就對日本極限施壓？這與美國戰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關。
首先，美國決策層總是習慣於認為，自己作出任何選擇，都有著強大的國力支撐。眾所周知，太平洋戰爭以前，美國國力與軍工生產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這就是美國決策層自認為的底氣。國力強大，使美國人認為不必為任何失策付出代價。
其次，美國認為自己對付挑戰者時，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失敗過，自美國建國以來到現在，他們先後打敗了西班牙、英國、德國、日本與蘇聯這五大挑戰者，他們自認為有充分自信，也並不擔心由此會產生的後果與代價。 第三，美國強勢的外交文化，與美國的基督教倫理有關，一旦把對方視為自己的“邪惡對手”，認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難生靈的神聖使命”所召喚。本國的實利主義、自由民主理想主義、宗教意識形態使命意識的疊加，會讓這個民族在國力的支援下，使他們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慮由於對外部實情瞭解的缺失所造成的決策疏忽。
他們後來取得勝利之後，他們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產生的經驗教訓。美國大眾對外部世界的瞭解，遠不如其他國家對美國的瞭解，也造成美國決策思維的背景知識缺陷。
三年以前，一位對華友好的美國歷史學教授，就深懷憂慮地對我說，美國對華友好的情緒正在發生逆轉，一旦轉過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轉變過來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疫情的全球蔓延，由於美國政府應對疫情的種種低級錯誤還在不斷發生，美國已經有數百萬新冠病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上一種怪罪中國的非理性的情緒也民眾中蔓延。美國民粹主義政客向中國“甩鍋”，把責任推向中國，就會極大地迎合美國民間對華的非理性情緒。從而獲得選票。
特朗普因疫情處理不力，對其選情極為不利，出於對2020年11月大選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這位元具有冒險性格的另類總統認定，那怕冒一點風險，強化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對他的選情是有利的。美國太需要一個敵人了。即使爆發一場有限的戰爭，趁機宣佈中美之間進入戰時狀態，都是可以考慮的政策選項。
千萬不要小視一個民族非理性心態在特定條件下對歷史選擇的影響力，新冠疫情在美國引起社會人群對中國不滿情緒，包含著許多無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將在一定的情況下，極度膨脹發酵，一定要防止這種“負能量”心態被美國反華派利用，引發的仇華心理在美國社會的蔓延。
眾所周知，羅斯福連任四任總統，不都是每次大選選出來的，而是由於憲法賦予總統在戰爭時期有自然連任的特權。中美關係不但已經進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正由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劇增加。
自今年以來，中美關係正在進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戰爭以前幾個月那種狀態。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還看不出有任何強大的因素，在扭轉這種趨勢。
就在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蘇裡軍艦上發表演說，稱“美國對世界的承諾如同1941年，美國將隨時準備與任何敵人作戰。並捍衛任何朋友。”“當今需要以實力求和平，”“自由國家不能坐視法西斯奪權”。
美國當權者的這些高調言論，強烈的暗示著美國那邊已經把中國視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國國防部並於2020年9月1日公佈中國軍力報告，美國副助理防長表示，美軍隨時做好準備，聽命美國總統指揮。擺出了一副馬上要與對手打仗的樣子。
按照中美關係中的這種惡性循環的發展速度，有人說，中美之間的戰爭什麼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現流血衝突，中美之間出現斷交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雙方高度不信任條件下 要防止陷入兩國直接戰爭
自從美國宣佈關閉中國駐休斯頓使館以來，當下美國保守的當政者已經處於主動找事的進攻階段。
一般人都認為，中美直接戰爭的可能性很小，這確實是按照常理來判斷，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類的決策理性經常會犯不自覺的錯誤，而在雙方高度敵對的條件下，這種決策理性錯誤還會因對方反應的過度而進一步疊加，最後在誰也控制不了的情況下雙方被迫進入戰爭。
歷史上大部分戰爭，都是在雙方都原以為戰爭打不起來，但卻由於雙方決策過程中出現的惡性互動而意外地發生的。作者不久前新發佈的公眾號《太平洋戰爭是如何爆發的》就是分析這樣一個典型戰爭個案。
在中美之間，在美國已經把中國定位為“威脅美國利益與安全”的“紅色帝國化”的危險國家的前提下，由於雙方控制不當，而從局部衝突爆發為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千萬不能低估。
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從美國掌權精英的背景來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務次卿布拉托，國務院參謀參贊佈雷克布，國防部長埃斯珀，幾乎都是青一色的“西點軍校派”出身。美國最重要的國務院與國防系統，已經都換上了超級大鷹派人物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概率正在進一步增加。這一點一定要引起嚴重關注與警惕。
