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冬天总是以一副这样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时间仿佛衰老了，改变了原来的节奏，一天接一天往慢里走，到最后卡在生锈的齿轮上，不动了，像老电影里某样落满了灰尘的物件。
早上起来，我搬张凳子，坐在房间里的老窗前看雪，以前，我也这样做过，坐在凳子上看雨像松子一样洒落，阳光从山顶铺向山脚，依次梳理着听话的草木，春天把花一朵接一朵扔上枝头。只不过都是匆匆一瞥，那些东西在我眼前一晃而过，而这一次，没有了时间的穷追猛赶，我可以跷着腿不慌不忙地看个够。雪还是老样子，丢下咖啡色的天空，无忧无虑地飘向大地，盖过满地的落叶，光秃秃的田垄，长着青苔的茅草屋。树上慢慢挂上了雪条儿，雪条儿一点点长胖，憨态可掬，让人想起刚出生的婴儿向这个陌生的世界炫耀他胖嘟嘟的小手。事实上，这是冬天早已准备好的经幡，几个夜晚过去，会有一双无形的手把它们雕塑成银光闪烁的冰条，刻上晦涩难懂的经文，这些经文只有风认识，它一遍又一遍地唱诵，把众生带往慈悲和光明。
这是冬天的仪式，一个冬天，是不能没有仪式的。
黃昏，厅屋里的老方桌上多了盏煤油灯，风钻进屋来逗弄灯盏上的火苗，把它弄得东倒西歪，刚刚倒下，眼看着快要熄灭了，又被恶作剧般扶了起来。这个无聊的游戏时断时续，最后双方都厌倦了，光晕便趁机镀在屋檐下长长的冰挂上，折射回幽微的暖意。灶膛里，火焰从劈柴上升起，一丝丝的烟结着伴儿，从高高的烟囱里爬出来后，似乎是累了，不想动了，懒洋洋地趴着。
鸟雀不再叫了，把自己关在巢里，叫了一年，也累了，正好趁着这个当儿歇口气，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消耗仓库里囤积的粮食。狗也不叫了，在窝里做一个很长的梦，从梦里醒来，主人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食物。狗知道，这个时候是不会有陌生者闯进来的，即使酝酿一场阴谋，也要等到这个冬天过去。外出打猎的人也回来了，两手空空，拖着雪地上那个笨拙的影子，喝醉了酒似的穿过田间小路，向一座亮着灯的泥巴屋走去。肩膀上的火铳跟着一摇一晃，长筒雨靴触地的那一刹那，传来咕的一声。
这是我用想象勾勒的冬天，那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试图用想象擦亮我的日子，我的日子已经积了一层灰尘。我从未向别人说起过这些，说与不说都一样，没有人在乎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我身上贴着一枚与众不同的标签，一个刚刚辍学的少年。这枚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一时半会儿撕不下来。整个村庄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吃饱了想闲事的人，都在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雪从头天夜里就开始落了，没有预兆，没有前奏，比任何一年都来得早，来得大，也来得直接。以往在下雪之前，总有一段序曲，那是一场大风，海浪似的，把天吹得很低，浮云散尽，天空像贴了块肮脏的兽皮，这时候的村庄，成了一个巨大的扬声器，放出各种奇怪的声音，连石头似乎都在尖叫。这时候，祖父望一眼天，低下头说，这天该落雪了。而这一次，一点风也没有，头天下午，整个村庄还沐浴在缤纷的阳光中。
等到早上起来，才看到屋坪里的火堆消失了，木马遁入雪中，西山上的楠竹十有八九被拦腰折断，门前的老雪梨树也被压倒了半边，剩下的一半杵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像一个一夜之间失去了伴侣的老人。雪把沟沟壑壑都填平了，往日看上去很远的山，好像突然推到了眼前，一伸手就能摸到。风穿过身体，毫不费力就弄疼你一块肌肉，一根骨头。老屋被雪死死围住，成了一座孤岛，想要出门，必须穿上长筒靴子，再在靴子底上绑两根防滑的草绳，拿镰刀清理路坳上倒伏下来的杂木和竹子，再用锄头把冰雪刨开，这是一件程序复杂又特别费力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做的。
