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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甫江,湖南省隆回县七江乡水源村人,1943年出生。1963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10月调入总参谋部管理处,任林彪内勤警卫。1969年6月转业,任邵阳市纺纱厂保卫科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调出保卫科,以后一直在粮食部门工作,现已退休。下面是他任林彪内勤警卫期间的一些回忆,并由刘期贵整理成文。
调往毛家湾
1963年12月中旬,我刚刚过完20岁生日,就被批准入伍,光荣地成为河南省洛阳总字352部队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此服役三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三次立功受奖。因此,1966年10月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处任警卫战士。后被送到林彪住所毛家湾西四大街。
一个月后,大概是11月16日下午,一个中等个儿,佩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首长的第一秘书,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要接见你,并嘱咐不要紧张,好好放松自己,向首长问一声好。开始时,我不知是哪个首长接见,以为是总参的领导,直到最后才弄清是林副主席接见。
林彪的办公室是座一层的平房,办公和住所都在一层房子里。室内也算豪华,挂着大吊灯,地上是打了蜡的木地板,上面铺着红地毯。刚一进门,林彪就从椅子上起身,走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连声说:“首长您好,首长您好!”由于心里紧张,声音都变了调,林彪拖着长长的口音说:“你到这里来,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这是为人民服务!”他连说了二遍,接着又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湖南邵阳人。”第一秘书赶忙拿来地图(橡皮做的,有凸凹的),指着邵阳的地方说:“解放战争时,我跟随首长在你们邵东的青树坪与白崇禧的部队打过一次大仗,那时,我是战地记者。我去过你们的隆回洞口、武冈。你们那里的人很朴实。”林彪在一旁微微点头,并说:“那你明天就到我这里来搞内勤嘛。”接见,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天,我搬进了内勤警卫值班室。搞内勤有四个人,一个是山东的吕桂明,负责采购物资;一个是湖北的李望松,是林彪小车司机;另一个是江西人,担任通讯员;我专门负责首长室内温度,每天检查一次卫生。有时也帮通讯员到28号信箱取信件。我们四个内勤人员每个星期要到林彪的警卫副官李文甫那里汇报一次工作。
林彪家庭生活琐事
林彪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他一般喜欢晚上办公。我们工作人员2小时轮流值班。林彪每天的食谱菜品是根据后勤总医院的教授定的,医生每周为林彪检查一次身体,教授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营养需要、个人爱好而定菜谱。林彪的正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二菜一汤,基本上每餐一个狮子头肉圆,一盘抽了骨头的鱼,半碗小白菜汤。
林彪一家不在一起吃饭,除非过节日、贺生日才在一起吃饭。他家各人喜好不同,叶群每天离不开东北水饺,林立衡随便一点,林立果最爱吃北京烤鸭,又喜欢吃蜜桔,他的吃法也与众不同,他把桔子皮剥开,撕下一瓣放在嘴边,将桔汁轻轻吮吸后便将渣子扔掉。他的这种“高雅”吃法,是生活在特殊圈子里养成的习惯。
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是家里的“小皇帝”,长期养尊处优,养成了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的气派,虽然他经常亲热地喊我“刘叔叔”,但我还是敬而远之,生怕得罪了他。
林彪家里来往最多的要算吴法宪,每个月至少10次左右,只要林立果看见,他就会大喊:“吴胖子,我俩摔一跤哟。”吴法宪赶忙拱手回道:“不敢,不敢!”还未等吴法宪回过神来,林立果一连环腿扫去,摔得吴法宪仰面朝天,哭笑不得。但还得忍气吞声地称赞:“小虎子真聪明,力气真大。”
林彪由于身体多病,一贯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室内温度我给他一般调在摄氏20度。一次,我到他房间里检查温度表,看见一个女管理员在给他补被子,这是一床褪了色的军用毯子。上面补了不少补丁,掀开里面一看,尽是补丁叠补丁,我数了一下,有大大小小的48个补丁。管理员说:“首长说这是打平型关战役时,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烂得不能再补了也不能丢。”
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我参加的一次批判大会
在内勤警卫工作期间,我先后拜访过贺帅、刘帅、聂帅及粟裕、肖劲光、肖华等将军。在当时,一些老帅在一起时,一提到林彪,大都不高兴,背后不呼其名,都不屑地戏称他为“林小子”。
1967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
1967年8月中旬,我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德怀等的批判会。当时,批斗彭德怀,造反派组织要写借条,要保证留活口。批斗会当晚,林办秘书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批斗会。那次,彭德怀是由两个警卫战士搀扶着出场的。还未站稳,就被一个穿军装的大块头左右开弓打了两耳光,彭德怀被打倒,又被拽起,连续几次殴打,满脸都淌着鲜血,惨不忍睹。那天陪斗的是罗瑞卿,由于他之前被逼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是由两个大汉用大箩筐抬来的。批判会上,“打倒反革命军事修正主义分子”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左手持语录本,右手高举喊口号。我本不想举手,但不举手又怕说我是反革命,只好违心地举手喊一阵。
1968年5月初,黄永胜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他对家中内勤工作不满意,林彪便派我去他家中指导内勤工作。
1969年3月份,我从黄永胜处返回林彪家。这时,管理处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闲散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要求转业。临近转业时,林彪和叶群又拉我到办公室前面的石榴树下,让我站中间照了张合影。此张由林立衡拍摄的相片,可惜在林彪倒台后被家人焚烧了。4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在眼前,权将这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摘自《世纪》2009.4
