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攀升、生活成本的增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都市职场人背负的生存压力也层层加码。工作中追求更出色的业绩、更快的晋升、更高的薪水，宁愿选择承受持续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方式。
　　猝死、过劳死，这些名词早已不陌生。连续出现的几例“职场人过劳猝死”案例，再次为人们敲响警钟。
　　据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过劳”的情况接近六成，包括24小时待命、没有周末、在办公室“安家”等等。另据《2011职场人工作强度与压力调查》显示，到野外亲近大自然是职场人首选解压方式。
　　在西方，很早就流行着一种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说法，它是指改变你人生的一趟旅程。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旅行的同时观看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诞生了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抵抗社会既有的各种制度和观念，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不满。他们倡导和平非暴力，反对战争；他们提倡“爱”，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主张性开放；他们追求自由，同时也依赖毒品。他们被当时的西方社会称为“颓废的一代”—嬉皮士。
　　到了80年代。一部分嬉皮士开始回归他们一度反抗唾弃的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过起正常人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可能也是嬉皮文化向主流文化妥协的结果。
　　只是，不管嬉皮文化是多么地非主流，嬉皮士的流浪式生活，勾起了青年人对外面未知世界了解的渴望，成为了青年环球旅行的导火索。于是，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80年代，当一批批的嬉皮士回归社会的时候，另一批欧洲青年背起背包又开始出行，在全球掀起了背包旅行热。甚至，西方的许多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外出旅行，增长见识，拓展眼界。
　　“间隔年”就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间隔年”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社会的生活。在“间隔年”期间，学生在旅行的同时，通常也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如今，还有一种“Career break”的说法，指的是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习充电。
　　体验“间隔年”不是流浪，不是过放荡的生活。无论是学生的“gap”抑或工作一族的“gap”，都是为了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暂时跳出来，去另外一个环境体验新的生活，经历更多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就像《为什么要有间隔年》那篇文章所说：“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其实，只需要给一次‘跳出来’的机会，或许就得到可支撑整个人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