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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单一产业集聚规模与出口比较优势或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而基于产业链与地理耦合视角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格局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等，文章从贸易上游度视角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有利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且其要受到所有制性质、行业要素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可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及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激励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对此，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背景下应加快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布局结构，强化二、三产业的空间协同发展效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产业协同集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贸易上游度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1-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地全面嵌入全球价值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逆全球化”浪潮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而国内资源能源和环境硬约束趋紧，依托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低价竞争模式难以持续。上述情境均构成了中国企业加快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倒逼压力，同时也为促进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提升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重要动力。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企业要想突破长期面临的“大而不强”困境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陷阱，应实现从传统的基于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低端代工环节，向以技术、品牌和服务等竞争优势为核心的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全面升级。为此，亟需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维度上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功能环节与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优化匹配，构建能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和网络经济效应的空间协同布局。虽然服务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服务要素对企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在现实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的空间耦合互动效果还存在提升空间。Lay等（2010）基于3 376家欧洲制造业公司调查数据，研究服务嵌入对制造业价值链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大多数公司因自身提供服务产生的营业额占比仍然偏低，服务化战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邻近地区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广度及特征，正日益成为服务嵌入产业价值链功能环节后，决定企业绩效提升效果的重要驱动因素[1]。因此，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文献针对产业间地理协同分布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还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多数文献认为产业间地理协同分布能够推动专业化供应商形成、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进而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2]。例如，Ellison和Glaeser等（2010）基于Marshall产业集聚理论，分析了企业协同聚集或邻近分布的根源，证实企业之间出于共享商品、劳动或想法等集聚外部性动机，而在地理空间上推动协同分布[3]。Ke等（2014）构建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认为制造业会倾向于在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发达的邻近地区选址与集聚，进而能对制造业价值链活动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4]。
然而，也有文献指出，产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可能会对制造业价值链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并且线上服务兴起可能会削弱产业间地理协同分布的作用。因此，评价产业间地理邻近或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需要批判性的思考。如Kolko等（2007）[5]、Kolko（2010）[6]指出，在涉及到因“隐性或缄默”知识的溢出效应（tacit spillovers），需要频繁“面对面”交流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供给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关系对产业间的上下游供应关系及其知识溢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电子通信及信息技术降低了远距离服务传递的成本，从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产业间地理协同集聚关系的重要性。纵观国内研究，则集中利用城市服务业集聚数据，探讨了产业集聚规模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外部性，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7-8]、经营绩效[9]或贸易方式升级[10]。
总体上，既有研究肯定了产业地理邻近或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对本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还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一是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单一产业集聚规模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经营绩效或国际贸易方式升级的影响，而在要培育何种产业集群，或产业集群内部空间构成如何，以及二、三产业地理融合布局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等问题上，仍欠缺有说服力的细致论证。为此，本文试图从贸易上游度视角出发，兼顾企业及空间异质性，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为丰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空间耦合关系的研究领域提供经验证据。二是研究方法上，部分文献利用定性或案例研究方法对产业空间布局经济效应进行探讨，还有的文献从省级、行业等宏观维度，定量分析单一产业及其集聚规模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但基于贸易上游度角度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并从企业及空间异质性层面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文献还相对不足。为此，本文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業空间协同布局关系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理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自Marshall（1920）[11]起，空间外部性就被认为是促进经济活动集聚的关键动因。从贸易链增值环节来看，企业价值链活动可分为涉及产品生产流转过程的生产、营销等基本活动及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等为保证基本活动而发生的辅助活动。从贸易价值链的上、中、下游环节来看，产业价值链上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各功能环节对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条件的空间动态匹配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区位偏好以及产业集群趋势。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企业会依据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的不同偏好，将其配置于禀赋要素条件迥异的地区和产业集群之中。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邻近与协同集聚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禀赋要素比较优势，为制造业企业向产品服务提供商或服务化转型转变创造更好的条件，进而提高企业在价值链环节上的分工位势[12]。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价值链活动融合程度加深，“服务+智能制造”开始更多地贯穿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价值链各功能环节，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13]。制造业企业不再仅关注生产与制造环节，而是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润滑剂”“助推剂”等作用，将企业行为延伸至“产品+服务”全域创新价值链和整个生命周期，并以高附加值服务提升企业价值链竞争地位。换言之，在新型生产分工方式下，制造业从原来高度依赖电力、机械技术与体力劳动的物化生产方式，转向更依赖于“互联网+”操控生产流程和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新型生产方式。并且，从贸易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企业在价值链贸易上游环节上更为依赖具有高技术、高技能特征的服务劳动者[14]以及其他高端要素的投入，并逐步以高端服务嵌入来实现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和附加值提升。为高质量满足服务型智能制造的需求，亟需强化各价值链环节与生产性服务的空间协同配置效率，规避或减少因空间错配造成的资源损耗和生产率损失，从而实现企业在全球垂直生产分工体系上的地位提升[3，15]。
