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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多，国外更是议论纷纷。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恢复体改委的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立即派秘书长洪虎同志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
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才能进体改委机关大门，不然我去了不合适。现在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你给我送一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下情况。第二件事，我抽个时间去看望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和他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第二天，洪虎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这些材料中，有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有城镇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商业改革等。我翻阅了一下，有一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后来进了机关在初步听到一些情况后，我感到除了工作问题，当务之急是先稳定队伍，让体改委尽快恢复正常活动。
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体改委的清查还没有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是当时商业部的副部长，资历很老，我和他较熟，关系也好。我就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汇报。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了。
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的委员，他是这一茬年轻人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算煞费苦心。可是对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一时也很难有所作为。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情况介绍后，认为他没有问题，就问了高修，高修也说没有问题。但体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只好找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还有一位是陈小鲁，他的关系挂靠在体改委，当时要出国，谁也不敢批。虽然这只是陈小鲁个人的事，也是体现政策的。如果陈小鲁能出去，那就表明他在政治上被信任，跟陈小鲁有同样情况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来，审批部门找到我，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会跑吗？我就不相信他会跑。这样，就批准他出国了。说实话，我当时的做法也是有风险的。
到体改委以后，我感到体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门。 干部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人长年住办公室。大家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家没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
我找国家计委负责基本建设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笔钱，买了批房子，之后又利用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地皮盖起了宿舍楼。这样，干部的住房问题就得到了缓解。当时，有人跟我反映，说有些干部把体改委当“跳板”，到体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说：“这是挡不住的。我们应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这一类事情涉及机关人心的稳定，这些人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生活顾虑的包袱就放不下，工作就没办法开展。
再有一件事，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的协调也停了下来，都不给体改委送材料了。我就向 李鹏反映情况，要求恢复体改委的原有职能。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各部委给体改委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沟通、协调。
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到1990年底，体改委清查工作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了，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就很难开展工作，适应不了改革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改革工作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很难存在。
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听说江泽民同志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
这件事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她跟我讲，当时有个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搞了要出问题。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是领导叫我做的。那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们干什么呢？”她就自己一个人搞。
时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的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多份吧。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同志看了。
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在理论界，也不只是在具体实际工作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了研讨会的总结性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讨论“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以及如何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同时，我让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会议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的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了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对体改委工作的回顾
我这个人有个长处，就是交给我的事，我一定认真去做，一定不负重托。另外一条，我注意寻求工作支持，特别是像国家体改委这样的单位，如果没有政治上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李鹏调我去，李鹏肯定支持我，姚依林在谈话时也表示支持，江泽民也支持。我在体改委这段时间，江泽民、李鹏、姚依林以及后来的朱基都是有事直接找我，有时还直接往我家里打电话。我有事也主动找他们请示汇报，时刻注意把自己的位置摆恰当。体改委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遇事一定要多请示、多报告，不能以老大自居。我没有包袱，该找谁找谁，江泽民、李鹏、姚依林、朱镕基都非常支持我，有事找他们，他们都有求必应。而且，我还延续了以往的做法，请李鹏的秘书列席体改委的党组会，会上讨论的重大问题，或者有些什么重要决定，请他及时跟李鹏汇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制度体制下面，事在人为，做好工作有很大的空间。
我曾听别人说，体改委有的同志有点儿放不下架子，不大愿意去找人，去请示，去汇报。这样，体改委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面各省体改委的工作也就很难做了。后来，体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与上下沟通不顺有关系。
我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我的体会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应当低估。
国家体改委集中了一批人才，也锻炼了一批人才。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很有改革意识，对现代经济也比较了解。现在的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的干部里，不是有体改委去的人吗？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都是。郭树清当时在计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所里，体改委想要他，他自己也愿意到体改委来。我找计委副主任房维中要人，主管副主任不放，一直压在那里。等我当了计委主任，就放他走了。在体改委经历了一段，他们的思维、意识、全局观念都不一样了。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我记得，当年体改委隔两年要开一次县级综合改革会议。1992年4月，确定在常熟召开全国县级改革会议，由贺光辉主持。他跟我说了，当时我就感觉这件事情不能小看，我就跟李鹏报告了。他说：“我去。”李鹏到了常熟，在会上讲了话。那时，正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久，小平同志讲得很凶，不搞改革要下台。话里话外透着对改革进程的不满意。李鹏抓住了全国县级改革会议的机会，大讲了一通改革，影响很好。我深感体改委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很强，重大的事情不能及时把握，就会错过机遇，影响工作推进。
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的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前两年，曾有人对我讲，建议恢复体改委。我说现在谈不上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
作者曾任原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选自其新著《国事续述》