恰恰正是這幾年，國內“戰狼式”的公共話語變本加厲，大行其道。中國那些高調派名嘴，並不是洞悉國際複雜問題的戰略家，他們只是同仇敵愾的宣傳家，鼓動家。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高調派名嘴對時局的判斷是十分淺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調派在美國保守派最需要與中國決裂的時候，為後者源源不斷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彈”。美國反華保守派可以更堅決地認為，把中國看作自己的“頭號敵人”是做對了。
另一方面，美國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強烈反彈，對中國的不斷干擾與施壓，又會不斷在中國民間大眾中，激發起受迫害的歷史悲情，普通樸素的老百姓畢竟資訊與知識有限，紛紛成為高調派的鐵桿支持者，而受廣大“民意”支持的優勢，又不斷被高調派用來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是何等鮮明正確。為獲得更多的粉絲，甚至置國家政策於不顧，煽動民粹情緒，讓中美對立水漲船高。
高調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國致力於中美“脫鉤”的保守派希望中國做的。美國保守派的漫天要價與打壓，又進一步讓高調派在民間如魚如水。明智理性溫和的的聲音，都在國內被視為“親美派”而被邊緣化。中美之間在近年來已經陷入如此惡性循環。這種雙方強強互動，溫和理性派被邊緣化的情況，與太平洋戰爭前的日美兩國互動的情況已經相當接近。
對於中美關係來說，最危險的，還不是臺灣問題，而是南海問題。如果應對不慎，在局勢發生進一步突然惡化的條件下，美國有可能會就南海問題向中國進一步發起挑釁。
要警惕美國極端鷹派可能在美國大選前採取一些極端舉措。例如，美國直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要求中國從南海島礁上撤離所有的軍事設備，否則對其進行清除。他們可以振振有詞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為依據。並以此拉攏南海周邊國家共同對付中國。 一旦美國悍然炸毀我們擴建的南海島礁，中國可不可以通過以牙還牙的強勢反應，來解決問題？中國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極限施壓”來反制美國的“極限施壓”？
不久前，作者在影響很大的某視頻上，就看到一位頗具權威的軍事學教授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悍然轟炸我南海新建島，我們可以直接轟炸關島美國軍事基地，作為對等性報復。
如果這真的成為中國的選擇，那麼，讓我們通沙盤推演來看看會發生什麼。
中國一旦轟炸關島，那就是中美之間直接進入戰爭狀態，這正是美國正在執政的反華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處於敵對狀態的情況下，轟炸關島基地，必將刺激整個美國民意，美國政府就會像當年珍珠港事件後一樣，或者像小布希當年攻打伊拉克那樣，輕而易舉地得到國會高票通過對華戰爭授權。
由於如前所分析的，美國人一旦把某個國家視為敵國，它所作出的反應，從來就是沒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決不能根據我們一般的“對等反應”的常識推論來判斷。正因為如此，下一步，美國極有可能不顧代價地把中國現有的航空母艦與主力戰艦直接作為攻擊對象。並妄圖一舉把中國海軍力量在短時期裡打垮。
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這勢必激發中國人百年以來的民族主義的悲情與義憤，中國必須作出最強烈的反應，才能滿足社會大眾在民族危機時代對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國的國力也能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支持這種民族心理。中國此後作出的任何強烈反應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國進一步攻擊我們，我們該怎麼辦？這位元視頻上的軍事學教授在視頻裡表示，我們將趁此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去準備武統臺灣。一舉實現中國的大一統。
如果我們開始全面準備武統臺灣這一步，美國極有可能採取以下極端措施：趁機撕毀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臺灣直接建立外交關係。甚至故意煽動臺灣獨立，刺激中國進一步對臺灣動武。
如果我軍進入臺灣島，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麼？美國方面會出兵與中國直接打仗嗎？
在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並不參戰，但卻利用美圖的高科技優勢，有限封鎖中東的霍爾木茲海峽、印度洋、麻六甲海峽，用無人機控制的水雷，阻斷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經登陸的我軍退出臺灣。
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70% 左右的石油必須從中東輸入，一旦供給中斷，後果堪憂。根據美國現在的科技能力，美軍無人機完全具有自動識別中國油輪的能力，用自動識別器制導的水雷攻擊中國商船與油輪，不炸其他國家通行船隻，在技術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國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彈去炸美國本土？中國有600枚呢。然而現實情況是，美國至少有6000枚。比中國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調侃說，再下一步就是雙方需要用石頭和木棍了。不過是可能在50萬年以後。