晚饭过后，火塘里的火烧起来了，柴是白天才从山上的雪堆里费尽周折扒出来的，往年这时候才开始准备，这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谁知道雪会来得这么早呢？在雪堆里埋了一夜的柴，刚开始烧时滴着水珠，白色的烟很快把屋子填得满满的，像是村里人熏黄鼠狼一样，呛得人眼泪直流。黄鼠狼就得这样熏，有时还会撒上些辣椒粉，丢几粒胡椒，一边熏一边用扇子对准洞口扇，不到一碗茶的工夫，黄鼠狼认输了，吱的一声蹦了出来，成了笼子里的猎物。过一阵子柴堆上吐出火苗，越来越大，呼呼地叫着，像是一池被大风搅动的水，凹凸不平，有棱角、波峰、浪谷、旋涡，有飞溅的水花、落下的雨点。火与水一样，柔软，有韧性，能无限度地伸展，小小的一点，一旦爆发起来，便有了毁灭的能量。很难想象，这两样老死不相融的东西，在形神上竟有如此多的共性。
火塘上面吊着一把铜壶，这是一把老铜壶，传了好几代了。往年在烧火之前，会拿一把稻草擦得通体闪亮，周身透出温暖的光。这回还没来得及，还是去年那种烟熏火燎的颜色，只是用开水草草烫了一下里面，灌了满满的一壶水。火舌蹿起来的时候，在铜壶底上舔一下，像一道恶毒的闪电在黑夜里炸开，丢下数不清的痉挛的线条。铜壶像被吓坏了，两边冒出细密的汗珠，偶尔有一滴大的，惊惶不定地从眼前逃窜。
我家十三口人围坐在一起，要赶在往年，这是最热闹的时候，一家老小有说有笑，商量着过年时要准备些什么，什么时候去榨油，炸多少玉兰片、红薯皮，哪天熬红薯糖，二十几杀年猪，留多少肉自己吃，卖出去多少，哪个孩子要添件新衣、买双新鞋，哪床棉絮要翻弹一下。一个十三口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多如牛毛，平时没有闲工夫去管，只有年底围炉向火的时候，才能从容地做出安排。若有遗漏了的，谁都可以插上一嘴，没有什么禁忌。
但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起这些，好像这是一个禁区。都只是把双手伸向火苗，被烫到时又猛地缩了回来，抖抖索索地搓着，像是被烫着了，又像是冷得太难受，不这样反复搓不行。其实并不是非得这样，这一连串带着表演性的动作，目的是为沉默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
三天前，还没有谁想到很快会有一场大雪到来。一大早，我表叔踩着新鲜的阳光上我家来了。他还不到四十岁，穿一双解放鞋，一身草绿色的衣服，一顶草绿色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露出前面那撮像被火烧过的头发。他脸瘦，如两片倒挂的柳叶，颧骨高高耸起，像是皮下包着两块尖锐的石头。他是我祖父嫡亲的外甥，也就是我姑奶奶的儿子，以往每年正月都要上我家来拜年，带上一瓶酒、一块肉。但自从当了大队治保主任以后，就没有来过了。 到了窑边，我缩着脖子围着窑转了几圈，幸好土夯得实，没有发现裂缝。
封窑靠的是经验，封早了，柴的两头燃烧不充分，用我们的土话说，尽是“玛瑙”。到时候往火盆里一放，不停地冒烟，熏得人眼泪直流，这种炭没人买。封迟了，好好的炭就化掉了，有可能能出三百斤炭的窑，最后变成了百来斤或者几十斤，前面的力气白用了。我喊祖父帮我去看火，还隔老远他就说，烟吊三寸脚了，可以封了。我一看，还真是这样，从烟囱口起那三寸高的地方空空的，看不到烟的影子，三寸往上的地方，依然有烟在翻滚着往上走。我用一块板石把烟囱盖了，再敷上一层稀泥，用脚踩紧。最后把原先烧火口留下的那个小孔也紧紧封住。
出窑那天，祖父说你要提些水去，万一是红窑也不会慌了阵脚。红窑就是说火还没灭，或者有一点火星，一旦把封窑门的石头搬开，立马就成燎原之势，眨眼之间，整个窑都是红的。碰到这种情况，就得赶紧泼水，把窑门封好继续等待。