根据集聚经济外部性理论[16]，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通过以下渠道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动态变化：一是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和共享劳动力市场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有利于强化金融、通信和商业服务等中间服务投入与制造使用商之间的空间联系，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运输等物理成本，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将生产要素配置到价值链上的各功能环节。二是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知识溢出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能缩短时空距离，增强各主体“面对面”交流可得性及其知识溢出效应，推动管理技巧和经验的分享、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之间的交流及知识技能共享，加速创新要素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从而为企业价值链升级提供更便捷、高质的辅助与支持[17-20]。
假说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假说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和研发创新激励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二）异质性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企业在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要素密集度及城市规模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内外资企业在外部服务网络连接深度上存在差异，外资企业往往拥有母国和母公司的服务网络连接优势，从而拥有更多中间服务投入品的选择。而内资企业相对缺乏这方面的优势[19]，因此其会对本区域的服务供给和中间投入更为依赖，由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更为明显的效应。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更为依赖于本区域的服务供给和中间投入[21]，因而本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对这类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效应更为突出。从企业所处的城市规模来看，中小城市企业对本地区服务供给和中间投入更为敏感和依赖[22]，从而本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对其内部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效应更为明显。
假说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效果，要受到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及所处城市规模大小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三、变量、数据与模型设计
（一）模型構建
本文旨在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协同分布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为对上述机理和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计量检验方程设定如下：
（二）变量选取
1.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GVCsijt）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增加值率等方法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难以衡量企业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环节的多少，或企业在价值链中嵌入的“长度”。对此，利用Ju和Yu（2015）[23]、Chor等（2017）[24]、沈鸿等（2019）[25]等的方法，本文基于贸易上游度的视角，利用2002年与2007年的122部门与135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测度行业上游度，基于此可得到投入产出表中每个细分行业的上游度。进一步地，利用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进出口数据测算企业层面的进出口上游度，具体如下：
定义二者之差为净出口上游度，以此衡量GVCs：
式（3）中GVCs代表进、出口上游度之差，体现企业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环节多少，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长度”，可称为“净出口上游度”。一般认为，更高的净出口上游度通常来自较高的进口上游度或较低的出口上游度，从而反映企业在价值链环节的分工位势。
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caijt）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或区位熵等方法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刻画各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特征。为此，参照张虎等（2017）[26]、刘胜等（2019）[27]等的方法，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进行计算和刻画，进而反映特定空间情境中产业之间地理协同集聚还是蔓延分散的特点。
3.控制变量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差，本文还纳入了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①企业年龄（age）及其平方（age2），以企业成立年限的对数值及其平方项衡量;②外资控股占比（foreign），以企业外资股本与总股本的比值衡量;③国有控股占比（state），以企业国有股本与总股本的比值衡量;④企业出口状态（export），以企业出口虚拟变量表示，出口为1否则为0;⑤从业人数（labor），以企业员工人数对数衡量。
（三）数据来源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控制变量等原始测算数据主要来自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等，借鉴Brandt（2013）[28]等文献的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标值主要是来自对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整理和计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逐步控制时间-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从经济意义上看，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显著提升，由此，研究假说1得到证实。
（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分析
1.考虑所有制性质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第2—3列汇报了考虑所有制性质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无论是对内资还是外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结论依然稳健成立，并且其对内资企业样本的作用效果要略为明显。这是因为，外资企业通常有着更强的全球服务网络整合能力，而内资企业则相对偏弱，对本地生产性服务要素的供给更为依赖。随着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内资企业从中获得的外溢效應会更为突出。
2.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第4—6列报告了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下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样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结论不变，但相较而言，产业协同集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作用更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往往拥有更强的外部服务要素整合能力，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相对偏弱，对本地区服务要素的投入更为依赖。因此，随着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中获得的价值链升级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
3.考虑城市规模大小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第7—9列报告了考虑城市规模大小的回归结果。据此可知，无论是对大、中、小型城市的样本而言，产业协同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效应具有稳健性，但对中、小型城市企业的影响略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大城市企业通常有更强的服务要素整合能力，而中、小型城市的企业服务整合能力相对偏弱，随着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程度提升，中、小型城市企业从中获得的外溢效应更为突出。
