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问题的由来
　　走在中国的大都市，你会在市中心或者郊区看到一些密密麻麻、挤挤挨挨、只有几层楼高的建筑，这些建筑被人们称为“城中村”。不过，这些“城中村”并不是突然从城中冒出来的，它们原本是远离城市的“自然村”。在中国空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耕地被政府征收，只留下宅基地，农民在宅基地盖上自己居住的楼房。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楼房被周围高大上的城市建筑逐渐包围起来，“自然村”就逐渐变成了“城中村”。所以，“城中村”虽身处城市，却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土地，同时，“城中村”的居民也仍然是农村户籍。这两点原因导致中国的“城中村”出现了一些典型问题。
　　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是农村户籍，他们无法享受政府给予城市居民的福利，而且，这些村民也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较好的工作。于是，失去耕地之后，“城中村”的村民只得把多余的房间租给农民工和外地人，租金很快成为了“城中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为了最大限度提升这笔收入，村民开始在宅基地上疯狂地建房。考虑到“城中村”的宅基地不属于城市，所以城市规划限定的道路宽度、建筑高度等限制对于“城中村”往往没有作用。这使得“城中村”变得越来越拥挤、杂乱、缺乏规划。
　　在我国华南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广州和深圳，许多“城中村”里的建筑密度超过了70%。走进这些“城中村”，你感觉就像是走进了迷宫一样。密集的“握手楼”（即，城中村里相距很近的农民房，楼与楼之间相距很近，两楼里的人可以握手，也叫做“接吻楼”或者“连体楼”）和蜘蛛网般的电线网组成了这个迷宫的墙壁，以致于行人在曲折狭窄的岔道里常常迷路。同时，城中村的很多住房异常阴暗潮湿，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灯，因为那里只能见到来自”一线天”的少许阳光。
　　“城中村”的住房条件虽差，但随着农民工和外来打工者不断涌入城市，这种非正规的租房市场一直很火爆。由于户籍制度，农民工没有资格申请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很多外来打工者短时间内也无法承受正规商品房的租金，这些人的居住需求进一步巩固了“城中村”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尤为明显，比如根据2015年的统计，广州的城中村已经占据了该市城市建成区的22%，这里安置了600多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就占到了近500万。
　　但是，这让“城中村”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混乱不堪、乌烟瘴气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低收入人群多，外来人口多，有时候还会藏污纳垢，招来一些流氓混混和坐台小姐。现在，许多大都市的“城中村”成为了滋生卖淫、吸毒、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地方，“城中村”的治理也成为城市管理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拆除需谨慎
　　由于“城中村”有碍市容，藏污纳垢，许多城市管理工作者将“城中村”视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欲拆之而后快。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的包容性恰恰也是一个最大的优点。毫无疑问，“城中村”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有积极作用的。
　　所谓的“城市化”，本质上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因此，这一定是一个外地人移入、低收入阶层进城的过程。但是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政府在城市中主要还是为城里人提供公共服务，这就存在一个“政府缺位”的问题。“城中村”作为一种廉价的城市空间（既然城中村缺少城市土地的法律地位，也就缺乏了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它的成本要比其他城市土地要低很多），可以由村集体为外地人提供公共服务，这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比如，“城中村”空间的低成本和极高的居住密度会催生一些低成本产业，比如小商品杂货店、居民服务（理发、修理等）、餐饮、小食品加工厂等。这些小企业可以让村民和外地人变得更加富裕，它们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让“城中村”成为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系统，给城市卸下了不少包袱。
　　又比如，“城中村”为低收入阶层（这仍然是当前城市人口的主体）提供了低廉的住房和生活条件。这些人有了房子住，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继而发展。他们的房租低，就可以使工业企业、服务业的劳动成本较低，不仅保证城市有充足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供给，使城市可以持续地发展起来，而且在事实上降低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城市整体的安定。如果现在就不加思考地消灭城中村，农民工和外来打工者都走了，城市的发展势必陷入停滞。
　　所以，对于“城中村”的问题，我们不妨学习一下欧美，用改造的方法加以对待。在欧美的一些著名城市中，也曾经出现过脏乱差的城中村，比如纽约的西村和巴塞罗那的格雷西亚，但这些城中村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演变，现在反倒成为了那些现代化城市中最有味道、最有文化的部分，吸引着世界范围内大量的游客。如果借鉴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对中国的“城中村”做卫生、安全、消防等方面的改造，并且用现代建筑学的方法对“城中村”进行美化，使其形成有特色的步行街、酒吧街等。这才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