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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启动了“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11座获选城市的共性特征比较明显：丰厚的文学资源的沉淀、成熟的文学产业化运作及其浓厚的文学生活氛围等。在这些世界文学名城中，爱丁堡借助丰厚的历史文学资源成功实现了文学产业化经营的“历史-变现”模式；墨尔本利用新媒体技术整合产业价值链，构建出文化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融合机制的“文学-生活”模式；爱荷华凭借一项“国际写作计划”即横空出世的“沙漠—绿洲”模式，可对当前国内城市建设“文学之城”，或意图创建“世界文学之城”提供颇多可借鉴的经验。
当前，城市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原来单一追求工业化及经济产值的城市建设方向逐渐被多元发展、彰显文化特质等新的发展方向替代，“创意城市”正是这一城市发展新潮流中最耀眼的一种。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创意城市是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的城市转型的一个方向，是随消费文化的繁荣及其创意产业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建设方向，是城市发展多元化的表征。彰显文学主题的创意城市正逐渐成为国内外一些城市建设追求的目标。本文即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项目中的“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及其建设模式为中心，来考察文学城市发展态势及其成就，以期为中国文学城市的建设提供参考。
一、“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条件及其共性特征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推动的一个项目，其以文化多样性为宗旨，鼓励城市发展趋向多元化。创意城市共分七大类：文学之都（城）、电影之都、音乐之都、民间手工艺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美食之都。目前，我国已有多座城市摘得这一桂冠：如哈尔滨在2010年成为“音乐之都”，杭州、苏州、景德镇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4年成为“民间手工艺之都”，深圳、上海、北京分别于2008年、2010年、2012年成为“设计之都”，成都、顺德分别于2010年、2014年成为“美食之都”。从2004年至2016年共有包括爱丁堡在内的11座世界文学名城入选“世界文学之城”，我国尚无入选城市。近些年，深圳、上海相继提出创建“世界文学之城”的想法，绍兴市也与2014年提出了要打造“中国文学之城”，剑指“世界文学之城”的建设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文学之城”的标准有七条：一是拥有相当规模的图书出版量，同时在出版质量和出版物的多样性上有具体要求；二是教育机构对文学的重视，即所在城市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需在其教育计划中凸显对国内外文学教育的关注；三是各类文学形式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对该城市产生的影响；四是文学活动的规模性，即有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和节庆；五是公共文化机构对文学传播、传承及保护的促进作用，主要指文学传播硬件设施的建设，如图书馆、书店、文化场馆等；六是出版机构能够致力于对国外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推广；七是媒体机构在文学作品推广和文学市场开拓方面的推动作用。这七条标准所涉既有“硬条件”的要求，如出版机构、出版物、文化场所等，更注重“软环境”的营造，如城市的文学氛围、文学节庆活动、媒体的文学推广等。不过，列出的指标都是显性的，其可直接归于文学产业化的建设范畴；但要真正入选“世界文学之城”，还要具有丰富的隐性内容，如这座城市的文学资源积累、作家对城市写作的心理倾向，以及城市氛围中所呈现的“文学特质”等。
当前入选“世界文学之城”的11座城市：英国的爱丁堡、美国的爱荷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爱尔兰的都柏林、冰岛的雷克雅未克、英国的诺维奇、波兰的克拉科夫等，在文学立市方面有共同的特征，如这些城市几乎都是所在国的文化中心，在文学方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诞生过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大文豪等；而在当代作家群体中，这些城市也是作家們写作的“宜居地”，一些当代著名的作品曾在这些城市诞生，这些城市的设施会为作家创造写作条件去布局；同时，政府对文学事业的政策支撑更是成为城市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这些城市都有完善的文学产业化政策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既拥有文学的“遗传基因”，又具有这种从上至下的推动力，使得这些文学名城都带有浓厚的“文学气质”，城市的整体氛围及市民个体的文学生活都促使这些城市与“文学”融为了一体。
