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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笙，原名师银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作协原主席，延安市委原常委兼宣传部长。出版长篇小说《狼烟》、散文集《银笙散文选》《情满陕北》等十多部，主编16卷《黄陵文典》。高级记者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闻捷的名字在我心里存放了六七十年。虽然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人世间的奇妙就在于有一只冥冥的手把我俩牵在一条线上。我供职30年的报社曾是他当年战斗过的《边区群众报》的后继，在东跑西走的采访途中我也成为热衷文学的粉丝。闻捷夫妇被张春桥这个冷酷奸诈之徒及其党羽迫害致死的消息让不少人震惊流泪……但这位融合了西北人热情、坦荡、质朴、豪放、乐观性格的江南才子的形象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延河留存的影像
闻捷原名巫之禄，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自己改名赵文节。他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与同学王汶石、石鲁结为好友。完成学业，三人陆续被分配到西北文工团工作。赵文节懂绘画，懂音乐，在武汉参加过几个话剧的演出，而且出口成章，为人热情敏捷，成为团内的活跃分子。
在西工团，闻捷和汶石同是文学组里的剧作者，时常一起讨论文艺问题，研究批评彼此的作品。他俩一起下关中，一起开荒，一起到敌后搞土改，并肩向文学进军。汶石每写一剧就请闻捷看，闻捷写好诗和剧也请汶石看。1942年西工团成立了创作组，汶石是组长，闻捷是副组长。演完《北京人》，赵文节就开始用“闻捷”作笔名。1944年两人一起上山开荒伐木，夜里，在山间的窑洞里、篝火旁谈天说地，谈革命，谈理想，谈感受，这段生活情景在汶石的小说《在白烟升起的地方》里作了十分生动而形象的描写（王汶石在文坛被誉为“中国的契诃夫”）。闻捷的文人气息较浓，但对党和革命事业充满了爱，写的歌剧《睁眼瞎子》、《红五月》（与方杰、王亚凡合作）、《加强自卫军》等很受群众欢迎，成了西工团保留节目。
从一举出名这点来讲，闻捷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十分相似。马克·吐温以他的短篇小说《卡拉提县驰名的跳蛙》一鸣惊人，从记者走向作家，名闻世界。闻捷是以他的《吐鲁番情歌》组诗蜚声诗坛而进入我国诗人行列。但人们只知道成名后的闻捷，对于他成名之前与诗人相得益彰的记者生活却鲜为人知。
由于边区的群众文化水平低、文盲多，毛主席找热爱大众化运动的周文谈话，鼓励他办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很快，《边区群众报》办起来了，两年后这份报纸变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为加强采编力量，闻捷被调到报社，主持文艺副刊《万花山》。那时的工作人员真是干一行爱一行，闻捷除了编报、画版样、校对等日常工作，经常自己写“本报讯”，有时编谜语、写杂谈，有时战友柯蓝写词他谱曲。为了通俗，这个江南才子收集了不少边区的民间故事，学会了不少的陕北话，使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贴近群众。他是报社资格最老的特派记者，对于年轻同志非常关心，给他们出点子，手把手教写作，使他们一个个成为行家里手。我的同乡、忘年交汤洛就是在他带领下成为边区知名记者的，汤洛写的《毛主席万岁》的通讯被选人我上学时的语文课本中。
谈到汤洛不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六月天，汤洛随闻捷下乡采访，徒步走了几十里的两人满身大汗，在一个河湾里看到一汪碧绿的深泽，从小爱在延河里练“狗刨”的汤洛就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兴致极高。不料上游突降暴雨，山洪从天而降，闻捷催促汤洛上岸并拽着他往村路上奔跑。可陕北的雷雨喜怒无常，瓢泼大雨霎时铺天盖地，一不小心，汤洛被洪水卷了下去。不大会游泳的聞捷扔掉背包沿岸边跑了几十丈远，跑到下游站在河中间才截住汤洛，把他拉上岸。两人浑身泥水，走进不远的胡家村。边区的老百姓对下乡的“公家人”十分热情，给他俩换了衣服，吃了待客的剁荞面。刚度过惊恐的汤洛在热炕头迷糊入睡了，闻捷却拿出《边区群众报》给围来的男女农民用陕北方言念起报纸。他每读完一篇便停住，向听的人征求着意见：“解下解不下？报上说的对不对？”“那达还没说明白？”念了好多篇，几个妇女提出意见：“怎么都表扬的是男人，我们村的长锁媳妇的男人出外当兵三四年没回家，她一个人撑着一个家，既织布又纺线，还不忘地里庄稼，没要政府一颗粮一根柴，这号事就该上报……”闻捷忙回答应该应该，就和汤洛一起详细了解情况，让汤洛执笔写了报道刊登在报上。
