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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伯伯是父亲赵俪生清华时代的同学兼好友。二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密切的关注。这说明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
王瑶和父亲在学人中属于另类，两个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欢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所不用其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个性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倒霉的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既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时失足落入下水道而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也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20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俪生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儿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1953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上演了这样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父亲的3个女儿，坐在地毯上，以大姐为首，排成一排，像啦啦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的我们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但当我们不走时，他就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对王瑶伯伯背负了一生的歉意。
20世纪60年代初，王伯伯来兰州大学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言语的致歉，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关于曹禺戏剧的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高兴。大家团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年轻时也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所以没有发生两位老同学相互攻击的一幕。1966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会，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会，那时家中已有电视机，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要比父亲好得多。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从未停止。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被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大学肄业3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居然也被定为三级教授。本来他心里就不舒服，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的师兄，摆出一副“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可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只是山大的三级。”
在教学这一领域，他们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口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亏你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们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放眼望去，那么多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操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于他的“一副钢口”，可其中所付出的辛劳也只有家人知晓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儿来。从20世纪50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80年代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的关门弟子，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中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們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却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他们只不过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有“逗着玩”的色彩，归根到底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书教得怎样，否则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常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山 儿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孤灯下的记忆》一书，李 晨图）
王瑶和父亲在学人中属于另类，两个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欢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所不用其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个性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倒霉的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既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时失足落入下水道而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也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20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俪生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儿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1953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上演了这样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父亲的3个女儿，坐在地毯上，以大姐为首，排成一排，像啦啦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的我们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但当我们不走时，他就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对王瑶伯伯背负了一生的歉意。
20世纪60年代初，王伯伯来兰州大学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言语的致歉，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关于曹禺戏剧的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高兴。大家团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年轻时也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所以没有发生两位老同学相互攻击的一幕。1966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会，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会，那时家中已有电视机，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要比父亲好得多。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从未停止。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被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大学肄业3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居然也被定为三级教授。本来他心里就不舒服，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的师兄，摆出一副“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可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只是山大的三级。”
在教学这一领域，他们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口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亏你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们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放眼望去，那么多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操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于他的“一副钢口”，可其中所付出的辛劳也只有家人知晓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儿来。从20世纪50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80年代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的关门弟子，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中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們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却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他们只不过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有“逗着玩”的色彩，归根到底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书教得怎样，否则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常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山 儿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孤灯下的记忆》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