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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是引入他物以理解眼前事物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中介的性质。而在人与世界之中，媒介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它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语境。从哲学传统认识论的角度讲，口语文化、印刷书面文化、电力文化塑造了不同的认识论特点。因此，媒介以隐喻的方式构建着我们的认识论，从而构建了人类的存在。
关键词：隐喻语境真理观念思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
媒介就是信息，它传播和主宰着信息的生产与传递，从而为人们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支撑。人的主要特征就是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播制造工具的知识。历史的遗迹，也就是媒介的遗迹，因而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它向我们展示着历史上的各种存在样态、各种生活过程， “媒介对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了讯息。”
媒介是信息的隐喻，是指媒介通过信息的构成，以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逆转，即在媒介与信息的关系上，是先有了媒介才有了信息。人类最早的媒介是人们使用的语言。隐喻是引入他物的象征，我们处于语言的包围之中，所以语言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隐喻，构成了我们存在的语境。不同的语言造成不同的语法结构和对话模式，这些模式造成了不同的语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图式，进而建构了不同的存在样态。把语言看做媒介的层面，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熟知语言编码的过程，即改变我们内部语言结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说，不同的语言结构，导致了不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进而建构了不同的个人存在样态。
隐喻，是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而对于一个事物的理解，我们必须引入另外一个事物，这个事物就是媒介。这样，我们所直接面对的往往是媒介，或者媒介所显示的世界，而并不是世界本身。所以，媒介的隐喻，即是将我们包裹于媒介之中，没有了媒介，我们无法了解任何东西。媒介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语境。我们与世界和自身的对话，都是用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来进行的。“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媒介站立于人与世界之间。我们是通过媒介而对世界产生认知，尤其是语言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在我们的认知形成中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尼尔·波兹曼说：“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媒介的共鸣形成我们认识的语境。“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以真理的概念为例。在口语文化中，人们说出来的东西才是更加可信的，它代表着世界本身，因而承诺与誓言也格外被人们所看重，人与人之间有口头的承诺而不需要什么书面的文本来作证明。口语文化中，口语本身就构成了思想本身，人们在诗意中道说着世界。而到了书面文化中，真理则依赖于写下来的文字，甚至是不违反矛盾律和同一律，符合逻辑结构有系统性的文字。概念的明晰性与逻辑的一致性成为真理的必然内容。真理必须以合适的外衣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决定了对于真理的认识。在我们当代，真理则同数量等同了起来，各种数据、数量关系表等是表达真理的最好方式。这一点来自于电力文化之下信息采集的快捷性，所以一切都需要依靠信息本身的速率与数量。当然，这样的认识论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相互并存的辩证法式进展。尼采说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因而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从媒介对思维的影响来看。在口语时代，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互渗的。因为口语依赖于听觉，而听觉是短暂的、具有强烈共鸣性质的，所以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就有强烈的沉浸性。这个时候没有主客二分，世界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存在。世界的深远之处即是神秘，而这个神秘被当做是真实的存在。“互渗律有无限权力地支配着这些风俗所依据的集体表象；它在这些风俗里容忍了最不可容忍的矛盾。”此外，口语还是短暂的，而一种文化的智力往往取决于其交流的方式，所以口语的短暂的交流方式，就要求不能用没有规律的长篇大论，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各种套词（如中国《诗经》中的赋比兴的手法；《荷马史诗》中的套词、隐喻的手法）成为人们记忆选择的手段。再加上口语文化中人们思维的互渗律，使得人人都善于使用象征和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观念。所以，口语时代的文化，强调的是以记忆力为主的信息传递，以想象的互渗为特征的诗性智慧。这也就可以理解维柯所说的真理与事实的统一。诗作为一种摹仿，不仅仅是生活的简单复现，而是以最具表现力和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实现的集体的记忆，它同时还承担了文化传承的功能。口语时代的人的思维就是维柯所说的形象思维，一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一是想象性的类概念。
