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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特征
大体上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从它酝酿、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浸润在浓重的“感时忧国”①的空气中。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早在汉朝即已基本确立，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通过官方长期的宣扬教化，成为最能够影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绝对典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明确表述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忧国忧民，心忧天下，而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底色。中国近代社会遭受的一系列屈辱，进行的一系列失败的抗争，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沉淀下来，融注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与精神血脉之中。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文学肇始阶段，早期现代知识群体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士人群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支持他们多方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宽泛地说，其精神特征仍然是忧国忧民，也即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精神。这种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气节操守和爱国情怀，一遇到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诱发，就迅速地燃烧起米，发出巨大的能量，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
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体系，处在半殖民地化宗法制社会向现代民主制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民族革命、民主革命、阶级革命、“人民内部的革命”此起彼伏，每一次革命都势必引发政治时局的波动，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毅然决然的姿态与上一次革命主动发生断裂。求新求变的激烈言行，正适应了社会转型期的兴奋而盲目的总体特征。文学领域里的情况大体相似。一股又一股的文学新潮，总是以否定前一次浪潮的激进面目出现在文坛上：“五四”时期对林纾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对鲁迅的批判，40年代解放区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批判，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六七十年代对左翼作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彻底否定，无不以独得真理的姿态切断任何历史与现实传统，企图把文学史变成一张白纸，任由自己书写划时代的一笔。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艰难而漫长的，然而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出于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迫切感和美好愿望，他们更倾向于把希望寄托在某次政治变革上，醉心于描绘、憧憬美好的未来图景。当这些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落空时，作家就往往陷入了比毫无希望更加痛苦的精神炼狱之中，失落感、空虚感笼罩在生活的每一寸空间，遂有鲁迅预言的“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之慨。早在1926年，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曾经写道：“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以此来类比百年中国文学的变迁，竟是惊人的相似。
另一部分作家保持着比较冷静的心态，能够在云谲波诡的“革命”与“主义”的喧嚣中把目光投向社会普通民众，关注民生的艰辛、战争的灾难、政治强势话语下普通人的喜乐悲欢和心理投影。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家继承了鲁迅先生开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以关注弱势群体，改造国民灵魂，进行思想启蒙为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论是以何种心理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严峻的民族危机是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不管是现代文学开创者之一的鲁迅、提出“文学为人生”的郑振铎，还是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冰心、倡导“自我剖析”的郁达夫，现代文学的拓荒者们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社会责任：“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野兽般的武人专横，没廉耻的政客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了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②；“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③作为一种凝重、沉郁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感时忧国”精神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保留了下来，因政治时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感时忧国”精神既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上的原动力，同时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意义上制约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感时忧国”精神的心理投影
进一步探求“感时忧国”这一时代主题的形成因素，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无法回避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整合中，在半殖民地化的传统宗法制社会里孕育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如何为中西文化定位，并在这种文化、政治选择基础上，形成怎样的文化心理，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融会和碰撞直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鸦片战争导致的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的入侵，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异于历史上任何时期保持民族独立的斗争，它开启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同时也是近代化的新里程。这场军事、文化冲突的独特性在于，以往历次民族冲突和造成的汉族文化危机，从结果上看，汉族总是文化上的主动者和最终的胜利者，不论政治、军事上是如何一败涂地④。而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了世界的现代化格局之中，这一次，中国面临的不是哪一个番邦小国，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对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态度始终犹豫不决，时而主战，力图维护天朝的尊严；时而主和，唯恐遭受武力重压之下的更大损害。和战之争，几经反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巨大挑战面前不断重新定位、寻求自救之途的努力。从“放眼看世界”的魏源到“中体西用”的张之洞，从狂妄无知地自诩“天朝大国”到“瓜分豆剖，渐露机芽”的惨痛时局，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也在不断地探索着文化自新的道路。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以来，中国传统士大夫中比较清醒的一部分人即开始向西方寻求民族自强的办法，形成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一条线索。流风所及，后来就有人“开始由衷地钦佩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尊为楷模，甚至不惜公开模仿。这样，民族自强的企图巧妙地成为文化归附心理的首要依据。”⑤
