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明”死亡
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离去，这种认识深刻塑造了我们。然而，死亡的本质令人难以捉摸而又易变。
有人寻求“战胜”死亡——他们的遗体冷冻保存在这样的液氮罐里，等待未来的技术让其复活。
据说，在一名将军带领他的队伍凯旋回到古罗马时，有一名奴隶专门负责提醒他：“你的胜利不会是永远的。”他还对将军耳语说：“记住，你也会死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假的，但“记住，你也会死的”这句话却被广泛用于西方艺术中，提醒人们：每个人最终都将离世。例如，在一台中世纪的钟上就有这句话，还描绘着狰狞的持镰收割者——死神；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用珠宝镶嵌的一具头骨上也刻有这句话。
虽然很少有人知道死亡将在何时到来，但我们都清楚这一天终将降临。谈论死亡常常会给生命蒙上阴影，亲人故去常常会让生者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如此。然而，对死亡的思索却是推动我们的生命走向善或恶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它促使我们培养感情，忠于信仰，构筑梦想。
在这点上，人类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动物看来很难有死亡概念，对它们来说一具尸体只是另一件东西而已，生与死的转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把逝者仍当作人看待，所以人类的殡葬仪式通常都很复杂。事实上，生者与死者的肉体分离可能是社会文化的最早表象之一。或许可以说，正是人类“发明”了死亡。当然，并不是说在事实上“发明”了死亡，而是说死亡就像一次渗透着文化和心理学意义的活生生事件。然而，尽管经过了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我们对死亡本质的探寻越来越深，但死亡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
而这种定义很重要，因为它是让我们理解对死亡的恐惧——世界上最普遍的害怕——的唯一方式。大多数人都希望寿终正寝，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个愿望。对一些人而言，死亡来得过早，这是人们惧怕死亡的原因之一。只是到了最近，推迟死亡才变成了平常事。通过机械和医学手段，死亡能够被推迟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而这也带来了害怕——害怕自己无能为力、需要依赖和病痛难忍。对于这种新的境况，人类依旧感到茫然。
因此，是人类“重新发明”死亡的时候了，毕竟从人类首次得知自己必死无疑至今已有300万年之久。事实上，这件工作已经展开：死亡新类型——工业的、车祸的和生化的等等的出现，导致了相应的、复杂的界定法规。还有人寻求更进一步重新定义死亡——冰冻脑袋等待未来“复活”，或者企图在自己体外复制自己的心智。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离世的人依然是人”这一坚定信念的具体化。这类科幻理念看起来也许很离谱，但试图大大延迟甚至战胜死亡的想法值得反思，因为我们思考死亡，也是在思考生命。
葬礼演化
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认识到自己必将离去？这个答案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起源。
这是一头黑猩猩在同伴死了之后的表情。
一个冬日的下午，潘希平静地死去。当时，她的女儿罗西、两个好友布鲁索姆和齐皮陪伴在她的身旁。在潘希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她们轻柔地触摸、安抚她。在她停止呼吸后，她们搬动她的四肢，检验她的嘴，以证实她的离去。齐皮还两次拍打她的胸膛，试图让她活过来。那一夜，罗西一直在母亲身旁守灵。
潘希于2008年12月死亡——这听起来很平常，却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因为潘希是一头雌性黑猩猩。人工喂养的黑猩猩很少会被允许死在“家里”，它们临死时通常会被快速推走并注射药物实施安乐死。而这一次，英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的科学家决定让潘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和亲友呆在一起，目的是观察他们（它们）对她（它）的反应。
科学家很想知道罗西、布鲁索姆和齐皮在潘希死亡前后的想法。它们是否感觉悲痛？是否在考虑自己也会有这一天？直到最近，这些问题一直被认为很荒谬。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改观。对潘希之死的观察是最近以来对黑猩猩死亡观的诸多研究项目之一，研究对象既有人工喂养的也有野生的。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对待死亡的方式，而且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类是在进化过程中哪个时刻发展出死亡认识（包括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呢？答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死亡的态度，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起源。
对大多数动物而言，一具尸体只不过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而已。一些物种演化出了看似精细的尸体处置行为，例如鼹鼠把同伴的尸体拖进洞穴里的“公共厕所”并且掩埋起来。但这些都只是“务实”的行为，并没有更深刻的动机或意义。不过，一些非人类动物很明显有着更复杂的死亡观。例如，大象对死亡同类的骸骨很感兴趣，海豚经常被观察到长时间待在同伴的尸体周围。
然而，没有任何其他动物对死亡的“兴趣”比黑猩猩更浓厚。记录潘希死亡过程的科学家说，亲朋对潘希之死的反应简直就像人，其中涵盖了尊敬、关爱、测试生命迹象、试图复苏、守灵、悲痛、悼念。在很偶然被观察到的野生黑猩猩之死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其中一例发生于2010年1月，地点是坦桑尼亚的一所国家公园。那天一早，护林员发现了雌性黑猩猩马莱卡的尸体，它是从树上坠地身亡的。科学家于上午9时15分抵达现场，发现一群黑猩猩正守在马莱卡的尸体周围。在此后三个半小时里，科学家拍摄了一些黑猩猩依次告别马莱卡的尸体、其他黑猩猩在树上观看的全过程。在告别过程中，有的黑猩猩看来只是好奇。它们嗅闻尸体，或者给它整理一下“遗容”。有的黑猩猩则拖动或拍打尸体，它们的样子显得很挫败和很愤怒。雄性黑猩猩领袖则在尸体周围甚至和尸体一起展示权力。领袖最终把尸体扔进溪流中，许多黑猩猩顿时发出悲鸣。当尸体被护林员移走并埋葬后，有八头黑猩猩跑到尸体埋葬地，专注而又激动地触摸地面。它们在那里呆了40分钟，集体呜呜叫之后才离开。访问马莱卡埋葬地的最后一头黑猩猩，是它的女儿曼波。
