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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在上海出生。4岁时，他的父亲因患黑热病去世，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顾方舟排行老三。他们先是待在母亲的祖籍宁波，后来又辗转到了天津。
顾方舟的母亲性格倔强，不愿意依赖他人。凭借丈夫去世后得到的一份保险金，她上了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助产士。“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自立，要靠自己。”这是顾方舟的童年记忆。
助产士没有行医资格，顾方舟的母亲工作时有诸多不便，所以母亲希望他将来能当医生。
1944年，顾方舟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小班，六年制。
但是，进入医学院后，顾方舟喜欢上了公共卫生学。他感到，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但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后来，顾方舟彻底转向公共卫生学，具体研究的是微生物。
在顾方舟求学的年代，中国研究机构的设施设备与知识储备都很不足。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微生物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微生物学的创建者是法国人巴斯德，生于1822年。18世纪60年代，巴斯德才发现了微生物。而且一开始，微生物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啤酒的发酵问题以及农业、畜牧业的坏种和害虫问题，真正发展成为免疫学，是从预防天花开始的。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掌握了通过接种人痘或牛痘来预防天花的方法，可是并不清楚其中的机制。直到巴斯德发现，疾病的发生是因为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等）在作祟。由于这一发现，微生物学很快成为医学的基础学科。
巴斯德发现，将病原微生物提取出来后放到温热的鸡汤中培养，能减低病原微生物的毒性。把毒性降低了的病原微生物接种到人的身体里，人就能具备对此种病原微生物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今天人們常用的疫苗的由来。
但是在巴斯德的年代，人们普遍无法接受或者说不敢接受巴斯德的学说。直到 1885年巴斯德发明狂犬病疫苗，成功治愈了病人，现代医学才真正开始。
顾方舟求学时，现代医学的历史只有大约60年。对中国人而言，它太陌生了，危机却在此时爆发。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南通专区爆发了脊髓灰质炎，疾病很快席卷全国。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传播的，它会破坏脊髓神经。破坏了腰椎脊髓，腿就不能动了；破坏了颈椎脊髓，手就不能动了。很多患者无法自由行动，身体扭曲变形，终生痛苦。
当时脊髓灰质炎每年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但在20世纪50年代，个别地方如南宁、上海发病率达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1951年，婚后不久的顾方舟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病毒学家丘马可夫学习，获得了副博士学位。1957年脊髓灰质炎泛滥之际，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他对抗脊髓灰质炎的征程。
受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委派，顾方舟在1959年再次奔赴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家索尔克的发明。
所谓“死疫苗”，是将病毒灭活，使之失去繁殖能力制成的，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成分依然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抵挡病毒的入侵。
注射“死疫苗”需要繁殖大量的病毒，将它们制成针剂后，在一个多月内分三次给儿童注射。但是，当年中国的医疗条件与现在天差地别。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培养大量的病毒，并且给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数以亿计的儿童注射呢？
顾方舟当即做出判断：美国有钱，可以打“死疫苗”，但中国不行。
后来他了解到，还有一种“活疫苗”，这是美国研究者赛宾的发明。
“活疫苗”采用的是疫苗早期的经典制法。巴斯德制作狂犬病疫苗，就是将毒液接种到兔子的脑膜下，兔子死后将其脊髓提取出来。如此重复操作几次，就能得到毒性微弱的狂犬病疫苗。
赛宾的研究用的是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得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毒性最低。但是，“活疫苗”刚发明，检验的时间还不够。它有可能“返祖”，即毒性恢复到野生毒株的程度。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注射疫苗就反而会助推它的肆虐。
但可能“返祖”当时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没有证据支持，“活疫苗”的优点则无可比拟：“活疫苗”的免疫范围大大超过“死疫苗”，而且制作成本要低得多。
经过充分的了解，顾方舟给当时的卫生部写了一封信。他说：“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想要预防脊髓灰质炎，只能采取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
1962年，脊髓灰质炎糖丸在昆明制成。
制作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原料是猴肾细胞。将研究所搬到昆明，原因很简单：此处猴子多。据同事尹芳回忆，建所时当地还没有开通铁路，所里只有生产楼和科研楼是三层的楼房，大家都住在小平房里。
早在1960年，第一批疫苗就研制出来了，包括顾方舟在内的研究人员们亲自尝试了疫苗，检测其毒性。可是，毕竟疫苗要用在孩子身上，做人体试验时必须用孩子来试验。
当时顾方舟的大儿子出生不久，正好符合试验条件。他瞒着妻子，用大儿子做了人体试验，结果很成功。
后来顾方舟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并没有责怪他。顾方舟说：“她没埋怨我。我们夫妻都是干这一行的。当时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不大仗义。”
最初研制出来的疫苗是液态的，要把疫苗滴在饼干或者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在防疫人员为孩子接种时，问题层出不穷。最大的问题是温度—脊髓灰质炎疫苗在6℃以上的环境中很快就会失效。
当时，防疫人员将疫苗储存在广口暖水瓶中，加入冰块或冰棍，以维持疫苗的效力。后来顾方舟发现，把疫苗做成糖丸，在常温下放一周仍能维持效力。就这样，脊髓灰质炎疫苗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1994年后，脊髓灰质炎的源头在中国境内断绝。
顾方舟的同事赵玫记得，顾老在昆明研究所建所50周年时发言，第一句话就是：“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三代人。”
说到这里，顾老哽咽了。
顾方舟的母亲20世纪60年代在昆明意外去世。顾方舟的三个孩子他也无暇顾及，最终受到的教育很少。这是他人生中的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顾方舟这一生不需要感到愧疚。