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多，国外更是议论纷纷。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恢复体改委的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立即派秘书长洪虎同志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
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才能进体改委机关大门，不然我去了不合适。现在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你给我送一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下情况。第二件事，我抽个时间去看望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和他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第二天，洪虎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这些材料中，有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有城镇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商业改革等。我翻阅了一下，有一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后来进了机关在初步听到一些情况后，我感到除了工作问题，当务之急是先稳定队伍，让体改委尽快恢复正常活动。
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体改委的清查还没有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是当时商业部的副部长，资历很老，我和他较熟，关系也好。我就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汇报。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了。
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的委员，他是这一茬年轻人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算煞费苦心。可是对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一时也很难有所作为。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情况介绍后，认为他没有问题，就问了高修，高修也说没有问题。但体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只好找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还有一位是陈小鲁，他的关系挂靠在体改委，当时要出国，谁也不敢批。虽然这只是陈小鲁个人的事，也是体现政策的。如果陈小鲁能出去，那就表明他在政治上被信任，跟陈小鲁有同样情况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来，审批部门找到我，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会跑吗？我就不相信他会跑。这样，就批准他出国了。说实话，我当时的做法也是有风险的。
到体改委以后，我感到体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门。 干部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人长年住办公室。大家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家没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
我找国家计委负责基本建设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笔钱，买了批房子，之后又利用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地皮盖起了宿舍楼。这样，干部的住房问题就得到了缓解。当时，有人跟我反映，说有些干部把体改委当“跳板”，到体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说：“这是挡不住的。我们应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这一类事情涉及机关人心的稳定，这些人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生活顾虑的包袱就放不下，工作就没办法开展。
再有一件事，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的协调也停了下来，都不给体改委送材料了。我就向 李鹏反映情况，要求恢复体改委的原有职能。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各部委给体改委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沟通、协调。
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到1990年底，体改委清查工作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了，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就很难开展工作，适应不了改革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改革工作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很难存在。
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听说江泽民同志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
这件事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她跟我讲，当时有个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搞了要出问题。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是领导叫我做的。那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们干什么呢？”她就自己一个人搞。
时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的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多份吧。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同志看了。
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在理论界，也不只是在具体实际工作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了研讨会的总结性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讨论“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以及如何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同时，我让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会议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的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了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对体改委工作的回顾
我这个人有个长处，就是交给我的事，我一定认真去做，一定不负重托。另外一条，我注意寻求工作支持，特别是像国家体改委这样的单位，如果没有政治上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李鹏调我去，李鹏肯定支持我，姚依林在谈话时也表示支持，江泽民也支持。我在体改委这段时间，江泽民、李鹏、姚依林以及后来的朱基都是有事直接找我，有时还直接往我家里打电话。我有事也主动找他们请示汇报，时刻注意把自己的位置摆恰当。体改委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遇事一定要多请示、多报告，不能以老大自居。我没有包袱，该找谁找谁，江泽民、李鹏、姚依林、朱镕基都非常支持我，有事找他们，他们都有求必应。而且，我还延续了以往的做法，请李鹏的秘书列席体改委的党组会，会上讨论的重大问题，或者有些什么重要决定，请他及时跟李鹏汇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制度体制下面，事在人为，做好工作有很大的空间。
我曾听别人说，体改委有的同志有点儿放不下架子，不大愿意去找人，去请示，去汇报。这样，体改委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面各省体改委的工作也就很难做了。后来，体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与上下沟通不顺有关系。
我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我的体会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应当低估。
国家体改委集中了一批人才，也锻炼了一批人才。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很有改革意识，对现代经济也比较了解。现在的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的干部里，不是有体改委去的人吗？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都是。郭树清当时在计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所里，体改委想要他，他自己也愿意到体改委来。我找计委副主任房维中要人，主管副主任不放，一直压在那里。等我当了计委主任，就放他走了。在体改委经历了一段，他们的思维、意识、全局观念都不一样了。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我记得，当年体改委隔两年要开一次县级综合改革会议。1992年4月，确定在常熟召开全国县级改革会议，由贺光辉主持。他跟我说了，当时我就感觉这件事情不能小看，我就跟李鹏报告了。他说：“我去。”李鹏到了常熟，在会上讲了话。那时，正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久，小平同志讲得很凶，不搞改革要下台。话里话外透着对改革进程的不满意。李鹏抓住了全国县级改革会议的机会，大讲了一通改革，影响很好。我深感体改委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很强，重大的事情不能及时把握，就会错过机遇，影响工作推进。
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的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前两年，曾有人对我讲，建议恢复体改委。我说现在谈不上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
作者曾任原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选自其新著《国事续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