如何理解这一切呢？科学家认为，黑猩猩的这些行为可分为三类：病态、对尸体的强烈兴趣、悲悼和“社会剧”。和潘希之死一样，这些都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行为。当然不能把人和动物完全相提并论，但黑猩猩和人类在这方面的相似性还是让科学家很吃惊。尤其重要的是，黑猩猩此时的表情也是如此悲痛。有科学家推测，可能从第三纪中新世开始，人猿和早期人类就已经有了相对复杂的死亡观。 真相是否就是这样呢？答案恐怕永远都找不到。但考古和化石记录对这类行为如何演变为现代的殡葬仪式提供了诱人的暗示。这已成为古人类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人类对待死者的态度被科学家归入“象征性活动”范畴，语言、艺术及其他使得现代人类很独特的东西都归入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一度都被认为出现于大约40000年前，但最近的发现把这个时间提前到了10万年前甚至更早。
山坡上的古猿
1975年，在埃塞俄比亚哈勒尔附近一个陡峭的草坡上，科学家发现了13具生活在32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南方古猿的遗骸化石，其中包括9名成年人、两名青少年和两个婴儿。他们彼此靠得很近，很显然是差不多同时被埋在这里的。他们为何会在这里？这仍是一个谜。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发生了突然的洪水或其他类似的灾难，从而导致他们立即集体身亡。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骨骸曾遭掠食动物撕咬。
2011年，科学家给出了一个新解释：在一种“结构性放弃”行为中，这些遗体被刻意放在了那儿。这并不表示埋葬或其他象征性行为，可能只是为了处理掉已经腐烂的尸体。即便如此，它依然代表着高于在黑猩猩当中所见（即把同伴尸体留在坠落地）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进步。这可能正是人性出现的首个标志——人猿可能已经认识到把尸体放在活人中间是不合适的。这是对生者与死者进行的首次正式区分。
除非找到新证据，上述猜想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但是到了50万年前，这个证据变得清晰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埃卡山一个山洞的一条石灰岩坑道底部，“人骨坑”意外被发现。它包含至少28具古人遗骸，他们很可能都是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的可能的祖先）。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一种明显的可能性是他们意外坠落到了这个坑道里。然而，从骨裂的方式来看，这种可能性被否定了。事实上，这些骨骸并非像是自然堆积的，其中大多数骨架属于青少年男性，许多都显示出骨病或畸形的迹象。科学家给出的最好的解释是：他们是在死后被故意放在坑道顶部，随后逐渐坠落到坑底的。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为死者指定处置地的最早证据。这显然是朝向现代死亡观的更进一步。一旦为死者指定地方，就意味着认为他们依然属于某个社会机构，因此也就迈步走向象征性行为。
这些人猿如何理解死亡呢？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也行将寿终正寝？他们有没有“来世”的概念？科学家对此毫无线索，但他们知道这种原始的葬礼变得越来越普遍：在不少用其他方式难以解释的地方都发现了这样的遗骨——它们被塞进岩石裂缝中，被放到难以到达的悬崖峭壁上，或者被隐藏在山洞最深处。这种原始葬礼很快就转向正规的葬礼——创造埋葬地存放遗体。这方面的最早期证据来自于以色列的斯库尔和卡菲兹山洞。在这两个洞里，发现了被放在明显为人造空洞里的12万年前的智人骨架。还有来自大约相同时期的尼安德特人的葬礼证据。这些都可能表明了人类发展出象征性文化的时间比以往认为的要早得多。
即便这样，这些葬礼也并不代表着死者踏上了不归路。与当时的死者数量相比，这些埋葬场所的数量实在是少之又少。看来葬礼只举行在特殊时机，绝大多数死者的遗体很可能依然是一扔了之。直到大约14000年前，大多数人才开始被葬在可以识别的墓中。大约同一时期，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发明了农业和宗教。世界最古老的仪式性建筑、位于当今土耳其境内的哥贝克力石阵建于这一时期，看来并非巧合。而在这之前很久，古人看来已经有了和今天的我们相似的死亡观。艺术、语言、精细的葬礼习俗——它们表达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正是它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也把现代人类和其他已经消失的每一种早期人类区分开来。
生死之间的模糊界限
在一些西方国家，现在要宣布一个人的死亡已经变得更容易了。就算一个人还在动，还在出汗，体内血液还在流，也可以宣布这个人死了。
图为16～18世纪欧洲解剖学家在阶梯教室里对被处决的犯人尸体实施解剖。
现在要宣布一个人死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容易。死亡标准已经降得如此之低：哪怕一个人的心脏还在跳动，大脑还在发出脑电波，医生照样可以宣布此人已经离世。好消息是：在西方国家，只有1%的人口面临这个最低死亡标准。坏消息是：如果谁落入这个1%，谁就可能面临“活体解剖”。
“这个人是不是死了？”这个疑问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这可不是件小事，尤其是对即将被埋葬或火化的人来说。因此，必须寻找滴水不漏的死亡线索。人体有没有这样一个中心器官：当它停止运作时就意味着一个人死了？是否有一整套行为来标示一个人已经离世？在古埃及，一个人是否死亡得由防腐师来决定。在古希腊，人们知道许多条件都能模拟死亡，即导致假死。为预防假死者火化，他们的测试办法是在火化前切掉一根手指。随着假死者被埋葬的说法越来越多，中世纪的欧洲人开始对一个人是否真的死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16～18世纪欧洲各地出现的阶梯解剖教室凸显了这一点。在这些教室中，解剖学家对被处决的犯人实施解剖，结果证明有时候被处死者并未真正死亡。解剖师有时会取出死犯的心脏，举得高高的。众人惊愕之下，心脏仍在跳动。有一次，死犯尸体被下令两天内不得下葬，目的是“避免错误”。