我提着木桶去池塘里打水，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我用镰刀砸，一刀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冰面上留下一个白色的印子。再用力砸几刀，冰嚓的一声裂开了，水花溅到我脸上，像是有人拿着针朝我狠狠地扎。窟窿周围，出现一道道白色的裂纹，如干燥的霜风日复一日在谁脸上划过时留下的杰作。木桶笨拙，我个子不高，提着踉踉跄跄往山上走，半桶水在里面晃晃荡荡。拆开窑门，好在不是红窑，我像狗一样爬进去，把木炭一根根拿出来，每拿一根，灰尘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要命地四处乱飞。里面温度奇高，氧气稀薄，让人感到随时都会窒息，拿两三根得爬出来换口气。拿出最后一根木炭，全身已没有一根干纱，衣服上、鼻子里、嘴巴里、眉毛上，到处都是灰尘。我站在窑边，似乎头顶仍在飘来漫天的灰尘，这漫天的灰尘好像突然有了重量，冰雹般一齐向我砸来。
这些木炭，是我分六次挑回家的，过秤称刚好三百斤，这是我用八天的起早贪黑换来的。它们堆在屋角，闪着乌黑的光，还保留着树干的雏形。它们有木头的味道，也有火的味道，但它们不是木头，也不是火。它们将在一个谁也无法确定的火盆里燃烧，吐出蓝色的火舌，咝咝地叫着。火舌上，酒已温热，满屋子都是酒香。桌子上菜已摆好，炊烟还盘在屋顶不肯散去。外面，雪簌簌地落，像落了满地的梨花。河流停止，众鸟归巢，夜一天比一天悠长，黑暗啃食着群山，亲人都在，不幸的消息远在天涯。寺庙里的钟当当地敲着，宏阔的尾音，飘向那永恒的时光深处，这是一个冬天最好的归宿。想起这些，再看看自己划得到处是伤口的手，我忽然感到一阵悲伤，这些，并不归我，只属于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买炭人。
这场雪整整下了十天。第十一天，雪停了，天还是灰蒙蒙的，风像牛一样吼叫。第十二天，太阳出来。远远近近的山上，传来雪融化的哗啦啦的声音，融化的雪从枝丫上落到地上，腾起一团雪雾。满山的树木像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擦擦眼睛，又直起了身子，昂起了头颅，黝黑的颜色，像是后来我在一本画报上看到的黑森林。眼前的事物又回到了那场雪到来之前的样子，近在眼前的渐渐后退，遥远的继续遥远。屋坪里布满了肮脏的脚印，被冻得坚硬的雪化作一条条浊流，向着低洼的地方流去。来不及融化的雪盘踞在枝条、山窝、草甸、泥坑，如一团冻僵的忧郁的云。
大清早，墙上的广播响了。先是《南泥湾》，再是《我的祖国》《歌唱祖国》，这些听得烂熟的歌曲，每一首都铿锵有力，声嘶力竭，震得广播的扬声器沙沙地响，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好用来驱赶寒冷的余威。
歌声停时，我们正在吃饭。队长在广播里喊，今天到打石湾修坝，带镰刀锄头。另外安排了两个人带炮钎和炮锤。打石湾那个坝早该修了，那个坝一直管到保管室门口，有好几里，那一块是村庄里最好的田，地肥，光照足，产量高。每年五月，稻子扬花，花粉儿在风中飘飘洒洒，像是一场绵绵无尽的雨水，路过的人，仿佛也跟着那些粉末儿飘飘悠悠。六月，稻子黄了，在风里，在阳光里，在鸡鸣狗吠与鸟雀声中，泛起一片金光，把远山近水和人的心都照亮了。时间一年一年地流走，这种土地上最寻常的庄稼，一直在无声地传递着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用害怕，是花到了时候就会开，是果到了时候就会结。生活再荒谬，庄稼人照样活得坦然自信，是因为脚下这片土地。土地无欺，滴一滴汗下去，就是种子，就能开出花来，结出果来。
夏天的时候，一场洪水把这个坝冲垮了，派了好几拨人去修过，水太大了，刚修好又沖垮了，影响了那一片地的收成。那段日子，队长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憋了一肚子的火，却不知道该冲谁发。吃过饭，家里的主要劳力操起家伙去修坝了，既然准备放炮炸石头，看样子这个冬天，村庄里的劳力都要耗在这个坝上了。我才十四岁，不是主要劳力，用不着去修坝，可以继续烧我的木炭。
中午回来听哥哥说，这次队上下了血本，准备用洋泥（水泥）。洋泥这个词我是从姑父嘴里听来的，我姑父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都把它说得神乎其神，看来非同一般。后来才知道，那确实是个稀罕物，有钱都难买，平时谁家想弄一点堵老鼠洞，削尖了脑壳都弄不到。要真用上了洋泥，再也不用担心被水冲垮了。