這種賭國運的前景 沒有任何人願意看到
這位軍事學專家不知是不是想到過這些問題。但願這位專家僅僅代表他個人不成熟的意見。
有人說，美國連朝鮮這樣的有核小國家都不敢碰，他們怎麼可能與中國發生戰爭呢，其實這又是錯誤的判斷。過去幾年裡一些高調派正是以此為立論基礎的。
實際情況是，朝鮮國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對美國的自認為的霸權地位與實際利益構成真正意義的挑戰。
其實，美國對於朝鮮的存在，實際上是無感的。正如一個哪怕疲憊的大象，對於有刺的蜜蜂，也不會有多大興趣一樣。
中國則不同，中國被認為是一個“剛斷奶的戰狼”，卻不自覺地喚醒了一隻“沉睡的老虎”，在美國看來，中國有在未來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脅現行世界秩序，雖然這只“老虎”早已經沒有過去的年輕態。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看來，在真正強大起來以前的中國，才是它必須對付的敵人。
還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從這次疫情來看，美國社會內部分裂得很嚴重，一旦與中國開戰，美國社會內就會分成主戰派與主和派，像美國這樣一個分裂的多元社會，是無法形成統一的戰爭意志的。
這又是對美國戰略文化的不瞭解，珍珠港事變後的美國就是明證，一旦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中國是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紅色帝國”這樣一種社會偏見，一旦進入中美戰爭狀態，美國所具有的內部聚結力與戰爭動員力也會異常發揮，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當年“珍珠港事變”以後的美日太平洋戰爭一樣。美國戰爭鼓動者正需要一場戰爭來重振美國經濟，正如1929年經濟危機後，認為太平洋戰爭重振了一次大戰以後的美國經濟一樣。
柔性冷戰也並非好的選擇
直接軍事對抗對於雙方來說，都充滿風險與巨大的成本代價，大型戰爭對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識地控制，畢竟較低，那麼，輕度的軟對抗將會如何？
這種冷戰式的軟對抗，將在軍備競賽中極大地消耗中國的財力與物力，蘇聯就是在冷戰時代的長期軟對抗過程中被拖垮的。
這種戰略最有利於美國實施讓中國與世界“脫鉤”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國反華保守派通過低成本遏制中國發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國還可以在“軟對抗”過程中借刀殺人，例如鼓動印度充當馬前卒，與中國進行邊境上的的局部戰爭或軍事衝突。
印度是大國，其國力在近十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國與印度之間一旦爆發戰爭與衝突，由於雙方都有巨大的戰略縱深、資源與人口，雙方都具有極其強烈的民族主義，那種戰爭將是持續許多年的，甚至沒完沒了的。中印戰爭是美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戰爭。
美國甚至可以通過中印之間持續多年的消耗國力的戰爭，來不斷削弱中國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吃虧，由於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軍優勢，美國還有可能鼓動印度對中東地區的霍爾姆茲海峽到印度洋的中國石油船隻進行封鎖與威脅，美國將由此漁翁得利。
美國還有可能利用它的資源，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曾經有過的矛盾，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包圍。除了印度以外，俄羅斯、朝鮮、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為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拉攏對象。實際上現在美國已經開始有所動作了。
成熟的中國面對挑戰 要有足夠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惡性互動的各種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對美國的戰略文化的特點進行解析，目的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個博弈物件的特點與反應方式，在本文裡，作者還指出，直接發生中美硬碰硬戰爭與全面冷戰，都不是合理的選擇。
所有這些分析，都是為下篇中提供的建議，作一些分析準備，在下篇中，作者將對如何處理中美關係，提出一些個人建議。
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中國是一個久經苦難並堅忍不拔的民族，我們愛好和平，珍惜二百年來好不容易才獲得的這四十年來的長足發展的國運，四十年來的發展，也讓中國不再是一個弱國，我們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與足夠的定力，來迎接未來的挑戰。（未完待續）
（接上期）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當中國人不得不進入與美國人對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須對美國的戰略文化有所認識。
所謂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就是當一個國家一旦把對手視為戰略博弈物件，這個國家為應對這個對手而顯示出來的的思維方式與反應方式。這種戰略文化，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對穩定的。特定的戰略文化，就會不自覺地支配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與社會大眾，影響著他們所作出的重要歷史性判斷與選擇。