18世纪是两个重要趋势的开始。首先是死亡标准的医学化。医生开始出现在临终者病床前，对其施用镇痛药。随着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混淆，医疗技术被用来辨别生死。此后200年中，技术不断改进，一些此前会被相信已经死亡的人被探查到生命迹象。人工呼吸、嗅盐、电击、听诊器、胸音放大器、射线透视以及检测视网膜血液循环的眼底镜等技术相继涌现。
第二个重要趋势是从心肺死亡标准转向脑死亡标准。当时并无“脑死亡”这类术语，医生们谈论的是把“感觉”和“意志”纳入检测死亡的标准。“脑死亡”概念在20世纪最大的医学进展之一当中起了主要作用。1954年，外科医生约瑟夫·穆雷成功实施了全球首例尸体器官移植——在两位双胞胎兄弟之间进行的肾移植。不久后，死者捐献的器官被移植给活人。这项了不起的技术旨在拯救生命，但它也面临一个主要问题：器官不新鲜。活人除了捐肝也可捐肾，因为一个人只有一只肾也能活。但其他器官的捐献人都是逝者。当一个人死后，器官会缺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个13人委员会检验脑死亡定义时，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宣布一些呆在重症监护室里、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人已经死亡并摘取其器官呢？这些患者处于深度昏迷中，但并未死亡，心脏仍在跳动。如果他们被宣布死亡后不拔掉呼吸机，他们的器官将持续拥有血液供应，直到移植需要的那一刻。 这正是这个哈佛委员会干的事。它定义了第二种形式的死亡，被一名医生称之为“美丽死亡”。在此之前，医生们一直使用心肺死亡标准：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呼吸也消失了，那么此人就死了。最初的哈佛死亡标准简单得堪称骇人，所需的测试时间比一次眼睛检查时间还短。要宣布一个患者已经死亡，要求仅仅是“无接受能力、无活动迹象和没有反射”。接着，出现了“呼吸暂停试验”。取下呼吸机，医生观察患者是否能自主呼吸，如果不能，就宣布患者死亡。
这一哈佛标准立即遇到了麻烦。这个委员会没有进行过患者研究，也未引用任何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两项针对实际患者的研究表明，“脑死亡者”的大脑并未真正死亡。哈佛脑死亡检测法只能表明脑干而非大脑皮质是否死亡，而大脑皮质被认为是意识所在的最可能的大脑部分。
然而，哈佛死亡标准确实指定了一项测试——脑电图扫描，用来确定大脑皮质是否仍有功能。研究显示，一些已被宣布脑死亡的人仍能在脑电图仪上产生脑电波。如果大脑真的死了，那么脑电波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被轻易解决：美国医生被告知跳过脑电图扫描。1981年，美国立法通过脑死亡标准。该法案说，脑死亡是指“整个大脑”都死亡，但检验技术由医生决定。实际上，医生很少为此测试大脑皮质。
如此低的死亡标准，结果还是被证明低得不够。美国医生注意到，一些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仍有轻微活动，并且显示出反射。这显然违背了哈佛死亡标准。1995年，美国神经科学院宣布，就算一个人还有轻微活动并且显示出反射，也仍可认定为脑死亡。2000年发布的一项针对38名脑死亡患者的研究报告指出，其中15人在被宣布死亡后的24小时里仍在动。另一项针对144名心跳停止者的“尸体”的研究发现，其中79具仍具有反射。一名医生建议医院不要让脑死亡捐赠器官者的家属在捐器官者被宣布死亡后看见他（她），原因是他们可能会见到死者仍在动。
在5000年历史中，我们得知人类生命非常坚韧，许多死亡迹象其实都是误导。然而，今天在一些地方，在1968年以前会被视为活生生的人却被解剖以采摘器官。那么，脑死亡标准是否合理呢？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虽然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但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最终都会发展为心脏死亡。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被认为更科学，标准更可靠。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脑死亡标准，与此同时，心肺死亡标准也被认可。在中国，脑死亡标准正在制定中。
死尸的自然历史
人类遗体的最终旅程或许并不体面，但了解它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火化是阻止尸体腐烂过程的唯一方式。图为美国海军举行的骨灰撒海祭奠仪式。
在现代世界，很少有人以旧的方式死亡——死在露天、尸体任由自然力量处置。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死亡，尸体转化为尘埃的速度取决于包括温度、湿度和恰好在现场的动物、昆虫以及微生物在内的多种因素。在一个相对温暖、潮湿、有大量昆虫和食腐动物的地方，一具人体可能在几周后就只剩下骨头，几个月后就完全消失。
而对于死后立即被冷冻、防腐和放进棺材里的尸体来说，情况会怎样呢？同样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温度和湿度依然最重要，但其他因素也不可少，例如尸体防腐做得好不好、棺材密封状况如何、土壤和将来会渗进棺材的地下水的酸性高低，等等。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不可能预测尸体的最后一程会走多久——既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十年。
但可以说的是，不管时间长短如何，绝大多数尸体都会经历相同的腐烂阶段。首先是“新鲜”阶段。人死后几分钟内，二氧化碳就开始累积在尸体的血液中，使得血液的酸性更强，这导致细胞破裂，溢出的酶开始从内到外地消化尸体组织。随着血液淤积在最接近地面的尸体部位，腐烂的最初迹象于半小时到一小时后开始出现。起初看起来像紫红色小点，大约一天后转化为一个几乎连续的紫色斑，称为尸斑。尸体其余部分则转为惨白色。
大约同一时间，肌肉变得松弛。但随着尸僵（死后僵直）出现，肌肉又变得紧绷绷的了。人活着时，肌肉细胞膜里的分子泵控制着细胞里的钙离子数量——高含量的钙离子刺激收缩，低含量则导致扩张。分子泵在人死后不再工作，于是细胞外高浓度的钙离子扩散进细胞内，导致肌肉收缩，这就是尸僵。两到三天后，尸僵消失，但尸体看起来的舒张实际上标志着腐烂开始——酶分解原本让肌肉处于收缩状态的蛋白质。对尸体做防腐处理至少能暂时性阻止腐烂。古埃及防腐师的目标是保持尸体长久完整，现代防腐的目的却是让尸体不难看，在下葬或火化前让尸体完整。这是通过为尸体消毒，用水、染料和防腐剂（经常包括甲醛）的混合液置换血液来实现的。使用染料的目的是恢复尸体的“健康肤色”。甲醛则以多种方式保存尸体，首先是驱逐昆虫和杀死细菌。甲醛还能灭活尸体酶，使得尸体组织更不容易分解。但这种保护效果持续不了太久，尸体最终会恢复原状。
