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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学术论文能指层面的高度程式化、代码的深奥极大地妨碍了意义的传达。重新梳理语言符号学的基本观点，有助于澄清文体表述的困境，同时，我国古代丰富的文体表达也给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借鉴。明确文体表述在语用中的职能，并吸收传统文体简洁的表述方式，将有利于意义的呈现。
【关键词】文体表述;语言符号;传统文体表述
我国传统文体种类繁多，本文只研究论说类文体，即以阐释、议论、辩论为主的说理文章。近代学术论文的兴起与上述文体又有区别，其概念使用和推理比一般文体更严格，结论要体现作者的创新。在概念的使用上，学术论文与其他文体最大的区别在于澄清概念及相互关系，使概念与概念的关系建立在可靠的推论之上，进而保证结论的可靠，这是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本文提到的文体兼指这两者，这里不讨论它们更细微的差别，择其共性论述。
一
目前，文体表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表述方式的复杂化。具体有以下两点：一是论文篇幅过大，动辄几千，长者上万，还意犹未尽;二是表述的深奥化，主要是代码和概念的深奥，以及对它们无休止的解释。论文的目的是传达意义，也就是语用与语义的一致，它们的一致才有意义的清晰。当两者背离时，读者看到的只是表层层面，无法获得意义。
语用文体论通常不讨论语言的层次问题，如果研究这个问题，就要考察语用的基础层——语言学。语言符号学对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能指（音响形象）应与所指（概念）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能指承载了过多的内容，能指层面远远大于和超出所指层面的需要。能指和所指出现背离，一方面是能指的高度类似、呈现趋同;另一方面则是所指的匮乏，内容平乏而又单一，以至于形成传达的无意义。
其直观表现为：能指的代码日趋深奥复杂，对概念的解读超过论文本身的需要，对其他学科概念的借用有待验证，叠加的从句相互交织掩盖了本意的呈现，佶屈聱牙的结论使人不知所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国近代学术界名人辈出，学术成果卓越非凡，涉及文化、语言、地理、宗教、医学、算学、水利等等领域，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赵元任、顾颉刚、蒋廷黼等等。他们的作品一般都篇幅适中、选材精当、言简意赅、意义明确无误、通俗易懂。
以梁启超为例，两部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各有特点。前者纵论整个清代学术，含经学、史学、地理、算学、天文、水利、佛学，全书只有十几万字;后者谈历史的界定、旧史学的改造、新史学的建立、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等内容，也才十几万字。
又如顾颉刚，以探究古史而闻名。其《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范围上溯一百年，涉及当时史学的主要问题，全书15万字。《中国史学入门》也仅十多万字，全面介绍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历史、文化、宗教的发展变化，是了解我国古代文明的入门性书籍。该书的显著特点是通俗易懂、条理清晰，没有纠缠不清的概念，没有事无巨细的叙述，更没有首尾不顾的重复。
还有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篇幅都不长，表述亦不深奥，却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经典之作。
我国古代文体的概括简约有其历史传统，从《春秋》开始，表述的概括简约一直是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从“形神论”“气韵论”以至“性灵说”，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叙述风格。
“五经”之一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以其记载的简练而闻名，有“春秋笔法”之说。其后，有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刘勰提出“文体六义”，其中之一是“体约而不芜”。
唐代刘知几主张“用晦”，即叙事文要“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到了司空图，形成“以诗论诗”的风格，如“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诗歌本身是高度概括的产物，“以诗论诗”则将概括发挥到极致，亦诗亦文，内涵无穷。
严羽的“兴趣、妙悟”说、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顺口可歌”、袁宏道的“性灵说”、李渔的“贵浅不贵深”、袁枚的“性灵说”（与格调相对立），概而言之，这些都在强调文体中心性的自由。要义是不为外在形式所束缚，表现气韵、性情、神似，这也是古代文论的至高境界。与之对应的是多种文体，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列出十多种文体，也说明传统文论体裁的丰富多样。
二