1947年3月，遵照中央的安排，群众报也撤离延安。闻捷这一组有五个人，他是组长。为了自卫，他和后来创作《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领了两杆枪，和战友一起没日没夜地转移。敌机不时从头顶飞过，时不时俯冲扫几梭子子弹。刚进入战争生活，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常常乱跑。一次夜行军，闻捷和杜鹏程两人中间夹着一个小通讯员，怕小鬼掉队。多日的夜行军常常令人累得边走路边睡觉边做梦。不料，这个通讯员走着走着，身子一晃掉到山崖下去了！这可不得了，闻捷和杜鹏程猛地惊醒后急忙背着步枪，绕了二三里路，才摸到沟底找到小通讯员。黑乌乌的山崖足有两三丈高，他俩心凉了，可爱的小鬼恐怕牺牲了……仔细一摸，他活着！睡得很香还呼呼拉鼾声。两人松了口气。闻捷用拳头捶着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头一件事情就是睡三天三夜！”两人连背带托终于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小鬼弄上山坡。
三天后，在一个山沟找到西北局系统的机关和单位，安顿好其他三人，他俩继续向前。风雨、寒冷、饥饿、疲劳考验着每一个人，仅有的一点干粮早已吃光，只能拼命地饱喝小溪流里的水，饿得前胸贴后背。但他俩绝不气馁，谈论起生活与写作的种种打算，闻捷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抄写了普希金的几十首抒情诗，就头枕着一块石头，高声念了起来。正在这时，有人告诉说他的未婚妻的机关在对面的大沟里，闻捷极想去看，和鹏程约好会合地点和时间，就兴致勃勃地分手了。可惜闻捷来回跑了70多里路，因未婚妻的部队紧急转移，他只远远地望了一眼，相互招招手，但还是感到很满足。
当闻捷和杜鹏程奉命赶往安塞县委所在地真武洞的白家坪时，敌机一批一批从头顶呼啸掠过，延安那个方向传来大炮的轰鸣。他俩仍抽空采访了农村备战情况，由闻捷写成200字的文章。突然，杜鹏程接到立即去前方游击队的新任务，闻捷为他祝贺，把自己背的行李羊毛毡撕成两半，用一半在老乡家换了一顿饭为战友送行。闻捷因为身体不好，去不成前线，申请去游击队也未批准，就认真地完成自己的采访编辑任务。汤洛随后写给他的游击队生活和延安群众与敌斗争的信件，他也摘录成《战地来鸿》发向了《晋绥日报》刊登。在战争的间隙，闻捷整理修改了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的刘志丹领导“闹红”斗争的歌剧《翻天覆地的人》，还累得咯过血，但新闻采写任务仍圆满完成。 天山飘来五彩云
闻捷不愧为优秀记者，在这个岗位上他竭尽全力。1952年元月，他被任命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下了飞机徒步来到乌鲁木齐市文庙街的分社小院，他仍穿着已有些褪色的灰布棉衣，手里提着旧皮箱。和大家一谈话，就听到不少抱怨。总社提出新闻要有“全国观点”以来，分社总跟不上趟，记者们辛辛苦苦下农村跑牧区写了不少稿件，绝大部分被判为废品。有的同志跋涉几千里去南疆采访三个多月，只在“五一”综合新闻中用了“喀什”两个字。闻捷没有急躁，认真研究过去失败的稿件，全面了解新疆的各项实际工作，觉得大家对于“全国观点”的理解有些偏差。新疆跟内地工作有些差距，内地报道什么新疆跟着采写什么，显然都成了马后炮。一定要根据新疆实际，写新疆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
认识明确了，他精心制订了报道计划，首先安排啃南疆报道这个硬骨头，派韩文辉为报道组长，并提供了砍土镘这个线索。这组记者深入到拜城县农村之后，发现长期骑马撒种的农村，开始使用内地农民用的耧播种，还经历了严重的思想斗争。他们写了一篇以维吾尔农民耕作方法上一次大变革为內容的通讯《拜城耧》。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了解到乡供销社在春耕前贷给每户农民一把砍土镘（一种类似锄头的工具），秋收后付款，农民对政府这一措施非常感激。经过深入采访才知道这里三分之二的维吾尔农民没有砍土镘，解放前每年种地租地主的砍土镘。有个农民出公差修路时，把租来的砍土镘丢了，回来后因无力赔偿被地主活活打死。农民的儿子气愤不过，跑到县里告状，又被国民党政府关进监狱，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根据这些材料他们写了通讯《砍土镘的故事》，这两篇通讯都被总社播发，又被全国报纸广泛采用。闻捷特意给记者们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说：“这两篇通讯给维吾尔农村的报道闯出了一条路，这说明只要从新疆实际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边疆的变化，报道就大有可为。鲁迅说过，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我看越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就越有全国意义。”