第二阶段是腐败。随着酶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尸体变得有些难看了，而且发出很难闻的味道。大约48小时后，足够的富含养分的液体溢出破裂的细胞，这些微生物迅速扩散。主要受益者是在人体消化道中与人和平共处了一生的100万亿个细菌。通过分解蛋白质，它们产生两种名称和气味一样臭不可闻的化合物——腐胺和尸胺，从而让尸体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从尸体表面看，腐败的特征是发绿从胸腹部开始缓慢蔓延到全身。这种绿色是厌氧菌作用的结果，厌氧菌把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血红素）转变成硫血红蛋白。细菌作用也产生包括氢、二氧化碳、甲烷、氨、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在内的多种气体。这些气体不仅助长尸臭，而且令尸体变形——它们鼓胀尸体，让尸体胀得就像气球，最终令尸体爆开。硫化氢还与血红蛋白里的铁结合，形成黑色的硫化铁，从而让尸体肤色变暗。
这标志着第三阶段——活跃性腐败的开始。尸体分解的速度现在更快，剩下的皮肉被迅速消耗掉，直到尸体只剩下骨架。有时候，其他情形也可能出现。如果尸体碰巧被埋在很冷的土壤里，就可能形成尸蜡（也称墓蜡）。尸蜡是由一些厌氧菌（例如产气荚膜梭菌）消化尸体脂肪而产生的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物质。通常，尸体入土大约一个月后才会开始形成尸蜡，此时尸体上覆盖了一层蜡状物。 最后阶段——骨架分解所花的时间最长。要让骨骼消失，骨骼中的坚硬矿物质部分必须被分解。如果尸体与酸性土壤或水接触，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借助于树根或动物的机械性破坏作用，骨架分解的速度会加快。一旦坚硬部分消失，包括曾经赋予骨骼弹性的胶原在内的身体最后一批蛋白质也屈从于细菌和真菌的淫威，最终销声匿迹。
一些情况下，上述阶段不会全部发生，尸体没有机会腐败。如果保持尸体完全脱水，细菌就无法工作，尸体就成为干尸。坠进天然防腐剂例如泥炭沼泽中和埋葬在冻土里的尸体也会彻底脱水而得以保存，因为细菌无法繁衍，尸体的酶也不能作用。罕见情况下，人会在饥肠辘辘的食腐动物眼前死去，尸体几天后就会荡然无存。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海面下。
当然，如果没有沼泽、狗、鲨鱼和冰墓，阻止尸体腐烂过程的唯一方式就是火化。在火化炉中的750℃高温下，棺材和整具尸体可能在3小时以内火化完毕。紧接着，骨灰被放进骨灰研磨机中处理成精细的粉末。这便是“尘归尘，土归土”。
“死后的生命”
有“死后的生命”吗？至少有47人尝试过以科学的名义探索这个奥秘。
图为好莱坞影片《死后的生命》（又译《身后事》）中的一个场面。
林恩·布兰德福德是一名电子工程师。1921年2月6日，他把自己在美国底特律市租住的房间的门窗紧闭，然后在房里点燃煤气炉。他此举的目的是进行“来世”试验。然而，谁来报告他有“来世”呢？几周前，他在一张报纸上打广告征集“灵媒”，即自称能与死者“对话”并传达死者讯息的人。结果只有一个“灵媒”——露丝·多兰回应他。布兰德福德和多兰还就此签了一份协议。布兰德福德白白送了命。不管他在“来世”有没有和多兰“对话”过，多兰显然都可以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宣称他们“交谈”过。不过，她没有撒谎——她说自己没听见他在“阴间”说了什么。
曾经当过英国伯明翰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奥利弗·罗吉在自己于1940年去世前，设计了“罗吉来世测试”，目的是证明真的有“死后的生命”——“来世”。他写了一条秘密讯息并把它密封在一个数据包中，并宣称将在自己死后“通知灵媒”讯息的内容，以便进行查验。由“罗吉来世测试委员会”招募来4个“灵媒”。罗吉的数据包分装于7只信封内，其中每只信封中各包含一条线索，“灵媒”可以用它唤起罗吉在“来世”的回忆，以防他忘记自己的秘密讯息。然而，这些线索让“灵媒”们很生气。例如，3号信封中的内容是：“如果我给出一个五位数，它可能是正确的。但我可能要说2 8 0 1，这意味着我掌握了有用的线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但它和数字有联系。事实上，它是数字的一个因子。”这完全让人不知所云。最终，“灵媒”们离开了这项测试的拍摄现场。罗吉当然没能在“来世”传话解释他的秘密讯息究竟是什么，这个“测试”闹剧也不了了之。
类似的闹剧并没有停止。在罗吉死后第六年，美国“灵异心理学家”罗伯特·索勒斯在他确信不能被破解的密码中植入了两个短语，邀请追随者在他死后和他“联系”，向他索取密钥，由此证明“来世”的存在。索勒斯死于1984年，但他的短语至今成谜。尽管有大约100人递交了他们自认为的密钥，但索勒斯“来世”研究项目的继任者予以全盘否定。有人声称自己至少通过8个“灵媒”和“阴间”的索勒斯联系上了，但索勒斯已忘了密钥。
“严肃”的死亡研究方法当然不会这么荒唐。通过研究濒死经历也许可以“窥探”死亡。例如，有人在经历濒死状态后说，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飞到病房天花板上看见了自己的肉体。如果这个说法能得到证实，那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惊世大发现。于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在一间心脏手术室里放置一部手提电脑并与天花板上的监控器连接起来。电脑的程序被设计成在每次手术期间显示12幅图像，其中每一幅都是随机的，就连研究人员自己都不知道。电脑打开平放，屏幕正好面对天花板。这样一来，接受手术的患者如果真能看见这些图像，那就只可能是他（她）的“灵魂”——“脱离肉体”的意识所看到的。当患者脱离麻醉状态后，科学家询问他们在手术台上看到了什么。迄今为止，这项研究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意识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
然而，为数极少的一些人不甘心上面的结论，他们的理由是：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意识一定不可能独立于肉体而存在。例如，意识可能是信息能量，质量非常小，只有万亿分之一克。要想测出如此小的质量，无疑需要极为苛刻的条件。不过，迄今无人愿意资助这方面的“研究”，由此可见人们的态度。
如果意识确实是能量，那么也就无需证据来证明它在人死亡后的存在，因为证据已经有了：根据第一热力学定律，能量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毁灭。不过，那些追求“来世”的人不会因此得到多少安慰。谁愿意自己的“来世”只是一个极其渺小的能量点呢？所以，科学家建议人们活好今天，不必考虑什么“来世”，更不必惧怕死亡，理由很简单——生与死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规律。
