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局有关负责人在一个会上说，政府要逐步改善社会管理职能，破除二元结构，逐步取消农村户口，执行按照居住地登记户籍管理，这是户籍改革的大方向。
　　类似的话，十六、七年来我们几乎年年都会听到，奈何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户籍改革仍然没有时间表。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要改变户籍管理本身并不难，一纸文件就可以废除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称谓，统称为某某地居民(很多地方的确已经这么做了)，难的是户籍改革事涉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体制，社会管理和公共产品分配也多以户籍为区分依据，因此户籍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和社会体制管理方面的改革没有跟上，户籍改革不可能单独突破。
　　但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综观过去户籍已经相对开放的中小城市，并不是社会保障和社会体制管理方面的改革已经先行，而是户籍改革逐渐拖着社会保障和社会体制管理改革往前走。在那些地方，一些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自身经济投入的公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也是依托其工作和居住年限等逐步实现的，并非一步到位，对此，人们都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在不需要政府财政投入的领域，诸如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平等的高考升学权利、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平等的就业与同工同酬权利实现等方面，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严重的歧视问题，久拖不决，已经为社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隐患。
　　在现行的户籍分割体制之下，5800万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及时的爱与呵护、数千万流动儿童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和高考升学权利，其中一些人成为情感残缺、愤世嫉俗的一群，北京、上海相关的调查数据表明，流动儿童的违法犯罪率已经远高于当地户籍儿童。
　　另一方面，现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大大延缓了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的速度。因为分割的体制使进城农民工成为同工不同酬的二等公民，同样的岗位，工资收入不及城市同等工人的三分之一，我们却沾沾自喜为“廉价劳动力优势”，靠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创造极低的附加值，中国的产品走遍了世界。然而，农民工没有任何物质积累，无法在城市安定下来，也就无法通过自动转让农村的土地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效益化，经济危机一来，内需外需同时紧缩，农民工大量失业，被迫提前返乡，但内需紧缩带来的是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下降和农副业的全面亏损，小农经济不堪一击……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发展靠什么?靠的是物的资本化使很多要素资源有效地流动起来，并实现最佳效率的市场配置。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关键、最要紧的资源要素，也是社会发展惟一目的——人还没有自由地流动起来，充其量只是半自由流动，因为户籍歧视、户籍壁垒无处不在。我们到了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的一个新的历史关口，这项制度的改革，将使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空前解放，并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和发展(包括土地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乃至政治改革等)带来新的、持久的动力和源泉。
　　过去的户籍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完全止步不前甚至时有倒退，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保障跟不上，而是户籍被一些人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控制人口规模的幻想!要知道，城市化是世界潮流，高密度大城市化也是世界潮流，以前日本人口还是向四个城市集中，现在都向东京一极集中，其他几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渐成衰势。套用一句用滥了却又是千真万确的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不顺应潮流而是阻碍潮流，潮流最终会反过来报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