与士大夫知识分子相映成趣的是，在民间，1900年前后活跃于京畿、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用极端的手段毁灭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东西，同样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之情。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复杂矛盾的心理根源：一方面，外国资本、武力和文化(洋教)的入侵，直接破坏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传统的生存方式，因而排外是民族观念的自发反应；另一方面，以封建迷信鼓动群众，透露出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外来压迫之后，文化上对失败教训的反思远远不够，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依然贫乏到只向鬼神求助。这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培养机制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义和团运动的双重根源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心态，既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有在烈火与屠刀下极度的自卑感。它真切地反映出世纪之交中国新文学酝酿期民众狂放与怯懦混杂交织的矛盾心态。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梁启超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及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时，鲁迅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启蒙主义立场创造出阿Q这个形象。事实上，阿Q性格中的许多特征，正是义和团拳民的总体特征：怯懦残忍、麻木贪婪、狂放冷漠、忌妒健忘。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特征，都巧妙地凝结在中国人的身上，并在无形中影响、熏染着中国现代作家和现代知识分子。如果把上述特征概括地称为“殖民时代的民族创伤心理”，则1949年之后，虽然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其精神实质仍然顽固地部分存留下来。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可以把它称为“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创伤心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民族主义达到极致，新时期以来实行改革开放，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纷纷涌入，思想文化领域才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闭塞，文化自卑主义又盛极一时，颇以译介西学、侈谈尼采为荣。继而文化寻根兴起，自豪主义再度抬头，为西方学说到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寻找源头。时而自卑落后无比，时而自叹博大精深；或迷信西学，或迷信传统，结果常常是各执一端，多争论而少建树，多模仿而少创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原创性匮乏，缺少享誉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究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人智慧的不足、物质的贫乏，而在于自卑感与自豪感交替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换言之，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领域中弥漫着的“感时忧国”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创伤心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障碍。如果不能摆脱这种矛盾复杂的弱势心态，抛弃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精神包袱，则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停留在缓慢的移动之中，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思想的价值，只能是创造出更多的“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路”那样廉价的自豪自诩和“落后就要挨打”那样简单化的自卑自怨。
从历史到现实
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传到中国，接受都可以是极迅速的，因为想在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为任何一种理论寻找到例证都将是轻而易举的。但是，这样并不就表明此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表明它已被完美地、恰当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吸取了。我们看到的是，基于潜在的创伤心理之上的封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心态正是创伤心理的自我安慰和天然补偿，而创伤心理的双重特性——“师夷长技”的殖民地心态和“曾经阔过”的精神胜利直接导致了理论建构上的本土化和原创性的不足。即便以思想最为活跃的“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为例，西方思潮在中国匆匆走过一遍的时间跨度，常常造成对新话语的盲目追求和趋附，既缺少必要的消化过程，又因为求新求变太甚而导致暗暗膨胀的凌驾于历史理性之上的虚无主义思潮，从而出现了“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的尴尬处境。从近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演化发展中可以看出，任何理论上的偏颇或局部放大都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良好的条件，而一劳永逸的理论建构往往成为作茧自缚的教条主义乌托邦。众所周知，对真理的认知是无止境的，任何试图一次把握世界全部规律——也包括文学艺术规律的努力都将是自大而虚妄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理论一旦成为一个封闭的、百试不爽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体系，其内在的活力必然渐渐丧失，沦为教条，变成时代进步、思想进步的枷锁。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和扬弃，其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这里还隐含着一个培植思想的土壤问题。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在原创性问题上的作用如何，文化思想界对原创性的呼唤，与网络文化传播方式的合流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因素都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从当前的文学批评现状来看，文学批评逐渐被纳入到野心勃勃的文化批评的理论框架，其本身存在着一个价值悖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发掘、完善、再创造过程，必然需要一定的价值指归，也就是从事此项活动的评判标准和最终目的；同时，在全球文化融合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日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意识的今天，单纯地追求价值、以价值判断作为文学批评的彼岸，已经日益呈现出与世界文化主流偏离的倾向。在这一现代化的历史悖论中，重新构筑清醒的主体意识和评判标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仍旧生活在历史断裂的中国的独特文化系统中，不能无视生存环境、学术空间的诸多现实制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被迫以妥协作为维持生存空间的必要代价；另一方面，从事此项精神创造活动对主体意识、个性体验的强烈要求又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如何从容地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也将是改良土壤的一部分。
注释：
①“感时忧国”一词出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沫若文集》，卷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页。
③郁达夫：《沉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④这类民族矛盾冲突现在被宽容地解说为民族(广义)内部的地域性冲突，但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其残酷性不亚于任何一种国际间的种族斗争。
⑤南帆：《个案与历史氛围——真、现实主义、所指》，载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00页。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编校：杨彩霞