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离去，这种认识深刻塑造了我们。然而，死亡的本质令人难以捉摸而又易变。
有人寻求“战胜”死亡——他们的遗体冷冻保存在这样的液氮罐里，等待未来的技术让其复活。
据说，在一名将军带领他的队伍凯旋回到古罗马时，有一名奴隶专门负责提醒他：“你的胜利不会是永远的。”他还对将军耳语说：“记住，你也会死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假的，但“记住，你也会死的”这句话却被广泛用于西方艺术中，提醒人们：每个人最终都将离世。例如，在一台中世纪的钟上就有这句话，还描绘着狰狞的持镰收割者——死神；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用珠宝镶嵌的一具头骨上也刻有这句话。
虽然很少有人知道死亡将在何时到来，但我们都清楚这一天终将降临。谈论死亡常常会给生命蒙上阴影，亲人故去常常会让生者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如此。然而，对死亡的思索却是推动我们的生命走向善或恶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它促使我们培养感情，忠于信仰，构筑梦想。
在这点上，人类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动物看来很难有死亡概念，对它们来说一具尸体只是另一件东西而已，生与死的转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把逝者仍当作人看待，所以人类的殡葬仪式通常都很复杂。事实上，生者与死者的肉体分离可能是社会文化的最早表象之一。或许可以说，正是人类“发明”了死亡。当然，并不是说在事实上“发明”了死亡，而是说死亡就像一次渗透着文化和心理学意义的活生生事件。然而，尽管经过了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我们对死亡本质的探寻越来越深，但死亡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
而这种定义很重要，因为它是让我们理解对死亡的恐惧——世界上最普遍的害怕——的唯一方式。大多数人都希望寿终正寝，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个愿望。对一些人而言，死亡来得过早，这是人们惧怕死亡的原因之一。只是到了最近，推迟死亡才变成了平常事。通过机械和医学手段，死亡能够被推迟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而这也带来了害怕——害怕自己无能为力、需要依赖和病痛难忍。对于这种新的境况，人类依旧感到茫然。
因此，是人类“重新发明”死亡的时候了，毕竟从人类首次得知自己必死无疑至今已有300万年之久。事实上，这件工作已经展开：死亡新类型——工业的、车祸的和生化的等等的出现，导致了相应的、复杂的界定法规。还有人寻求更进一步重新定义死亡——冰冻脑袋等待未来“复活”，或者企图在自己体外复制自己的心智。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离世的人依然是人”这一坚定信念的具体化。这类科幻理念看起来也许很离谱，但试图大大延迟甚至战胜死亡的想法值得反思，因为我们思考死亡，也是在思考生命。
葬礼演化
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认识到自己必将离去？这个答案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起源。
这是一头黑猩猩在同伴死了之后的表情。
一个冬日的下午，潘希平静地死去。当时，她的女儿罗西、两个好友布鲁索姆和齐皮陪伴在她的身旁。在潘希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她们轻柔地触摸、安抚她。在她停止呼吸后，她们搬动她的四肢，检验她的嘴，以证实她的离去。齐皮还两次拍打她的胸膛，试图让她活过来。那一夜，罗西一直在母亲身旁守灵。
潘希于2008年12月死亡——这听起来很平常，却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因为潘希是一头雌性黑猩猩。人工喂养的黑猩猩很少会被允许死在“家里”，它们临死时通常会被快速推走并注射药物实施安乐死。而这一次，英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的科学家决定让潘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和亲友呆在一起，目的是观察他们（它们）对她（它）的反应。
科学家很想知道罗西、布鲁索姆和齐皮在潘希死亡前后的想法。它们是否感觉悲痛？是否在考虑自己也会有这一天？直到最近，这些问题一直被认为很荒谬。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改观。对潘希之死的观察是最近以来对黑猩猩死亡观的诸多研究项目之一，研究对象既有人工喂养的也有野生的。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对待死亡的方式，而且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类是在进化过程中哪个时刻发展出死亡认识（包括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呢？答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死亡的态度，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起源。
对大多数动物而言，一具尸体只不过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而已。一些物种演化出了看似精细的尸体处置行为，例如鼹鼠把同伴的尸体拖进洞穴里的“公共厕所”并且掩埋起来。但这些都只是“务实”的行为，并没有更深刻的动机或意义。不过，一些非人类动物很明显有着更复杂的死亡观。例如，大象对死亡同类的骸骨很感兴趣，海豚经常被观察到长时间待在同伴的尸体周围。
然而，没有任何其他动物对死亡的“兴趣”比黑猩猩更浓厚。记录潘希死亡过程的科学家说，亲朋对潘希之死的反应简直就像人，其中涵盖了尊敬、关爱、测试生命迹象、试图复苏、守灵、悲痛、悼念。在很偶然被观察到的野生黑猩猩之死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其中一例发生于2010年1月，地点是坦桑尼亚的一所国家公园。那天一早，护林员发现了雌性黑猩猩马莱卡的尸体，它是从树上坠地身亡的。科学家于上午9时15分抵达现场，发现一群黑猩猩正守在马莱卡的尸体周围。在此后三个半小时里，科学家拍摄了一些黑猩猩依次告别马莱卡的尸体、其他黑猩猩在树上观看的全过程。在告别过程中，有的黑猩猩看来只是好奇。它们嗅闻尸体，或者给它整理一下“遗容”。有的黑猩猩则拖动或拍打尸体，它们的样子显得很挫败和很愤怒。雄性黑猩猩领袖则在尸体周围甚至和尸体一起展示权力。领袖最终把尸体扔进溪流中，许多黑猩猩顿时发出悲鸣。当尸体被护林员移走并埋葬后，有八头黑猩猩跑到尸体埋葬地，专注而又激动地触摸地面。它们在那里呆了40分钟，集体呜呜叫之后才离开。访问马莱卡埋葬地的最后一头黑猩猩，是它的女儿曼波。