二、“世界文学之城”的个性化建设模式
要入选“世界文学之城”，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选标准是第一位的，因此这些城市在文学生态上会呈现出一些共性，但文化创意城市的评选旨在呈现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创意，因此考察不同文学城市之间在共性基础上凸显出的个性特征及其核心竞争力就显得更为可贵，同时这也是世界文学名城最为闪耀的部分。
（一）爱丁堡的“历史-变现”模式
爱丁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第一座“世界文学之城”，它在英国城市中的影响力仅次于伦敦的大都市，是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称得上是欧美文学名城最典型的一个样本。在爱丁堡的文学史上，不乏有罗伯特·彭斯、沃尔特·司各特、托马斯·卡莱尔这样的纯文学大家，更有罗伯特·斯蒂文森、阿瑟·柯南道尔这样的通俗小说巨匠，当然其还拥有乔安妮·凯瑟琳·罗琳这样当代最知名的小说家，同时这里还曾出现过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查尔斯·达尔文等思想家和科学家。可以说，这座城市几乎是由一代代文学巨匠铸成的。爱丁堡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很好地将这种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堪称文学产业化的典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7个评选标准，几乎就是爱丁堡样式最直观的总结。一是随处可见的“文学印记”，爱丁堡奉守着“用文化营造一个最优雅的城市”的信条，将其古老的历史文化延伸到当前的城市建设中，如在城市雕塑中随处可见的是其历史上的文学家而不是那些战争的记忆；二是以文学节庆活动烘托出整座城市的文学氛围，如爱丁堡有“整个苏格兰规模最大、最受民众欢迎的文化艺术节庆”：“艺术边缘节”，还有“木偶剧节、电影节、爵士和布鲁斯音乐节、风笛节、儿童艺术节、图书节、故事会节、军操表演节”等十余个国际性的节庆活动；三是其出版实力非常雄厚，“现有出版社50多家，每年出版新书3 000多种，1/3为小说，码洋总计5.34亿美元”，借此带动了图书馆、书店的大规模设置，推动了全城民众的阅读风潮，被誉为“修建在书本上的城市”；四是商业机构对文学产业的广泛参与，如曼氏企业冠名的“布克文学奖”等。总之，爱丁堡的成功之道是将其丰厚的历史文学资源成功地实现了文学的产业化经营，在文学遗产保存、产业化链条的形成、创作环境的营造机制方面为文学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范本。 （二）墨尔本的“文学-生活”模式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曾经六次夺得“联合国人居奖”，在生态城市建设上蜚声国际，但这一“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桂冠的摘取，与其对文学生活的营造不无关系。墨尔本与爱荷华同在2008年获评“世界文学之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的评价是：“墨尔本体现了文学在整个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多语言编辑的首创，到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再到面向不同群体的高质量教育方案及公共活动，无不展现出当地社区的文化多样性。”墨尔本被誉为澳大利亚的“文化首都”，也被称为“澳大利亚文学的摇篮”。
墨尔本的文学城市经营，呈现出的突出特征是其利用新媒体技术整合文化产业价值链，形成了文化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融为一体的机制。墨尔本是国际知名的时尚之都，对时尚的推崇也使其媒体产业异常发达，在文学的推介中墨尔本创造了一种广泛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技术来营造文化氛围、推进文化市场形成的颇具现代气息的机制。文学推广中对媒体技术的重视，让文学真正融入到普通公众的生活中，契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文学之城”中的一个重要标准：让文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覆盖广泛的文化氛围，成为孕育作家群体的一个天然的环境，据统计，墨尔本“现有1 000多名专业作家，近万名业余文学创作者”，如此强大的文学创作群体能夠带动的文学消费自然更为宏大，如“澳大利亚13%的书店和图书馆都在墨尔本，每年有250万人经常到图书馆借书”。可见，相比其他文学名城，墨尔本最具特色的就是普通公众对文学的参与性，正是这种坚实的群众基础让文学这一工具不仅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支撑产业，而且也真正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中。
