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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收放定律
从官的角度来看，“商”大概就和牛羊差不多。古代官员们自称“代天子牧民”，牧的是“士农工商”。“商”是官员所牧的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物种。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不好，需要让牛羊长得肥点，加速繁殖，就要放一放，让它们有更多的自由，更宽广的草场，自由自在地吃草喝水。牧人要对牛羊照顾得周到一点。如果牛羊肥了，或自己的手头紧了，那时候再宰杀几只也不迟。
官控之下的官商关系，我猜有这样收放的定律：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比较紧，那就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他们发达起来。这是“放”。放得比较厉害了，再放的空间就有限了。“收”的利益渐渐大于“放”的利益的时候，就到了一个转折点，官就开始倾向于“收”。每收一点都是巨大利益，比如多收一点税、多加一点市场进入的门槛。官家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在市场进入的范围内做一点垄断经营，利益巨大。
根据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就能看到好像有两道线：低于那道线就开始放，到了另一道线就开始收，形成了波浪形的收放曲线。我要确认这个假说需要更多的史实支持，如果证实了，那大概就是官商关系的一种定律，从官对商的控制角度看可能有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情况，就是牛羊可以跑了——移民。这时候就需要拿出一些让他们放心的东西：一是提高市场经济的纯度，一是提高司法公正的纯度。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际的背景下，老板可以“用脚投票”的条件下，推出的一个新政商关系的均衡点。
商人刘学询的“黑红白”三条路
刘学询黑白红三道通吃。刘学询是一个商人，他面前有三条路：黑道、白道、红道。那我们就看看这位商人，分析这位商人的各种选择及其利弊。刘学询是一个赌商，这种身份有点特殊。商人的一般利益在于，第一，财产保护;第二，市场尽可能开放。赌商虽然要求财产保护，但不要求市场开放。这是赌场生意的特殊性。就一般意义的商人来说，黑白红这三条道，都是可以选择的道路。白道，处理好跟官家的关系，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红道则是白道走不通的时候的选项。如果跟官家的关系处理不好，如果商人对官家绝望了，就像牛羊面对定期屠宰的绝望一样，那么，商人就会考虑走红道，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一样，集体起来闹革命，换一个政府，最好让官家听资本的指挥，由资本控制起来。这是资本的集团利益。所以走红道也是商人的正常选项，在历史上就是搞资本主义革命。当然闹革命的风险很大，需要准确的利害计算。资助某些合法的NGO（非政府组织）或许还行，如果资助海外民运，官家来查税也能查死你，所以不能轻易地干这个事。这是第二条路，在官商关系处理不好的情况下逼出来的路。
第三条路就是黑道。商人追求利益和安全。从追求利益的角度看，什么手段盈利高，就应该采用什么手段。垄断盈利高就争取垄断，黑道盈利高就走黑道，当然也要考虑安全问题。总之是利害计算问题。
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正常的海商，忽然开始抢劫。有一段时间，商人既是海盗又是商人，还兼走私者。在欧洲历史上这是很寻常的，什么身份获利大就进入什么身份。走私盈利就走私，走私风险大，合法经商盈利高，那就合法经商。如果抢劫合算，风险不大，就在方便的时候抢一把。对于海上的商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利益比较的问题。这个道理对于商人是普遍适用的。
总之，雪珥摆出来的这三条路：红、白、黑，究竟选择哪条，取决于利益大小。而利益大小，又取决于约束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各种权利保护程度如何，市场准入程度如何。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哪个利益最高就选哪个。在晚清的制度条件下，三条道都能选，哪种风险都没有大到不能走的程度，于是刘学询就三条道一起走。