如何理解这一切呢？科学家认为，黑猩猩的这些行为可分为三类：病态、对尸体的强烈兴趣、悲悼和“社会剧”。和潘希之死一样，这些都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行为。当然不能把人和动物完全相提并论，但黑猩猩和人类在这方面的相似性还是让科学家很吃惊。尤其重要的是，黑猩猩此时的表情也是如此悲痛。有科学家推测，可能从第三纪中新世开始，人猿和早期人类就已经有了相对复杂的死亡观。 真相是否就是这样呢？答案恐怕永远都找不到。但考古和化石记录对这类行为如何演变为现代的殡葬仪式提供了诱人的暗示。这已成为古人类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人类对待死者的态度被科学家归入“象征性活动”范畴，语言、艺术及其他使得现代人类很独特的东西都归入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一度都被认为出现于大约40000年前，但最近的发现把这个时间提前到了10万年前甚至更早。
山坡上的古猿
1975年，在埃塞俄比亚哈勒尔附近一个陡峭的草坡上，科学家发现了13具生活在32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南方古猿的遗骸化石，其中包括9名成年人、两名青少年和两个婴儿。他们彼此靠得很近，很显然是差不多同时被埋在这里的。他们为何会在这里？这仍是一个谜。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发生了突然的洪水或其他类似的灾难，从而导致他们立即集体身亡。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骨骸曾遭掠食动物撕咬。
2011年，科学家给出了一个新解释：在一种“结构性放弃”行为中，这些遗体被刻意放在了那儿。这并不表示埋葬或其他象征性行为，可能只是为了处理掉已经腐烂的尸体。即便如此，它依然代表着高于在黑猩猩当中所见（即把同伴尸体留在坠落地）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进步。这可能正是人性出现的首个标志——人猿可能已经认识到把尸体放在活人中间是不合适的。这是对生者与死者进行的首次正式区分。
除非找到新证据，上述猜想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但是到了50万年前，这个证据变得清晰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埃卡山一个山洞的一条石灰岩坑道底部，“人骨坑”意外被发现。它包含至少28具古人遗骸，他们很可能都是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的可能的祖先）。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一种明显的可能性是他们意外坠落到了这个坑道里。然而，从骨裂的方式来看，这种可能性被否定了。事实上，这些骨骸并非像是自然堆积的，其中大多数骨架属于青少年男性，许多都显示出骨病或畸形的迹象。科学家给出的最好的解释是：他们是在死后被故意放在坑道顶部，随后逐渐坠落到坑底的。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为死者指定处置地的最早证据。这显然是朝向现代死亡观的更进一步。一旦为死者指定地方，就意味着认为他们依然属于某个社会机构，因此也就迈步走向象征性行为。
这些人猿如何理解死亡呢？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也行将寿终正寝？他们有没有“来世”的概念？科学家对此毫无线索，但他们知道这种原始的葬礼变得越来越普遍：在不少用其他方式难以解释的地方都发现了这样的遗骨——它们被塞进岩石裂缝中，被放到难以到达的悬崖峭壁上，或者被隐藏在山洞最深处。这种原始葬礼很快就转向正规的葬礼——创造埋葬地存放遗体。这方面的最早期证据来自于以色列的斯库尔和卡菲兹山洞。在这两个洞里，发现了被放在明显为人造空洞里的12万年前的智人骨架。还有来自大约相同时期的尼安德特人的葬礼证据。这些都可能表明了人类发展出象征性文化的时间比以往认为的要早得多。
即便这样，这些葬礼也并不代表着死者踏上了不归路。与当时的死者数量相比，这些埋葬场所的数量实在是少之又少。看来葬礼只举行在特殊时机，绝大多数死者的遗体很可能依然是一扔了之。直到大约14000年前，大多数人才开始被葬在可以识别的墓中。大约同一时期，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发明了农业和宗教。世界最古老的仪式性建筑、位于当今土耳其境内的哥贝克力石阵建于这一时期，看来并非巧合。而在这之前很久，古人看来已经有了和今天的我们相似的死亡观。艺术、语言、精细的葬礼习俗——它们表达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正是它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也把现代人类和其他已经消失的每一种早期人类区分开来。
生死之间的模糊界限
在一些西方国家，现在要宣布一个人的死亡已经变得更容易了。就算一个人还在动，还在出汗，体内血液还在流，也可以宣布这个人死了。
图为16～18世纪欧洲解剖学家在阶梯教室里对被处决的犯人尸体实施解剖。
现在要宣布一个人死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容易。死亡标准已经降得如此之低：哪怕一个人的心脏还在跳动，大脑还在发出脑电波，医生照样可以宣布此人已经离世。好消息是：在西方国家，只有1%的人口面临这个最低死亡标准。坏消息是：如果谁落入这个1%，谁就可能面临“活体解剖”。
“这个人是不是死了？”这个疑问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这可不是件小事，尤其是对即将被埋葬或火化的人来说。因此，必须寻找滴水不漏的死亡线索。人体有没有这样一个中心器官：当它停止运作时就意味着一个人死了？是否有一整套行为来标示一个人已经离世？在古埃及，一个人是否死亡得由防腐师来决定。在古希腊，人们知道许多条件都能模拟死亡，即导致假死。为预防假死者火化，他们的测试办法是在火化前切掉一根手指。随着假死者被埋葬的说法越来越多，中世纪的欧洲人开始对一个人是否真的死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16～18世纪欧洲各地出现的阶梯解剖教室凸显了这一点。在这些教室中，解剖学家对被处决的犯人实施解剖，结果证明有时候被处死者并未真正死亡。解剖师有时会取出死犯的心脏，举得高高的。众人惊愕之下，心脏仍在跳动。有一次，死犯尸体被下令两天内不得下葬，目的是“避免错误”。
