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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与友人聊起时下一个热门案件，关于案情，众说纷纭；官方民间，多个版本。而友人独不信官方说法。问何故？答：“政府说的你也信啊！”啞然。
又一次，接读者电话，反映该地村干部违法乱纪问题。记者建议他到当地相关部门反映，答：“地方上官官相护，我们信不过。”愕然。
像这类事情，记者接触的并非个例。有时不禁在想，这时代真是变了。想想换了20年前，那时政府说句什么，简直金科玉律，谁要怀疑，人人诛伐；而现在有的地方，一些人已经习惯政府的话反着听。
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民智的开发。万物霜天竞自由，政府不再全能，也不再“不容置疑”。民众不迷信政府，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政府若失去民众的信任，绝对是一场悲剧。
政府传统的“信息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捂盖子”只能扭曲政府的形象。
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从几千年专制统治走来的中国社会，似乎还很不适应。“可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的儒家政治权术，和“使民众若婴儿”道家愚民情结沿袭至今，在涉及重大公共事件和重大敏感问题时，“隐瞒不报＝维护社会稳定”在某些政府官员头脑中形成了思维定势。
2003年伤痛中国的“非典”就是这样。正是因为一些政府和官员封锁消息、刻意隐瞒，让民众疏于防范，才使得病毒四下蔓延，从地方疫情发展为举国之祸。
非典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信息无国界。在过去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也许政府还可以“一言遮天”；但是在如今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刻意隐瞒的做法更是日现拙劣，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虐囚细节，世界也可以知道中国的发生的事情。
2005年11月，由于吉林化工爆炸污染了水源，导致哈尔滨全城停水数日。而最初在中央台“新闻联播”中停水缘由绝口不提污染，而是冠以“维修管道”之名。然而，封得住媒体之口，却堵不住滔滔江水向东流。邻国提出抗议，我们这边才不得不改口，真相才得以披露。这样的谎言，被“忽悠”的不止是民众，更是国家形象。
有错必纠，坦白面对，显示的是政府的担当，是政府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推卸诿过，巧言掩饰，反而是心虚懦弱的表现，与其说是维护形象，不如说是自毁形象。几年来，教育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让“上不起学”成为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去年，教育部却出面否认有“教育产业化”提法，这让老百姓怎么想？
一般说来，一些官员主张隐瞒的最大理由就是“为了稳定”；但是，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政府对于一些敏感事件处理得慎之又慎。但实际上，真实确切的信息缺位，谣传和流言便会四起，在不知情的民众中造成误导和猜疑，反而使人心浮动、事态激化。在去年的甘肃徽县群体铅中毒事件中，由于当地官员屡次瞒报事实、敷衍塞责，导致群众不相信政府，省里派去的专家甚至遭到群众的围攻和谩骂。
一些地方政府的假话，并不仅仅对老百姓说。有这样一句民谚：“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前不久，媒体上披露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在向国务院七部委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工作时，隐瞒了该市存在的煤化工企业污染、饮水安全隐患等事实真相，表态“在六盘水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但是经督查组调查，却发现了六盘水市目前有30余家焦化厂等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
政府越是遇事掩盖、缩水、隐瞒，就越是会丧失公信力；一个政府一旦丧失了公信力，那么即使后来向社会公告的是千真万确、实事求是的事实，公众依然会心怀疑惑，猜测不已。长此以往，政府信用将不断衰减，甚至会发生“狼来了”的后果。
形形色色的造假工程，即使可以瞒上，却难以欺下。老百姓看穿了把戏，也看淡了官员。
政绩造假，不是一个新话题。从近些年来公开的一些信息来看，官员在这方面胆量之无法无天，创意之天马行空，招式之推陈出新，堪称洋洋大观。
