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对多数人而言并无特殊的一个年份，美国人傅杰明（Jamie Fouss）却因这一年的中国之行以及此行留下的影像，让1984成为他绵延几十年的记忆。
　　傅杰明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普通游客，但是相比同期外国人需要通过旅行团渠道来中国而言，他的那次“自由行”有了更为自主的观看和拍摄。那次旅行完成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坐绿皮车，第一次看到被剥皮的羊，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家庭……持续了6个星期的游走和拍摄，将他脑海里关于中国的想象和眼前看到的种种进行了重叠、印证。
　　中国影像的记录，发端于西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来自西方的观看和记录也一直没有停止，只是彼时能踏上中国大地的多是外交人员、学者、媒体人、文艺界名人如苏珊·桑塔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马克·吕布、何奈·布里等，这些被“选定”的到访者多数情况是像踏上流水线一般，被热情地邀请去指定的工厂、幼儿园……
　　相比于那个时代被过度安排下的见闻，1984年，普通游客傅杰明的中国之行，没有“地主”陪同，没有机构对接，随性地游走、拍摄。和之前所有来过的外国人一样，傅杰明所到之处依旧处于被围观的状态，在这种相互被观看的怪相中，他不断举起相机。大多数中国人对他的拍摄表现得很热情，但也碰到个别拒绝他的人。不管怎样，傅杰明的1984之行，享受到了意外的“待遇”——被最普通的中国百姓邀请到家里做客，而这恰恰是当年那些名家们所期盼的了解中国的途径。同时，与改革开放后来中国拍摄的西方媒体如久保田博二、伊芙·阿诺德、玛蒂娜·弗兰克等人相比，普通游客傅杰明的观看和拍摄不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不是采访，不为探究什么真相，甚至就连旅行本身，都是源于随性的临时决定。
　　对于傅杰明而言，一个存在于脑海中多年的未知国度，面对时，似乎任何细微都值得大书特书，甚至，他为见所未见的粪桶也拍了张纪念照。正是这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奇感，不经意间为中国那时的社会风貌、大众生活留下了丰富的信息。而彩色胶片的缘故，也让这批影像显得更为准确、更容易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
　　尽管也要节省胶片，但傅杰明当时的拍摄条件显然是同期大多数中国普通人家所不能及（他用的是佳能AE-1，而当时在中国销售的佳能AE-1P售价约为1800元人民币）。彼时的中国，摄影还远没有成为生活方式，普通人家多是在一些值得纪念的重大时刻拍一些郑重摆布的纪念照，鲜有人有意识地专注于记录自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貌。而当时国内摄影界尽管确立了社会纪实的方向并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市井生活，但在拍摄时仍然多少留有“创作”的痕迹，拍摄时常不忘讲求“寓意”。
　　从傅杰明这些影像推及而开的是“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这样一个宏大课题，被我们熟知的案例就有从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来到的于勒·埃及尔、约翰·汤姆森，到后来罗伯特·卡帕等享誉国际的名家，再到改革开放后玛格南等众多西方媒体的记者们，他们所提供的视角与观看，如果按照时间线来加以串联，大致就勾勒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梗概。在现有研究中，也多是对“名家”所拍中国影像的关注。而在改革开放后，大量普通外国游客的到来，提供了与名家的“职业”视角相补充的“业余”观看，这种个人倾向、趣味更浓的观看，鲜有政治或学术意义上的审视与评判，却也因此使观者有了一种心理亲近感，也使得来自西方的观看与“被摄影”变得更为鲜活丰满。近些年此类影像不断浮现于坊间，它们出自业余摄影人之手，并无本质差别，但傅杰明大概是受过摄影熏陶的缘故，拍摄中还是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关注光影、角度，在等待、挑选中拍摄，他的很多城市画面都自带一种光影中开启一日生活的“小城故事”之感，反映着他所见到的生活浪漫或者市井气息。而他镜头下呈现的那些人物肖像，比如充满表现欲、穿着高领打底衫和西装外套的男人，比如穿着白色工装、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女子……尽管衣着仍然摆脱不了灰蓝色的单调，但却透出一种鲜活丰富、色彩缤纷的气息。这些影像在充分展示时代信息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其拍摄者的摄影美学追求。
　　那次中国之旅30多年后，傅杰明又有机会到中国工作，并于2017年就任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在这期间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对30年前那匆匆一瞥进行深入的延续和补充。不同于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拍摄的清末老照片在130多年后才在中国展出，傅杰明的1984以及之后的中国影像都被及时地展示在他个人网站上，只是这些影像仅仅是供小范围内的亲朋好友分享，并未进入公众传播领域。
　　如今，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在“中国看世界”的时代背景下，当《大众摄影》作为首家媒体刊发傅杰明的这些老照片时，我们透过一个西方人充满好奇的视线，看到了那个摄影并不普及的时代之下，众多关于历史的记忆、补充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