另外一组记者由关君放带队赴吐鲁番采访，从4月10日到20日，在吐鲁番农村“打了一仗”，共采写了4篇通讯、3篇消息共7篇稿件，因都来自基层第一线，洋溢着维吾尔农村的生活气息，经闻捷精心修改，总社很快采用了5篇，且都是用大广播播发出去的，这对于当时不少分社将全国观点和深入实际对立起来的现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特别是实习记者杨克现写的反映火洲吐鲁番气候、生产特点和勤劳的维吾尔农民生活习俗的通讯《吐鲁番纪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受到西北总分社通报表扬，闻捷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当时分社上下只有十来个人，没有副社长，也没有采编主任。社长既当记者又当编辑，从指挥采访到处理稿件，都是他一个人。记者采写的每篇稿子，他都精心处理，有时甚至动大手术。改得看不清时，自己边抄边改，稿子一经他手，都大为增色，从一般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的事情中，提炼出有新鲜感的“活鱼”，这是闻捷同志的本领。为了让记者们多深入基层，他一个人苦撑着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所有报道。只要有下去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一次，他同记者王安到六道湾煤矿采访，这是新投产的矿井，设备相当简陋，如果写新井投产，显然没有全国意义。但他从一个汉族工人同九个维吾尔族工人共同劳动的活动中发现了两个民族互相尊重、互助团结的主题，写出新颖感人的通讯《团结井》。连维吾尔工人愉快地哼着维族民歌《克色布旦》（黄色花儿）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这些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细节，都被他搬来编织出一幅绚丽的民族团结的画面。他到过新成立的新疆“七一”纺织厂写过消息，还走访了南山，写下了著名的通讯《两封信，一条心》。那是一篇反映103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通信的催人泪下的故事，通讯中的感人细节，都是经过闻捷追踪采访而得到的。它反映了闻捷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写作上的艺术才华。这年分社报道工作全面取得突破，被总社采用的稿件比过去两年的总和还多，有些稿件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西北总分社社长莫艾年底特意从西安来到分社总结报道工作经验。
有些喜爱文学的人，往往把新闻报道视为简单劳动甚至看不上眼，闻捷却重视和热爱新闻工作，谈到记者工作总有一种自豪感。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不论是我军歼敌上万的胜利战报，还是一则边区军民用地雷炸死一个蒋匪军的简报，我都是以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来写的。一个英雄人物的特写，一篇工作经验报道，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至少是不亚于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他确实是把一条新闻当作一首诗来写。一句导语，一个形容词，都是推敲了又推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当后来成为大诗人的李季因病在群众报帮助工作时，两人朝夕相处，一起谈诗谈画，闻捷谈得最多的还是“本报讯”，并说：“新闻和诗都是激情的结晶。”他对新闻工作的感情多么真挚啊！
令人惊讶的是，闻捷担任社长期间从未流露过他钟爱文学，也从没发现他从事创作，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新闻工作上，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直到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了他蜚声诗坛的组诗《天山牧歌》后大家才大吃一惊。细细回想，他在采访中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情景不就触发他写出《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博斯腾湖滨》这些优美的诗篇吗？
永远飞翔在西郊的夜莺