语言是一个整体，文体总是与表述、修辞、写作联系在一起，属于語用的范畴。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表述会被看作技能性的东西。语言符号学产生以前，对此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语用层面，而对语言的系统结构关注不够。
中国古代文论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文体大致简化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大于内容是“言之无物”，形式小于内容是“言不尽意”，总之是两者的博弈。语言符号学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文体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当它与语义联系在一起时，还应考虑到更复杂的内在成分。语言符号学对它们的内在关系给出了清晰的解答，使人们看到了其内在的相互关系。
语言符号学总是与索绪尔联系在一起，索绪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几个重要范畴： “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几个范畴会导向系统性（结构），这里简要加以说明。
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隐藏起来的普遍规则。言语是受个人支配的活动，如发音、语词等。千差万别的言语能够被理解，是因为语言的统一在起作用，尽管我们看不到这种结构。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语言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一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固定的概念在不同的发音体系中会用不同的音响来表达，用什么音响来表达概念是任意的，即无必然性。二是符号的线性序列，话语只能逐字逐句表达。 共时语言学强调研究语言的系统，历时语言学强调研究语言的历史变化，索绪尔主张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文体的表层形态往往使人认为它是作者个人努力的结果，传统的文体论、修辞论、写作论加深了这一印象：个人表述与普遍的社会心理约定无关。这一见解颇为流行，发音、句法、文法成了主要问题，如何表述是个人学识和修养问题，是智慧和悟性的问题，是句法和文法的组织问题。显然，这些看法还停留在语用表层。语言符号追问的是更基本的问题：写作前按什么规则和顺序组织，这是一个通常意识不到而又确实存在的问题。如在现代汉语框架下写作，不能有悖现代汉语规则，而规则恰好内化为社会集体约定，是作者和其他人所共同认同的，是个普遍规则问题，也是索绪尔谈到的系统结构。试想一下，一个作品的发音、句法、文法都有别于现代汉语，那么其意义在现代汉语中是无效的，除非它对等地按照汉语格式组织起来。正像棋手对弈前默守棋规一样，先有棋规再有棋艺，文体论只谈棋艺不谈棋规，最后往往要陷入个人灵感论的怪圈。在这种语境下，言语与语言割裂了，整体被肢解了，深层结构被还原到表层。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看一下索绪尔的界定：“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和物理的。”①它们有主次之分，存在互为前提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②
因为言语通常能为人们感知到，以至于人们会把言语当作全部而忘记了背后的语言。索绪尔特别提到：“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③这就是语言本身的系统结构，在言语运用前已内化于集体中，言语只是个人运用，如同棋规在下棋前已为棋手所默认一样。
这样，语言的重心集中在系统结构上，个人在复现共同的规则，这种界定深化了对语言的理解，也超出了语用范畴形式和内容的简单对应。语言符号的内容是社会集体的约定，作者不能在约定外表述。对结构的认识也超出了传统语用学对“言”和“意”描述性的界定，即原来一直认为它们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作者的使命是將“意”呈现出来。通过语言符号的分析，我们能看到，表述成了语言（规则、集体）→言语（规则运用、个体）→表述这样一种序列。它们的层次一旦清楚，那么，其职能也就清楚了。用形式和内容来界定表述是语用层面的，它没有考虑到语言符号的系统结构问题，以至于在一些表层问题上纠缠不清。
一旦把语言和言语分开，那么，表述（言语）就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对言语可做多角度的研究，其成果会丰富语言学内容，但不能混淆语言的决定作用。
索绪尔的观点很容易被误解，研究者大多是从语用角度来看待他的观点。另一方面，对主体及个人能力的限制与我国传统思想中张扬主体的观念颇不吻合，文化的选择总是以固有观念作出选择。
索绪尔的创造在于从实体到关系的转变，关系即系统，也是结构。后来结构主义在诸多学科的运用，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对于结构主义，霍克斯这样概括道：“这种新的观念，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成为可以确切地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④
