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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干预在集聚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通过引入预期概念，可将政府行为内生化为个人或企业微观决策即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动因，进而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增强其对属于后发型的、非完全市场经济的我国产业集聚分析的解释力。既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揭示了集聚产生的内生机制，认为基于微观经济主体自发行为的要素流动是集聚产生并强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假设经济主体是短视而被动的，这与现实中要素流动大多是基于预期下的优化选择行为具有较大反差，经济主体并非被动地根据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进行决策。预期分析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融合，完善了空间宏观异质性形成的微观基础，揭示了预期对集聚的形成及其动态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和集聚过程，从而证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集聚是可行的。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学; 政府干预; 预期; 产业集聚; 要素流动; 动态演化; 政策引导; 市场经济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逐渐集聚，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和产业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阶段，其基本特征为经济增速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1]。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实现集聚的规模协调和效率协调，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理论和实证均表明，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城市化水平，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3。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是普遍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可流动的要素在地理上的先天性差异分布，但这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在经济活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大量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被解放和创造出来，并按照一定规律在地区甚至国家间流动，加剧了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非均衡分布。要素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改变，要素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3]8。可流动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或者城市形成和演化的主要动力。要素流动机制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性和动态性的微观基础。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构建非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逻辑，揭示了要素空间配置呈现“集聚呼唤集聚”特性的内生决定机制，成为研究产业集聚的主流范式。在其理论框架中，可流动的要素即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4]2-7。模型假设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取决于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将市场参与者的迁徙行为简化为非远见的原子状决策，但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5]22-25[6]52-53[7]425，与现实中要素流动的规则不符。实际上，要素的拥有者不仅关注眼前的回报，更关注未来的预期收益，也即要素流动有赖于决策者的预期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预期指的是前向预期，也是理性预期，指的是人们在对未来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未来的影响，并根据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行为。。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的规则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将在理论上检验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为了解释空间集聚复杂的内生机制，新经济地理学抽象掉很多不影响问题本质的条件。如果引入预期并不会改变新经济地理学的结论，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 此外，在以强势政府为基本特征的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异化为参与市场经济的第三种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和政策不仅独立发挥作用，也通过影响企业或个人决策而引导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成为我国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化的第三种动力。然而，学者们对政府政策是否应嵌入产业集聚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态度[8]168，因为一些政策干预下的集聚并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理性预期学说认为，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一方，还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的反应，因此，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规则引入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分歧。二、 理性预期理论： 重塑宏观经济学 预期普遍存在于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基于以往的认知，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其变化做出估计和推断，进而指导其行为。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和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预期理论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凯恩斯为预期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凯恩斯的预期是一种后向预期），他“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9]43，确立了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初步探讨了预期对企业家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10]108，这是凯恩斯预期理论思想的最初来源。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进一步明确了预期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凯恩斯认为，预期是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11]21-25，136-144。这为其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奠定了基础。不过，凯恩斯把预期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将预期的形成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学范畴的预期，故预期在经济分析中仍是不可运用和操作的概念[12]68-71。 在凯恩斯之后，预期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通过对预期形成机制问题的探究，预期逐渐作为经济学的内生变量被加以研究。1961年，约翰·穆斯首次提出“理性预期”的概念，预期从心理学概念转变为经济分析的可操作工具。约翰·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将此前经济分析中的预期分为静态预期、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 这三种预期属于“后向预期”，都是仅根据过去的可观测的经济变量对经济行为做出预测的行为，被统称为“非理性预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预期”。他认为，经济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个体在对未来预测时会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取的信息[13]316。