大体上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从它酝酿、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浸润在浓重的“感时忧国”①的空气中。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早在汉朝即已基本确立，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通过官方长期的宣扬教化，成为最能够影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绝对典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明确表述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忧国忧民，心忧天下，而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底色。中国近代社会遭受的一系列屈辱，进行的一系列失败的抗争，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沉淀下来，融注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与精神血脉之中。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文学肇始阶段，早期现代知识群体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士人群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支持他们多方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宽泛地说，其精神特征仍然是忧国忧民，也即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精神。这种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气节操守和爱国情怀，一遇到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诱发，就迅速地燃烧起米，发出巨大的能量，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
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体系，处在半殖民地化宗法制社会向现代民主制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民族革命、民主革命、阶级革命、“人民内部的革命”此起彼伏，每一次革命都势必引发政治时局的波动，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毅然决然的姿态与上一次革命主动发生断裂。求新求变的激烈言行，正适应了社会转型期的兴奋而盲目的总体特征。文学领域里的情况大体相似。一股又一股的文学新潮，总是以否定前一次浪潮的激进面目出现在文坛上：“五四”时期对林纾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对鲁迅的批判，40年代解放区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批判，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六七十年代对左翼作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彻底否定，无不以独得真理的姿态切断任何历史与现实传统，企图把文学史变成一张白纸，任由自己书写划时代的一笔。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艰难而漫长的，然而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出于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迫切感和美好愿望，他们更倾向于把希望寄托在某次政治变革上，醉心于描绘、憧憬美好的未来图景。当这些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落空时，作家就往往陷入了比毫无希望更加痛苦的精神炼狱之中，失落感、空虚感笼罩在生活的每一寸空间，遂有鲁迅预言的“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之慨。早在1926年，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曾经写道：“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以此来类比百年中国文学的变迁，竟是惊人的相似。
另一部分作家保持着比较冷静的心态，能够在云谲波诡的“革命”与“主义”的喧嚣中把目光投向社会普通民众，关注民生的艰辛、战争的灾难、政治强势话语下普通人的喜乐悲欢和心理投影。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家继承了鲁迅先生开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以关注弱势群体，改造国民灵魂，进行思想启蒙为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论是以何种心理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严峻的民族危机是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不管是现代文学开创者之一的鲁迅、提出“文学为人生”的郑振铎，还是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冰心、倡导“自我剖析”的郁达夫，现代文学的拓荒者们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社会责任：“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野兽般的武人专横，没廉耻的政客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了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②；“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③作为一种凝重、沉郁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感时忧国”精神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保留了下来，因政治时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感时忧国”精神既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上的原动力，同时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意义上制约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感时忧国”精神的心理投影
进一步探求“感时忧国”这一时代主题的形成因素，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无法回避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整合中，在半殖民地化的传统宗法制社会里孕育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如何为中西文化定位，并在这种文化、政治选择基础上，形成怎样的文化心理，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融会和碰撞直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鸦片战争导致的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的入侵，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异于历史上任何时期保持民族独立的斗争，它开启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同时也是近代化的新里程。这场军事、文化冲突的独特性在于，以往历次民族冲突和造成的汉族文化危机，从结果上看，汉族总是文化上的主动者和最终的胜利者，不论政治、军事上是如何一败涂地④。而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了世界的现代化格局之中，这一次，中国面临的不是哪一个番邦小国，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对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态度始终犹豫不决，时而主战，力图维护天朝的尊严；时而主和，唯恐遭受武力重压之下的更大损害。和战之争，几经反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巨大挑战面前不断重新定位、寻求自救之途的努力。从“放眼看世界”的魏源到“中体西用”的张之洞，从狂妄无知地自诩“天朝大国”到“瓜分豆剖，渐露机芽”的惨痛时局，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也在不断地探索着文化自新的道路。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以来，中国传统士大夫中比较清醒的一部分人即开始向西方寻求民族自强的办法，形成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一条线索。流风所及，后来就有人“开始由衷地钦佩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尊为楷模，甚至不惜公开模仿。这样，民族自强的企图巧妙地成为文化归附心理的首要依据。”⑤