结构的观念很快超出语言学的范畴，而为其他学科采纳，结构又成了其他学科的基础观念，乃至成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遍及社会人文多个领域，像大家熟知的人类学领域的斯特劳斯、语言和文学领域的格雷马斯、本尼维斯特、赫叶列姆斯夫、雅各布森、托多罗夫、巴特尔，哲学领域的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等，从不同的领域延伸了对结构的解释。这样一来，结构又成了一种方法。还有普罗普的叙事理论，其原型支撑了整个叙事，个人能力再次受到限制，这里不再赘述。
三
我国传统文体表述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概括简约，一种是奢华铺张，还有一种是庄子的否定论。他不仅对各种文体否定，对文学艺术也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否定了表达的必要固不可取，但他意识到“言”外还有对象（“意”），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言”的作用十分有限。“意”是什么？庄子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鉴于庄子思想的复杂，也鉴于我国文字的多义和指代不清，笔者无意作过度解释，更无意将庄子的“意”与索绪尔的“结构”挂钩。显然，庄子比古代其他思想家更清楚本体与表述的关系。
现代语言学解释了文体的表述的内部结构，传统文论有其简约表达的历史。前者说明了规则及运用，区分了言语和能指的有效限度。语用学（文体论、写作论）应看到基础理论的支撑作用，脱离结构的表述是不存在的，语用与语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繁杂的能指层面无助于意义的传达，学术论文以表述意义为目的。后者展示了丰富的实例，其精华应为当代文体吸纳和保留。它们是在古代汉语的框架下表述的，学术思想的延续根本无法脱离它们。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文明的记载和传承主要是通过语言系统完成的，因此，表述既关系到语言的基础，又关系到当代如何运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当今的表述建立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与古代汉语相比，避免了语义上指代不明的问题，减少了语义歧义的发生，特定的概念可以无误地指代对象而不与其他对象发生混淆，对自然科学的表述优势更为明显。我们同样应看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按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并无绝对的区分界限。民族性思维会源源不断地在汉语中呈现，这也是古代文体仍具活力的原因所在。现代汉语内涵了语言学的要求，传统简明的表述有其根源，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能也是可行的。
注释：
①②③〔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④〔英〕特伦斯·霍克思：《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关键词】文体表述;语言符号;传统文体表述
我国传统文体种类繁多，本文只研究论说类文体，即以阐释、议论、辩论为主的说理文章。近代学术论文的兴起与上述文体又有区别，其概念使用和推理比一般文体更严格，结论要体现作者的创新。在概念的使用上，学术论文与其他文体最大的区别在于澄清概念及相互关系，使概念与概念的关系建立在可靠的推论之上，进而保证结论的可靠，这是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本文提到的文体兼指这两者，这里不讨论它们更细微的差别，择其共性论述。
一
目前，文体表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表述方式的复杂化。具体有以下两点：一是论文篇幅过大，动辄几千，长者上万，还意犹未尽;二是表述的深奥化，主要是代码和概念的深奥，以及对它们无休止的解释。论文的目的是传达意义，也就是语用与语义的一致，它们的一致才有意义的清晰。当两者背离时，读者看到的只是表层层面，无法获得意义。
语用文体论通常不讨论语言的层次问题，如果研究这个问题，就要考察语用的基础层——语言学。语言符号学对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能指（音响形象）应与所指（概念）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能指承载了过多的内容，能指层面远远大于和超出所指层面的需要。能指和所指出现背离，一方面是能指的高度类似、呈现趋同;另一方面则是所指的匮乏，内容平乏而又单一，以至于形成传达的无意义。
其直观表现为：能指的代码日趋深奥复杂，对概念的解读超过论文本身的需要，对其他学科概念的借用有待验证，叠加的从句相互交织掩盖了本意的呈现，佶屈聱牙的结论使人不知所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国近代学术界名人辈出，学术成果卓越非凡，涉及文化、语言、地理、宗教、医学、算学、水利等等领域，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赵元任、顾颉刚、蒋廷黼等等。他们的作品一般都篇幅适中、选材精当、言简意赅、意义明确无误、通俗易懂。
以梁启超为例，两部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各有特点。前者纵论整个清代学术，含经学、史学、地理、算学、天文、水利、佛学，全书只有十几万字;后者谈历史的界定、旧史学的改造、新史学的建立、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等内容，也才十几万字。