资本局部蜕变的“一个人的革命”
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官家主义。什么时候资本说了算，资本主义革命就完成了。但是资本在中国始终未能摆脱牛羊的地位，只不过是长了犄角的牛羊，可以跑到海外的牛羊。事实上，许多牛羊在某个局部已经成了狮子老虎，成了某个山头的山大王。我把这种局部发生的革命称为“一个人的革命”。
一个普遍现象是，某个官员吃饭的时候，通常坐着一个买单的老板。很多官员都有几个给他买单的老板，反过来，很多老板都认识几个官员，他们之间建立了很紧密的官商关系。老板给官员的孩子出国留学掏钱，给他们家装修甚至买房掏钱，两个人关系很铁，官员的很多私事老板就给他办了。
如果商人要办事，官员可以给予政策照顾，在行政上可以加快审批，一路绿灯。万一上了法院，可能帮他打个招呼。在这个局部，老板实际上成了老大，而官员实际上成了老板的代理人。我把这种变化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当代政商关系已经发生了调整，资本已经在许多地方说了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官商双双获利。对老板来说，收买官员很合算，很便宜。某个官员不好说话，要价太高，商人可以去找另一个。县长要价高，我去找书记。书记不行我去找某个常委。这里的常委全不买账，还有上级领导，还可以去找常委们的领导。
这种官场竞争关系，可以保证官员的开价不会高得离谱，于是老板就可以很便宜地完成一个人的革命。但是，官员的保护，优惠政策，价值是多少呢？生意越大，政治投入的收益也越大，这是正比关系。反过来说，如果老板不走这条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路，非要走红道，政治风险立刻大增。但是，一个人的革命虽然短期合算，长期却未必。第一，官员的任期并不长，新官来了，老关系就可能作废。第二，收买官员是非法的，属于危险的关系。一般来说，老板们不缺钱，家产千万甚至上亿的，最缺的是安全。可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反而要冒险玩命，这是不合理的。万一某个官员进去，他也可能被牵连进去。老板在市场风险之外，又被迫担负了官场内斗的风险，政治风险。可是，不走这条路，其他路又不好走。这就是民企老板的困境。
在这种格局里，未来将如何展开，走向是什么，官商关系的新均衡状态是什么样，政商关系的出路何在，值得关注。
（摘自吴思博客）
从官的角度来看，“商”大概就和牛羊差不多。古代官员们自称“代天子牧民”，牧的是“士农工商”。“商”是官员所牧的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物种。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不好，需要让牛羊长得肥点，加速繁殖，就要放一放，让它们有更多的自由，更宽广的草场，自由自在地吃草喝水。牧人要对牛羊照顾得周到一点。如果牛羊肥了，或自己的手头紧了，那时候再宰杀几只也不迟。
官控之下的官商关系，我猜有这样收放的定律：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比较紧，那就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他们发达起来。这是“放”。放得比较厉害了，再放的空间就有限了。“收”的利益渐渐大于“放”的利益的时候，就到了一个转折点，官就开始倾向于“收”。每收一点都是巨大利益，比如多收一点税、多加一点市场进入的门槛。官家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在市场进入的范围内做一点垄断经营，利益巨大。
根据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就能看到好像有两道线：低于那道线就开始放，到了另一道线就开始收，形成了波浪形的收放曲线。我要确认这个假说需要更多的史实支持，如果证实了，那大概就是官商关系的一种定律，从官对商的控制角度看可能有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情况，就是牛羊可以跑了——移民。这时候就需要拿出一些让他们放心的东西：一是提高市场经济的纯度，一是提高司法公正的纯度。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际的背景下，老板可以“用脚投票”的条件下，推出的一个新政商关系的均衡点。
商人刘学询的“黑红白”三条路