穆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在当时主要用于分析金融市场动态行为，未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因而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卢卡斯首次将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随后，卢卡斯[14]、巴罗[15]、萨金特和华莱士[16]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理性预期假说，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形成了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批判和否定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滞涨问题束手无策的凯恩斯主义的代表。 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在经济学界掀起了基于理性预期假说对经济领域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带来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六次也是最新的一次革命。将预期作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推动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实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高度统一;二是对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会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因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行为人对政策的反应。 理性预期革命使预期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并被人们认知和实践，成为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经济学家萨金特和西姆斯，以表彰他们在“（基于理性预期因素的）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的卓越贡献 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用动态规划的工具重写了整个宏观经济学，终结了关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多年讨论;西姆斯是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创始者，他有效地将理性预期隐含地纳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实证研究的面貌。[17]114，更加表明了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理性预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一座桥梁，为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深入探讨经济活动空间宏观异质性形成的微观基础[18]239，提供了可能的方法论;同时，理性预期理论为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对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三、 预期、要素流动与空间集聚 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在时空中存在的，因此存在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要素流动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要素在时间上所具有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忽略了要素在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之后，将空间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19]为开山之作，新经济地理学派成为研究要素流动和空间集聚的弄潮儿。（一）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要素流动与空间集聚 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体现为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组织、技术和制度）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先天的资源禀赋的非均衡分布，二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要素在空间的重新配置导致的非均衡分布。要素的非均衡分布是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差异的微观体现。其中，要素在空间的再配置是形成产业集聚或者城市的微观基础。 对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产生存在两种解释：一是以早期的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为代表的外生决定论，主要认为一国或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要素禀赋是导致经济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的原因;二是以新经济地理学派为代表的内生决定论，它吸收了传统的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两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20]58。 在克鲁格曼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中，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离心力，集聚则体现为可流动生产要素受利益驱动在空间的流动。产生空间集聚的要素流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模型中直观可见的可流动生产要素——劳动力，二是商品贸易活动产生的间接的生产要素——贸易。然而，该模型不足以提供一个将要素流动与集聚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一是因为模型没有涉及如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自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劳动、资本、土地就被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学与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管理等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 参见李映照《要素流动与企业集聚形成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二是因为作为贸易替代的要素流动并不足以促成产业集聚[21]11。 此后，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 “中心-外围”模型的扩展和修正，构建了基于要素流动性的模型：自由资本模型[22]、资本创造模型[6，23]、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24-25]、自由企业家模型[26]、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27]等。这些模型分别分析了资本、企业家等要素流动对经济空间集聚的影响，对劳动要素流动则拓展不多。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从要素流动的角度解释空间集聚的国内文献也不多，李映照以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为主线，研究了劳动力要素驱动型、资本要素驱动型和技术要素驱动型的企业集聚形成条件，构建了一个要素流动基础上的企业集聚理论分析框架 参见李映照《要素流动与企业集聚形成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建军阐述了基于要素跨区域流动带动的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区位选择，并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论证了要素流动是区域一体化的内在动力[28]。刘强[29]、姚枝仲和周素芳[30]、王小鲁和樊纲[31]、陈良文和杨开忠[32]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对区域差异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要素非完全流动假设下贸易成本变动对经济空间集聚的重要影响，而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生产要素的关注则比较少，尚不成体系。已有研究都是关注要素的流动性对集聚产生的影响，认为要素流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得出我国应进一步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的政策建议。然而，对于产生集聚的更加微观的要素流动机制则没有重视，这也是一些引导要素流动的政策并不合理的原因。要素空间流动的机制从根本上促进了集聚的形成，也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二） 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完全市场经济下预期对集聚的作用机制 要素的趋利特性是其流动的首要驱动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拥有者不仅关注当前较低的生产成本，更关注利润的持续增长能力，因此，要素流动的决策受到要素拥有者预期的影响，进而影响要素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机制模型化，揭示了要素动态化直至均衡的静态（稳态）这一过程。运用动态演化方法解释静态模型是新经济地理模型在技术层面上的显著特征，然而这些模型并没有为任何决策过程中的动态演化找到依据，也就是说，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静态特征未能很好地解释要素流动的原因和机理，弱化了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科学性。 为此，有学者将前向预期引入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范式，探讨了基于预期的要素流动对空间集聚的影响[5-7，33-39]。