调往毛家湾
1963年12月中旬,我刚刚过完20岁生日,就被批准入伍,光荣地成为河南省洛阳总字352部队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此服役三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三次立功受奖。因此,1966年10月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处任警卫战士。后被送到林彪住所毛家湾西四大街。
一个月后,大概是11月16日下午,一个中等个儿,佩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首长的第一秘书,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要接见你,并嘱咐不要紧张,好好放松自己,向首长问一声好。开始时,我不知是哪个首长接见,以为是总参的领导,直到最后才弄清是林副主席接见。
林彪的办公室是座一层的平房,办公和住所都在一层房子里。室内也算豪华,挂着大吊灯,地上是打了蜡的木地板,上面铺着红地毯。刚一进门,林彪就从椅子上起身,走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连声说:“首长您好,首长您好!”由于心里紧张,声音都变了调,林彪拖着长长的口音说:“你到这里来,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这是为人民服务!”他连说了二遍,接着又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湖南邵阳人。”第一秘书赶忙拿来地图(橡皮做的,有凸凹的),指着邵阳的地方说:“解放战争时,我跟随首长在你们邵东的青树坪与白崇禧的部队打过一次大仗,那时,我是战地记者。我去过你们的隆回洞口、武冈。你们那里的人很朴实。”林彪在一旁微微点头,并说:“那你明天就到我这里来搞内勤嘛。”接见,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天,我搬进了内勤警卫值班室。搞内勤有四个人,一个是山东的吕桂明,负责采购物资;一个是湖北的李望松,是林彪小车司机;另一个是江西人,担任通讯员;我专门负责首长室内温度,每天检查一次卫生。有时也帮通讯员到28号信箱取信件。我们四个内勤人员每个星期要到林彪的警卫副官李文甫那里汇报一次工作。
林彪家庭生活琐事
林彪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他一般喜欢晚上办公。我们工作人员2小时轮流值班。林彪每天的食谱菜品是根据后勤总医院的教授定的,医生每周为林彪检查一次身体,教授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营养需要、个人爱好而定菜谱。林彪的正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二菜一汤,基本上每餐一个狮子头肉圆,一盘抽了骨头的鱼,半碗小白菜汤。
林彪一家不在一起吃饭,除非过节日、贺生日才在一起吃饭。他家各人喜好不同,叶群每天离不开东北水饺,林立衡随便一点,林立果最爱吃北京烤鸭,又喜欢吃蜜桔,他的吃法也与众不同,他把桔子皮剥开,撕下一瓣放在嘴边,将桔汁轻轻吮吸后便将渣子扔掉。他的这种“高雅”吃法,是生活在特殊圈子里养成的习惯。
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是家里的“小皇帝”,长期养尊处优,养成了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的气派,虽然他经常亲热地喊我“刘叔叔”,但我还是敬而远之,生怕得罪了他。
林彪家里来往最多的要算吴法宪,每个月至少10次左右,只要林立果看见,他就会大喊:“吴胖子,我俩摔一跤哟。”吴法宪赶忙拱手回道:“不敢,不敢!”还未等吴法宪回过神来,林立果一连环腿扫去,摔得吴法宪仰面朝天,哭笑不得。但还得忍气吞声地称赞:“小虎子真聪明,力气真大。”
林彪由于身体多病,一贯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室内温度我给他一般调在摄氏20度。一次,我到他房间里检查温度表,看见一个女管理员在给他补被子,这是一床褪了色的军用毯子。上面补了不少补丁,掀开里面一看,尽是补丁叠补丁,我数了一下,有大大小小的48个补丁。管理员说:“首长说这是打平型关战役时,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烂得不能再补了也不能丢。”
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我参加的一次批判大会
在内勤警卫工作期间,我先后拜访过贺帅、刘帅、聂帅及粟裕、肖劲光、肖华等将军。在当时,一些老帅在一起时,一提到林彪,大都不高兴,背后不呼其名,都不屑地戏称他为“林小子”。
1967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
1967年8月中旬,我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德怀等的批判会。当时,批斗彭德怀,造反派组织要写借条,要保证留活口。批斗会当晚,林办秘书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批斗会。那次,彭德怀是由两个警卫战士搀扶着出场的。还未站稳,就被一个穿军装的大块头左右开弓打了两耳光,彭德怀被打倒,又被拽起,连续几次殴打,满脸都淌着鲜血,惨不忍睹。那天陪斗的是罗瑞卿,由于他之前被逼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是由两个大汉用大箩筐抬来的。批判会上,“打倒反革命军事修正主义分子”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左手持语录本,右手高举喊口号。我本不想举手,但不举手又怕说我是反革命,只好违心地举手喊一阵。
1968年5月初,黄永胜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他对家中内勤工作不满意,林彪便派我去他家中指导内勤工作。
1969年3月份,我从黄永胜处返回林彪家。这时,管理处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闲散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要求转业。临近转业时,林彪和叶群又拉我到办公室前面的石榴树下,让我站中间照了张合影。此张由林立衡拍摄的相片,可惜在林彪倒台后被家人焚烧了。4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在眼前,权将这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摘自《世纪》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