综上，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也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假说3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三）作用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分析
既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那么，其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由前面的机制分析可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垂直关联机制促进微观企业的“交易成本节约”，以及通过技术外溢机制强化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激励”，进而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为验证上述机制是否成立，本部分在表3分别汇报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两种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表3第2—4列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增强规模经济效应，强化中间投入品及服务的可获得性，由此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助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此外，表3第5—7列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激励，从而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创新支撑。
据此，研究假说2得到验证。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为破解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国内外文献从产业集聚角度展开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
但既有文献更多地强调了单一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价值链的外部性效应的关注还相对不足。事实上，由于产业全球价值链功能环节的空间分离趋势，如何重构二、三产业空间布局，发挥二、三产业空间互动效应，从“数量取胜”向“融合红利”转变尤为关键。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与城市面板匹配数据，从贸易上游度视角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能够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且这一作用要受到企业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要素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特征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可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激励等渠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化产生作用。 鉴于此，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发展。逐步形成功能多元化、结构[CM（21*2]等级化、分工合理化、发展动态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协同分布网络体系，发挥产业空间协同集聚的“共享、匹配、學习”效应，突破传统城市治理中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经济区划和产业布局的影响，破除当前城市发展中产业空间集聚度不足、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联系不够紧密、产业发展平台质量不够高等瓶颈性约束。二是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应充分考虑企业和地区异质性特征，精准施策。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对内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城市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应采取“双管齐下”战略：不仅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优化国际营商环境，集聚国际高端要素，还要推动内在软硬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共同强化区域内外企业对知识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三是完善产业协同集聚的社会配套环境，通过改革强化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效应，着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并借力“互联网+”，推动产业融合创新、产业资源整合提升，激发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资和技术升级改造的意愿和激励，增强制造业企业对多层次生产性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优化使用质量，从而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外溢效应，推动我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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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协同集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贸易上游度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1-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地全面嵌入全球价值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逆全球化”浪潮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而国内资源能源和环境硬约束趋紧，依托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低价竞争模式难以持续。上述情境均构成了中国企业加快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倒逼压力，同时也为促进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提升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重要动力。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企业要想突破长期面临的“大而不强”困境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陷阱，应实现从传统的基于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低端代工环节，向以技术、品牌和服务等竞争优势为核心的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全面升级。为此，亟需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维度上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功能环节与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优化匹配，构建能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和网络经济效应的空间协同布局。虽然服务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服务要素对企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在现实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的空间耦合互动效果还存在提升空间。Lay等（2010）基于3 376家欧洲制造业公司调查数据，研究服务嵌入对制造业价值链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大多数公司因自身提供服务产生的营业额占比仍然偏低，服务化战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邻近地区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广度及特征，正日益成为服务嵌入产业价值链功能环节后，决定企业绩效提升效果的重要驱动因素[1]。因此，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文献针对产业间地理协同分布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还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多数文献认为产业间地理协同分布能够推动专业化供应商形成、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进而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2]。例如，Ellison和Glaeser等（2010）基于Marshall产业集聚理论，分析了企业协同聚集或邻近分布的根源，证实企业之间出于共享商品、劳动或想法等集聚外部性动机，而在地理空间上推动协同分布[3]。Ke等（2014）构建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认为制造业会倾向于在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发达的邻近地区选址与集聚，进而能对制造业价值链活动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4]。