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完全市场经济下，预期对空间集聚的作用途径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预期直接影响要素流动的方向，进而影响集聚中心的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表明，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生产要素可流动、贸易成本较低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40]5。其中，工人或者企业的区位间迁移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因素。以“中心-外围”模型为例，该模型并没有给出移民行为的动态方程，仅假设工人或者企业在空间中的迁移是无成本的，人们的决策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效用差异，显然这并不符合现实。企业或劳动者的迁徙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长期投资行为，具有沉没成本，因此，当企业进行选址或者个体做出移民决策时将变得更加谨慎，不仅关心眼前的回报，更关心未来的预期收益。个体会最大程度地基于以往的认知，经过周密的思考，对决策行为做出合理预期，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因而，理性预期构成经济行为（企业选址及劳动力移民）的基础，是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模型假设个体是同质的，所有工人是一起流动的，而在模型的动态分析过程中，暗含的是劳动力在移民时是异质的，部分移动而部分不移动，因而在动态过程和稳态分析之间出现了矛盾。实际上，劳动力的调整是缓慢的过程，具有预期的个体流动是有摩擦力的，既受个人决策的影响，也受他人决策的影响。 通过将预期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将预期纳入新经济地理模型的核心是：具有前瞻性预期的个体流动是有摩擦力的。现有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体现移民决策的动态调整：一种方法是假设劳动力流动服从泊松分布，这种方法也是新新贸易理论及新新经济地理学对企业进出市场的一般假设;另一种方法是对劳动力流动设置成本函数，比较常见的是假设存在劳动力调整成本。或者，假设存在个体移民的成本。其中，移民的成本包含了三种效应：一是拥塞成本，即其他个体的移民决策对自己产生负的外部性;二是欢迎效应，即流动到B地区的A地区的居民越多，A地区的居民流动到B地区更容易;三是老人效应，即A地区流出的人口越多，留在A地区的人越不愿意离开此地。尽管这一成本函数内涵比较全面，但很少使用。参见R.E.Baldwin，″Core-periphery Model with Forward-looking Expectat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1， No.1（2001）， pp.21-49。， Ottaviano[36]、Baldwin[5]及Ottaviano、Tabuchi、Thisse[7]发现，当区域之间的初始差距不是很大以及贸易成本满足一定条件 由于在线性化模型的策略上的不同，对预期决定集聚产生时的贸易成本的大小得出的结论不一致：Ottaviano和Baldwin认为，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预期对集聚在哪里发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而Ottaviano等认为，贸易成本应保持在一个中间范围内，也即太大或者太小的贸易成本都使得预期的作用不能实现。时，预期会缓解历史原因造成的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锁定效应。如果工人预期集聚最终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则存在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即经济最终集聚在欠发达地区，而不是强化在发达地区的锁定效应。Oyama借鉴演化博弈论中的势博弈方法进一步揭示，当区域存在外生的非对称性时，只要经济调整的摩擦力充分小，即使经济刚开始集聚在A地区，预期也可以使要素向B地区流动（如果B地区的贸易壁垒较高或者具有禀赋优势），并且只要有一大部分要素流向了B地区，任何自我实现的预期都不会再改变集聚中心发生在B地区的结果[37-38]。Mossay在轨道经济模型[41]82的基础上纳入理性预期的因素，发现经济活动仍然呈现出空间发散的特征，且出现空间离散性的条件与短视假设下是相同的，这说明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性仍是影响连续空间中经济集聚的主要因素，但理性预期的劳动者对空间效用差异更敏感，使集聚体比短视条件下的更大[39]。 第二，预期影响集聚中心的长期稳定性。 “经济活动的均衡在什么条件下稳定”是新经济地理学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活动的均衡在哪里出现？二是经济活动的均衡在什么条件下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多重均衡是普遍的结论。由于假设个体是非远见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历史（初始条件）决定了在长期中多重稳定均衡中哪一个均衡会实现 马歇尔的长期竞争性供给理论表明，当经济系统存在局部稳定的多重均衡时，产出水平依赖于初始条件：历史、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等，即历史在长期均衡的实现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经济系统的调整，也表现为从集聚到扩散或者从扩散到集聚的转变是瞬间实现的。 然而，要素的流动成本很高，要素的拥有者不仅关心眼前的回报，更关心未来的预期收益，而未来的收益取决于人们的要素配置决策和对要素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对于集聚的形成，至少存在“自我实现机制”的可能性[33]654。当经济存在外部性时，历史不是决定经济长期行为的唯一因素，自我实现的预期不应被排除在含有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中[42]620。 Baldwin[5]和Ottaviano[6]分别在“中心-外围”模型和自由企业家模型中引入预期，发现预期影响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局部均衡的长期稳定性，并基于此探讨了历史与预期在实现集聚的长期稳定均衡中哪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具体作用机制是：当贸易成本很高或者很低时，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局部稳定均衡也是全局稳定的，关于“支撑点”和“突变点”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当贸易成本处于中间值时，新经济地理模型具有多重局部稳定均衡——对称均衡和两个角点均衡，此时，移民成本的大小对均衡的长期稳定性起重要的影响作用：移民成本很高时，预期对原有模型均衡稳定性分析没有影响;移民成本处于中间值时，个体如果是耐心的，且对区域间的工资差异比较敏感，集聚可以是自我实现的，在长期中是达到对称均衡还是角点均衡，则取决于个体的预期;移民成本很低时，预期影响长期均衡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个体预期可以使经济从对称均衡转到角点均衡的路径上，也可以改变历史的锁定效应，打破经济活动在具有初始优势的区域的动态累积。总体来说，预期是否可以决定长期稳定均衡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三个变量：贸易成本、要素流动性、个体对未来的重视程度。此外，Oyama发现，短视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区域初始对称与否不影响模型的均衡稳定性，但若个体是具有预期的，区域初始对称还是非对称的假设对均衡的长期稳定性会有不同的结论[37-38]。 由此可见，集聚的形成和动态变化，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也受预期的影响。现实中，预期对集聚中心的动态变化的作用日趋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升了行为人掌握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了行为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从而使经济主体在做出决策时的预期一致性上升，预期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变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要素的流动性，包括要素的可流动性、流动方式和速度，使得企业和个体的移动成本降低，可移动性加快。人们对预期的信任和重视，加之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使集聚中心的动态变化更加明显，或者形成新的集聚中心，或者加快现有集聚中心的扩张速度，或者改变集聚的锁定效应使某些集聚中心萎缩甚至消失。四、 预期、集聚与经济政策 大量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反馈效应，许多地区将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依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更是积极培育和引导产业集聚。在我国，肩负着经济发展使命的各级政府，往往通过优惠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和要素在本地区集聚，因此，政府行为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产业集聚的形成和演化。 现有的关于制度和政策对我国产业集聚演化影响的研究都将政策视为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中的偶然因素，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对空间格局产生影响。李世杰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学术界对政府政策是否应嵌入我国产业集聚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行为并非只是所谓的产业集聚“偶然因素”那么简单，将政府政策抽象为内生参数纳入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之中，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分歧，并认为政府政策可能是合理解释我国产业集聚演化机制的一把钥匙[8]168。 