在他口述自传的最后，顾方舟说：“我活这一辈子，不是说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给了别人什么。”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20期，若子荐）
顾方舟的母亲性格倔强，不愿意依赖他人。凭借丈夫去世后得到的一份保险金，她上了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助产士。“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自立，要靠自己。”这是顾方舟的童年记忆。
助产士没有行医资格，顾方舟的母亲工作时有诸多不便，所以母亲希望他将来能当医生。
1944年，顾方舟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小班，六年制。
但是，进入医学院后，顾方舟喜欢上了公共卫生学。他感到，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但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后来，顾方舟彻底转向公共卫生学，具体研究的是微生物。
在顾方舟求学的年代，中国研究机构的设施设备与知识储备都很不足。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微生物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微生物学的创建者是法国人巴斯德，生于1822年。18世纪60年代，巴斯德才发现了微生物。而且一开始，微生物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啤酒的发酵问题以及农业、畜牧业的坏种和害虫问题，真正发展成为免疫学，是从预防天花开始的。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掌握了通过接种人痘或牛痘来预防天花的方法，可是并不清楚其中的机制。直到巴斯德发现，疾病的发生是因为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等）在作祟。由于这一发现，微生物学很快成为医学的基础学科。
巴斯德发现，将病原微生物提取出来后放到温热的鸡汤中培养，能减低病原微生物的毒性。把毒性降低了的病原微生物接种到人的身体里，人就能具备对此种病原微生物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今天人們常用的疫苗的由来。
但是在巴斯德的年代，人们普遍无法接受或者说不敢接受巴斯德的学说。直到 1885年巴斯德发明狂犬病疫苗，成功治愈了病人，现代医学才真正开始。
顾方舟求学时，现代医学的历史只有大约60年。对中国人而言，它太陌生了，危机却在此时爆发。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南通专区爆发了脊髓灰质炎，疾病很快席卷全国。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传播的，它会破坏脊髓神经。破坏了腰椎脊髓，腿就不能动了；破坏了颈椎脊髓，手就不能动了。很多患者无法自由行动，身体扭曲变形，终生痛苦。
当时脊髓灰质炎每年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但在20世纪50年代，个别地方如南宁、上海发病率达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1951年，婚后不久的顾方舟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病毒学家丘马可夫学习，获得了副博士学位。1957年脊髓灰质炎泛滥之际，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他对抗脊髓灰质炎的征程。
受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委派，顾方舟在1959年再次奔赴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家索尔克的发明。
所谓“死疫苗”，是将病毒灭活，使之失去繁殖能力制成的，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成分依然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抵挡病毒的入侵。
注射“死疫苗”需要繁殖大量的病毒，将它们制成针剂后，在一个多月内分三次给儿童注射。但是，当年中国的医疗条件与现在天差地别。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培养大量的病毒，并且给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数以亿计的儿童注射呢？
顾方舟当即做出判断：美国有钱，可以打“死疫苗”，但中国不行。
后来他了解到，还有一种“活疫苗”，这是美国研究者赛宾的发明。
“活疫苗”采用的是疫苗早期的经典制法。巴斯德制作狂犬病疫苗，就是将毒液接种到兔子的脑膜下，兔子死后将其脊髓提取出来。如此重复操作几次，就能得到毒性微弱的狂犬病疫苗。
赛宾的研究用的是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得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毒性最低。但是，“活疫苗”刚发明，检验的时间还不够。它有可能“返祖”，即毒性恢复到野生毒株的程度。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注射疫苗就反而会助推它的肆虐。
但可能“返祖”当时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没有证据支持，“活疫苗”的优点则无可比拟：“活疫苗”的免疫范围大大超过“死疫苗”，而且制作成本要低得多。
经过充分的了解，顾方舟给当时的卫生部写了一封信。他说：“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想要预防脊髓灰质炎，只能采取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
1962年，脊髓灰质炎糖丸在昆明制成。
制作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原料是猴肾细胞。将研究所搬到昆明，原因很简单：此处猴子多。据同事尹芳回忆，建所时当地还没有开通铁路，所里只有生产楼和科研楼是三层的楼房，大家都住在小平房里。
早在1960年，第一批疫苗就研制出来了，包括顾方舟在内的研究人员们亲自尝试了疫苗，检测其毒性。可是，毕竟疫苗要用在孩子身上，做人体试验时必须用孩子来试验。
当时顾方舟的大儿子出生不久，正好符合试验条件。他瞒着妻子，用大儿子做了人体试验，结果很成功。
后来顾方舟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并没有责怪他。顾方舟说：“她没埋怨我。我们夫妻都是干这一行的。当时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不大仗义。”
最初研制出来的疫苗是液态的，要把疫苗滴在饼干或者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在防疫人员为孩子接种时，问题层出不穷。最大的问题是温度—脊髓灰质炎疫苗在6℃以上的环境中很快就会失效。
当时，防疫人员将疫苗储存在广口暖水瓶中，加入冰块或冰棍，以维持疫苗的效力。后来顾方舟发现，把疫苗做成糖丸，在常温下放一周仍能维持效力。就这样，脊髓灰质炎疫苗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1994年后，脊髓灰质炎的源头在中国境内断绝。
顾方舟的同事赵玫记得，顾老在昆明研究所建所50周年时发言，第一句话就是：“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三代人。”
说到这里，顾老哽咽了。
顾方舟的母亲20世纪60年代在昆明意外去世。顾方舟的三个孩子他也无暇顾及，最终受到的教育很少。这是他人生中的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顾方舟这一生不需要感到愧疚。
在他口述自传的最后，顾方舟说：“我活这一辈子，不是说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给了别人什么。”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20期，若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