18世纪是两个重要趋势的开始。首先是死亡标准的医学化。医生开始出现在临终者病床前，对其施用镇痛药。随着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混淆，医疗技术被用来辨别生死。此后200年中，技术不断改进，一些此前会被相信已经死亡的人被探查到生命迹象。人工呼吸、嗅盐、电击、听诊器、胸音放大器、射线透视以及检测视网膜血液循环的眼底镜等技术相继涌现。
第二个重要趋势是从心肺死亡标准转向脑死亡标准。当时并无“脑死亡”这类术语，医生们谈论的是把“感觉”和“意志”纳入检测死亡的标准。“脑死亡”概念在20世纪最大的医学进展之一当中起了主要作用。1954年，外科医生约瑟夫·穆雷成功实施了全球首例尸体器官移植——在两位双胞胎兄弟之间进行的肾移植。不久后，死者捐献的器官被移植给活人。这项了不起的技术旨在拯救生命，但它也面临一个主要问题：器官不新鲜。活人除了捐肝也可捐肾，因为一个人只有一只肾也能活。但其他器官的捐献人都是逝者。当一个人死后，器官会缺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个13人委员会检验脑死亡定义时，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宣布一些呆在重症监护室里、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人已经死亡并摘取其器官呢？这些患者处于深度昏迷中，但并未死亡，心脏仍在跳动。如果他们被宣布死亡后不拔掉呼吸机，他们的器官将持续拥有血液供应，直到移植需要的那一刻。 这正是这个哈佛委员会干的事。它定义了第二种形式的死亡，被一名医生称之为“美丽死亡”。在此之前，医生们一直使用心肺死亡标准：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呼吸也消失了，那么此人就死了。最初的哈佛死亡标准简单得堪称骇人，所需的测试时间比一次眼睛检查时间还短。要宣布一个患者已经死亡，要求仅仅是“无接受能力、无活动迹象和没有反射”。接着，出现了“呼吸暂停试验”。取下呼吸机，医生观察患者是否能自主呼吸，如果不能，就宣布患者死亡。
这一哈佛标准立即遇到了麻烦。这个委员会没有进行过患者研究，也未引用任何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两项针对实际患者的研究表明，“脑死亡者”的大脑并未真正死亡。哈佛脑死亡检测法只能表明脑干而非大脑皮质是否死亡，而大脑皮质被认为是意识所在的最可能的大脑部分。
然而，哈佛死亡标准确实指定了一项测试——脑电图扫描，用来确定大脑皮质是否仍有功能。研究显示，一些已被宣布脑死亡的人仍能在脑电图仪上产生脑电波。如果大脑真的死了，那么脑电波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被轻易解决：美国医生被告知跳过脑电图扫描。1981年，美国立法通过脑死亡标准。该法案说，脑死亡是指“整个大脑”都死亡，但检验技术由医生决定。实际上，医生很少为此测试大脑皮质。
如此低的死亡标准，结果还是被证明低得不够。美国医生注意到，一些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仍有轻微活动，并且显示出反射。这显然违背了哈佛死亡标准。1995年，美国神经科学院宣布，就算一个人还有轻微活动并且显示出反射，也仍可认定为脑死亡。2000年发布的一项针对38名脑死亡患者的研究报告指出，其中15人在被宣布死亡后的24小时里仍在动。另一项针对144名心跳停止者的“尸体”的研究发现，其中79具仍具有反射。一名医生建议医院不要让脑死亡捐赠器官者的家属在捐器官者被宣布死亡后看见他（她），原因是他们可能会见到死者仍在动。
在5000年历史中，我们得知人类生命非常坚韧，许多死亡迹象其实都是误导。然而，今天在一些地方，在1968年以前会被视为活生生的人却被解剖以采摘器官。那么，脑死亡标准是否合理呢？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虽然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但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最终都会发展为心脏死亡。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被认为更科学，标准更可靠。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脑死亡标准，与此同时，心肺死亡标准也被认可。在中国，脑死亡标准正在制定中。
死尸的自然历史
人类遗体的最终旅程或许并不体面，但了解它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火化是阻止尸体腐烂过程的唯一方式。图为美国海军举行的骨灰撒海祭奠仪式。
在现代世界，很少有人以旧的方式死亡——死在露天、尸体任由自然力量处置。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死亡，尸体转化为尘埃的速度取决于包括温度、湿度和恰好在现场的动物、昆虫以及微生物在内的多种因素。在一个相对温暖、潮湿、有大量昆虫和食腐动物的地方，一具人体可能在几周后就只剩下骨头，几个月后就完全消失。
而对于死后立即被冷冻、防腐和放进棺材里的尸体来说，情况会怎样呢？同样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温度和湿度依然最重要，但其他因素也不可少，例如尸体防腐做得好不好、棺材密封状况如何、土壤和将来会渗进棺材的地下水的酸性高低，等等。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不可能预测尸体的最后一程会走多久——既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十年。
但可以说的是，不管时间长短如何，绝大多数尸体都会经历相同的腐烂阶段。首先是“新鲜”阶段。人死后几分钟内，二氧化碳就开始累积在尸体的血液中，使得血液的酸性更强，这导致细胞破裂，溢出的酶开始从内到外地消化尸体组织。随着血液淤积在最接近地面的尸体部位，腐烂的最初迹象于半小时到一小时后开始出现。起初看起来像紫红色小点，大约一天后转化为一个几乎连续的紫色斑，称为尸斑。尸体其余部分则转为惨白色。
大约同一时间，肌肉变得松弛。但随着尸僵（死后僵直）出现，肌肉又变得紧绷绷的了。人活着时，肌肉细胞膜里的分子泵控制着细胞里的钙离子数量——高含量的钙离子刺激收缩，低含量则导致扩张。分子泵在人死后不再工作，于是细胞外高浓度的钙离子扩散进细胞内，导致肌肉收缩，这就是尸僵。两到三天后，尸僵消失，但尸体看起来的舒张实际上标志着腐烂开始——酶分解原本让肌肉处于收缩状态的蛋白质。对尸体做防腐处理至少能暂时性阻止腐烂。古埃及防腐师的目标是保持尸体长久完整，现代防腐的目的却是让尸体不难看，在下葬或火化前让尸体完整。这是通过为尸体消毒，用水、染料和防腐剂（经常包括甲醛）的混合液置换血液来实现的。使用染料的目的是恢复尸体的“健康肤色”。甲醛则以多种方式保存尸体，首先是驱逐昆虫和杀死细菌。甲醛还能灭活尸体酶，使得尸体组织更不容易分解。但这种保护效果持续不了太久，尸体最终会恢复原状。