根據我的研究與觀察，美國人的戰略文化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美國確定戰略敵人的標準，是實利主義價值與“理想主義”價值的疊加。更具體地說，只要一個國家具備了美國認定的兩個條件，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上的敵對國家。
第一個條件是，美國認為自己的霸權地位與核心利益受到了對方的挑戰。
第二個條件是，美國人認為對方在意識形態上是所謂的“違反人權”、“專制主義”、“法西斯”、“反人類的暴君”之類的“邪惡者”。面對這樣的敵人，美國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國人有強烈的傳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義”，這是因為，美國是新教移民組成的國家，他們的宗教化的理想主義，遠比我們想像得強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訪問過美國民主黨競選總部，記得一位女工作人員曾激動地指著世界地圖對我說，“上帝對美國太好了，我們不能單獨享受上帝的恩惠，我們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帶給全世界苦難中的人民。”她說的這些話，就是受這種“傳教士理想主義”的驅使。
概括地說，美國人在選擇敵人時，會是實利主義動機與與“傳教士式的理想主義”動機的疊加。只要美國人把對方國家看作是挑戰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並在道德上被判定為“邪惡者”時，它就在被美國視為戰略敵人。
一般而言，共和黨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強調第一條件，民主黨與左派更多地強調第二條件，一個美國不喜歡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成為它的敵人，要成為它的敵人，必須具有上述的“雙條件性”。即使如此，對方還必須有足夠的體量，體量太小，戰略影響力不大，即使美國看不順眼，美國也不會認真對待，例如愛沙尼亞，黑山共和國，都被認為“配不上”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
從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與日本的互動過程來看，美國正是認定日本符合了這兩個條件，所以就把日本視為必須打垮的敵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國雖然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當時的日本只符合美國人認為的道義上的侵略者這一條件，美日經濟關係仍然基本良好，美國仍然每年以大量廢鋼鐵賣給日本，並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源源不斷地供給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後犯了兩個戰略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為邪惡軸心的一員。日本的第二個錯誤是，日本海軍在1941年年中進駐了越南金蘭灣，客觀上對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構成威脅，日本的這兩個舉動，被美國認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戰，於是把日本視為直接的敵人。
一旦兩種價值重疊在一起，就會進一步引發這兩個動機之間的彼此強化效應，更具體地說，明明是美國利益至上而產生的敵對，被附麗上“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的道德光環。後者掩蓋了前者的自私動機，美國在打擊對方時，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義的“衛士”與“英雄”，新傳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與美國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義，兩相結合，從而可以在美國國內形成廣泛的政治動員力與同仇敵愾的號召力。
這兩種價值疊加在一起，以至於連美國人自己到後來也搞不清楚，自己發動一場戰爭，到底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還是出於它的“自由理想主義”的使命感。美伊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為什麼美國出手沒有分寸感
美國戰略文化的第二個特點是，當美國把某國視為敵國，美國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兇猛，且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日常理性應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國總統羅斯福一旦準備對日本下手，就會向對方提出很高的要價，1941年11月，美國發出了《赫爾備忘錄》作為最後通牒：如果日本不滿足美國提出來的從中國全境撤軍的要求，美國將對日本進行石油禁運。日本在美國巨大的施壓下，發動了妄圖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
其實，當美國總統下達極端施壓的最後通牒時，美國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出手實在太重，遠遠超過談判對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況當時的美國全國都又並沒有做好對日戰爭的準備。當時日本可以動員近五百萬軍隊，而美國只有二、三十萬從來沒有打過仗、甚至從來沒有整師演習過的的軍隊，美國軍人數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現有的歷史檔案資料證明，羅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會發動珍珠港偷襲。