又如顾颉刚，以探究古史而闻名。其《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范围上溯一百年，涉及当时史学的主要问题，全书15万字。《中国史学入门》也仅十多万字，全面介绍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历史、文化、宗教的发展变化，是了解我国古代文明的入门性书籍。该书的显著特点是通俗易懂、条理清晰，没有纠缠不清的概念，没有事无巨细的叙述，更没有首尾不顾的重复。
还有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篇幅都不长，表述亦不深奥，却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经典之作。
我国古代文体的概括简约有其历史传统，从《春秋》开始，表述的概括简约一直是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从“形神论”“气韵论”以至“性灵说”，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叙述风格。
“五经”之一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以其记载的简练而闻名，有“春秋笔法”之说。其后，有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刘勰提出“文体六义”，其中之一是“体约而不芜”。
唐代刘知几主张“用晦”，即叙事文要“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到了司空图，形成“以诗论诗”的风格，如“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诗歌本身是高度概括的产物，“以诗论诗”则将概括发挥到极致，亦诗亦文，内涵无穷。
严羽的“兴趣、妙悟”说、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顺口可歌”、袁宏道的“性灵说”、李渔的“贵浅不贵深”、袁枚的“性灵说”（与格调相对立），概而言之，这些都在强调文体中心性的自由。要义是不为外在形式所束缚，表现气韵、性情、神似，这也是古代文论的至高境界。与之对应的是多种文体，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列出十多种文体，也说明传统文论体裁的丰富多样。
二
语言是一个整体，文体总是与表述、修辞、写作联系在一起，属于語用的范畴。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表述会被看作技能性的东西。语言符号学产生以前，对此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语用层面，而对语言的系统结构关注不够。
中国古代文论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文体大致简化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大于内容是“言之无物”，形式小于内容是“言不尽意”，总之是两者的博弈。语言符号学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文体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当它与语义联系在一起时，还应考虑到更复杂的内在成分。语言符号学对它们的内在关系给出了清晰的解答，使人们看到了其内在的相互关系。
语言符号学总是与索绪尔联系在一起，索绪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几个重要范畴： “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几个范畴会导向系统性（结构），这里简要加以说明。
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隐藏起来的普遍规则。言语是受个人支配的活动，如发音、语词等。千差万别的言语能够被理解，是因为语言的统一在起作用，尽管我们看不到这种结构。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语言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一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固定的概念在不同的发音体系中会用不同的音响来表达，用什么音响来表达概念是任意的，即无必然性。二是符号的线性序列，话语只能逐字逐句表达。 共时语言学强调研究语言的系统，历时语言学强调研究语言的历史变化，索绪尔主张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文体的表层形态往往使人认为它是作者个人努力的结果，传统的文体论、修辞论、写作论加深了这一印象：个人表述与普遍的社会心理约定无关。这一见解颇为流行，发音、句法、文法成了主要问题，如何表述是个人学识和修养问题，是智慧和悟性的问题，是句法和文法的组织问题。显然，这些看法还停留在语用表层。语言符号追问的是更基本的问题：写作前按什么规则和顺序组织，这是一个通常意识不到而又确实存在的问题。如在现代汉语框架下写作，不能有悖现代汉语规则，而规则恰好内化为社会集体约定，是作者和其他人所共同认同的，是个普遍规则问题，也是索绪尔谈到的系统结构。试想一下，一个作品的发音、句法、文法都有别于现代汉语，那么其意义在现代汉语中是无效的，除非它对等地按照汉语格式组织起来。正像棋手对弈前默守棋规一样，先有棋规再有棋艺，文体论只谈棋艺不谈棋规，最后往往要陷入个人灵感论的怪圈。在这种语境下，言语与语言割裂了，整体被肢解了，深层结构被还原到表层。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看一下索绪尔的界定：“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和物理的。”①它们有主次之分，存在互为前提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②