发端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环境的新经济地理学把制度和政策作为外生变量，从根本上排斥了制度作为内生经济变量并诱发经济行为变化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格局的经济机制[43]48，削弱了它对其他经济体制下的集聚机制的解释能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虽然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但仍体现出强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征，政府政策通过塑造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44]2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在该体制下，企业或劳动者不仅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并且预测政策的发展进而指导其经济行为。因此，在非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对空间集聚的作用途径还体现在以下方面：预期为把政府政策内生化为影响我国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种思路。政策干预的直接作用是实现预期的目的。恰当的制度安排为市场和经济组织里的主体提供一个有共同预期的分工协作框架，使主体的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43]53。市场存在一定的失灵，在某种条件下，政策干预可以起到较大的和持久的作用，并且来自政策的“冲击”容易被经济主体所接纳，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及其决策，进而将政策内生化于经济行为。 在我国，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引导产业在该地区集聚，这些政策通过影响经济个体的预期，进而影响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和持久的影响。政策影响下的企业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改变了宏观层面的产业分布格局，从而将政策内生化于产业集聚过程。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从理论上证实了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会改变由“历史和偶然事件”造成的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锁定效应，如果某些“历史和偶然事件”使得经济个体认为长期集聚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那么集聚中心最终会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因此，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或制度来引导经济主体“自我实现的预期”，进而形成政策规划或区域发展所需的特定产业集聚。 然而，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旨在促进集聚形成的政策并没有发挥功效。如果认为仅依靠政府行为引致的环境优势可以带来集聚，而忽视集聚演进的自身规律，则不仅很难实现集聚，更有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破坏。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并不必然会使经济活动自组织性中断或者变异，打破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从而使经济活动按照“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行演进。 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表明，政策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和集聚过程;通过政策引导集聚是可行的，但政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试图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引导要素流动的政策成功与否还依赖于经济中的其他参数：贸易成本、要素流动成本、个体对未来的重视程度[5-7]、外生非对称性[37-38]等。五、 评述与展望 新经济地理学与理性预期理论的融合，强调了行为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对空间集聚的影响。在理论上，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修正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异质性形成的核心微观基础——要素流动规则：要素流动是有成本的，要素配置决策依赖于个体预期，进而发现经济个体的预期对集聚产生和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个体基于预期的决策行为将新经济地理学由“宏观+空间”的二维视角拓展到“微观+空间+时间”的三维视角。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通过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演进和长期稳定均衡的实现，将新经济地理模型普遍采用的特别动态分析法拓展到包含有空间因素的一般动态均衡分析 新经济地理（NEG）模型虽然是静态的，但使用了某种动态演化来解释静态模型。特别动态分析方法是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典型特征之一。具体而言，NEG在分析集聚动态变化时，首先将静态模型写下来，然后把动态方法运用到模型中。但这种方法需要进一步讨论，Matsuyama和Ottaviano指出，特别动态方法给出的要素流动规则与基于理性预期或者前瞻性预期下的最优行为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NEG模型中运用特别动态方法实现均衡状态的稳定性分析是存在缺陷的，而且有学者指出，特别动态方法在经济学中已经过时了。由于NEG模型普遍存在多重均衡的非线性系统，构建基于个体理性预期和跨时决策的模型，要求在非线性系统中分析多重均衡的全局稳定性，识别经济活动的动态调整过程，对技术上的处理技巧的要求是很苛刻的。目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借鉴Matsuyama在存在规模经济的工业化模型中的长期均衡稳定性分析中的方法;另一种是演化博弈论分析中常用的势博弈分析方法。参见K.Matsuyama，″Increasing Retur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6， No.2（1991）， pp.617-650; D.Oyama， ″Agglomeration under Forward-looking Expectations： Potentials and Global Stability，″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9， No.6（2009）， pp.696-713; A.Matsui & K.Matsuyama，″An Approach to Equilibrium S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65， No.2（1995）， pp.415-434; D.Monder & L.Shapley，″Potential Gam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14， No.1（1996）， pp.124-143; J.Hofbauer & G.Sorger，″Perfect Foresight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 in Symmetric Potential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85， No.1（1999）， pp.1-23。。 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预期可以削弱甚至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在某个地区形成的优势锁定效应。这启发我们，政府可以制定政策以调节个体预期，使政策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对经济系统形成有效的冲击，打破要素集聚的路径依赖，通过引导“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本地区形成集聚。同时，政府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是有界的，冲击能否内生化为集聚过程被系统所采纳，还依赖于集聚中心自身的发展规律。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的有效联动。 理性预期理论对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将预期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融合，为解释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产业集聚演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现有的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比较单薄，仅仅是对预期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融合的一个初步的理论上的探索。系统地深入研究影响个体预期形成的因素及其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关注预期与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丰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解释转型期下我国的产业集聚，对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实践运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田俊荣、吴秋余： 《新常态，新在哪》，《人民日报》2014年8月4日，第017版。[Tian Junrong & Wu Qiuyu， ″Chinas New Normal： Whats New？″ Peoples Daily， 2014-08-04， p.017.][2]陆铭、向宽虎、陈钊：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世界经济》2011年第6期，第3-25页。