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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数字货币近期频频出现在官方表态中。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发布两篇有关数字货币的文章：一是发表于2018年1月的范一飞副行长谈央行数字货币几点考虑;二是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关于数字货币的演讲。
这是法定数字货币8月至少第4次在官方表态中“露脸”。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将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8月10日，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称，“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到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等创新应用。
笔者注意到，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旗下公司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一直在招兵买马，8月初又挂出招聘区块链研发工程师和研究员的信息。
央行数字货币如何运营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文中表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应采用双层运营体系。他表示，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运营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穆长春在演讲中也对双层运营体系做了解释。
“中央银行-商业机构”的双层运营模式有诸多好处。范一飞分析称，该模式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构成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竞争，不会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也就不会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同时，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且能提升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还具有央行背书的信用优势。
范一飞表示，为保持央行数字货币的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体系应不同于各种代币的去中心化发行模式。第一，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其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而改变，因而仍必须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需要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第三，不改变二元账户体系，保持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第四，为避免运营机构超发货币，需要有相应安排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不过，这里所说的中心化运营模式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也有所不同。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账户完成，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方式。央行数字货币则应基于账户松耦合形式，使交易环节对账户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范一飞表示，这样，既可和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能实现可控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持有人可直接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有利于人民币流通和国际化。另外，如果没有交易第三方匿名，会泄露个人信息和隐私;但如果允许实现完全的第三方匿名，会助长犯罪，如逃税、恐怖融资和洗钱等犯罪行为。所以为取得平衡，必须实现可控匿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在松耦合账户体系下，可要求运营机构每日将交易数据异步传输至央行，既便于央行掌握必要的数据以确保审慎管理和反洗钱等监管目标得以实现，也能减轻商业机构的系统负担。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表示，全球都知道数字货币是大势。其实中国央行5年前就开始研究，从数字货币入手，包括区块链在内，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
法定数字货币如何定位
范一飞在上述文章中表示，中国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应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这是因为M1、M2现在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因为它本来就是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所以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
央行官微发布的另一篇文章中，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也谈到，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
此前在7月8日举办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曾透露，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正在组织市场机构从事相应工作。王信表示，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还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同时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应该可以算是基础货币的补充。
哪个城市可能“首吃螃蟹”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央行从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面临的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2017年1月，央行在深圳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年9月，该研究所搭建了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
近期除央行多次发声外，“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还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里。
陈文认为，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国家对其提出了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要求。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级投放”体系，明确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来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而深圳拥有腾讯、华为、中兴等中国最顶尖的技术类企业，同时拥有中国为数最多的區块链创新企业，在调动市场力量探索数字货币技术路线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同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也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场景想象空间，有利于在试点应用中不断完善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投放、追踪和监管思路。综合比较国内主流一线城市的现有条件，深圳最有可能成为首个试点城市。而深圳也可能通过数字货币试点，在打造全国乃至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应该说深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出来很多产业，聚集了像华为等一大批在高新技术、互联网、通讯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代表新一代研发技术的基础，同时又是金融中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基础又有相应的能力来展开金融和技术相结合的研究和探索。
目前是否具备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条件
根据查询国家知识产品专利系统，截至2019年8月21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申请了设计数字货币的专利共74项。
多位专家表示，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研究速度非常快，目前技术上也具备落地条件。
黄震表示，实际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想法，在周小川任央行行长时就已部署且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具备了基本条件。黄震称，目前中国的区块链企业的技术应该说在全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一个是专利申请数和技术世界领先，同时区块链落地项目很多，比如说基于票据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等，现在中国的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和制度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穆长春表示，“目前是属于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会跑赢比赛。所以这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针对目前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难点，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目前要发行数字化人民币，面临以下三大挑战：一是技术问题，二是人民币资本项下不能自由流动，三是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违法犯罪等。
这是法定数字货币8月至少第4次在官方表态中“露脸”。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将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8月10日，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称，“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到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等创新应用。
笔者注意到，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旗下公司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一直在招兵买马，8月初又挂出招聘区块链研发工程师和研究员的信息。
央行数字货币如何运营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文中表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应采用双层运营体系。他表示，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运营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穆长春在演讲中也对双层运营体系做了解释。
“中央银行-商业机构”的双层运营模式有诸多好处。范一飞分析称，该模式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构成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竞争，不会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也就不会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同时，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且能提升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还具有央行背书的信用优势。
范一飞表示，为保持央行数字货币的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体系应不同于各种代币的去中心化发行模式。第一，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其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而改变，因而仍必须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需要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第三，不改变二元账户体系，保持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第四，为避免运营机构超发货币，需要有相应安排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不过，这里所说的中心化运营模式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也有所不同。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账户完成，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方式。央行数字货币则应基于账户松耦合形式，使交易环节对账户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范一飞表示，这样，既可和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能实现可控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持有人可直接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有利于人民币流通和国际化。另外，如果没有交易第三方匿名，会泄露个人信息和隐私;但如果允许实现完全的第三方匿名，会助长犯罪，如逃税、恐怖融资和洗钱等犯罪行为。所以为取得平衡，必须实现可控匿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在松耦合账户体系下，可要求运营机构每日将交易数据异步传输至央行，既便于央行掌握必要的数据以确保审慎管理和反洗钱等监管目标得以实现，也能减轻商业机构的系统负担。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表示，全球都知道数字货币是大势。其实中国央行5年前就开始研究，从数字货币入手，包括区块链在内，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
法定数字货币如何定位
范一飞在上述文章中表示，中国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应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这是因为M1、M2现在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因为它本来就是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所以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
央行官微发布的另一篇文章中，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也谈到，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
此前在7月8日举办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曾透露，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正在组织市场机构从事相应工作。王信表示，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还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同时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应该可以算是基础货币的补充。
哪个城市可能“首吃螃蟹”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央行从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面临的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2017年1月，央行在深圳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年9月，该研究所搭建了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
近期除央行多次发声外，“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还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里。
陈文认为，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国家对其提出了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要求。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级投放”体系，明确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来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而深圳拥有腾讯、华为、中兴等中国最顶尖的技术类企业，同时拥有中国为数最多的區块链创新企业，在调动市场力量探索数字货币技术路线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同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也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场景想象空间，有利于在试点应用中不断完善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投放、追踪和监管思路。综合比较国内主流一线城市的现有条件，深圳最有可能成为首个试点城市。而深圳也可能通过数字货币试点，在打造全国乃至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应该说深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出来很多产业，聚集了像华为等一大批在高新技术、互联网、通讯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代表新一代研发技术的基础，同时又是金融中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基础又有相应的能力来展开金融和技术相结合的研究和探索。
目前是否具备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条件
根据查询国家知识产品专利系统，截至2019年8月21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申请了设计数字货币的专利共74项。
多位专家表示，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研究速度非常快，目前技术上也具备落地条件。
黄震表示，实际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想法，在周小川任央行行长时就已部署且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具备了基本条件。黄震称，目前中国的区块链企业的技术应该说在全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一个是专利申请数和技术世界领先，同时区块链落地项目很多，比如说基于票据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等，现在中国的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和制度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穆长春表示，“目前是属于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会跑赢比赛。所以这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针对目前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难点，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目前要发行数字化人民币，面临以下三大挑战：一是技术问题，二是人民币资本项下不能自由流动，三是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违法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