1957年冬，闻捷和李季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由北京来到甘肃安家落户。闻捷先挂职甘肃日报社，并搬入《甘肃日报》大院内的宿舍安家。他除了完成报社的工作外，还写出了大量热情洋溢，为广大读者称颂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于1958年8月1日正式成立，诗人李季担任作协分会主席，闻捷为副主席。1958年盛夏，朱德同志来甘肃视察，闻捷同志和当时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顾雷、甘肃日报社副总编辑樊大畏奉命随同全程采访，集体写下了反映朱副主席视察活动的特写《难忘的十五天》，留下一份珍贵的革命领袖史料。作为作协分会的行政领导，他极力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1961年初，甘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大家都挨饿、浮肿，有的同志走路都困难了还坚持工作。李季回京前给闻捷最大的托付，就是抓好同志们的生活。闻捷派人跟随新闻公社的同志去打猎，又买来一些羊，让总务组将几只羊腌制起来，分配时戥秤分金似的，钱两计较。论斤吃凉面、按碗平分肉汤成了生活的常态。闻捷离开甘肃时还再三叮咛，一是抓生活，二是检查刊物，他说：“我们有不少浮夸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检查吧。” 在作家协会，自然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文学创作。多年生活的积累喷涌而出。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诗歌与作者其他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向人们打开了一幅天山南北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表现了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的生活、精神面貌和理想追求，表达了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深情祝福，昂扬着一种蓬勃健康的新生活主人的乐观精神，成为闻捷的代表作。
他曾对青年作者说：“要做一个诗人，一定要老老实实扎进生活里去，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乡亲们中间的一员，为他们的痛苦悲戚，为他们的幸福欢乐。”并且介绍了创作《晚霞》这首短诗的经过。那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在巴里坤一个牧人家里做客，和主人偎坐在帐篷边上，那牧人指着天上变幻无穷的晚霞，说那片霞光像牛羊，那片云霞似马，那片云霞又像骆驼，说得又迷人又多情，简直让他如醉如痴。他一边听一边记，稍作文字上的调整，一首《晚霞》便自然产生了。他说，这是牧人眼中的晚霞，没有那种特殊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还再三说，這首诗里的语言句式，几乎都是原汁原味记录下来的，自己没有作任何的修饰。像《舞会结束以后》等几首抒情诗都是这样写出的。
诗句要感人必须有真挚感情。曾和他一起去巴基斯坦访问的著名作家袁鹰称赞闻捷：“胸膛里有那么多深沉的爱，在万里之外想念祖国、同志和亲人，回国后又思念巴基斯坦的牧民、船丁、乞丐和他拥抱过的烈士子女学校的孤儿。”结束访问归来不久，闻捷就和袁鹰合写了诗集《花环》，热情地唱道：“双手捧起彩色的芳香，将友谊挂满我们的胸前”，处处显露出的是真诚坦荡的拳拳赤子之心。这是一种大爱！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萌发写这首诗的想法源于1950年春第一次赴新疆的感受。那时，西北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闻捷受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遣，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新疆了解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当时闻捷肺结核病初愈，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他没有考虑自己的病，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和安全，派了名青年实习生，以警卫员身份随行。这是一次艰难而又遥远的旅行，一辆大卡车坐二三十人。那时到新疆的道路千疮百孔，到处坎坷不平，汽车行驶起来，上下颠簸，有的路面尘土足有半尺深，遇上深坑，能把人颠出车厢，每天下车时，车上的人就像从土堆里钻出来的“土猴”。
车队进入新疆后，闻捷经历了由美国领事马克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的乌斯满匪徒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政治争取与武装清剿。战斗就在哈密一带公路沿线进行，公路上时有枪声传来，过往车辆常遭流窜叛匪抢劫。车队虽有武装护送，但车辆太多，首尾难顾，大家日夜处于临战状态。一出现敌情，乘客随即下车隐蔽在车下，有时一隐蔽就几个小时。在戈壁滩上任风吹日晒，苦不堪言。但闻捷一路很乐观，不时跟车上民族同志一边说笑，一边了解情况，从那时起，他心里就埋下了写这部诗的种子。
闻捷对中国新诗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永存的，是不可替代的。在他影响下走上诗坛的著名作家周涛就深情地评价说：“闻捷，你的一生是真正诗人的一生，既是拜伦式的英雄传奇，也是普希金式的悲剧毁灭，而正是这些成就了你——新中国才华横溢的诗歌亮星。”正像他在《夜莺飞走了》诗中写的，“夜莺还会飞来的，那时候春天第二次降临”，季节已翻过乍暖还寒的早春，在百花争艳的春光中，高歌西部的夜莺歌喉正时时回荡在蔚蓝的天空。