[Lu Ming， Xiang Kuanhu & Chen Zhao，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 Adjustment： Literature-based Review，″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No.6（2011）， pp.3-25.][3]张幼文、薛安伟： 《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3-8页。[Zhang Youwen & Xue Anwei， ″Factor Mo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World Economic Growth，″ World Economy Study， No.2（2013）， pp.3-8.][4]R.Baldwin， R.Forslid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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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逐渐集聚，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和产业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阶段，其基本特征为经济增速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1]。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实现集聚的规模协调和效率协调，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理论和实证均表明，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城市化水平，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3。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是普遍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可流动的要素在地理上的先天性差异分布，但这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在经济活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大量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被解放和创造出来，并按照一定规律在地区甚至国家间流动，加剧了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非均衡分布。要素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改变，要素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3]8。可流动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或者城市形成和演化的主要动力。要素流动机制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性和动态性的微观基础。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构建非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逻辑，揭示了要素空间配置呈现“集聚呼唤集聚”特性的内生决定机制，成为研究产业集聚的主流范式。在其理论框架中，可流动的要素即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4]2-7。模型假设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取决于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将市场参与者的迁徙行为简化为非远见的原子状决策，但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5]22-25[6]52-53[7]425，与现实中要素流动的规则不符。实际上，要素的拥有者不仅关注眼前的回报，更关注未来的预期收益，也即要素流动有赖于决策者的预期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预期指的是前向预期，也是理性预期，指的是人们在对未来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未来的影响，并根据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行为。。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的规则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将在理论上检验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为了解释空间集聚复杂的内生机制，新经济地理学抽象掉很多不影响问题本质的条件。如果引入预期并不会改变新经济地理学的结论，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 此外，在以强势政府为基本特征的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异化为参与市场经济的第三种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和政策不仅独立发挥作用，也通过影响企业或个人决策而引导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成为我国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化的第三种动力。然而，学者们对政府政策是否应嵌入产业集聚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态度[8]168，因为一些政策干预下的集聚并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理性预期学说认为，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一方，还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的反应，因此，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规则引入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分歧。二、 理性预期理论： 重塑宏观经济学 预期普遍存在于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基于以往的认知，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其变化做出估计和推断，进而指导其行为。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和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预期理论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凯恩斯为预期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凯恩斯的预期是一种后向预期），他“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9]43，确立了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初步探讨了预期对企业家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10]108，这是凯恩斯预期理论思想的最初来源。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进一步明确了预期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凯恩斯认为，预期是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11]21-25，136-144。这为其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奠定了基础。不过，凯恩斯把预期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将预期的形成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学范畴的预期，故预期在经济分析中仍是不可运用和操作的概念[12]68-71。 在凯恩斯之后，预期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通过对预期形成机制问题的探究，预期逐渐作为经济学的内生变量被加以研究。1961年，约翰·穆斯首次提出“理性预期”的概念，预期从心理学概念转变为经济分析的可操作工具。约翰·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将此前经济分析中的预期分为静态预期、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 这三种预期属于“后向预期”，都是仅根据过去的可观测的经济变量对经济行为做出预测的行为，被统称为“非理性预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预期”。他认为，经济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个体在对未来预测时会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取的信息[13]316。穆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在当时主要用于分析金融市场动态行为，未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因而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卢卡斯首次将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随后，卢卡斯[14]、巴罗[15]、萨金特和华莱士[16]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理性预期假说，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形成了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批判和否定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滞涨问题束手无策的凯恩斯主义的代表。 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在经济学界掀起了基于理性预期假说对经济领域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带来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六次也是最新的一次革命。