然而，也有文献指出，产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可能会对制造业价值链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并且线上服务兴起可能会削弱产业间地理协同分布的作用。因此，评价产业间地理邻近或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需要批判性的思考。如Kolko等（2007）[5]、Kolko（2010）[6]指出，在涉及到因“隐性或缄默”知识的溢出效应（tacit spillovers），需要频繁“面对面”交流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供给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关系对产业间的上下游供应关系及其知识溢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电子通信及信息技术降低了远距离服务传递的成本，从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产业间地理协同集聚关系的重要性。纵观国内研究，则集中利用城市服务业集聚数据，探讨了产业集聚规模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外部性，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7-8]、经营绩效[9]或贸易方式升级[10]。
总体上，既有研究肯定了产业地理邻近或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对本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还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一是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单一产业集聚规模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经营绩效或国际贸易方式升级的影响，而在要培育何种产业集群，或产业集群内部空间构成如何，以及二、三产业地理融合布局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等问题上，仍欠缺有说服力的细致论证。为此，本文试图从贸易上游度视角出发，兼顾企业及空间异质性，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为丰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空间耦合关系的研究领域提供经验证据。二是研究方法上，部分文献利用定性或案例研究方法对产业空间布局经济效应进行探讨，还有的文献从省级、行业等宏观维度，定量分析单一产业及其集聚规模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但基于贸易上游度角度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并从企业及空间异质性层面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文献还相对不足。为此，本文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業空间协同布局关系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理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自Marshall（1920）[11]起，空间外部性就被认为是促进经济活动集聚的关键动因。从贸易链增值环节来看，企业价值链活动可分为涉及产品生产流转过程的生产、营销等基本活动及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等为保证基本活动而发生的辅助活动。从贸易价值链的上、中、下游环节来看，产业价值链上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各功能环节对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条件的空间动态匹配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区位偏好以及产业集群趋势。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企业会依据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的不同偏好，将其配置于禀赋要素条件迥异的地区和产业集群之中。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邻近与协同集聚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禀赋要素比较优势，为制造业企业向产品服务提供商或服务化转型转变创造更好的条件，进而提高企业在价值链环节上的分工位势[12]。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价值链活动融合程度加深，“服务+智能制造”开始更多地贯穿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价值链各功能环节，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13]。制造业企业不再仅关注生产与制造环节，而是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润滑剂”“助推剂”等作用，将企业行为延伸至“产品+服务”全域创新价值链和整个生命周期，并以高附加值服务提升企业价值链竞争地位。换言之，在新型生产分工方式下，制造业从原来高度依赖电力、机械技术与体力劳动的物化生产方式，转向更依赖于“互联网+”操控生产流程和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新型生产方式。并且，从贸易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企业在价值链贸易上游环节上更为依赖具有高技术、高技能特征的服务劳动者[14]以及其他高端要素的投入，并逐步以高端服务嵌入来实现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和附加值提升。为高质量满足服务型智能制造的需求，亟需强化各价值链环节与生产性服务的空间协同配置效率，规避或减少因空间错配造成的资源损耗和生产率损失，从而实现企业在全球垂直生产分工体系上的地位提升[3，15]。
根据集聚经济外部性理论[16]，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通过以下渠道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动态变化：一是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和共享劳动力市场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有利于强化金融、通信和商业服务等中间服务投入与制造使用商之间的空间联系，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运输等物理成本，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将生产要素配置到价值链上的各功能环节。二是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知识溢出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能缩短时空距离，增强各主体“面对面”交流可得性及其知识溢出效应，推动管理技巧和经验的分享、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之间的交流及知识技能共享，加速创新要素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从而为企业价值链升级提供更便捷、高质的辅助与支持[17-20]。
假说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假说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和研发创新激励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二）异质性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企业在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要素密集度及城市规模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内外资企业在外部服务网络连接深度上存在差异，外资企业往往拥有母国和母公司的服务网络连接优势，从而拥有更多中间服务投入品的选择。而内资企业相对缺乏这方面的优势[19]，因此其会对本区域的服务供给和中间投入更为依赖，由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更为明显的效应。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更为依赖于本区域的服务供给和中间投入[21]，因而本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对这类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效应更为突出。从企业所处的城市规模来看，中小城市企业对本地区服务供给和中间投入更为敏感和依赖[22]，从而本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对其内部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效应更为明显。
假说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效果，要受到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及所处城市规模大小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三、变量、数据与模型设计
（一）模型構建
本文旨在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协同分布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为对上述机理和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计量检验方程设定如下：
（二）变量选取
1.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GVCsijt）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增加值率等方法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难以衡量企业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环节的多少，或企业在价值链中嵌入的“长度”。对此，利用Ju和Yu（2015）[23]、Chor等（2017）[24]、沈鸿等（2019）[25]等的方法，本文基于贸易上游度的视角，利用2002年与2007年的122部门与135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测度行业上游度，基于此可得到投入产出表中每个细分行业的上游度。进一步地，利用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进出口数据测算企业层面的进出口上游度，具体如下：
定义二者之差为净出口上游度，以此衡量GVCs：
式（3）中GVCs代表进、出口上游度之差，体现企业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环节多少，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长度”，可称为“净出口上游度”。一般认为，更高的净出口上游度通常来自较高的进口上游度或较低的出口上游度，从而反映企业在价值链环节的分工位势。