刘学询黑白红三道通吃。刘学询是一个商人，他面前有三条路：黑道、白道、红道。那我们就看看这位商人，分析这位商人的各种选择及其利弊。刘学询是一个赌商，这种身份有点特殊。商人的一般利益在于，第一，财产保护;第二，市场尽可能开放。赌商虽然要求财产保护，但不要求市场开放。这是赌场生意的特殊性。就一般意义的商人来说，黑白红这三条道，都是可以选择的道路。白道，处理好跟官家的关系，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红道则是白道走不通的时候的选项。如果跟官家的关系处理不好，如果商人对官家绝望了，就像牛羊面对定期屠宰的绝望一样，那么，商人就会考虑走红道，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一样，集体起来闹革命，换一个政府，最好让官家听资本的指挥，由资本控制起来。这是资本的集团利益。所以走红道也是商人的正常选项，在历史上就是搞资本主义革命。当然闹革命的风险很大，需要准确的利害计算。资助某些合法的NGO（非政府组织）或许还行，如果资助海外民运，官家来查税也能查死你，所以不能轻易地干这个事。这是第二条路，在官商关系处理不好的情况下逼出来的路。
第三条路就是黑道。商人追求利益和安全。从追求利益的角度看，什么手段盈利高，就应该采用什么手段。垄断盈利高就争取垄断，黑道盈利高就走黑道，当然也要考虑安全问题。总之是利害计算问题。
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正常的海商，忽然开始抢劫。有一段时间，商人既是海盗又是商人，还兼走私者。在欧洲历史上这是很寻常的，什么身份获利大就进入什么身份。走私盈利就走私，走私风险大，合法经商盈利高，那就合法经商。如果抢劫合算，风险不大，就在方便的时候抢一把。对于海上的商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利益比较的问题。这个道理对于商人是普遍适用的。
总之，雪珥摆出来的这三条路：红、白、黑，究竟选择哪条，取决于利益大小。而利益大小，又取决于约束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各种权利保护程度如何，市场准入程度如何。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哪个利益最高就选哪个。在晚清的制度条件下，三条道都能选，哪种风险都没有大到不能走的程度，于是刘学询就三条道一起走。
资本局部蜕变的“一个人的革命”
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官家主义。什么时候资本说了算，资本主义革命就完成了。但是资本在中国始终未能摆脱牛羊的地位，只不过是长了犄角的牛羊，可以跑到海外的牛羊。事实上，许多牛羊在某个局部已经成了狮子老虎，成了某个山头的山大王。我把这种局部发生的革命称为“一个人的革命”。
一个普遍现象是，某个官员吃饭的时候，通常坐着一个买单的老板。很多官员都有几个给他买单的老板，反过来，很多老板都认识几个官员，他们之间建立了很紧密的官商关系。老板给官员的孩子出国留学掏钱，给他们家装修甚至买房掏钱，两个人关系很铁，官员的很多私事老板就给他办了。
如果商人要办事，官员可以给予政策照顾，在行政上可以加快审批，一路绿灯。万一上了法院，可能帮他打个招呼。在这个局部，老板实际上成了老大，而官员实际上成了老板的代理人。我把这种变化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当代政商关系已经发生了调整，资本已经在许多地方说了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官商双双获利。对老板来说，收买官员很合算，很便宜。某个官员不好说话，要价太高，商人可以去找另一个。县长要价高，我去找书记。书记不行我去找某个常委。这里的常委全不买账，还有上级领导，还可以去找常委们的领导。
这种官场竞争关系，可以保证官员的开价不会高得离谱，于是老板就可以很便宜地完成一个人的革命。但是，官员的保护，优惠政策，价值是多少呢？生意越大，政治投入的收益也越大，这是正比关系。反过来说，如果老板不走这条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路，非要走红道，政治风险立刻大增。但是，一个人的革命虽然短期合算，长期却未必。第一，官员的任期并不长，新官来了，老关系就可能作废。第二，收买官员是非法的，属于危险的关系。一般来说，老板们不缺钱，家产千万甚至上亿的，最缺的是安全。可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反而要冒险玩命，这是不合理的。万一某个官员进去，他也可能被牵连进去。老板在市场风险之外，又被迫担负了官场内斗的风险，政治风险。可是，不走这条路，其他路又不好走。这就是民企老板的困境。
在这种格局里，未来将如何展开，走向是什么，官商关系的新均衡状态是什么样，政商关系的出路何在，值得关注。
（摘自吴思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