等到这个坝修好，快到年底了。果真用了洋泥，一些人光着脚坐在上面抽烟，说这洋泥真好，硬得锄头都挖不进，光滑得像石板一样，要是以后能用这个打个晒谷场就好了。一旁的人笑起来，说他们是大白天做梦。
这时候，买木炭的人借着夜色偷偷进了村，只是没想到木炭那么不好卖，他们挑三拣四，清水里找骨头，—会儿说有“玛瑙”，一会儿说掺了水，一会儿又说材质不行，价钱一天比一天贱。这些人都是二道贩子，并非最后的买家，只是冒着风险赚几个辛苦的脚力钱，我们也不好跟人家斤斤计较。价贱的原因是这一年刚好宁乡人来三元洞烧炭，这些烧炭的宁乡人有好几十个，属于当时的副业队，专门出来抓副业的，买了好几个生产队的杂木。三元洞离我的村庄就四五里的路程，走山路也就半个钟头，翻两座山就到了。木炭源源不断地从三元洞挑出来，一部分就地消化，卖不完的装上手扶拖拉机，经过那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不知运到哪里去了。 我弄不懂宁乡人为什么一个冬天能烧出这么多木炭来，后来我特意抽了个空去那里看。这一看简直把我吓到了。他们打的是钻山窑，就着一个山坳挖进去，然后把里面掏空，中心位置有两丈高，比我后来看到的延安人住的窑洞还高大。然后再在周围用石头砌四个烟囱，窑门有一米多高，人可以直着腰进进出出。砍下来的柴不用锯成一截一截，直接背进窑里竖起来就行了，一窑能烧三四千斤木炭。这些专业烧炭人的出现，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是加了一层，而是一下加了好几层。
由于炭价一跌再跌，这个年过得十分特别。十几口人就买了两斤肉，一些该买的东西都没有买。祖父特地跑到李家大屋，请我—个书读得好的远房伯父写了副对联，回来时又买了挂长长的爆竹。他说，大过年的，再寒酸也不能让别人看笑话。除夕那顿饭是拼凑出来的，祖父亲手酿的红薯酒，塘里捞的鱼，田里挖的泥鳅，山上挖的冬笋，宰了家里那只做种的大公鸡，加上菜园里的萝卜白菜，照样满满十大碗。吃晚饭时，红对联一贴，爆竹一点，噼里啪啦，爆竹屑高高飞起，拖着青烟飘下。饭后，我帮妹妹找没有炸开的爆竹，妹妹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香，每找到一个，就高兴得大叫起来。我半蹲在地上往前走，看到星星点点的爆竹屑，像极了满地细碎的花苞。夜色升起来，渐渐模糊了屋坪，淹没了我的半截身子，恍惚中，那些爆竹屑被一阵杨柳风扔上了枝头，带着羞涩和惊喜。
晚上弟妹和侄女照样分到了红包，虽然红包里只有一张2分的毛票，还是高兴得满屋子乱跑。火炉房里照样烧起火来，柴堆成一个尖塔，火烧得比任何一晚都旺，火光把一家人的影子打在老墙上，有喝茶的，有抽烟的，也有什么也不干的，像是电影里的一段日常。这些影子在长夜結束之前就会消失，然后被时间重重覆盖，成为往事的一部分，很久以后，记忆之网捕捞起来的，也只是一些爬上了锈蚀的生活残骸。就像一对情深缘浅分手后几十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风烛之年在街头偶遇，依稀中辨出对方的轮廓，简单拉几句家常道一声珍重后，各自继续往前走，把对方丢进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曾经那些背叛、尖锐、遗憾、怨怼，那么多的不堪忍受不可谅解，都滑落在岁月的轨道之外随风而去，只留下嘴角那丝淡如雏菊的笑容。
世事真如唱戏一样，一出一出从日子里晃过，戏码频繁地更换。第二年，土地承包到户，紧接着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对于和平大队这个名称，村庄的人叫了那么久，早已叫顺了口，突然之间要改过来，嘴巴里像长了什么东西，疙里疙瘩的。他们出村的时候，仍是相互招呼着，走，到大队上去咯。但并不是坚持这么叫便不会改变，它已经成了历史，代替它的是一个新名字——楼西村。我那个表叔不再当治保主任，草绿色的衣服换成了蓝衣黑裤，只有那顶帽子还是这样扣着，像在怀想他那段辉煌的岁月。