闻捷的名字在我心里存放了六七十年。虽然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人世间的奇妙就在于有一只冥冥的手把我俩牵在一条线上。我供职30年的报社曾是他当年战斗过的《边区群众报》的后继，在东跑西走的采访途中我也成为热衷文学的粉丝。闻捷夫妇被张春桥这个冷酷奸诈之徒及其党羽迫害致死的消息让不少人震惊流泪……但这位融合了西北人热情、坦荡、质朴、豪放、乐观性格的江南才子的形象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延河留存的影像
闻捷原名巫之禄，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自己改名赵文节。他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与同学王汶石、石鲁结为好友。完成学业，三人陆续被分配到西北文工团工作。赵文节懂绘画，懂音乐，在武汉参加过几个话剧的演出，而且出口成章，为人热情敏捷，成为团内的活跃分子。
在西工团，闻捷和汶石同是文学组里的剧作者，时常一起讨论文艺问题，研究批评彼此的作品。他俩一起下关中，一起开荒，一起到敌后搞土改，并肩向文学进军。汶石每写一剧就请闻捷看，闻捷写好诗和剧也请汶石看。1942年西工团成立了创作组，汶石是组长，闻捷是副组长。演完《北京人》，赵文节就开始用“闻捷”作笔名。1944年两人一起上山开荒伐木，夜里，在山间的窑洞里、篝火旁谈天说地，谈革命，谈理想，谈感受，这段生活情景在汶石的小说《在白烟升起的地方》里作了十分生动而形象的描写（王汶石在文坛被誉为“中国的契诃夫”）。闻捷的文人气息较浓，但对党和革命事业充满了爱，写的歌剧《睁眼瞎子》、《红五月》（与方杰、王亚凡合作）、《加强自卫军》等很受群众欢迎，成了西工团保留节目。
从一举出名这点来讲，闻捷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十分相似。马克·吐温以他的短篇小说《卡拉提县驰名的跳蛙》一鸣惊人，从记者走向作家，名闻世界。闻捷是以他的《吐鲁番情歌》组诗蜚声诗坛而进入我国诗人行列。但人们只知道成名后的闻捷，对于他成名之前与诗人相得益彰的记者生活却鲜为人知。
由于边区的群众文化水平低、文盲多，毛主席找热爱大众化运动的周文谈话，鼓励他办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很快，《边区群众报》办起来了，两年后这份报纸变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为加强采编力量，闻捷被调到报社，主持文艺副刊《万花山》。那时的工作人员真是干一行爱一行，闻捷除了编报、画版样、校对等日常工作，经常自己写“本报讯”，有时编谜语、写杂谈，有时战友柯蓝写词他谱曲。为了通俗，这个江南才子收集了不少边区的民间故事，学会了不少的陕北话，使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贴近群众。他是报社资格最老的特派记者，对于年轻同志非常关心，给他们出点子，手把手教写作，使他们一个个成为行家里手。我的同乡、忘年交汤洛就是在他带领下成为边区知名记者的，汤洛写的《毛主席万岁》的通讯被选人我上学时的语文课本中。
谈到汤洛不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六月天，汤洛随闻捷下乡采访，徒步走了几十里的两人满身大汗，在一个河湾里看到一汪碧绿的深泽，从小爱在延河里练“狗刨”的汤洛就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兴致极高。不料上游突降暴雨，山洪从天而降，闻捷催促汤洛上岸并拽着他往村路上奔跑。可陕北的雷雨喜怒无常，瓢泼大雨霎时铺天盖地，一不小心，汤洛被洪水卷了下去。不大会游泳的聞捷扔掉背包沿岸边跑了几十丈远，跑到下游站在河中间才截住汤洛，把他拉上岸。两人浑身泥水，走进不远的胡家村。边区的老百姓对下乡的“公家人”十分热情，给他俩换了衣服，吃了待客的剁荞面。刚度过惊恐的汤洛在热炕头迷糊入睡了，闻捷却拿出《边区群众报》给围来的男女农民用陕北方言念起报纸。他每读完一篇便停住，向听的人征求着意见：“解下解不下？报上说的对不对？”“那达还没说明白？”念了好多篇，几个妇女提出意见：“怎么都表扬的是男人，我们村的长锁媳妇的男人出外当兵三四年没回家，她一个人撑着一个家，既织布又纺线，还不忘地里庄稼，没要政府一颗粮一根柴，这号事就该上报……”闻捷忙回答应该应该，就和汤洛一起详细了解情况，让汤洛执笔写了报道刊登在报上。