（三）爱荷华的“沙漠-绿洲”模式
爱荷华市位于美国的中部平原，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在美国都市林立的城市格局中毫不起眼。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似乎与文学无甚关系，因为这里没有产生过知名的作家，也没有哪部伟大的作品诞生在这个小城中。直到1965年，一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创办了“作家写作坊”，并在1967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全球的作家来这里开展创作，把文学引入了这座城市。该项计划致力于“让具有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了解美国文学动态；让这些作家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历经几届的经营，爱荷华这座在全国文学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城市一跃成为全球作家争相前往的写作圣地，并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学之城”，是继爱丁堡之后第二个获此荣耀的城市。
爱荷华是如何从“文学荒漠”开垦出一片“绿洲”来的？首先，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的伟大创意自然是最直接的推动力。“国际写作计划”这样的项目以前根本没人做过，其运行需要巨大的成本，而正是聂华苓夫妻对文学的热爱及不懈的坚持让其成为了引领文学界风尚的文学活动。其次，得益于爱荷华大学与文学的联姻。爱荷华市只不过是一个拥有5万余人的小镇，但爱荷华大学却敢于在这一片“玉米地”里传播着高深学问，哺育着这一块充满乡土风情的土地。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几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体，这也使得“国际写作计划”在推出后，能够迅速获得群众基础，并形成了这座城市完全的文学生活态势。再次，作家们的小镇情怀推动了一座文学城市的持续运作。爱荷华的“小”和“土”，也许正是作家们挣脱世俗纷扰安心写作的心灵栖息地，而这座城市对文学生活不遗余力的推介营造出的文学氛围也仿佛让作家们体验到“文学圣地”想象的可能性实现。
爱荷华市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名城中的一个奇迹，它证明了文学的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说明文学生态的营造可以从无到有、由微而巨。
三、“世界文学之城”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我国在世界创意城市的评选中多有斩获，但在文学城市方面却尚无零的突破，这有点近似于中国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处境。如今诺贝尔文学奖已由莫言摘得头筹，中国城市在“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中也理应有所斩获。国内对文学之城的建设也颇为关注，如盛大文学就曾发起“寻找中国100座文学之城”的活动，北京、上海、深圳也直接叫响创建“世界文学之城”的口号，广东省甚至已经启动了省内的文学之城评选活动，绍兴在2014年提出建设“中国文学之城”已经算是起步较晚的了。在中国诸多有意以“文学”为城市特色的城市中，不论是北上广等文学大户，还是海宁、绍兴这种文学小城市，相比欧美文学名城，还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入选“世界文学之城”的几座城市，其在文学特质的彰显及相应的文学产业推进机制方面，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一是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学资源是前提，但重要的是要保存和承继这些重要的文学遗产，文学遗产应该成为一座城市发展的动力，而不仅仅是摆在博物馆里仅供参观的物体。二是要让文学特质成为一座城市的发展支柱，不是通过媒体宣传，或者将文化强市作为一个口号抬出来就可以的，而是要发挥文学的增值性，体现出其拉动经济的能力，也就是让文学经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化链条。三是一座以文学为名的城市，要体现出以作家为中心，这才是文学之城最关键的表征。文学之城应既有历史上的著名作家曾经与这座城市有关键的勾连，更要有现实的能够孕育知名作家的土壤，能够产生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群体，或者是当代伟大作品的诞生地，即文学之城应该渗透着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血缘关系”。四是文学之城的打造既要注重“中心”，也要关注“边缘”，既要重视作家这个“精英”要素，更要关注大众的文学需求，营造全民阅读的文学风潮，文学生活的常态化、城市居民的文学气质才是这座文学之城最重要的底蕴所在。