正月，他又上我家来，一口一声舅舅地叫着，和祖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舌头打卷，说酒话。我原以为祖父会趁酒后教训他一顿，出一口心中的恶气，可是祖父什么都没说，自始至终笑眯眯的，好像那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早上起来，我搬张凳子，坐在房间里的老窗前看雪，以前，我也这样做过，坐在凳子上看雨像松子一样洒落，阳光从山顶铺向山脚，依次梳理着听话的草木，春天把花一朵接一朵扔上枝头。只不过都是匆匆一瞥，那些东西在我眼前一晃而过，而这一次，没有了时间的穷追猛赶，我可以跷着腿不慌不忙地看个够。雪还是老样子，丢下咖啡色的天空，无忧无虑地飘向大地，盖过满地的落叶，光秃秃的田垄，长着青苔的茅草屋。树上慢慢挂上了雪条儿，雪条儿一点点长胖，憨态可掬，让人想起刚出生的婴儿向这个陌生的世界炫耀他胖嘟嘟的小手。事实上，这是冬天早已准备好的经幡，几个夜晚过去，会有一双无形的手把它们雕塑成银光闪烁的冰条，刻上晦涩难懂的经文，这些经文只有风认识，它一遍又一遍地唱诵，把众生带往慈悲和光明。
这是冬天的仪式，一个冬天，是不能没有仪式的。
黃昏，厅屋里的老方桌上多了盏煤油灯，风钻进屋来逗弄灯盏上的火苗，把它弄得东倒西歪，刚刚倒下，眼看着快要熄灭了，又被恶作剧般扶了起来。这个无聊的游戏时断时续，最后双方都厌倦了，光晕便趁机镀在屋檐下长长的冰挂上，折射回幽微的暖意。灶膛里，火焰从劈柴上升起，一丝丝的烟结着伴儿，从高高的烟囱里爬出来后，似乎是累了，不想动了，懒洋洋地趴着。
鸟雀不再叫了，把自己关在巢里，叫了一年，也累了，正好趁着这个当儿歇口气，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消耗仓库里囤积的粮食。狗也不叫了，在窝里做一个很长的梦，从梦里醒来，主人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食物。狗知道，这个时候是不会有陌生者闯进来的，即使酝酿一场阴谋，也要等到这个冬天过去。外出打猎的人也回来了，两手空空，拖着雪地上那个笨拙的影子，喝醉了酒似的穿过田间小路，向一座亮着灯的泥巴屋走去。肩膀上的火铳跟着一摇一晃，长筒雨靴触地的那一刹那，传来咕的一声。
这是我用想象勾勒的冬天，那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试图用想象擦亮我的日子，我的日子已经积了一层灰尘。我从未向别人说起过这些，说与不说都一样，没有人在乎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我身上贴着一枚与众不同的标签，一个刚刚辍学的少年。这枚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一时半会儿撕不下来。整个村庄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吃饱了想闲事的人，都在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雪从头天夜里就开始落了，没有预兆，没有前奏，比任何一年都来得早，来得大，也来得直接。以往在下雪之前，总有一段序曲，那是一场大风，海浪似的，把天吹得很低，浮云散尽，天空像贴了块肮脏的兽皮，这时候的村庄，成了一个巨大的扬声器，放出各种奇怪的声音，连石头似乎都在尖叫。这时候，祖父望一眼天，低下头说，这天该落雪了。而这一次，一点风也没有，头天下午，整个村庄还沐浴在缤纷的阳光中。
等到早上起来，才看到屋坪里的火堆消失了，木马遁入雪中，西山上的楠竹十有八九被拦腰折断，门前的老雪梨树也被压倒了半边，剩下的一半杵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像一个一夜之间失去了伴侣的老人。雪把沟沟壑壑都填平了，往日看上去很远的山，好像突然推到了眼前，一伸手就能摸到。风穿过身体，毫不费力就弄疼你一块肌肉，一根骨头。老屋被雪死死围住，成了一座孤岛，想要出门，必须穿上长筒靴子，再在靴子底上绑两根防滑的草绳，拿镰刀清理路坳上倒伏下来的杂木和竹子，再用锄头把冰雪刨开，这是一件程序复杂又特别费力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做的。
