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领事司老前辈的教导指引下，我查了很多资料，弄清了西欧发明的领事制度的历史和发展，并进行深入思考，结果发现不是领事工作不重要，是我们中国人对领事工作的认识有偏差。
　　读者肯定很奇怪：一个不合格的外交官怎么能交出一份及格的外交答卷呢？既然交了及格的外交答卷就应该是合格的外交官呐！确有其事，因为这位不合格的外交官不是别人就是我，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两年时间外语扫盲
　　之所以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外交官理由有三。第一，我自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喜欢与人交际，根本不是长大当外交官的料。我的父辈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所以敌人常常到我家抓人抄家，爷爷奶奶怕我被杀害，老是东躲西藏不断变换地点把我一人托付别人，童年的我总是处在陌生的环境中，因而形成了内向性格。第二，我出生的第二年遇到了河南1942年大灾荒，家里本来就穷，能活过来就是万幸了，结果身体长得又瘦又小，其貌不扬，不符合通常所认为的外交官要仪表堂堂的世俗。第三，解放后上学了，直到大学毕业，成绩倒也不坏，但所学专业是中文系，不懂外语，不配当外交官。
　　到我大学毕业时，外交部为改善干部知识结构，招了一批外语专业之外的文科生，这样我才侥幸进入外交部。本来到外交部后要安排我这样的人去进修外语，但文革一来此事泡汤。所以仅仅就不懂外语这一条，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外交官。结束最后一任驻外任务自纽约归来时，我在离任报告中说：“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位外语不过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因为共和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早该培养出政治坚定又懂外语和外交专业的大使了，不应再像建国初期那样不得不调一批将军去当大使。
　　一到外交部我就发现不会外语等于在这里瞎胡混。但那时是绝对服从国家分配，没有自我选择职业这一说，所以我也不能不认命。可我想，我不能因外语不行就消极，国家和人民培养我这么多年，不能愧对国家和人民。所以一方面我不放过任何机会补外语，包括自学、上业余外语学校，特别是最后争取脱产参加了两年英语短训班，算是进行了外语扫盲，可进行一般会话，能基本看懂新闻报道，但在对外正式场合离不开翻译。另一方面我特别注意努力在其他方面提高自己，对外交官来说除了外语这个工具外，还有很多方面的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是周恩来组建外交部时提出的部训，我按这几条严格鞭策自己，采取弱鸟先飞、以勤补拙、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的办法，努力去完成交给我的外交任务。
　　改革我国领事工作
　　进入外交部后我表现出不服输，努力学习，好动脑筋的韧劲。当我被分配到领事司时，几位原来的老领导和熟人对我说，为什么要到领事司？那里的工作没搞头。当时社会上包括外交部内对领事工作的认识很不到位，以为领事工作也就是干些办办护照签证、填表盖章之类的事务性杂活，所以把一些不好安排的非外语人员分配到领事司。
　　别人越说某件事情不重要，我却非要探个究竟，弄清那件事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大伙说不重要？在领事司老前辈的教导指引下，我查了很多资料，弄清了西欧发明的领事制度的历史和发展，并进行深入思考，结果发现不是领事工作不重要，是我们中国人对领事工作的认识有偏差。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西欧、俄国、日本领事基本上都是侵略分子，有的就是职业间谍，到中国干尽了坏事，所以我国人民一提外国领事就恨之入骨，解放后把他们统统赶走了。实际上领事制度可以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服务，也可以拿过来为我们服务。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越封闭越不知道领事工作有什么用，越开放越会感到领事工作的不可或缺。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领事工作来个大发展。
　　我出任领事司领导时正好赶上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就抓住机遇尽职尽责大力推进、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领事工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为保护我国公民的权益服务，工作局面有较大改观。例如二三十年前我预料到早晚有一天我国的出境人数会达到数千万，到那时我国的护照工作怎么办？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还在大伙都没有注意的时候，我想方设法参观了澳大利亚、日本、英国、荷兰、西班牙、美国、俄国等近十个国家的护照印制、颁发、保管的工厂、办公室、库房、设备等，尽可能了解了他们的先进技术和内部规章，而这些通常都是属于人家的保密内容，是不给外国人看的。这样就找到了我国在护照工作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落后原因和改进方向。可以说当时全国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分别陪同我的同事了解这些情况。我就是以这种劲头去解决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不达目的不罢休，不探讨出个究竟不收手，不想出个办法不停止，是我的一个特点。