不论是打造“中国文学之城”，还是剑指“世界文学之城”，根植本土特色才是基础，因为“民族的就是国际的”，但也需有“国际的”眼光，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为中国文学名城从“中国文学之城”向“世界文学之城”迈进做好相应的准备。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浙江省文化厅2016年度厅级文化科研项目：“西方文学名城的借镜与绍兴‘中国文学之城’建设的策略研究”（编号：zw2016087，主持人：朱叶丹）。
当前，城市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原来单一追求工业化及经济产值的城市建设方向逐渐被多元发展、彰显文化特质等新的发展方向替代，“创意城市”正是这一城市发展新潮流中最耀眼的一种。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创意城市是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的城市转型的一个方向，是随消费文化的繁荣及其创意产业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建设方向，是城市发展多元化的表征。彰显文学主题的创意城市正逐渐成为国内外一些城市建设追求的目标。本文即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项目中的“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及其建设模式为中心，来考察文学城市发展态势及其成就，以期为中国文学城市的建设提供参考。
一、“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条件及其共性特征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推动的一个项目，其以文化多样性为宗旨，鼓励城市发展趋向多元化。创意城市共分七大类：文学之都（城）、电影之都、音乐之都、民间手工艺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美食之都。目前，我国已有多座城市摘得这一桂冠：如哈尔滨在2010年成为“音乐之都”，杭州、苏州、景德镇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4年成为“民间手工艺之都”，深圳、上海、北京分别于2008年、2010年、2012年成为“设计之都”，成都、顺德分别于2010年、2014年成为“美食之都”。从2004年至2016年共有包括爱丁堡在内的11座世界文学名城入选“世界文学之城”，我国尚无入选城市。近些年，深圳、上海相继提出创建“世界文学之城”的想法，绍兴市也与2014年提出了要打造“中国文学之城”，剑指“世界文学之城”的建设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文学之城”的标准有七条：一是拥有相当规模的图书出版量，同时在出版质量和出版物的多样性上有具体要求；二是教育机构对文学的重视，即所在城市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需在其教育计划中凸显对国内外文学教育的关注；三是各类文学形式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对该城市产生的影响；四是文学活动的规模性，即有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和节庆；五是公共文化机构对文学传播、传承及保护的促进作用，主要指文学传播硬件设施的建设，如图书馆、书店、文化场馆等；六是出版机构能够致力于对国外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推广；七是媒体机构在文学作品推广和文学市场开拓方面的推动作用。这七条标准所涉既有“硬条件”的要求，如出版机构、出版物、文化场所等，更注重“软环境”的营造，如城市的文学氛围、文学节庆活动、媒体的文学推广等。不过，列出的指标都是显性的，其可直接归于文学产业化的建设范畴；但要真正入选“世界文学之城”，还要具有丰富的隐性内容，如这座城市的文学资源积累、作家对城市写作的心理倾向，以及城市氛围中所呈现的“文学特质”等。
当前入选“世界文学之城”的11座城市：英国的爱丁堡、美国的爱荷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爱尔兰的都柏林、冰岛的雷克雅未克、英国的诺维奇、波兰的克拉科夫等，在文学立市方面有共同的特征，如这些城市几乎都是所在国的文化中心，在文学方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诞生过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大文豪等；而在当代作家群体中，这些城市也是作家們写作的“宜居地”，一些当代著名的作品曾在这些城市诞生，这些城市的设施会为作家创造写作条件去布局；同时，政府对文学事业的政策支撑更是成为城市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这些城市都有完善的文学产业化政策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既拥有文学的“遗传基因”，又具有这种从上至下的推动力，使得这些文学名城都带有浓厚的“文学气质”，城市的整体氛围及市民个体的文学生活都促使这些城市与“文学”融为了一体。
二、“世界文学之城”的个性化建设模式