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caijt）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或区位熵等方法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刻画各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特征。为此，参照张虎等（2017）[26]、刘胜等（2019）[27]等的方法，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进行计算和刻画，进而反映特定空间情境中产业之间地理协同集聚还是蔓延分散的特点。
3.控制变量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差，本文还纳入了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①企业年龄（age）及其平方（age2），以企业成立年限的对数值及其平方项衡量;②外资控股占比（foreign），以企业外资股本与总股本的比值衡量;③国有控股占比（state），以企业国有股本与总股本的比值衡量;④企业出口状态（export），以企业出口虚拟变量表示，出口为1否则为0;⑤从业人数（labor），以企业员工人数对数衡量。
（三）数据来源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控制变量等原始测算数据主要来自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等，借鉴Brandt（2013）[28]等文献的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标值主要是来自对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整理和计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逐步控制时间-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从经济意义上看，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显著提升，由此，研究假说1得到证实。
（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分析
1.考虑所有制性质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第2—3列汇报了考虑所有制性质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无论是对内资还是外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结论依然稳健成立，并且其对内资企业样本的作用效果要略为明显。这是因为，外资企业通常有着更强的全球服务网络整合能力，而内资企业则相对偏弱，对本地生产性服务要素的供给更为依赖。随着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内资企业从中获得的外溢效應会更为突出。
2.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第4—6列报告了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下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样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结论不变，但相较而言，产业协同集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作用更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往往拥有更强的外部服务要素整合能力，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相对偏弱，对本地区服务要素的投入更为依赖。因此，随着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中获得的价值链升级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
3.考虑城市规模大小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第7—9列报告了考虑城市规模大小的回归结果。据此可知，无论是对大、中、小型城市的样本而言，产业协同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效应具有稳健性，但对中、小型城市企业的影响略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大城市企业通常有更强的服务要素整合能力，而中、小型城市的企业服务整合能力相对偏弱，随着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程度提升，中、小型城市企业从中获得的外溢效应更为突出。
综上，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也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假说3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三）作用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分析
既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那么，其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由前面的机制分析可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垂直关联机制促进微观企业的“交易成本节约”，以及通过技术外溢机制强化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激励”，进而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为验证上述机制是否成立，本部分在表3分别汇报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两种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表3第2—4列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增强规模经济效应，强化中间投入品及服务的可获得性，由此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助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此外，表3第5—7列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激励，从而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创新支撑。
据此，研究假说2得到验证。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为破解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国内外文献从产业集聚角度展开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
但既有文献更多地强调了单一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价值链的外部性效应的关注还相对不足。事实上，由于产业全球价值链功能环节的空间分离趋势，如何重构二、三产业空间布局，发挥二、三产业空间互动效应，从“数量取胜”向“融合红利”转变尤为关键。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与城市面板匹配数据，从贸易上游度视角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能够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且这一作用要受到企业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要素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特征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可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激励等渠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化产生作用。 鉴于此，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发展。逐步形成功能多元化、结构[CM（21*2]等级化、分工合理化、发展动态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协同分布网络体系，发挥产业空间协同集聚的“共享、匹配、學习”效应，突破传统城市治理中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经济区划和产业布局的影响，破除当前城市发展中产业空间集聚度不足、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联系不够紧密、产业发展平台质量不够高等瓶颈性约束。二是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应充分考虑企业和地区异质性特征，精准施策。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对内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城市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应采取“双管齐下”战略：不仅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优化国际营商环境，集聚国际高端要素，还要推动内在软硬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共同强化区域内外企业对知识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三是完善产业协同集聚的社会配套环境，通过改革强化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效应，着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并借力“互联网+”，推动产业融合创新、产业资源整合提升，激发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资和技术升级改造的意愿和激励，增强制造业企业对多层次生产性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优化使用质量，从而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外溢效应，推动我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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