而到了书面文化中，文字脱离了口语，从而避免了口语的易逝性、不易保存的缺陷，以一套文字的组合构建了世界的信息。尤其是书面文本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我们通过书中的文字来获取世界的信息，培养我们的情感，从而与世界本身在逐渐分离。我们可能喜欢读各种游记，但却对旅游没有兴趣。这样，我们就越发陶醉于书籍所造就的世界中，主体性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创造客体。因为自然界本身并无所谓客体，而人们要用文字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来把握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将事物本身嵌入我们的概念之下，于是事物不得不成为客体，以便于我们“文字”对于世界的构造。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大工业生产（参见麦克卢汉与伊尼斯的著作）。印刷书籍的批量生产、大规模复制、标准化、格式化等构成了工业化的前奏，这些铸就了技术与科学的观念模式，即必须把事物切分入我们的概念与标准之下，才能更加明确地进行我们的认识。所以书面文化创造了客体。书面文本通过文字，实现了信息的大量增殖，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于是正如苏格拉底的批评一样：“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我们的认识从以往口语的以听觉为主，转向了对于文字的看，这就是以视觉为主了。强调看，而不强调听。强调文字，而不强调言语。书面文本不仅使得主客体分离，同时也是读者与作者分离。书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承载的媒介，成为了作者与读者的中介。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要经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才能将书出版，所以他要把读者的阅读当做提前的预设，不能随意地创作。书籍本身要求作者写的东西要完整、有系统、清晰、前后一致，作者的写作真正成了“创作”，一种强调概念的明晰与逻辑一致的，带着镣铐的舞蹈。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时候，要求我们长时间基本保持不动；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思；不受外界干扰去了解这些意义，这是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要能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与其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也就是要抛弃文字具有魔力的说法，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这就造成了一种强调内省的倾向。所以，往往会出现越是重视读书的人往往越强调内省，而向外的行动力则不足。
以上论证的是媒介对于我们认识的影响。这一点在西方哲学史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前，仍然是以口语文化为主，当时的哲学家往往是用一个具体的物，如水、火、四根、无限等来解释世界的本源，他们虽然开启了对于事物的思考，但却没有明显的主客二分。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用文字来构造世界，即强调每个概念的明晰性，以概念的明晰来替代世界的明晰。正如苏格拉底常说的那样，你了解一个物，那你必然心中已经知道了这个物的概念，那么就必须把这个概念清晰地说出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书面文化所铸就的思维的开端。但是，由于这个时期的书本仍然是以手稿为主，还没有大规模的印刷的出现。所以，他们的著作中，又处处充满了口语文化特有的神秘性的思维。苏格拉底一直都认为有一个神，他只是遵循神的旨意而在帮助人们获得真知。他个人也认为灵魂是不朽的，甚至在论辩中，遇到不能用概念来进行解释的时候，苏格拉底往往就用神话或寓言来论辩。柏拉图更是如此，柏拉图虽然想用理念来建构世界，但他本人的写作与行为却充满了诗性，他对于神灵的信仰更是异于常人。所以尼采才会把苏格拉底看作丑陋的人。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大陆理性派起自笛卡尔，英美经验主义起自洛克与霍布斯。这些哲学的大背景是从文艺复兴而来的启蒙主义。而文艺复兴的根本前提就在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而来的知识的爆炸。所以这些哲学家是深受印刷书籍文化影响的，他们的哲学强调逻辑的一致性、概念的明晰性、反观内省、主体的可靠性等特点，都是印刷文化的典型表现。这种影响延续到现在。
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一环，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在他看来，经验派与唯理派根本的问题都在探讨，我们人作为一个主体，是如何能够获取知识，并将这个知识当做必然的知识的。传统获取必然知识的方法是逻辑，但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与小前提是包含了结论在内的。因此，必须把这些先天的范畴转化成先验的范畴，即先于我们经验的范畴，这个范畴就在于我们人自身的先验构架，即空间和时间的直观能力（数学和物理学的直观能力），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人类获取新知识的根本在于人先验的构架的潜能。但这种潜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论是作为基因传递对环境的适应也好，还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也好，总而言之是一个历史性沉淀的产物。这种历史性的沉淀的内容，就是人们如何处理信息的集体共识，这个集体共识是媒介。可以说，媒介提供了康德普遍性理论同具体事例之间缺失的一环，人类的知识是经过人类自身调整修改的结果，人的智能即精神提供了必备的包容一切的总体模子。媒介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互动。世界可以调整为：由物质组成的媒介世界，由人组成的媒介世界，由人造的物质构成的媒介世界。一切知识在一定意义上都取决于媒介。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媒介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环，它深入地构造了自身的存在。甚至成了人们存在的先验预设。因此，媒介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的载体之类，它创造了信息，建构了新的自然。因而规定了我们的存在样态，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网络作为目前最为重要的媒介，已经或者将会对我们的存在会有怎样的构建。
注：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网络美学”部分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 沃尔特·翁，何道宽译：《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保罗·莱文森，何道宽编译：《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9年年版。
