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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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对于近代的中国与日本而言是一个文化价值观解构与重构的时代.江户时代的“锁国”,使“中国”这个“他者”对于明治时期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未尝亲历的异域世界,“文本中国”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想像.但当他们踏足这片大陆的时候,“现实中国”给予他们的异质感却更为深刻,加之中国在东西方文明碰撞时的衰退以及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效初显”,日本人的“对华傲慢情结”开始初露端倪,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自我膨胀的心理渊源.其中,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调查及中国体验对此发挥了重大作用.近代日本游华知识人曾根据自己的中国体验塑造了新的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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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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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对于近代的中国与日本而言是一个文化价值观解构与重构的时代.江户时代的“锁国”,使“中国”这个“他者”对于明治时期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未尝亲历的异域世界,“文本中国”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想像.但当他们踏足这片大陆的时候,“现实中国”给予他们的异质感却更为深刻,加之中国在东西方文明碰撞时的衰退以及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效初显”,日本人的“对华傲慢情结”开始初露端倪,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自我膨胀的心理渊源.其中,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调查及中国体验对此发挥了重大作用.近代日本游华知识人曾根据自己的中国体验塑造了新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是在中国“华夷”观念与西方“文明”理论的双重规定下产生的,进而形成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这些观念当中的许多内容,与其说反映了现实本身,不如说是在确认其来华前的日中“落差”预设:他们在中国所发现的问题,是他们想在中国发现的问题;而中国“落后”的形象一旦形成,纵使寒暑易节、时代变迁,其影响力仍十分巨大,并持续制约着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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