晚饭过后，火塘里的火烧起来了，柴是白天才从山上的雪堆里费尽周折扒出来的，往年这时候才开始准备，这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谁知道雪会来得这么早呢？在雪堆里埋了一夜的柴，刚开始烧时滴着水珠，白色的烟很快把屋子填得满满的，像是村里人熏黄鼠狼一样，呛得人眼泪直流。黄鼠狼就得这样熏，有时还会撒上些辣椒粉，丢几粒胡椒，一边熏一边用扇子对准洞口扇，不到一碗茶的工夫，黄鼠狼认输了，吱的一声蹦了出来，成了笼子里的猎物。过一阵子柴堆上吐出火苗，越来越大，呼呼地叫着，像是一池被大风搅动的水，凹凸不平，有棱角、波峰、浪谷、旋涡，有飞溅的水花、落下的雨点。火与水一样，柔软，有韧性，能无限度地伸展，小小的一点，一旦爆发起来，便有了毁灭的能量。很难想象，这两样老死不相融的东西，在形神上竟有如此多的共性。
火塘上面吊着一把铜壶，这是一把老铜壶，传了好几代了。往年在烧火之前，会拿一把稻草擦得通体闪亮，周身透出温暖的光。这回还没来得及，还是去年那种烟熏火燎的颜色，只是用开水草草烫了一下里面，灌了满满的一壶水。火舌蹿起来的时候，在铜壶底上舔一下，像一道恶毒的闪电在黑夜里炸开，丢下数不清的痉挛的线条。铜壶像被吓坏了，两边冒出细密的汗珠，偶尔有一滴大的，惊惶不定地从眼前逃窜。
我家十三口人围坐在一起，要赶在往年，这是最热闹的时候，一家老小有说有笑，商量着过年时要准备些什么，什么时候去榨油，炸多少玉兰片、红薯皮，哪天熬红薯糖，二十几杀年猪，留多少肉自己吃，卖出去多少，哪个孩子要添件新衣、买双新鞋，哪床棉絮要翻弹一下。一个十三口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多如牛毛，平时没有闲工夫去管，只有年底围炉向火的时候，才能从容地做出安排。若有遗漏了的，谁都可以插上一嘴，没有什么禁忌。
但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起这些，好像这是一个禁区。都只是把双手伸向火苗，被烫到时又猛地缩了回来，抖抖索索地搓着，像是被烫着了，又像是冷得太难受，不这样反复搓不行。其实并不是非得这样，这一连串带着表演性的动作，目的是为沉默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
三天前，还没有谁想到很快会有一场大雪到来。一大早，我表叔踩着新鲜的阳光上我家来了。他还不到四十岁，穿一双解放鞋，一身草绿色的衣服，一顶草绿色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露出前面那撮像被火烧过的头发。他脸瘦，如两片倒挂的柳叶，颧骨高高耸起，像是皮下包着两块尖锐的石头。他是我祖父嫡亲的外甥，也就是我姑奶奶的儿子，以往每年正月都要上我家来拜年，带上一瓶酒、一块肉。但自从当了大队治保主任以后，就没有来过了。 到了窑边，我缩着脖子围着窑转了几圈，幸好土夯得实，没有发现裂缝。
封窑靠的是经验，封早了，柴的两头燃烧不充分，用我们的土话说，尽是“玛瑙”。到时候往火盆里一放，不停地冒烟，熏得人眼泪直流，这种炭没人买。封迟了，好好的炭就化掉了，有可能能出三百斤炭的窑，最后变成了百来斤或者几十斤，前面的力气白用了。我喊祖父帮我去看火，还隔老远他就说，烟吊三寸脚了，可以封了。我一看，还真是这样，从烟囱口起那三寸高的地方空空的，看不到烟的影子，三寸往上的地方，依然有烟在翻滚着往上走。我用一块板石把烟囱盖了，再敷上一层稀泥，用脚踩紧。最后把原先烧火口留下的那个小孔也紧紧封住。
出窑那天，祖父说你要提些水去，万一是红窑也不会慌了阵脚。红窑就是说火还没灭，或者有一点火星，一旦把封窑门的石头搬开，立马就成燎原之势，眨眼之间，整个窑都是红的。碰到这种情况，就得赶紧泼水，把窑门封好继续等待。
我提着木桶去池塘里打水，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我用镰刀砸，一刀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冰面上留下一个白色的印子。再用力砸几刀，冰嚓的一声裂开了，水花溅到我脸上，像是有人拿着针朝我狠狠地扎。窟窿周围，出现一道道白色的裂纹，如干燥的霜风日复一日在谁脸上划过时留下的杰作。木桶笨拙，我个子不高，提着踉踉跄跄往山上走，半桶水在里面晃晃荡荡。拆开窑门，好在不是红窑，我像狗一样爬进去，把木炭一根根拿出来，每拿一根，灰尘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要命地四处乱飞。里面温度奇高，氧气稀薄，让人感到随时都会窒息，拿两三根得爬出来换口气。拿出最后一根木炭，全身已没有一根干纱，衣服上、鼻子里、嘴巴里、眉毛上，到处都是灰尘。我站在窑边，似乎头顶仍在飘来漫天的灰尘，这漫天的灰尘好像突然有了重量，冰雹般一齐向我砸来。