第二阶段是腐败。随着酶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尸体变得有些难看了，而且发出很难闻的味道。大约48小时后，足够的富含养分的液体溢出破裂的细胞，这些微生物迅速扩散。主要受益者是在人体消化道中与人和平共处了一生的100万亿个细菌。通过分解蛋白质，它们产生两种名称和气味一样臭不可闻的化合物——腐胺和尸胺，从而让尸体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从尸体表面看，腐败的特征是发绿从胸腹部开始缓慢蔓延到全身。这种绿色是厌氧菌作用的结果，厌氧菌把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血红素）转变成硫血红蛋白。细菌作用也产生包括氢、二氧化碳、甲烷、氨、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在内的多种气体。这些气体不仅助长尸臭，而且令尸体变形——它们鼓胀尸体，让尸体胀得就像气球，最终令尸体爆开。硫化氢还与血红蛋白里的铁结合，形成黑色的硫化铁，从而让尸体肤色变暗。
这标志着第三阶段——活跃性腐败的开始。尸体分解的速度现在更快，剩下的皮肉被迅速消耗掉，直到尸体只剩下骨架。有时候，其他情形也可能出现。如果尸体碰巧被埋在很冷的土壤里，就可能形成尸蜡（也称墓蜡）。尸蜡是由一些厌氧菌（例如产气荚膜梭菌）消化尸体脂肪而产生的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物质。通常，尸体入土大约一个月后才会开始形成尸蜡，此时尸体上覆盖了一层蜡状物。 最后阶段——骨架分解所花的时间最长。要让骨骼消失，骨骼中的坚硬矿物质部分必须被分解。如果尸体与酸性土壤或水接触，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借助于树根或动物的机械性破坏作用，骨架分解的速度会加快。一旦坚硬部分消失，包括曾经赋予骨骼弹性的胶原在内的身体最后一批蛋白质也屈从于细菌和真菌的淫威，最终销声匿迹。
一些情况下，上述阶段不会全部发生，尸体没有机会腐败。如果保持尸体完全脱水，细菌就无法工作，尸体就成为干尸。坠进天然防腐剂例如泥炭沼泽中和埋葬在冻土里的尸体也会彻底脱水而得以保存，因为细菌无法繁衍，尸体的酶也不能作用。罕见情况下，人会在饥肠辘辘的食腐动物眼前死去，尸体几天后就会荡然无存。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海面下。
当然，如果没有沼泽、狗、鲨鱼和冰墓，阻止尸体腐烂过程的唯一方式就是火化。在火化炉中的750℃高温下，棺材和整具尸体可能在3小时以内火化完毕。紧接着，骨灰被放进骨灰研磨机中处理成精细的粉末。这便是“尘归尘，土归土”。
“死后的生命”
有“死后的生命”吗？至少有47人尝试过以科学的名义探索这个奥秘。
图为好莱坞影片《死后的生命》（又译《身后事》）中的一个场面。
林恩·布兰德福德是一名电子工程师。1921年2月6日，他把自己在美国底特律市租住的房间的门窗紧闭，然后在房里点燃煤气炉。他此举的目的是进行“来世”试验。然而，谁来报告他有“来世”呢？几周前，他在一张报纸上打广告征集“灵媒”，即自称能与死者“对话”并传达死者讯息的人。结果只有一个“灵媒”——露丝·多兰回应他。布兰德福德和多兰还就此签了一份协议。布兰德福德白白送了命。不管他在“来世”有没有和多兰“对话”过，多兰显然都可以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宣称他们“交谈”过。不过，她没有撒谎——她说自己没听见他在“阴间”说了什么。
曾经当过英国伯明翰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奥利弗·罗吉在自己于1940年去世前，设计了“罗吉来世测试”，目的是证明真的有“死后的生命”——“来世”。他写了一条秘密讯息并把它密封在一个数据包中，并宣称将在自己死后“通知灵媒”讯息的内容，以便进行查验。由“罗吉来世测试委员会”招募来4个“灵媒”。罗吉的数据包分装于7只信封内，其中每只信封中各包含一条线索，“灵媒”可以用它唤起罗吉在“来世”的回忆，以防他忘记自己的秘密讯息。然而，这些线索让“灵媒”们很生气。例如，3号信封中的内容是：“如果我给出一个五位数，它可能是正确的。但我可能要说2 8 0 1，这意味着我掌握了有用的线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但它和数字有联系。事实上，它是数字的一个因子。”这完全让人不知所云。最终，“灵媒”们离开了这项测试的拍摄现场。罗吉当然没能在“来世”传话解释他的秘密讯息究竟是什么，这个“测试”闹剧也不了了之。
类似的闹剧并没有停止。在罗吉死后第六年，美国“灵异心理学家”罗伯特·索勒斯在他确信不能被破解的密码中植入了两个短语，邀请追随者在他死后和他“联系”，向他索取密钥，由此证明“来世”的存在。索勒斯死于1984年，但他的短语至今成谜。尽管有大约100人递交了他们自认为的密钥，但索勒斯“来世”研究项目的继任者予以全盘否定。有人声称自己至少通过8个“灵媒”和“阴间”的索勒斯联系上了，但索勒斯已忘了密钥。
“严肃”的死亡研究方法当然不会这么荒唐。通过研究濒死经历也许可以“窥探”死亡。例如，有人在经历濒死状态后说，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飞到病房天花板上看见了自己的肉体。如果这个说法能得到证实，那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惊世大发现。于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在一间心脏手术室里放置一部手提电脑并与天花板上的监控器连接起来。电脑的程序被设计成在每次手术期间显示12幅图像，其中每一幅都是随机的，就连研究人员自己都不知道。电脑打开平放，屏幕正好面对天花板。这样一来，接受手术的患者如果真能看见这些图像，那就只可能是他（她）的“灵魂”——“脱离肉体”的意识所看到的。当患者脱离麻醉状态后，科学家询问他们在手术台上看到了什么。迄今为止，这项研究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意识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
然而，为数极少的一些人不甘心上面的结论，他们的理由是：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意识一定不可能独立于肉体而存在。例如，意识可能是信息能量，质量非常小，只有万亿分之一克。要想测出如此小的质量，无疑需要极为苛刻的条件。不过，迄今无人愿意资助这方面的“研究”，由此可见人们的态度。
如果意识确实是能量，那么也就无需证据来证明它在人死亡后的存在，因为证据已经有了：根据第一热力学定律，能量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毁灭。不过，那些追求“来世”的人不会因此得到多少安慰。谁愿意自己的“来世”只是一个极其渺小的能量点呢？所以，科学家建议人们活好今天，不必考虑什么“来世”，更不必惧怕死亡，理由很简单——生与死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