将预期作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推动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实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高度统一;二是对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会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因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行为人对政策的反应。 理性预期革命使预期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并被人们认知和实践，成为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经济学家萨金特和西姆斯，以表彰他们在“（基于理性预期因素的）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的卓越贡献 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用动态规划的工具重写了整个宏观经济学，终结了关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多年讨论;西姆斯是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创始者，他有效地将理性预期隐含地纳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实证研究的面貌。[17]114，更加表明了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理性预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一座桥梁，为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深入探讨经济活动空间宏观异质性形成的微观基础[18]239，提供了可能的方法论;同时，理性预期理论为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对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三、 预期、要素流动与空间集聚 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在时空中存在的，因此存在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要素流动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要素在时间上所具有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忽略了要素在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之后，将空间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19]为开山之作，新经济地理学派成为研究要素流动和空间集聚的弄潮儿。（一）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要素流动与空间集聚 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体现为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组织、技术和制度）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先天的资源禀赋的非均衡分布，二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要素在空间的重新配置导致的非均衡分布。要素的非均衡分布是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差异的微观体现。其中，要素在空间的再配置是形成产业集聚或者城市的微观基础。 对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产生存在两种解释：一是以早期的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为代表的外生决定论，主要认为一国或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要素禀赋是导致经济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的原因;二是以新经济地理学派为代表的内生决定论，它吸收了传统的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两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20]58。 在克鲁格曼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中，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离心力，集聚则体现为可流动生产要素受利益驱动在空间的流动。产生空间集聚的要素流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模型中直观可见的可流动生产要素——劳动力，二是商品贸易活动产生的间接的生产要素——贸易。然而，该模型不足以提供一个将要素流动与集聚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一是因为模型没有涉及如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自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劳动、资本、土地就被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学与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管理等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 参见李映照《要素流动与企业集聚形成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二是因为作为贸易替代的要素流动并不足以促成产业集聚[21]11。 此后，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 “中心-外围”模型的扩展和修正，构建了基于要素流动性的模型：自由资本模型[22]、资本创造模型[6，23]、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24-25]、自由企业家模型[26]、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27]等。这些模型分别分析了资本、企业家等要素流动对经济空间集聚的影响，对劳动要素流动则拓展不多。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从要素流动的角度解释空间集聚的国内文献也不多，李映照以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为主线，研究了劳动力要素驱动型、资本要素驱动型和技术要素驱动型的企业集聚形成条件，构建了一个要素流动基础上的企业集聚理论分析框架 参见李映照《要素流动与企业集聚形成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建军阐述了基于要素跨区域流动带动的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区位选择，并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论证了要素流动是区域一体化的内在动力[28]。刘强[29]、姚枝仲和周素芳[30]、王小鲁和樊纲[31]、陈良文和杨开忠[32]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对区域差异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要素非完全流动假设下贸易成本变动对经济空间集聚的重要影响，而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生产要素的关注则比较少，尚不成体系。已有研究都是关注要素的流动性对集聚产生的影响，认为要素流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得出我国应进一步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的政策建议。然而，对于产生集聚的更加微观的要素流动机制则没有重视，这也是一些引导要素流动的政策并不合理的原因。要素空间流动的机制从根本上促进了集聚的形成，也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二） 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完全市场经济下预期对集聚的作用机制 要素的趋利特性是其流动的首要驱动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拥有者不仅关注当前较低的生产成本，更关注利润的持续增长能力，因此，要素流动的决策受到要素拥有者预期的影响，进而影响要素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机制模型化，揭示了要素动态化直至均衡的静态（稳态）这一过程。运用动态演化方法解释静态模型是新经济地理模型在技术层面上的显著特征，然而这些模型并没有为任何决策过程中的动态演化找到依据，也就是说，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静态特征未能很好地解释要素流动的原因和机理，弱化了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科学性。 为此，有学者将前向预期引入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范式，探讨了基于预期的要素流动对空间集聚的影响[5-7，33-39]。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完全市场经济下，预期对空间集聚的作用途径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预期直接影响要素流动的方向，进而影响集聚中心的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表明，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生产要素可流动、贸易成本较低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40]5。其中，工人或者企业的区位间迁移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因素。以“中心-外围”模型为例，该模型并没有给出移民行为的动态方程，仅假设工人或者企业在空间中的迁移是无成本的，人们的决策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效用差异，显然这并不符合现实。