这些木炭，是我分六次挑回家的，过秤称刚好三百斤，这是我用八天的起早贪黑换来的。它们堆在屋角，闪着乌黑的光，还保留着树干的雏形。它们有木头的味道，也有火的味道，但它们不是木头，也不是火。它们将在一个谁也无法确定的火盆里燃烧，吐出蓝色的火舌，咝咝地叫着。火舌上，酒已温热，满屋子都是酒香。桌子上菜已摆好，炊烟还盘在屋顶不肯散去。外面，雪簌簌地落，像落了满地的梨花。河流停止，众鸟归巢，夜一天比一天悠长，黑暗啃食着群山，亲人都在，不幸的消息远在天涯。寺庙里的钟当当地敲着，宏阔的尾音，飘向那永恒的时光深处，这是一个冬天最好的归宿。想起这些，再看看自己划得到处是伤口的手，我忽然感到一阵悲伤，这些，并不归我，只属于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买炭人。
这场雪整整下了十天。第十一天，雪停了，天还是灰蒙蒙的，风像牛一样吼叫。第十二天，太阳出来。远远近近的山上，传来雪融化的哗啦啦的声音，融化的雪从枝丫上落到地上，腾起一团雪雾。满山的树木像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擦擦眼睛，又直起了身子，昂起了头颅，黝黑的颜色，像是后来我在一本画报上看到的黑森林。眼前的事物又回到了那场雪到来之前的样子，近在眼前的渐渐后退，遥远的继续遥远。屋坪里布满了肮脏的脚印，被冻得坚硬的雪化作一条条浊流，向着低洼的地方流去。来不及融化的雪盘踞在枝条、山窝、草甸、泥坑，如一团冻僵的忧郁的云。
大清早，墙上的广播响了。先是《南泥湾》，再是《我的祖国》《歌唱祖国》，这些听得烂熟的歌曲，每一首都铿锵有力，声嘶力竭，震得广播的扬声器沙沙地响，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好用来驱赶寒冷的余威。
歌声停时，我们正在吃饭。队长在广播里喊，今天到打石湾修坝，带镰刀锄头。另外安排了两个人带炮钎和炮锤。打石湾那个坝早该修了，那个坝一直管到保管室门口，有好几里，那一块是村庄里最好的田，地肥，光照足，产量高。每年五月，稻子扬花，花粉儿在风中飘飘洒洒，像是一场绵绵无尽的雨水，路过的人，仿佛也跟着那些粉末儿飘飘悠悠。六月，稻子黄了，在风里，在阳光里，在鸡鸣狗吠与鸟雀声中，泛起一片金光，把远山近水和人的心都照亮了。时间一年一年地流走，这种土地上最寻常的庄稼，一直在无声地传递着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用害怕，是花到了时候就会开，是果到了时候就会结。生活再荒谬，庄稼人照样活得坦然自信，是因为脚下这片土地。土地无欺，滴一滴汗下去，就是种子，就能开出花来，结出果来。
夏天的时候，一场洪水把这个坝冲垮了，派了好几拨人去修过，水太大了，刚修好又沖垮了，影响了那一片地的收成。那段日子，队长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憋了一肚子的火，却不知道该冲谁发。吃过饭，家里的主要劳力操起家伙去修坝了，既然准备放炮炸石头，看样子这个冬天，村庄里的劳力都要耗在这个坝上了。我才十四岁，不是主要劳力，用不着去修坝，可以继续烧我的木炭。
中午回来听哥哥说，这次队上下了血本，准备用洋泥（水泥）。洋泥这个词我是从姑父嘴里听来的，我姑父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都把它说得神乎其神，看来非同一般。后来才知道，那确实是个稀罕物，有钱都难买，平时谁家想弄一点堵老鼠洞，削尖了脑壳都弄不到。要真用上了洋泥，再也不用担心被水冲垮了。
等到这个坝修好，快到年底了。果真用了洋泥，一些人光着脚坐在上面抽烟，说这洋泥真好，硬得锄头都挖不进，光滑得像石板一样，要是以后能用这个打个晒谷场就好了。一旁的人笑起来，说他们是大白天做梦。
