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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一个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但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认识到新中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战胜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认识到“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了北京之旅。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以接触促演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种“和平演变”的策略，与他们在苏联、东欧采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就预言：美国可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此后，毛泽东曾数次提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邓小平担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和平演变”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他明确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多次提出要长期坚持下去。
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大业，但西方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也趁机而入，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正在不断取得进展，这对中国国内的某些错误思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后来造成苏东剧变的那种“政治改革”。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在各种场合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过去八年，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地告诉卡特，中国需要的政治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1989年9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和李鹏等人谈话，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他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坚定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船王包玉刚。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他说：美国得分是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
中国不允许乱
2012年，美国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傅高义出版了新作《邓小平时代》，十分热销，不少媒体也对它评价甚高。有媒体评论道，傅高义倾10年精力完成的这部《邓小平时代》，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详细记录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和他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努力。后来，就这部著作，傅高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邓小平的底线是中国不能乱。”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邓小平知己知彼，善于站在战略高度纵论时局。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告诉特鲁多，同时也可以说是告诉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要幻想在中国出现东欧、苏联那样的剧变。万一造成中国的动乱，后果只能是中国“过不好”，外国也“不好过”。他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绝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原则问题“就不能让了”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
1992年1月20日，由谢非、李灏陪同，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邓小平提高声调对谢非和李灏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讲了要实干的问题后，邓小平又把话题转到大局方面。他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首先，成亿人没饭吃，这可不是小事情。我曾经对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首先是老百姓没饭吃，没饭吃就会动乱。可能会有几十万人跑到香港，还会有上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跑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再有很多人跑到欧洲、美国。我还要补充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从中国跑出去的人很可能还带着枪。打了几十年仗，中国有的是枪。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还说，这两年以来，现在的中央搞得不错……还要多锻炼和培养一批年轻一点的人。帝国主义者得出了一个说法，有我们党的老一辈健在，中国是变不了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后几代人身上……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发现靠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找别的人，真正要找下一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经济工作上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
邓小平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眼睛望着远方，然后既深情又带着遗憾地说：“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垮起来最容易。你们这里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
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这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南方谈话中，他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论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断，是在应对苏东剧变和果断处理国内政治风波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而提出的。
邓小平历来坚持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作具体分析。”“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上的全面、辩证和实事求是的观点。
邓小平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性质去谈改革开放，那就是右倾错误；如果拒绝改革开放去搞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会犯“左”倾错误。这些都会危害社会主义建设。
苏东剧变的一连串事件，给很多中国人的心理蒙上了阴影。当时人们对右的防范更多于防“左”。尽管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不看到，一种倾向正在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特别是有些人片面地把苏东剧变单纯地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将会使中国走上苏联、东欧的不归路。
有鉴于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更加严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谈到为什么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下中国还能保持稳定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邓小平有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是原因之一，但毕竟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才能使其变化的。所以邓小平早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坚持他一贯的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的科学态度。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以接触促演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种“和平演变”的策略，与他们在苏联、东欧采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就预言：美国可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此后，毛泽东曾数次提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邓小平担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和平演变”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他明确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多次提出要长期坚持下去。
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大业，但西方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也趁机而入，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正在不断取得进展，这对中国国内的某些错误思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后来造成苏东剧变的那种“政治改革”。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在各种场合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过去八年，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地告诉卡特，中国需要的政治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1989年9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和李鹏等人谈话，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他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坚定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船王包玉刚。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他说：美国得分是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
中国不允许乱
2012年，美国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傅高义出版了新作《邓小平时代》，十分热销，不少媒体也对它评价甚高。有媒体评论道，傅高义倾10年精力完成的这部《邓小平时代》，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详细记录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和他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努力。后来，就这部著作，傅高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邓小平的底线是中国不能乱。”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邓小平知己知彼，善于站在战略高度纵论时局。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告诉特鲁多，同时也可以说是告诉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要幻想在中国出现东欧、苏联那样的剧变。万一造成中国的动乱，后果只能是中国“过不好”，外国也“不好过”。他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绝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原则问题“就不能让了”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
1992年1月20日，由谢非、李灏陪同，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邓小平提高声调对谢非和李灏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讲了要实干的问题后，邓小平又把话题转到大局方面。他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首先，成亿人没饭吃，这可不是小事情。我曾经对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首先是老百姓没饭吃，没饭吃就会动乱。可能会有几十万人跑到香港，还会有上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跑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再有很多人跑到欧洲、美国。我还要补充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从中国跑出去的人很可能还带着枪。打了几十年仗，中国有的是枪。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还说，这两年以来，现在的中央搞得不错……还要多锻炼和培养一批年轻一点的人。帝国主义者得出了一个说法，有我们党的老一辈健在，中国是变不了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后几代人身上……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发现靠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找别的人，真正要找下一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经济工作上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
邓小平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眼睛望着远方，然后既深情又带着遗憾地说：“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垮起来最容易。你们这里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
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这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南方谈话中，他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论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断，是在应对苏东剧变和果断处理国内政治风波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而提出的。
邓小平历来坚持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作具体分析。”“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上的全面、辩证和实事求是的观点。
邓小平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性质去谈改革开放，那就是右倾错误；如果拒绝改革开放去搞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会犯“左”倾错误。这些都会危害社会主义建设。
苏东剧变的一连串事件，给很多中国人的心理蒙上了阴影。当时人们对右的防范更多于防“左”。尽管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不看到，一种倾向正在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特别是有些人片面地把苏东剧变单纯地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将会使中国走上苏联、东欧的不归路。
有鉴于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更加严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谈到为什么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下中国还能保持稳定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邓小平有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是原因之一，但毕竟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才能使其变化的。所以邓小平早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坚持他一贯的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的科学态度。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