[4]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尼尔·波兹曼，吴艳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 约斯·德·穆尔，麦永雄译：《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罗兰·巴特，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乔基庆，男，1983—，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网络美学。
关键词：隐喻语境真理观念思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
媒介就是信息，它传播和主宰着信息的生产与传递，从而为人们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支撑。人的主要特征就是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播制造工具的知识。历史的遗迹，也就是媒介的遗迹，因而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它向我们展示着历史上的各种存在样态、各种生活过程， “媒介对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了讯息。”
媒介是信息的隐喻，是指媒介通过信息的构成，以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逆转，即在媒介与信息的关系上，是先有了媒介才有了信息。人类最早的媒介是人们使用的语言。隐喻是引入他物的象征，我们处于语言的包围之中，所以语言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隐喻，构成了我们存在的语境。不同的语言造成不同的语法结构和对话模式，这些模式造成了不同的语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图式，进而建构了不同的存在样态。把语言看做媒介的层面，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熟知语言编码的过程，即改变我们内部语言结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说，不同的语言结构，导致了不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进而建构了不同的个人存在样态。
隐喻，是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而对于一个事物的理解，我们必须引入另外一个事物，这个事物就是媒介。这样，我们所直接面对的往往是媒介，或者媒介所显示的世界，而并不是世界本身。所以，媒介的隐喻，即是将我们包裹于媒介之中，没有了媒介，我们无法了解任何东西。媒介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语境。我们与世界和自身的对话，都是用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来进行的。“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媒介站立于人与世界之间。我们是通过媒介而对世界产生认知，尤其是语言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在我们的认知形成中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尼尔·波兹曼说：“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媒介的共鸣形成我们认识的语境。“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以真理的概念为例。在口语文化中，人们说出来的东西才是更加可信的，它代表着世界本身，因而承诺与誓言也格外被人们所看重，人与人之间有口头的承诺而不需要什么书面的文本来作证明。口语文化中，口语本身就构成了思想本身，人们在诗意中道说着世界。而到了书面文化中，真理则依赖于写下来的文字，甚至是不违反矛盾律和同一律，符合逻辑结构有系统性的文字。概念的明晰性与逻辑的一致性成为真理的必然内容。真理必须以合适的外衣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决定了对于真理的认识。在我们当代，真理则同数量等同了起来，各种数据、数量关系表等是表达真理的最好方式。这一点来自于电力文化之下信息采集的快捷性，所以一切都需要依靠信息本身的速率与数量。当然，这样的认识论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相互并存的辩证法式进展。尼采说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因而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从媒介对思维的影响来看。在口语时代，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互渗的。因为口语依赖于听觉，而听觉是短暂的、具有强烈共鸣性质的，所以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就有强烈的沉浸性。这个时候没有主客二分，世界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存在。世界的深远之处即是神秘，而这个神秘被当做是真实的存在。“互渗律有无限权力地支配着这些风俗所依据的集体表象；它在这些风俗里容忍了最不可容忍的矛盾。”此外，口语还是短暂的，而一种文化的智力往往取决于其交流的方式，所以口语的短暂的交流方式，就要求不能用没有规律的长篇大论，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各种套词（如中国《诗经》中的赋比兴的手法；《荷马史诗》中的套词、隐喻的手法）成为人们记忆选择的手段。再加上口语文化中人们思维的互渗律，使得人人都善于使用象征和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观念。所以，口语时代的文化，强调的是以记忆力为主的信息传递，以想象的互渗为特征的诗性智慧。这也就可以理解维柯所说的真理与事实的统一。诗作为一种摹仿，不仅仅是生活的简单复现，而是以最具表现力和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实现的集体的记忆，它同时还承担了文化传承的功能。口语时代的人的思维就是维柯所说的形象思维，一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一是想象性的类概念。