美國為什麼要麼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沒有分寸感？甚至在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就對日本極限施壓？這與美國戰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關。
首先，美國決策層總是習慣於認為，自己作出任何選擇，都有著強大的國力支撐。眾所周知，太平洋戰爭以前，美國國力與軍工生產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這就是美國決策層自認為的底氣。國力強大，使美國人認為不必為任何失策付出代價。
其次，美國認為自己對付挑戰者時，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失敗過，自美國建國以來到現在，他們先後打敗了西班牙、英國、德國、日本與蘇聯這五大挑戰者，他們自認為有充分自信，也並不擔心由此會產生的後果與代價。 第三，美國強勢的外交文化，與美國的基督教倫理有關，一旦把對方視為自己的“邪惡對手”，認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難生靈的神聖使命”所召喚。本國的實利主義、自由民主理想主義、宗教意識形態使命意識的疊加，會讓這個民族在國力的支援下，使他們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慮由於對外部實情瞭解的缺失所造成的決策疏忽。
他們後來取得勝利之後，他們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產生的經驗教訓。美國大眾對外部世界的瞭解，遠不如其他國家對美國的瞭解，也造成美國決策思維的背景知識缺陷。
三年以前，一位對華友好的美國歷史學教授，就深懷憂慮地對我說，美國對華友好的情緒正在發生逆轉，一旦轉過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轉變過來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疫情的全球蔓延，由於美國政府應對疫情的種種低級錯誤還在不斷發生，美國已經有數百萬新冠病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上一種怪罪中國的非理性的情緒也民眾中蔓延。美國民粹主義政客向中國“甩鍋”，把責任推向中國，就會極大地迎合美國民間對華的非理性情緒。從而獲得選票。
特朗普因疫情處理不力，對其選情極為不利，出於對2020年11月大選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這位元具有冒險性格的另類總統認定，那怕冒一點風險，強化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對他的選情是有利的。美國太需要一個敵人了。即使爆發一場有限的戰爭，趁機宣佈中美之間進入戰時狀態，都是可以考慮的政策選項。
千萬不要小視一個民族非理性心態在特定條件下對歷史選擇的影響力，新冠疫情在美國引起社會人群對中國不滿情緒，包含著許多無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將在一定的情況下，極度膨脹發酵，一定要防止這種“負能量”心態被美國反華派利用，引發的仇華心理在美國社會的蔓延。
眾所周知，羅斯福連任四任總統，不都是每次大選選出來的，而是由於憲法賦予總統在戰爭時期有自然連任的特權。中美關係不但已經進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正由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劇增加。
自今年以來，中美關係正在進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戰爭以前幾個月那種狀態。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還看不出有任何強大的因素，在扭轉這種趨勢。
就在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蘇裡軍艦上發表演說，稱“美國對世界的承諾如同1941年，美國將隨時準備與任何敵人作戰。並捍衛任何朋友。”“當今需要以實力求和平，”“自由國家不能坐視法西斯奪權”。
美國當權者的這些高調言論，強烈的暗示著美國那邊已經把中國視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國國防部並於2020年9月1日公佈中國軍力報告，美國副助理防長表示，美軍隨時做好準備，聽命美國總統指揮。擺出了一副馬上要與對手打仗的樣子。
按照中美關係中的這種惡性循環的發展速度，有人說，中美之間的戰爭什麼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現流血衝突，中美之間出現斷交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雙方高度不信任條件下 要防止陷入兩國直接戰爭
自從美國宣佈關閉中國駐休斯頓使館以來，當下美國保守的當政者已經處於主動找事的進攻階段。
一般人都認為，中美直接戰爭的可能性很小，這確實是按照常理來判斷，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類的決策理性經常會犯不自覺的錯誤，而在雙方高度敵對的條件下，這種決策理性錯誤還會因對方反應的過度而進一步疊加，最後在誰也控制不了的情況下雙方被迫進入戰爭。
歷史上大部分戰爭，都是在雙方都原以為戰爭打不起來，但卻由於雙方決策過程中出現的惡性互動而意外地發生的。作者不久前新發佈的公眾號《太平洋戰爭是如何爆發的》就是分析這樣一個典型戰爭個案。