要入选“世界文学之城”，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选标准是第一位的，因此这些城市在文学生态上会呈现出一些共性，但文化创意城市的评选旨在呈现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创意，因此考察不同文学城市之间在共性基础上凸显出的个性特征及其核心竞争力就显得更为可贵，同时这也是世界文学名城最为闪耀的部分。
（一）爱丁堡的“历史-变现”模式
爱丁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第一座“世界文学之城”，它在英国城市中的影响力仅次于伦敦的大都市，是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称得上是欧美文学名城最典型的一个样本。在爱丁堡的文学史上，不乏有罗伯特·彭斯、沃尔特·司各特、托马斯·卡莱尔这样的纯文学大家，更有罗伯特·斯蒂文森、阿瑟·柯南道尔这样的通俗小说巨匠，当然其还拥有乔安妮·凯瑟琳·罗琳这样当代最知名的小说家，同时这里还曾出现过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查尔斯·达尔文等思想家和科学家。可以说，这座城市几乎是由一代代文学巨匠铸成的。爱丁堡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很好地将这种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堪称文学产业化的典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7个评选标准，几乎就是爱丁堡样式最直观的总结。一是随处可见的“文学印记”，爱丁堡奉守着“用文化营造一个最优雅的城市”的信条，将其古老的历史文化延伸到当前的城市建设中，如在城市雕塑中随处可见的是其历史上的文学家而不是那些战争的记忆；二是以文学节庆活动烘托出整座城市的文学氛围，如爱丁堡有“整个苏格兰规模最大、最受民众欢迎的文化艺术节庆”：“艺术边缘节”，还有“木偶剧节、电影节、爵士和布鲁斯音乐节、风笛节、儿童艺术节、图书节、故事会节、军操表演节”等十余个国际性的节庆活动；三是其出版实力非常雄厚，“现有出版社50多家，每年出版新书3 000多种，1/3为小说，码洋总计5.34亿美元”，借此带动了图书馆、书店的大规模设置，推动了全城民众的阅读风潮，被誉为“修建在书本上的城市”；四是商业机构对文学产业的广泛参与，如曼氏企业冠名的“布克文学奖”等。总之，爱丁堡的成功之道是将其丰厚的历史文学资源成功地实现了文学的产业化经营，在文学遗产保存、产业化链条的形成、创作环境的营造机制方面为文学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范本。 （二）墨尔本的“文学-生活”模式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曾经六次夺得“联合国人居奖”，在生态城市建设上蜚声国际，但这一“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桂冠的摘取，与其对文学生活的营造不无关系。墨尔本与爱荷华同在2008年获评“世界文学之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的评价是：“墨尔本体现了文学在整个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多语言编辑的首创，到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再到面向不同群体的高质量教育方案及公共活动，无不展现出当地社区的文化多样性。”墨尔本被誉为澳大利亚的“文化首都”，也被称为“澳大利亚文学的摇篮”。
墨尔本的文学城市经营，呈现出的突出特征是其利用新媒体技术整合文化产业价值链，形成了文化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融为一体的机制。墨尔本是国际知名的时尚之都，对时尚的推崇也使其媒体产业异常发达，在文学的推介中墨尔本创造了一种广泛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技术来营造文化氛围、推进文化市场形成的颇具现代气息的机制。文学推广中对媒体技术的重视，让文学真正融入到普通公众的生活中，契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文学之城”中的一个重要标准：让文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覆盖广泛的文化氛围，成为孕育作家群体的一个天然的环境，据统计，墨尔本“现有1 000多名专业作家，近万名业余文学创作者”，如此强大的文学创作群体能夠带动的文学消费自然更为宏大，如“澳大利亚13%的书店和图书馆都在墨尔本，每年有250万人经常到图书馆借书”。可见，相比其他文学名城，墨尔本最具特色的就是普通公众对文学的参与性，正是这种坚实的群众基础让文学这一工具不仅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支撑产业，而且也真正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中。
（三）爱荷华的“沙漠-绿洲”模式