而到了书面文化中，文字脱离了口语，从而避免了口语的易逝性、不易保存的缺陷，以一套文字的组合构建了世界的信息。尤其是书面文本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我们通过书中的文字来获取世界的信息，培养我们的情感，从而与世界本身在逐渐分离。我们可能喜欢读各种游记，但却对旅游没有兴趣。这样，我们就越发陶醉于书籍所造就的世界中，主体性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创造客体。因为自然界本身并无所谓客体，而人们要用文字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来把握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将事物本身嵌入我们的概念之下，于是事物不得不成为客体，以便于我们“文字”对于世界的构造。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大工业生产（参见麦克卢汉与伊尼斯的著作）。印刷书籍的批量生产、大规模复制、标准化、格式化等构成了工业化的前奏，这些铸就了技术与科学的观念模式，即必须把事物切分入我们的概念与标准之下，才能更加明确地进行我们的认识。所以书面文化创造了客体。书面文本通过文字，实现了信息的大量增殖，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于是正如苏格拉底的批评一样：“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我们的认识从以往口语的以听觉为主，转向了对于文字的看，这就是以视觉为主了。强调看，而不强调听。强调文字，而不强调言语。书面文本不仅使得主客体分离，同时也是读者与作者分离。书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承载的媒介，成为了作者与读者的中介。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要经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才能将书出版，所以他要把读者的阅读当做提前的预设，不能随意地创作。书籍本身要求作者写的东西要完整、有系统、清晰、前后一致，作者的写作真正成了“创作”，一种强调概念的明晰与逻辑一致的，带着镣铐的舞蹈。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时候，要求我们长时间基本保持不动；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思；不受外界干扰去了解这些意义，这是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要能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与其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也就是要抛弃文字具有魔力的说法，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这就造成了一种强调内省的倾向。所以，往往会出现越是重视读书的人往往越强调内省，而向外的行动力则不足。
以上论证的是媒介对于我们认识的影响。这一点在西方哲学史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前，仍然是以口语文化为主，当时的哲学家往往是用一个具体的物，如水、火、四根、无限等来解释世界的本源，他们虽然开启了对于事物的思考，但却没有明显的主客二分。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用文字来构造世界，即强调每个概念的明晰性，以概念的明晰来替代世界的明晰。正如苏格拉底常说的那样，你了解一个物，那你必然心中已经知道了这个物的概念，那么就必须把这个概念清晰地说出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书面文化所铸就的思维的开端。但是，由于这个时期的书本仍然是以手稿为主，还没有大规模的印刷的出现。所以，他们的著作中，又处处充满了口语文化特有的神秘性的思维。苏格拉底一直都认为有一个神，他只是遵循神的旨意而在帮助人们获得真知。他个人也认为灵魂是不朽的，甚至在论辩中，遇到不能用概念来进行解释的时候，苏格拉底往往就用神话或寓言来论辩。柏拉图更是如此，柏拉图虽然想用理念来建构世界，但他本人的写作与行为却充满了诗性，他对于神灵的信仰更是异于常人。所以尼采才会把苏格拉底看作丑陋的人。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大陆理性派起自笛卡尔，英美经验主义起自洛克与霍布斯。这些哲学的大背景是从文艺复兴而来的启蒙主义。而文艺复兴的根本前提就在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而来的知识的爆炸。所以这些哲学家是深受印刷书籍文化影响的，他们的哲学强调逻辑的一致性、概念的明晰性、反观内省、主体的可靠性等特点，都是印刷文化的典型表现。这种影响延续到现在。
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一环，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在他看来，经验派与唯理派根本的问题都在探讨，我们人作为一个主体，是如何能够获取知识，并将这个知识当做必然的知识的。传统获取必然知识的方法是逻辑，但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与小前提是包含了结论在内的。因此，必须把这些先天的范畴转化成先验的范畴，即先于我们经验的范畴，这个范畴就在于我们人自身的先验构架，即空间和时间的直观能力（数学和物理学的直观能力），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人类获取新知识的根本在于人先验的构架的潜能。但这种潜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论是作为基因传递对环境的适应也好，还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也好，总而言之是一个历史性沉淀的产物。这种历史性的沉淀的内容，就是人们如何处理信息的集体共识，这个集体共识是媒介。可以说，媒介提供了康德普遍性理论同具体事例之间缺失的一环，人类的知识是经过人类自身调整修改的结果，人的智能即精神提供了必备的包容一切的总体模子。媒介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互动。世界可以调整为：由物质组成的媒介世界，由人组成的媒介世界，由人造的物质构成的媒介世界。一切知识在一定意义上都取决于媒介。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媒介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环，它深入地构造了自身的存在。甚至成了人们存在的先验预设。因此，媒介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的载体之类，它创造了信息，建构了新的自然。因而规定了我们的存在样态，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网络作为目前最为重要的媒介，已经或者将会对我们的存在会有怎样的构建。
注：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网络美学”部分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 沃尔特·翁，何道宽译：《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保罗·莱文森，何道宽编译：《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9年年版。
[4]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尼尔·波兹曼，吴艳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 约斯·德·穆尔，麦永雄译：《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罗兰·巴特，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乔基庆，男，1983—，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网络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