1947年3月，遵照中央的安排，群众报也撤离延安。闻捷这一组有五个人，他是组长。为了自卫，他和后来创作《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领了两杆枪，和战友一起没日没夜地转移。敌机不时从头顶飞过，时不时俯冲扫几梭子子弹。刚进入战争生活，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常常乱跑。一次夜行军，闻捷和杜鹏程两人中间夹着一个小通讯员，怕小鬼掉队。多日的夜行军常常令人累得边走路边睡觉边做梦。不料，这个通讯员走着走着，身子一晃掉到山崖下去了！这可不得了，闻捷和杜鹏程猛地惊醒后急忙背着步枪，绕了二三里路，才摸到沟底找到小通讯员。黑乌乌的山崖足有两三丈高，他俩心凉了，可爱的小鬼恐怕牺牲了……仔细一摸，他活着！睡得很香还呼呼拉鼾声。两人松了口气。闻捷用拳头捶着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头一件事情就是睡三天三夜！”两人连背带托终于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小鬼弄上山坡。
三天后，在一个山沟找到西北局系统的机关和单位，安顿好其他三人，他俩继续向前。风雨、寒冷、饥饿、疲劳考验着每一个人，仅有的一点干粮早已吃光，只能拼命地饱喝小溪流里的水，饿得前胸贴后背。但他俩绝不气馁，谈论起生活与写作的种种打算，闻捷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抄写了普希金的几十首抒情诗，就头枕着一块石头，高声念了起来。正在这时，有人告诉说他的未婚妻的机关在对面的大沟里，闻捷极想去看，和鹏程约好会合地点和时间，就兴致勃勃地分手了。可惜闻捷来回跑了70多里路，因未婚妻的部队紧急转移，他只远远地望了一眼，相互招招手，但还是感到很满足。
当闻捷和杜鹏程奉命赶往安塞县委所在地真武洞的白家坪时，敌机一批一批从头顶呼啸掠过，延安那个方向传来大炮的轰鸣。他俩仍抽空采访了农村备战情况，由闻捷写成200字的文章。突然，杜鹏程接到立即去前方游击队的新任务，闻捷为他祝贺，把自己背的行李羊毛毡撕成两半，用一半在老乡家换了一顿饭为战友送行。闻捷因为身体不好，去不成前线，申请去游击队也未批准，就认真地完成自己的采访编辑任务。汤洛随后写给他的游击队生活和延安群众与敌斗争的信件，他也摘录成《战地来鸿》发向了《晋绥日报》刊登。在战争的间隙，闻捷整理修改了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的刘志丹领导“闹红”斗争的歌剧《翻天覆地的人》，还累得咯过血，但新闻采写任务仍圆满完成。 天山飘来五彩云
闻捷不愧为优秀记者，在这个岗位上他竭尽全力。1952年元月，他被任命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下了飞机徒步来到乌鲁木齐市文庙街的分社小院，他仍穿着已有些褪色的灰布棉衣，手里提着旧皮箱。和大家一谈话，就听到不少抱怨。总社提出新闻要有“全国观点”以来，分社总跟不上趟，记者们辛辛苦苦下农村跑牧区写了不少稿件，绝大部分被判为废品。有的同志跋涉几千里去南疆采访三个多月，只在“五一”综合新闻中用了“喀什”两个字。闻捷没有急躁，认真研究过去失败的稿件，全面了解新疆的各项实际工作，觉得大家对于“全国观点”的理解有些偏差。新疆跟内地工作有些差距，内地报道什么新疆跟着采写什么，显然都成了马后炮。一定要根据新疆实际，写新疆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
认识明确了，他精心制订了报道计划，首先安排啃南疆报道这个硬骨头，派韩文辉为报道组长，并提供了砍土镘这个线索。这组记者深入到拜城县农村之后，发现长期骑马撒种的农村，开始使用内地农民用的耧播种，还经历了严重的思想斗争。他们写了一篇以维吾尔农民耕作方法上一次大变革为內容的通讯《拜城耧》。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了解到乡供销社在春耕前贷给每户农民一把砍土镘（一种类似锄头的工具），秋收后付款，农民对政府这一措施非常感激。经过深入采访才知道这里三分之二的维吾尔农民没有砍土镘，解放前每年种地租地主的砍土镘。有个农民出公差修路时，把租来的砍土镘丢了，回来后因无力赔偿被地主活活打死。农民的儿子气愤不过，跑到县里告状，又被国民党政府关进监狱，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根据这些材料他们写了通讯《砍土镘的故事》，这两篇通讯都被总社播发，又被全国报纸广泛采用。闻捷特意给记者们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说：“这两篇通讯给维吾尔农村的报道闯出了一条路，这说明只要从新疆实际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边疆的变化，报道就大有可为。鲁迅说过，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我看越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就越有全国意义。”