在中美之間，在美國已經把中國定位為“威脅美國利益與安全”的“紅色帝國化”的危險國家的前提下，由於雙方控制不當，而從局部衝突爆發為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千萬不能低估。
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從美國掌權精英的背景來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務次卿布拉托，國務院參謀參贊佈雷克布，國防部長埃斯珀，幾乎都是青一色的“西點軍校派”出身。美國最重要的國務院與國防系統，已經都換上了超級大鷹派人物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概率正在進一步增加。這一點一定要引起嚴重關注與警惕。
恰恰正是這幾年，國內“戰狼式”的公共話語變本加厲，大行其道。中國那些高調派名嘴，並不是洞悉國際複雜問題的戰略家，他們只是同仇敵愾的宣傳家，鼓動家。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高調派名嘴對時局的判斷是十分淺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調派在美國保守派最需要與中國決裂的時候，為後者源源不斷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彈”。美國反華保守派可以更堅決地認為，把中國看作自己的“頭號敵人”是做對了。
另一方面，美國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強烈反彈，對中國的不斷干擾與施壓，又會不斷在中國民間大眾中，激發起受迫害的歷史悲情，普通樸素的老百姓畢竟資訊與知識有限，紛紛成為高調派的鐵桿支持者，而受廣大“民意”支持的優勢，又不斷被高調派用來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是何等鮮明正確。為獲得更多的粉絲，甚至置國家政策於不顧，煽動民粹情緒，讓中美對立水漲船高。
高調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國致力於中美“脫鉤”的保守派希望中國做的。美國保守派的漫天要價與打壓，又進一步讓高調派在民間如魚如水。明智理性溫和的的聲音，都在國內被視為“親美派”而被邊緣化。中美之間在近年來已經陷入如此惡性循環。這種雙方強強互動，溫和理性派被邊緣化的情況，與太平洋戰爭前的日美兩國互動的情況已經相當接近。
對於中美關係來說，最危險的，還不是臺灣問題，而是南海問題。如果應對不慎，在局勢發生進一步突然惡化的條件下，美國有可能會就南海問題向中國進一步發起挑釁。
要警惕美國極端鷹派可能在美國大選前採取一些極端舉措。例如，美國直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要求中國從南海島礁上撤離所有的軍事設備，否則對其進行清除。他們可以振振有詞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為依據。並以此拉攏南海周邊國家共同對付中國。 一旦美國悍然炸毀我們擴建的南海島礁，中國可不可以通過以牙還牙的強勢反應，來解決問題？中國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極限施壓”來反制美國的“極限施壓”？
不久前，作者在影響很大的某視頻上，就看到一位頗具權威的軍事學教授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悍然轟炸我南海新建島，我們可以直接轟炸關島美國軍事基地，作為對等性報復。
如果這真的成為中國的選擇，那麼，讓我們通沙盤推演來看看會發生什麼。
中國一旦轟炸關島，那就是中美之間直接進入戰爭狀態，這正是美國正在執政的反華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處於敵對狀態的情況下，轟炸關島基地，必將刺激整個美國民意，美國政府就會像當年珍珠港事件後一樣，或者像小布希當年攻打伊拉克那樣，輕而易舉地得到國會高票通過對華戰爭授權。
由於如前所分析的，美國人一旦把某個國家視為敵國，它所作出的反應，從來就是沒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決不能根據我們一般的“對等反應”的常識推論來判斷。正因為如此，下一步，美國極有可能不顧代價地把中國現有的航空母艦與主力戰艦直接作為攻擊對象。並妄圖一舉把中國海軍力量在短時期裡打垮。
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這勢必激發中國人百年以來的民族主義的悲情與義憤，中國必須作出最強烈的反應，才能滿足社會大眾在民族危機時代對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國的國力也能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支持這種民族心理。中國此後作出的任何強烈反應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國進一步攻擊我們，我們該怎麼辦？這位元視頻上的軍事學教授在視頻裡表示，我們將趁此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去準備武統臺灣。一舉實現中國的大一統。
如果我們開始全面準備武統臺灣這一步，美國極有可能採取以下極端措施：趁機撕毀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臺灣直接建立外交關係。甚至故意煽動臺灣獨立，刺激中國進一步對臺灣動武。
如果我軍進入臺灣島，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麼？美國方面會出兵與中國直接打仗嗎？
在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並不參戰，但卻利用美圖的高科技優勢，有限封鎖中東的霍爾木茲海峽、印度洋、麻六甲海峽，用無人機控制的水雷，阻斷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經登陸的我軍退出臺灣。