这时候，买木炭的人借着夜色偷偷进了村，只是没想到木炭那么不好卖，他们挑三拣四，清水里找骨头，—会儿说有“玛瑙”，一会儿说掺了水，一会儿又说材质不行，价钱一天比一天贱。这些人都是二道贩子，并非最后的买家，只是冒着风险赚几个辛苦的脚力钱，我们也不好跟人家斤斤计较。价贱的原因是这一年刚好宁乡人来三元洞烧炭，这些烧炭的宁乡人有好几十个，属于当时的副业队，专门出来抓副业的，买了好几个生产队的杂木。三元洞离我的村庄就四五里的路程，走山路也就半个钟头，翻两座山就到了。木炭源源不断地从三元洞挑出来，一部分就地消化，卖不完的装上手扶拖拉机，经过那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不知运到哪里去了。 我弄不懂宁乡人为什么一个冬天能烧出这么多木炭来，后来我特意抽了个空去那里看。这一看简直把我吓到了。他们打的是钻山窑，就着一个山坳挖进去，然后把里面掏空，中心位置有两丈高，比我后来看到的延安人住的窑洞还高大。然后再在周围用石头砌四个烟囱，窑门有一米多高，人可以直着腰进进出出。砍下来的柴不用锯成一截一截，直接背进窑里竖起来就行了，一窑能烧三四千斤木炭。这些专业烧炭人的出现，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是加了一层，而是一下加了好几层。
由于炭价一跌再跌，这个年过得十分特别。十几口人就买了两斤肉，一些该买的东西都没有买。祖父特地跑到李家大屋，请我—个书读得好的远房伯父写了副对联，回来时又买了挂长长的爆竹。他说，大过年的，再寒酸也不能让别人看笑话。除夕那顿饭是拼凑出来的，祖父亲手酿的红薯酒，塘里捞的鱼，田里挖的泥鳅，山上挖的冬笋，宰了家里那只做种的大公鸡，加上菜园里的萝卜白菜，照样满满十大碗。吃晚饭时，红对联一贴，爆竹一点，噼里啪啦，爆竹屑高高飞起，拖着青烟飘下。饭后，我帮妹妹找没有炸开的爆竹，妹妹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香，每找到一个，就高兴得大叫起来。我半蹲在地上往前走，看到星星点点的爆竹屑，像极了满地细碎的花苞。夜色升起来，渐渐模糊了屋坪，淹没了我的半截身子，恍惚中，那些爆竹屑被一阵杨柳风扔上了枝头，带着羞涩和惊喜。
晚上弟妹和侄女照样分到了红包，虽然红包里只有一张2分的毛票，还是高兴得满屋子乱跑。火炉房里照样烧起火来，柴堆成一个尖塔，火烧得比任何一晚都旺，火光把一家人的影子打在老墙上，有喝茶的，有抽烟的，也有什么也不干的，像是电影里的一段日常。这些影子在长夜結束之前就会消失，然后被时间重重覆盖，成为往事的一部分，很久以后，记忆之网捕捞起来的，也只是一些爬上了锈蚀的生活残骸。就像一对情深缘浅分手后几十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风烛之年在街头偶遇，依稀中辨出对方的轮廓，简单拉几句家常道一声珍重后，各自继续往前走，把对方丢进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曾经那些背叛、尖锐、遗憾、怨怼，那么多的不堪忍受不可谅解，都滑落在岁月的轨道之外随风而去，只留下嘴角那丝淡如雏菊的笑容。
世事真如唱戏一样，一出一出从日子里晃过，戏码频繁地更换。第二年，土地承包到户，紧接着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对于和平大队这个名称，村庄的人叫了那么久，早已叫顺了口，突然之间要改过来，嘴巴里像长了什么东西，疙里疙瘩的。他们出村的时候，仍是相互招呼着，走，到大队上去咯。但并不是坚持这么叫便不会改变，它已经成了历史，代替它的是一个新名字——楼西村。我那个表叔不再当治保主任，草绿色的衣服换成了蓝衣黑裤，只有那顶帽子还是这样扣着，像在怀想他那段辉煌的岁月。
正月，他又上我家来，一口一声舅舅地叫着，和祖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舌头打卷，说酒话。我原以为祖父会趁酒后教训他一顿，出一口心中的恶气，可是祖父什么都没说，自始至终笑眯眯的，好像那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