　　还有，在香港回归前，我国在政治、经济、法律、驻军等等方面需要作的事情非常多，但上级和有关部门对那里的外国领馆问题怎么处理没有（也许是顾不上）考虑，原以为回归后维持原来状况即可，忽略了那些领馆都是外国同英国签订的协议而设立的，1997年7月1日后，怎么能允许外国依据与英国签订的协议在我们收回的领土上设立领馆？这可是涉及主权问题的非同小可的大事，马虎不得。此事就是我们领事司发现的，为此成立了应急小组，赶在回归前与几十个外国政府一一重新谈判签订了新协议，使各国驻港领馆得以顺利过渡继续进行正常工作。当然英国的总领馆是经双方谈判新设立的。
　　向国家建议不能忽略非洲
　　1997年8月我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坦桑尼亚上任，发现几十年来我国在非洲的工作很有成绩，当地官员、百姓绝大多数对我国友好。但改革开放后，新问题出现了，为了从发达国家引进资金、技术和与之发展贸易，国内不少部门和人员对非洲没有热情了，甚至看不起了，不愿到非洲访问，也不喜欢接待非洲代表团来访，当地有人说我们那时是嫌贫爱富。这很危险，等于我们在非洲吃掉毛泽东、周恩来留下的老本，如此下去就再也不会发生一大批穷哥们、黑哥们、小哥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那样的事情。
　　失掉了非洲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友好，西方国家就会贬低我们，抬高对我们的要价。我于是向国家建议不能忽略非洲，不能对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坦桑铁路抱甩包袱的消极态度。好在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保持了对非工作的好势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对非洲的成功访问，使对非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此事使我深感，作为像我们中国这样大国的外交官，特别是大使，一定要具有政治家的长远战略胸怀和眼光，凡事要放在历史发展的大格局里去衡量和思考。当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与大国关系、与发达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等等，都重要都不能偏废，只是要像弹钢琴那样都要兼顾到，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演奏出动人的外交乐章。 　　变总领馆为“服务桥梁”
　　1999年8月我到了纽约担任总领事。事先干部司给我打招呼，我大吃一惊，对该司领导说：“要我到哪里不行，怎么非要我去纽约？你们知道我外语不行，在那里必须可以使用英语同美国人在电视上辩论，我怎么行呢？”他说会给你配翻译，经部领导研究认为你去那里合适。就这样我被赶鸭子上架来到了纽约。
　　我是新中国第八任驻纽约总领事，在前任们的努力下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已有较好的基础。但历史在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在发展，形势在发展，事情在变化，所以到了我这一任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由于我任过领事司司长，也到驻纽约总领馆巡视过，对这里的情况基本了解。到我这一任我认为第一必须大力加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中美关系早已越过建交初期的阶段，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已进入高涨时期，中美贸易猛增，人员来往不断，作为总领事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在华侨华人中活动，更不能局限于办理证件等日常工作，要走出领馆与政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文化界、媒体、智囊团体等等，多加交往。
　　纽约这个世界第一大都会，给外交人员提供了极好的活动舞台，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开展工作。基辛格就住在纽约，我跟他有了来往，这才能现在写出一本关于他的书。遗憾的是我的外语不好，对我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例如我与大老板联系不能直接通话，到大学讲演无法与师生自由交谈，必须经过翻译，效果大为减色。我想做得更多更好却力有不逮，真个是不合格的外交官。但我并不退缩，凡请我去讲演有求必应，凡媒体采访一律接待。之前我们的外交官胆子较小，后来国内鼓励我们的外交官多出面，我虽不会外语，却胆子较大，勇于见美国人，敢于积极外出讲话。
　　第二点就是在华侨华人工作中也必须改进，不能老在对我们友好的社团中打转转，要到那些政治态度中间的社团中活动，甚至与亲台的社团来往。结果颇有成效，例如我建议不管政治态度如何，华侨华人应联合起来共同组织春节庆祝活动，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多年互不来往的社团与总领馆来往并到国内访问了，友好社团的力量发展了，局面大变。长期亲台的《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说我把总领馆从战斗的“ 堡垒”转变为服务的“桥梁”。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给我写信说：“您给我们初见面的印象，就是亲切和蔼，毫无僚气。后来常常听侨胞们说总领事作事负责认真。就凭这对人对事的作风，慢慢凝聚了侨界的向心力。
　　至于我亲眼目睹恐怖分子驾机撞击世贸大楼，经历了9.11事件的全过程，差不多年年有媒体约我写文章，所以在此不再重复。反正那些日日夜夜是令我终生难忘的，我那个时期报给国内的情况和建议之多，超过40多年外交生涯里的任何时期。
　　总之，自己给自己打分，我认为我这个不合格的外交官，最后给国家交了一份及格的外交答卷。不知读者是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