爱荷华市位于美国的中部平原，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在美国都市林立的城市格局中毫不起眼。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似乎与文学无甚关系，因为这里没有产生过知名的作家，也没有哪部伟大的作品诞生在这个小城中。直到1965年，一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创办了“作家写作坊”，并在1967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全球的作家来这里开展创作，把文学引入了这座城市。该项计划致力于“让具有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了解美国文学动态；让这些作家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历经几届的经营，爱荷华这座在全国文学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城市一跃成为全球作家争相前往的写作圣地，并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学之城”，是继爱丁堡之后第二个获此荣耀的城市。
爱荷华是如何从“文学荒漠”开垦出一片“绿洲”来的？首先，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的伟大创意自然是最直接的推动力。“国际写作计划”这样的项目以前根本没人做过，其运行需要巨大的成本，而正是聂华苓夫妻对文学的热爱及不懈的坚持让其成为了引领文学界风尚的文学活动。其次，得益于爱荷华大学与文学的联姻。爱荷华市只不过是一个拥有5万余人的小镇，但爱荷华大学却敢于在这一片“玉米地”里传播着高深学问，哺育着这一块充满乡土风情的土地。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几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体，这也使得“国际写作计划”在推出后，能够迅速获得群众基础，并形成了这座城市完全的文学生活态势。再次，作家们的小镇情怀推动了一座文学城市的持续运作。爱荷华的“小”和“土”，也许正是作家们挣脱世俗纷扰安心写作的心灵栖息地，而这座城市对文学生活不遗余力的推介营造出的文学氛围也仿佛让作家们体验到“文学圣地”想象的可能性实现。
爱荷华市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名城中的一个奇迹，它证明了文学的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说明文学生态的营造可以从无到有、由微而巨。
三、“世界文学之城”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我国在世界创意城市的评选中多有斩获，但在文学城市方面却尚无零的突破，这有点近似于中国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处境。如今诺贝尔文学奖已由莫言摘得头筹，中国城市在“世界文学之城”的评选中也理应有所斩获。国内对文学之城的建设也颇为关注，如盛大文学就曾发起“寻找中国100座文学之城”的活动，北京、上海、深圳也直接叫响创建“世界文学之城”的口号，广东省甚至已经启动了省内的文学之城评选活动，绍兴在2014年提出建设“中国文学之城”已经算是起步较晚的了。在中国诸多有意以“文学”为城市特色的城市中，不论是北上广等文学大户，还是海宁、绍兴这种文学小城市，相比欧美文学名城，还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入选“世界文学之城”的几座城市，其在文学特质的彰显及相应的文学产业推进机制方面，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一是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学资源是前提，但重要的是要保存和承继这些重要的文学遗产，文学遗产应该成为一座城市发展的动力，而不仅仅是摆在博物馆里仅供参观的物体。二是要让文学特质成为一座城市的发展支柱，不是通过媒体宣传，或者将文化强市作为一个口号抬出来就可以的，而是要发挥文学的增值性，体现出其拉动经济的能力，也就是让文学经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化链条。三是一座以文学为名的城市，要体现出以作家为中心，这才是文学之城最关键的表征。文学之城应既有历史上的著名作家曾经与这座城市有关键的勾连，更要有现实的能够孕育知名作家的土壤，能够产生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群体，或者是当代伟大作品的诞生地，即文学之城应该渗透着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血缘关系”。四是文学之城的打造既要注重“中心”，也要关注“边缘”，既要重视作家这个“精英”要素，更要关注大众的文学需求，营造全民阅读的文学风潮，文学生活的常态化、城市居民的文学气质才是这座文学之城最重要的底蕴所在。
不论是打造“中国文学之城”，还是剑指“世界文学之城”，根植本土特色才是基础，因为“民族的就是国际的”，但也需有“国际的”眼光，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为中国文学名城从“中国文学之城”向“世界文学之城”迈进做好相应的准备。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浙江省文化厅2016年度厅级文化科研项目：“西方文学名城的借镜与绍兴‘中国文学之城’建设的策略研究”（编号：zw2016087，主持人：朱叶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