另外一组记者由关君放带队赴吐鲁番采访，从4月10日到20日，在吐鲁番农村“打了一仗”，共采写了4篇通讯、3篇消息共7篇稿件，因都来自基层第一线，洋溢着维吾尔农村的生活气息，经闻捷精心修改，总社很快采用了5篇，且都是用大广播播发出去的，这对于当时不少分社将全国观点和深入实际对立起来的现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特别是实习记者杨克现写的反映火洲吐鲁番气候、生产特点和勤劳的维吾尔农民生活习俗的通讯《吐鲁番纪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受到西北总分社通报表扬，闻捷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当时分社上下只有十来个人，没有副社长，也没有采编主任。社长既当记者又当编辑，从指挥采访到处理稿件，都是他一个人。记者采写的每篇稿子，他都精心处理，有时甚至动大手术。改得看不清时，自己边抄边改，稿子一经他手，都大为增色，从一般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的事情中，提炼出有新鲜感的“活鱼”，这是闻捷同志的本领。为了让记者们多深入基层，他一个人苦撑着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所有报道。只要有下去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一次，他同记者王安到六道湾煤矿采访，这是新投产的矿井，设备相当简陋，如果写新井投产，显然没有全国意义。但他从一个汉族工人同九个维吾尔族工人共同劳动的活动中发现了两个民族互相尊重、互助团结的主题，写出新颖感人的通讯《团结井》。连维吾尔工人愉快地哼着维族民歌《克色布旦》（黄色花儿）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这些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细节，都被他搬来编织出一幅绚丽的民族团结的画面。他到过新成立的新疆“七一”纺织厂写过消息，还走访了南山，写下了著名的通讯《两封信，一条心》。那是一篇反映103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通信的催人泪下的故事，通讯中的感人细节，都是经过闻捷追踪采访而得到的。它反映了闻捷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写作上的艺术才华。这年分社报道工作全面取得突破，被总社采用的稿件比过去两年的总和还多，有些稿件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西北总分社社长莫艾年底特意从西安来到分社总结报道工作经验。
有些喜爱文学的人，往往把新闻报道视为简单劳动甚至看不上眼，闻捷却重视和热爱新闻工作，谈到记者工作总有一种自豪感。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不论是我军歼敌上万的胜利战报，还是一则边区军民用地雷炸死一个蒋匪军的简报，我都是以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来写的。一个英雄人物的特写，一篇工作经验报道，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至少是不亚于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他确实是把一条新闻当作一首诗来写。一句导语，一个形容词，都是推敲了又推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当后来成为大诗人的李季因病在群众报帮助工作时，两人朝夕相处，一起谈诗谈画，闻捷谈得最多的还是“本报讯”，并说：“新闻和诗都是激情的结晶。”他对新闻工作的感情多么真挚啊！
令人惊讶的是，闻捷担任社长期间从未流露过他钟爱文学，也从没发现他从事创作，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新闻工作上，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直到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了他蜚声诗坛的组诗《天山牧歌》后大家才大吃一惊。细细回想，他在采访中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情景不就触发他写出《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博斯腾湖滨》这些优美的诗篇吗？
永远飞翔在西郊的夜莺
1957年冬，闻捷和李季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由北京来到甘肃安家落户。闻捷先挂职甘肃日报社，并搬入《甘肃日报》大院内的宿舍安家。他除了完成报社的工作外，还写出了大量热情洋溢，为广大读者称颂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于1958年8月1日正式成立，诗人李季担任作协分会主席，闻捷为副主席。1958年盛夏，朱德同志来甘肃视察，闻捷同志和当时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顾雷、甘肃日报社副总编辑樊大畏奉命随同全程采访，集体写下了反映朱副主席视察活动的特写《难忘的十五天》，留下一份珍贵的革命领袖史料。作为作协分会的行政领导，他极力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1961年初，甘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大家都挨饿、浮肿，有的同志走路都困难了还坚持工作。