因为言语通常能为人们感知到，以至于人们会把言语当作全部而忘记了背后的语言。索绪尔特别提到：“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③这就是语言本身的系统结构，在言语运用前已内化于集体中，言语只是个人运用，如同棋规在下棋前已为棋手所默认一样。
这样，语言的重心集中在系统结构上，个人在复现共同的规则，这种界定深化了对语言的理解，也超出了语用范畴形式和内容的简单对应。语言符号的内容是社会集体的约定，作者不能在约定外表述。对结构的认识也超出了传统语用学对“言”和“意”描述性的界定，即原来一直认为它们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作者的使命是將“意”呈现出来。通过语言符号的分析，我们能看到，表述成了语言（规则、集体）→言语（规则运用、个体）→表述这样一种序列。它们的层次一旦清楚，那么，其职能也就清楚了。用形式和内容来界定表述是语用层面的，它没有考虑到语言符号的系统结构问题，以至于在一些表层问题上纠缠不清。
一旦把语言和言语分开，那么，表述（言语）就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对言语可做多角度的研究，其成果会丰富语言学内容，但不能混淆语言的决定作用。
索绪尔的观点很容易被误解，研究者大多是从语用角度来看待他的观点。另一方面，对主体及个人能力的限制与我国传统思想中张扬主体的观念颇不吻合，文化的选择总是以固有观念作出选择。
索绪尔的创造在于从实体到关系的转变，关系即系统，也是结构。后来结构主义在诸多学科的运用，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对于结构主义，霍克斯这样概括道：“这种新的观念，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成为可以确切地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④
结构的观念很快超出语言学的范畴，而为其他学科采纳，结构又成了其他学科的基础观念，乃至成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遍及社会人文多个领域，像大家熟知的人类学领域的斯特劳斯、语言和文学领域的格雷马斯、本尼维斯特、赫叶列姆斯夫、雅各布森、托多罗夫、巴特尔，哲学领域的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等，从不同的领域延伸了对结构的解释。这样一来，结构又成了一种方法。还有普罗普的叙事理论，其原型支撑了整个叙事，个人能力再次受到限制，这里不再赘述。
三
我国传统文体表述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概括简约，一种是奢华铺张，还有一种是庄子的否定论。他不仅对各种文体否定，对文学艺术也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否定了表达的必要固不可取，但他意识到“言”外还有对象（“意”），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言”的作用十分有限。“意”是什么？庄子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鉴于庄子思想的复杂，也鉴于我国文字的多义和指代不清，笔者无意作过度解释，更无意将庄子的“意”与索绪尔的“结构”挂钩。显然，庄子比古代其他思想家更清楚本体与表述的关系。
现代语言学解释了文体的表述的内部结构，传统文论有其简约表达的历史。前者说明了规则及运用，区分了言语和能指的有效限度。语用学（文体论、写作论）应看到基础理论的支撑作用，脱离结构的表述是不存在的，语用与语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繁杂的能指层面无助于意义的传达，学术论文以表述意义为目的。后者展示了丰富的实例，其精华应为当代文体吸纳和保留。它们是在古代汉语的框架下表述的，学术思想的延续根本无法脱离它们。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文明的记载和传承主要是通过语言系统完成的，因此，表述既关系到语言的基础，又关系到当代如何运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当今的表述建立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与古代汉语相比，避免了语义上指代不明的问题，减少了语义歧义的发生，特定的概念可以无误地指代对象而不与其他对象发生混淆，对自然科学的表述优势更为明显。我们同样应看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按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并无绝对的区分界限。民族性思维会源源不断地在汉语中呈现，这也是古代文体仍具活力的原因所在。现代汉语内涵了语言学的要求，传统简明的表述有其根源，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能也是可行的。
注释：
①②③〔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④〔英〕特伦斯·霍克思：《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