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70% 左右的石油必須從中東輸入，一旦供給中斷，後果堪憂。根據美國現在的科技能力，美軍無人機完全具有自動識別中國油輪的能力，用自動識別器制導的水雷攻擊中國商船與油輪，不炸其他國家通行船隻，在技術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國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彈去炸美國本土？中國有600枚呢。然而現實情況是，美國至少有6000枚。比中國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調侃說，再下一步就是雙方需要用石頭和木棍了。不過是可能在50萬年以後。
這種賭國運的前景 沒有任何人願意看到
這位軍事學專家不知是不是想到過這些問題。但願這位專家僅僅代表他個人不成熟的意見。
有人說，美國連朝鮮這樣的有核小國家都不敢碰，他們怎麼可能與中國發生戰爭呢，其實這又是錯誤的判斷。過去幾年裡一些高調派正是以此為立論基礎的。
實際情況是，朝鮮國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對美國的自認為的霸權地位與實際利益構成真正意義的挑戰。
其實，美國對於朝鮮的存在，實際上是無感的。正如一個哪怕疲憊的大象，對於有刺的蜜蜂，也不會有多大興趣一樣。
中國則不同，中國被認為是一個“剛斷奶的戰狼”，卻不自覺地喚醒了一隻“沉睡的老虎”，在美國看來，中國有在未來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脅現行世界秩序，雖然這只“老虎”早已經沒有過去的年輕態。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看來，在真正強大起來以前的中國，才是它必須對付的敵人。
還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從這次疫情來看，美國社會內部分裂得很嚴重，一旦與中國開戰，美國社會內就會分成主戰派與主和派，像美國這樣一個分裂的多元社會，是無法形成統一的戰爭意志的。
這又是對美國戰略文化的不瞭解，珍珠港事變後的美國就是明證，一旦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中國是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紅色帝國”這樣一種社會偏見，一旦進入中美戰爭狀態，美國所具有的內部聚結力與戰爭動員力也會異常發揮，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當年“珍珠港事變”以後的美日太平洋戰爭一樣。美國戰爭鼓動者正需要一場戰爭來重振美國經濟，正如1929年經濟危機後，認為太平洋戰爭重振了一次大戰以後的美國經濟一樣。
柔性冷戰也並非好的選擇
直接軍事對抗對於雙方來說，都充滿風險與巨大的成本代價，大型戰爭對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識地控制，畢竟較低，那麼，輕度的軟對抗將會如何？
這種冷戰式的軟對抗，將在軍備競賽中極大地消耗中國的財力與物力，蘇聯就是在冷戰時代的長期軟對抗過程中被拖垮的。
這種戰略最有利於美國實施讓中國與世界“脫鉤”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國反華保守派通過低成本遏制中國發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國還可以在“軟對抗”過程中借刀殺人，例如鼓動印度充當馬前卒，與中國進行邊境上的的局部戰爭或軍事衝突。
印度是大國，其國力在近十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國與印度之間一旦爆發戰爭與衝突，由於雙方都有巨大的戰略縱深、資源與人口，雙方都具有極其強烈的民族主義，那種戰爭將是持續許多年的，甚至沒完沒了的。中印戰爭是美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戰爭。
美國甚至可以通過中印之間持續多年的消耗國力的戰爭，來不斷削弱中國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吃虧，由於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軍優勢，美國還有可能鼓動印度對中東地區的霍爾姆茲海峽到印度洋的中國石油船隻進行封鎖與威脅，美國將由此漁翁得利。
美國還有可能利用它的資源，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曾經有過的矛盾，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包圍。除了印度以外，俄羅斯、朝鮮、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為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拉攏對象。實際上現在美國已經開始有所動作了。
成熟的中國面對挑戰 要有足夠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惡性互動的各種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對美國的戰略文化的特點進行解析，目的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個博弈物件的特點與反應方式，在本文裡，作者還指出，直接發生中美硬碰硬戰爭與全面冷戰，都不是合理的選擇。
所有這些分析，都是為下篇中提供的建議，作一些分析準備，在下篇中，作者將對如何處理中美關係，提出一些個人建議。
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中國是一個久經苦難並堅忍不拔的民族，我們愛好和平，珍惜二百年來好不容易才獲得的這四十年來的長足發展的國運，四十年來的發展，也讓中國不再是一個弱國，我們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與足夠的定力，來迎接未來的挑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