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的一生很传奇。他出生于晚清，支持过戊戌变法，参加过辛亥革命;40岁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信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被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抗战时期回国，在教育、历史学、语言文字改革等方面均有杰出贡献，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直至1966年逝世。
　　对于祖父的一生，作为孙女的吴本立是在成年后逐渐了解的。她的父亲吴震寰是吴玉章的独子，曾留学法国并加入法国共产党，回国后成为水电专家。吴震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吴玉章便将儿媳及4个孙子孙女接到北京生活，吴本立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
　　提到爷爷的一生，吴本立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感。她给《环球人物》记者拿来几本厚重的历史资料，一页页翻看爷爷不同时期的照片，讲述着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以及那些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从日本到法国，寻求救国之道

　　1878年，吴玉章出生在四川省荣县的一个山沟沟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因为父母走得早，他是由两个哥哥带大的。
　　吴玉章的家族很重视教育，他6岁开始读书，13岁到23岁先后就读于成都尊经学院、自贡旭川学院、泸州经纬学堂等。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力最孱弱、受西方列强压迫欺凌最严重的时候，血气方刚的吴玉章目睹国人所受的苦难，痛心疾首。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言论的影响，非常热心新学，认为只要变法改良便可救中国。
　　然而，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过百日便告失败，让吴玉章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他的大嫂要给女儿裹小脚，吴玉章劝道：“（孩子）太痛苦了，以后走路做事也不方便。”但大嫂受封建礼教影响太深，硬是给自己的女儿缠了脚。吴玉章失望而愤懑地慨叹：“变什么法？维什么新？在自己家里也行不通啊！”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仅靠改良是不行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爷爷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那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落后，是因为科技不行，技不如人。所以他决定去日本留学，走科技救国的路。”吴本立说。
　　1903年，吴玉章远离故土，赴日本留学。船过三峡时，他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绝句：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这一走便是8年。吴玉章在日本学的是电气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他一边学习科技知识，一边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很快成为四川留日学生中的爱国积极分子。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由于吴玉章在日本组织参与了很多革命工作，接触面广、威信又高，所以不仅加入了同盟会，还成了领导层的一员。
　　“那时爷爷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认为光靠科技也救不了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必须革命。”吴本立说。
　　同盟会成立后，组织了多次对清朝高级官员的暗杀活动。吴玉章不仅参与策划，还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因为种种原因，这几次暗杀都没能成功，却极大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者，也激发了更多爱国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反抗封建帝制。
　　筹备广州起义时，吴玉章负责从日本购运枪支弹药。有一次，他在周身挂了2000余发子弹出门，总共有七八十斤重，外面套着宽大的和服、脚上踩着木屐，准备带到港口运回国。结果一出门，前后脚遇到两个日本警察，当时还下着雨，稍有不慎就可能摔倒、暴露。吴玉章心里非常紧张，出了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外表却非常镇定，径直从警察身边走了过去，把军火安全送到了目的地。
　　1911年7月，武昌起义前夕，吴玉章离开日本，回到家乡荣县领导反清武装斗争、占领了县城;9月25日，吴玉章正式宣告荣县脱离清政府统治。在辛亥革命中，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还要早半个月，成为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因此被孙中山赞为“首义先天下”。
　　然而随着袁世凯的掌权，革命的成果没能守住。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遭到通缉，于1913年底远赴法国，直到1916年袁世凯病死，通缉令解除才回国。
　　这段时期，吴玉章最大的贡献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骨干。1912年初，他和李石曾等人在北京成立留法俭学会，6月在成都设立四川分会，目的是“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欲造成新社会的新国民”。同年11月，第一批40余人从北京出发，其中来自四川的就有16人。
　　1916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创立了华法教育会，为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做了前期准备。1917年，回国后的吴玉章在北京重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并在四川开办了多所同类学校，先后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其中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等人，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将地图赠给诗人夫妻做被套