与士大夫知识分子相映成趣的是，在民间，1900年前后活跃于京畿、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用极端的手段毁灭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东西，同样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之情。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复杂矛盾的心理根源：一方面，外国资本、武力和文化(洋教)的入侵，直接破坏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传统的生存方式，因而排外是民族观念的自发反应；另一方面，以封建迷信鼓动群众，透露出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外来压迫之后，文化上对失败教训的反思远远不够，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依然贫乏到只向鬼神求助。这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培养机制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义和团运动的双重根源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心态，既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有在烈火与屠刀下极度的自卑感。它真切地反映出世纪之交中国新文学酝酿期民众狂放与怯懦混杂交织的矛盾心态。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梁启超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及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时，鲁迅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启蒙主义立场创造出阿Q这个形象。事实上，阿Q性格中的许多特征，正是义和团拳民的总体特征：怯懦残忍、麻木贪婪、狂放冷漠、忌妒健忘。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特征，都巧妙地凝结在中国人的身上，并在无形中影响、熏染着中国现代作家和现代知识分子。如果把上述特征概括地称为“殖民时代的民族创伤心理”，则1949年之后，虽然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其精神实质仍然顽固地部分存留下来。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可以把它称为“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创伤心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民族主义达到极致，新时期以来实行改革开放，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纷纷涌入，思想文化领域才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闭塞，文化自卑主义又盛极一时，颇以译介西学、侈谈尼采为荣。继而文化寻根兴起，自豪主义再度抬头，为西方学说到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寻找源头。时而自卑落后无比，时而自叹博大精深；或迷信西学，或迷信传统，结果常常是各执一端，多争论而少建树，多模仿而少创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原创性匮乏，缺少享誉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究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人智慧的不足、物质的贫乏，而在于自卑感与自豪感交替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换言之，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领域中弥漫着的“感时忧国”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创伤心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障碍。如果不能摆脱这种矛盾复杂的弱势心态，抛弃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精神包袱，则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停留在缓慢的移动之中，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思想的价值，只能是创造出更多的“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路”那样廉价的自豪自诩和“落后就要挨打”那样简单化的自卑自怨。
从历史到现实
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传到中国，接受都可以是极迅速的，因为想在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为任何一种理论寻找到例证都将是轻而易举的。但是，这样并不就表明此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表明它已被完美地、恰当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吸取了。我们看到的是，基于潜在的创伤心理之上的封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心态正是创伤心理的自我安慰和天然补偿，而创伤心理的双重特性——“师夷长技”的殖民地心态和“曾经阔过”的精神胜利直接导致了理论建构上的本土化和原创性的不足。即便以思想最为活跃的“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为例，西方思潮在中国匆匆走过一遍的时间跨度，常常造成对新话语的盲目追求和趋附，既缺少必要的消化过程，又因为求新求变太甚而导致暗暗膨胀的凌驾于历史理性之上的虚无主义思潮，从而出现了“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的尴尬处境。从近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演化发展中可以看出，任何理论上的偏颇或局部放大都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良好的条件，而一劳永逸的理论建构往往成为作茧自缚的教条主义乌托邦。众所周知，对真理的认知是无止境的，任何试图一次把握世界全部规律——也包括文学艺术规律的努力都将是自大而虚妄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理论一旦成为一个封闭的、百试不爽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体系，其内在的活力必然渐渐丧失，沦为教条，变成时代进步、思想进步的枷锁。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和扬弃，其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这里还隐含着一个培植思想的土壤问题。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在原创性问题上的作用如何，文化思想界对原创性的呼唤，与网络文化传播方式的合流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因素都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从当前的文学批评现状来看，文学批评逐渐被纳入到野心勃勃的文化批评的理论框架，其本身存在着一个价值悖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发掘、完善、再创造过程，必然需要一定的价值指归，也就是从事此项活动的评判标准和最终目的；同时，在全球文化融合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日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意识的今天，单纯地追求价值、以价值判断作为文学批评的彼岸，已经日益呈现出与世界文化主流偏离的倾向。在这一现代化的历史悖论中，重新构筑清醒的主体意识和评判标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仍旧生活在历史断裂的中国的独特文化系统中，不能无视生存环境、学术空间的诸多现实制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被迫以妥协作为维持生存空间的必要代价；另一方面，从事此项精神创造活动对主体意识、个性体验的强烈要求又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如何从容地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也将是改良土壤的一部分。
注释：
①“感时忧国”一词出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沫若文集》，卷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页。
③郁达夫：《沉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④这类民族矛盾冲突现在被宽容地解说为民族(广义)内部的地域性冲突，但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其残酷性不亚于任何一种国际间的种族斗争。
⑤南帆：《个案与历史氛围——真、现实主义、所指》，载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00页。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