企业或劳动者的迁徙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长期投资行为，具有沉没成本，因此，当企业进行选址或者个体做出移民决策时将变得更加谨慎，不仅关心眼前的回报，更关心未来的预期收益。个体会最大程度地基于以往的认知，经过周密的思考，对决策行为做出合理预期，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因而，理性预期构成经济行为（企业选址及劳动力移民）的基础，是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模型假设个体是同质的，所有工人是一起流动的，而在模型的动态分析过程中，暗含的是劳动力在移民时是异质的，部分移动而部分不移动，因而在动态过程和稳态分析之间出现了矛盾。实际上，劳动力的调整是缓慢的过程，具有预期的个体流动是有摩擦力的，既受个人决策的影响，也受他人决策的影响。 通过将预期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将预期纳入新经济地理模型的核心是：具有前瞻性预期的个体流动是有摩擦力的。现有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体现移民决策的动态调整：一种方法是假设劳动力流动服从泊松分布，这种方法也是新新贸易理论及新新经济地理学对企业进出市场的一般假设;另一种方法是对劳动力流动设置成本函数，比较常见的是假设存在劳动力调整成本。或者，假设存在个体移民的成本。其中，移民的成本包含了三种效应：一是拥塞成本，即其他个体的移民决策对自己产生负的外部性;二是欢迎效应，即流动到B地区的A地区的居民越多，A地区的居民流动到B地区更容易;三是老人效应，即A地区流出的人口越多，留在A地区的人越不愿意离开此地。尽管这一成本函数内涵比较全面，但很少使用。参见R.E.Baldwin，″Core-periphery Model with Forward-looking Expectat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1， No.1（2001）， pp.21-49。， Ottaviano[36]、Baldwin[5]及Ottaviano、Tabuchi、Thisse[7]发现，当区域之间的初始差距不是很大以及贸易成本满足一定条件 由于在线性化模型的策略上的不同，对预期决定集聚产生时的贸易成本的大小得出的结论不一致：Ottaviano和Baldwin认为，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预期对集聚在哪里发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而Ottaviano等认为，贸易成本应保持在一个中间范围内，也即太大或者太小的贸易成本都使得预期的作用不能实现。时，预期会缓解历史原因造成的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锁定效应。如果工人预期集聚最终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则存在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即经济最终集聚在欠发达地区，而不是强化在发达地区的锁定效应。Oyama借鉴演化博弈论中的势博弈方法进一步揭示，当区域存在外生的非对称性时，只要经济调整的摩擦力充分小，即使经济刚开始集聚在A地区，预期也可以使要素向B地区流动（如果B地区的贸易壁垒较高或者具有禀赋优势），并且只要有一大部分要素流向了B地区，任何自我实现的预期都不会再改变集聚中心发生在B地区的结果[37-38]。Mossay在轨道经济模型[41]82的基础上纳入理性预期的因素，发现经济活动仍然呈现出空间发散的特征，且出现空间离散性的条件与短视假设下是相同的，这说明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性仍是影响连续空间中经济集聚的主要因素，但理性预期的劳动者对空间效用差异更敏感，使集聚体比短视条件下的更大[39]。 第二，预期影响集聚中心的长期稳定性。 “经济活动的均衡在什么条件下稳定”是新经济地理学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活动的均衡在哪里出现？二是经济活动的均衡在什么条件下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多重均衡是普遍的结论。由于假设个体是非远见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历史（初始条件）决定了在长期中多重稳定均衡中哪一个均衡会实现 马歇尔的长期竞争性供给理论表明，当经济系统存在局部稳定的多重均衡时，产出水平依赖于初始条件：历史、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等，即历史在长期均衡的实现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经济系统的调整，也表现为从集聚到扩散或者从扩散到集聚的转变是瞬间实现的。 然而，要素的流动成本很高，要素的拥有者不仅关心眼前的回报，更关心未来的预期收益，而未来的收益取决于人们的要素配置决策和对要素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对于集聚的形成，至少存在“自我实现机制”的可能性[33]654。当经济存在外部性时，历史不是决定经济长期行为的唯一因素，自我实现的预期不应被排除在含有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中[42]620。 Baldwin[5]和Ottaviano[6]分别在“中心-外围”模型和自由企业家模型中引入预期，发现预期影响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局部均衡的长期稳定性，并基于此探讨了历史与预期在实现集聚的长期稳定均衡中哪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具体作用机制是：当贸易成本很高或者很低时，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局部稳定均衡也是全局稳定的，关于“支撑点”和“突变点”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当贸易成本处于中间值时，新经济地理模型具有多重局部稳定均衡——对称均衡和两个角点均衡，此时，移民成本的大小对均衡的长期稳定性起重要的影响作用：移民成本很高时，预期对原有模型均衡稳定性分析没有影响;移民成本处于中间值时，个体如果是耐心的，且对区域间的工资差异比较敏感，集聚可以是自我实现的，在长期中是达到对称均衡还是角点均衡，则取决于个体的预期;移民成本很低时，预期影响长期均衡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个体预期可以使经济从对称均衡转到角点均衡的路径上，也可以改变历史的锁定效应，打破经济活动在具有初始优势的区域的动态累积。总体来说，预期是否可以决定长期稳定均衡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三个变量：贸易成本、要素流动性、个体对未来的重视程度。此外，Oyama发现，短视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区域初始对称与否不影响模型的均衡稳定性，但若个体是具有预期的，区域初始对称还是非对称的假设对均衡的长期稳定性会有不同的结论[37-38]。 由此可见，集聚的形成和动态变化，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也受预期的影响。现实中，预期对集聚中心的动态变化的作用日趋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升了行为人掌握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了行为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从而使经济主体在做出决策时的预期一致性上升，预期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变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要素的流动性，包括要素的可流动性、流动方式和速度，使得企业和个体的移动成本降低，可移动性加快。人们对预期的信任和重视，加之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使集聚中心的动态变化更加明显，或者形成新的集聚中心，或者加快现有集聚中心的扩张速度，或者改变集聚的锁定效应使某些集聚中心萎缩甚至消失。四、 预期、集聚与经济政策 大量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反馈效应，许多地区将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依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更是积极培育和引导产业集聚。在我国，肩负着经济发展使命的各级政府，往往通过优惠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和要素在本地区集聚，因此，政府行为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产业集聚的形成和演化。 现有的关于制度和政策对我国产业集聚演化影响的研究都将政策视为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中的偶然因素，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对空间格局产生影响。李世杰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学术界对政府政策是否应嵌入我国产业集聚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行为并非只是所谓的产业集聚“偶然因素”那么简单，将政府政策抽象为内生参数纳入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之中，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分歧，并认为政府政策可能是合理解释我国产业集聚演化机制的一把钥匙[8]168。 发端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环境的新经济地理学把制度和政策作为外生变量，从根本上排斥了制度作为内生经济变量并诱发经济行为变化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格局的经济机制[43]48，削弱了它对其他经济体制下的集聚机制的解释能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虽然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但仍体现出强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征，政府政策通过塑造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44]2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在该体制下，企业或劳动者不仅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并且预测政策的发展进而指导其经济行为。