　　“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再次思考中国的未来，并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袁世凯虽然完蛋了，中国却陷入了军阀混战，老百姓的日子更惨。爷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职务都很高，但对现实非常失望。1922年到1924年，他回到家乡，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吴本立说。 　　在学校里，吴玉章支持社會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等活动，并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来校任教，他本人也在学生中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四川地处偏远，吴玉章此时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1924年1月，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几个月后，因为组织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吴玉章遭到军阀迫害，被迫离开成都。1925年1月，他在北京见到了时任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活动情况，在深入了解组织原则、政治纲领后，当即表达了入党意愿。经过组织考察和讨论，47岁的吴玉章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爷爷原名吴永珊，号玉章，入党后就将玉章作为了自己的名字。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李大钊让爷爷去上海找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和王若飞经过研究，认为爷爷最好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在国民党内工作，所以他一开始是‘隐名埋姓’的。”吴本立说。
　　1927年，吴玉章参加了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他遵照党的指示赴苏联学习、工作，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直到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
　　在吴本立看来，爷爷在延安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政治、教育、文字改革。
　　在政治领域，吴玉章积极推动民主政治的实施。他认为国家大事要取决于人民，政府人员要执行民意，并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听人民罢免，这样贪污腐化分子才能绝迹，民主共和国的基础才能奠定。
　　1939年11月，毛泽东、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延安宪政促进会，次年2月选举吴玉章为会长（理事长），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之后，各解放区也先后成立了宪政促进会。
　　在教育方面，吴玉章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对师生们的学习、生活都非常关心。
　　作家颜一烟曾回忆，1940年初，鲁艺、抗大等单位联合公演话剧《日出》期间，吴玉章有一次把演员们请到自己的窑洞里，亲切畅谈了近两个小时，给了很多鼓励，也提了一些意见。接着，吴玉章建议他们把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的事迹搬上舞台，他可以提供创作资料。
　　颜一烟接下了写剧本的任务。为了沟通起来更方便，吴玉章把她从距离较远的桥儿沟接到了杨家岭居住。颜一烟回忆：“吴老在百忙之中，还时刻关心着我的写作。几乎是每天询问我的进展情况，我写一场，他老人家听一场，逐字逐句帮助斟酌修改。”

　　除了创作，吴玉章也很关心颜一烟的生活，经常叫人给她送纸笔、食物等。有一晚，颜一烟正在“开夜车”写剧本，一个警卫员忽然推门进来，在她桌上放了一个洋铁皮的小盒，里面放着一个馒头、一块肉。这在延安可是稀罕物，颜一烟高兴得拿起来就吃。
　　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秋瑾》在延安举行了首场演出。邓颖超特地赶来观看。颜一烟报幕的时候，看见坐在前排的吴玉章微笑着指向台上，跟邓颖超说着什么，她想“吴老大概是向邓大姐介绍他是怎样指导这个学生创作剧本的吧”。
　　虽然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但精神生活是乐观而充实的。对此，吴本立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著名诗人郭小川与妻子杜慧结婚时，一起去看望吴玉章，聊天中无意间说起还缺一床被子。吴玉章马上说，被子里的棉花你们向组织打报告申请，被里和被面的问题我来帮你们解决。
　　“爷爷的窑洞里挂着一张很大的布质世界地图，他就把这张地图摘下来，送给郭小川夫妇做被套，说：‘你们拿回去洗一洗，至少能用好几年。你们身上盖着世界地图，就会想起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劳苦大众，以及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这多有意义啊！’郭小川夫妇本来不好意思收，听爷爷这么一说，就很认真地卷起来，拿回去了。后来爷爷又送了他们一副对联，巧妙地将两人的名字嵌了进去：杜林深植慧，小水汇大川。”

“我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

　　吴玉章在延安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文字改革。从1929年开始，他就在研究汉字改革问题。在苏联，吴玉章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简称新文字），以促进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工人的扫盲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回国后，吴玉章出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字扫盲运动。
　　当时延安80%以上的人是文盲。1940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边区试用新文字扫除文盲。边区从陕北公学调来70多名学生，办了一个教师训练班，吴玉章担任主讲。1941年，新文字干部学校成立，吴玉章任校长。通过实践总结，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命与文字改革》《推行新文字与扫盲教育》等重要文章，把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国文字学、音韵学结合起来，发展了中国文字改革理论。新文字从1931年诞生，到1955年停止使用，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一些特点也被后来通行的汉语拼音所采用。

　　新中国成立后，吳玉章继续领导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制定并实施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案》，并大力推广普通话。
　　“爷爷一生倡导文字改革，就是为了让劳动人民学起来更容易。他深知中国要发展，一定要让人民有文化，无论男女老少。”吴本立说。
　　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的60岁生日，当时他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次年11月才返回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下，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补办了“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会上，毛泽东即兴发表了祝词，其中一段对吴玉章的评价广为流传：“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决定集中力量办教育，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回顾自己的一生，吴玉章曾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曾以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为由劝诱他回到国民党。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
　　“自从成为共产党员、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爷爷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从未改变过。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其永不褪色。”吴本立说。
　　人物简介：吴本立，1941年出生，籍贯四川荣县，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先后在航天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科研、教学、管理工作，200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