李季回京前给闻捷最大的托付，就是抓好同志们的生活。闻捷派人跟随新闻公社的同志去打猎，又买来一些羊，让总务组将几只羊腌制起来，分配时戥秤分金似的，钱两计较。论斤吃凉面、按碗平分肉汤成了生活的常态。闻捷离开甘肃时还再三叮咛，一是抓生活，二是检查刊物，他说：“我们有不少浮夸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检查吧。” 在作家协会，自然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文学创作。多年生活的积累喷涌而出。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诗歌与作者其他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向人们打开了一幅天山南北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表现了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的生活、精神面貌和理想追求，表达了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深情祝福，昂扬着一种蓬勃健康的新生活主人的乐观精神，成为闻捷的代表作。
他曾对青年作者说：“要做一个诗人，一定要老老实实扎进生活里去，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乡亲们中间的一员，为他们的痛苦悲戚，为他们的幸福欢乐。”并且介绍了创作《晚霞》这首短诗的经过。那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在巴里坤一个牧人家里做客，和主人偎坐在帐篷边上，那牧人指着天上变幻无穷的晚霞，说那片霞光像牛羊，那片云霞似马，那片云霞又像骆驼，说得又迷人又多情，简直让他如醉如痴。他一边听一边记，稍作文字上的调整，一首《晚霞》便自然产生了。他说，这是牧人眼中的晚霞，没有那种特殊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还再三说，這首诗里的语言句式，几乎都是原汁原味记录下来的，自己没有作任何的修饰。像《舞会结束以后》等几首抒情诗都是这样写出的。
诗句要感人必须有真挚感情。曾和他一起去巴基斯坦访问的著名作家袁鹰称赞闻捷：“胸膛里有那么多深沉的爱，在万里之外想念祖国、同志和亲人，回国后又思念巴基斯坦的牧民、船丁、乞丐和他拥抱过的烈士子女学校的孤儿。”结束访问归来不久，闻捷就和袁鹰合写了诗集《花环》，热情地唱道：“双手捧起彩色的芳香，将友谊挂满我们的胸前”，处处显露出的是真诚坦荡的拳拳赤子之心。这是一种大爱！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萌发写这首诗的想法源于1950年春第一次赴新疆的感受。那时，西北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闻捷受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遣，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新疆了解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当时闻捷肺结核病初愈，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他没有考虑自己的病，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和安全，派了名青年实习生，以警卫员身份随行。这是一次艰难而又遥远的旅行，一辆大卡车坐二三十人。那时到新疆的道路千疮百孔，到处坎坷不平，汽车行驶起来，上下颠簸，有的路面尘土足有半尺深，遇上深坑，能把人颠出车厢，每天下车时，车上的人就像从土堆里钻出来的“土猴”。
车队进入新疆后，闻捷经历了由美国领事马克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的乌斯满匪徒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政治争取与武装清剿。战斗就在哈密一带公路沿线进行，公路上时有枪声传来，过往车辆常遭流窜叛匪抢劫。车队虽有武装护送，但车辆太多，首尾难顾，大家日夜处于临战状态。一出现敌情，乘客随即下车隐蔽在车下，有时一隐蔽就几个小时。在戈壁滩上任风吹日晒，苦不堪言。但闻捷一路很乐观，不时跟车上民族同志一边说笑，一边了解情况，从那时起，他心里就埋下了写这部诗的种子。
闻捷对中国新诗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永存的，是不可替代的。在他影响下走上诗坛的著名作家周涛就深情地评价说：“闻捷，你的一生是真正诗人的一生，既是拜伦式的英雄传奇，也是普希金式的悲剧毁灭，而正是这些成就了你——新中国才华横溢的诗歌亮星。”正像他在《夜莺飞走了》诗中写的，“夜莺还会飞来的，那时候春天第二次降临”，季节已翻过乍暖还寒的早春，在百花争艳的春光中，高歌西部的夜莺歌喉正时时回荡在蔚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