因此，在非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对空间集聚的作用途径还体现在以下方面：预期为把政府政策内生化为影响我国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种思路。政策干预的直接作用是实现预期的目的。恰当的制度安排为市场和经济组织里的主体提供一个有共同预期的分工协作框架，使主体的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43]53。市场存在一定的失灵，在某种条件下，政策干预可以起到较大的和持久的作用，并且来自政策的“冲击”容易被经济主体所接纳，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及其决策，进而将政策内生化于经济行为。 在我国，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引导产业在该地区集聚，这些政策通过影响经济个体的预期，进而影响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和持久的影响。政策影响下的企业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改变了宏观层面的产业分布格局，从而将政策内生化于产业集聚过程。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从理论上证实了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会改变由“历史和偶然事件”造成的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锁定效应，如果某些“历史和偶然事件”使得经济个体认为长期集聚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那么集聚中心最终会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因此，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或制度来引导经济主体“自我实现的预期”，进而形成政策规划或区域发展所需的特定产业集聚。 然而，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旨在促进集聚形成的政策并没有发挥功效。如果认为仅依靠政府行为引致的环境优势可以带来集聚，而忽视集聚演进的自身规律，则不仅很难实现集聚，更有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破坏。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并不必然会使经济活动自组织性中断或者变异，打破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从而使经济活动按照“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行演进。 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表明，政策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和集聚过程;通过政策引导集聚是可行的，但政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试图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引导要素流动的政策成功与否还依赖于经济中的其他参数：贸易成本、要素流动成本、个体对未来的重视程度[5-7]、外生非对称性[37-38]等。五、 评述与展望 新经济地理学与理性预期理论的融合，强调了行为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对空间集聚的影响。在理论上，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修正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异质性形成的核心微观基础——要素流动规则：要素流动是有成本的，要素配置决策依赖于个体预期，进而发现经济个体的预期对集聚产生和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个体基于预期的决策行为将新经济地理学由“宏观+空间”的二维视角拓展到“微观+空间+时间”的三维视角。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通过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演进和长期稳定均衡的实现，将新经济地理模型普遍采用的特别动态分析法拓展到包含有空间因素的一般动态均衡分析 新经济地理（NEG）模型虽然是静态的，但使用了某种动态演化来解释静态模型。特别动态分析方法是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典型特征之一。具体而言，NEG在分析集聚动态变化时，首先将静态模型写下来，然后把动态方法运用到模型中。但这种方法需要进一步讨论，Matsuyama和Ottaviano指出，特别动态方法给出的要素流动规则与基于理性预期或者前瞻性预期下的最优行为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NEG模型中运用特别动态方法实现均衡状态的稳定性分析是存在缺陷的，而且有学者指出，特别动态方法在经济学中已经过时了。由于NEG模型普遍存在多重均衡的非线性系统，构建基于个体理性预期和跨时决策的模型，要求在非线性系统中分析多重均衡的全局稳定性，识别经济活动的动态调整过程，对技术上的处理技巧的要求是很苛刻的。目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借鉴Matsuyama在存在规模经济的工业化模型中的长期均衡稳定性分析中的方法;另一种是演化博弈论分析中常用的势博弈分析方法。参见K.Matsuyama，″Increasing Retur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6， No.2（1991）， pp.617-650; D.Oyama， ″Agglomeration under Forward-looking Expectations： Potentials and Global Stability，″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9， No.6（2009）， pp.696-713; A.Matsui & K.Matsuyama，″An Approach to Equilibrium S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65， No.2（1995）， pp.415-434; D.Monder & L.Shapley，″Potential Gam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14， No.1（1996）， pp.124-143; J.Hofbauer & G.Sorger，″Perfect Foresight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 in Symmetric Potential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85， No.1（1999）， pp.1-23。。 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预期可以削弱甚至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在某个地区形成的优势锁定效应。这启发我们，政府可以制定政策以调节个体预期，使政策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对经济系统形成有效的冲击，打破要素集聚的路径依赖，通过引导“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本地区形成集聚。同时，政府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是有界的，冲击能否内生化为集聚过程被系统所采纳，还依赖于集聚中心自身的发展规律。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的有效联动。 理性预期理论对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将预期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融合，为解释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产业集聚演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现有的基于预期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比较单薄，仅仅是对预期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融合的一个初步的理论上的探索。系统地深入研究影响个体预期形成的因素及其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关注预期与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丰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解释转型期下我国的产业集聚，对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实践运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田俊荣、吴秋余： 《新常态，新在哪》，《人民日报》2014年8月4日，第017版。[Tian Junrong & Wu Qiuyu， ″Chinas New Normal： Whats New？″ Peoples Daily， 2014-08-04， p.017.][2]陆铭、向宽虎、陈钊：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世界经济》2011年第6期，第3-25页。[Lu Ming， Xiang Kuanhu & Chen Zhao，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 Adjustment： Literature-based Review，″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No.6（2011）， pp.3-25.][3]张幼文、薛安伟： 《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3-8页。[Zhang Youwen & Xue Anwei， ″Factor Mo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World Economic Growth，″ World Economy Study， No.2（2013）， pp.3-8.][4]R.Baldwin， R.Forslid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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