造假中最突出的是统计数字造假。曾有人大代表以一幅对联痛斥假政绩——上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骂得痛快！然而骂过之后，山河依旧。根据2006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上半年GDP增速为10.9%；而如果按照全国31个省份自己公布的GDP计算，我国上半年的GDP增幅为12%，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比竟相差了8048亿的生产总值。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由于GDP数字已经“名声扫地”，一些地方就把脑筋动在了相对“高信誉”的财政收入上。如在广西一些县区出现的“财税空转”，就是由财政部门开具入库单，将财政资金拨付到企业，然后由企业直接转回到税务部门，作为上缴税收，通过“倒账”虚增财税收入，完成财税指标。
在“数字造假”大行其道的政治生态中，说真话者反而得咎。安徽省黄山市的休宁县和祁门县在2001年、2002年连续两年调低部分乡镇虚报的农民收入数，重新戴上了脱去十多年的“贫困县”帽子。这件本来值得肯定的事情，却遭到了黄山市一些领导的批评，理由是“有损黄山形象”，“为了几个扶贫款卑躬屈膝”。
老百姓对于枯燥的统计数字也许不太“感冒”，但对身边五花八门的虚假工程、面子工程却是身临其境、深有体会。比如说山西运城地区为迎接上级检查，大搞假渗灌工程，耗费2．85亿元在公路两边修“半边池”；甘肃省陇西县搞朝山会，因为山上没有草木，县领导下令将山体用颜料染绿……
造假者的奇思妙想，真正是绵绵不绝，动物“走穴”就是其中一大“创意”。据报道,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时，为了建设所谓的“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就在上级领导参观前,下令在公路两旁搭建很多牛棚，同时指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以供参观。“王者”已矣，其“遗风”却不断被后来人继承发扬。在一些地方，猪啊、羊啊、鹅啊，都闹哄哄登场，共襄“走穴”盛会。
对这样的政绩，老百姓除了嗤之以鼻，还能怎样？
欠债不还，说话不算数，掏空的是政府信用根基。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众目睽睽下的承诺可以瞬间改变，白纸黑字也可以成为空口白话。“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九三学社郑重提出了这一议题。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过这句话在一些地方政府面前，不堪一击。黑龙江省兰西县通过“借资修路”的办法，于1995年至1996年对兰肇公路进行改建。当时全县召开动员大会向社会各界借资，并许下的“3年偿还”承诺。但如今公路建成已10年了，县里至今仍是一张分文未还。一借款户气愤地说：“政府借钱不还，在老百姓心中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政府当“老赖”，并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吃喝打白条而导致乡镇餐馆倒闭已不再是新闻。2005年，贵州省清欠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一道“通告”，将36个未偿清2003年底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名称、主管单位和拖欠金额予以曝光。不幸的是，其中竟然有城建、公安、法院等部门。而据海南省建设厅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属于政府拖欠。
有学者指出：层级越低的政府越不容易认识到政府不诚信的危害，越敢欠债不还。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得到了印证：层级越低的地方政府负债的相对规模也越大。
言而无信、有诺不践，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很多企业人士说，进入之前，政府态度热情洋溢，承诺天花乱坠；进入之后，从人求我变为我求人，政府的态度冷暖两重天，曾经的承诺也消逝在风中。前几年，湖南省政协曾经就政府履约问题对企业做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企业中，认为政府承诺“全部履行”的只占4％，认为“很少履行”的占10％，“基本履行”的占50％，“部分履行”的占36％。
“轻诺必寡信”。一些地方政府引资心切、考虑不周、信口開河，许诺的优惠政策根本就不“靠谱”，根本就不能履行。不过更多的时候，政府翻脸变卦的原因还是利益使然。山东菏泽某官员就公开说过“政府养猪就是为了杀猪”的话。
2003年，被誉为"中国钼王"的江苏徐州环宇集团被力邀去河南省栾川县投资，并购了当地一家已连续亏损10年的国有钼矿企业。一年后，就在并购企业效益开始显现的时候，当地政府先是以查偷漏税的名义将企业折腾得无法正常生产；接着，又要求“环宇”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当地国资办，后来，干脆将已被并购的那家国企重新注册……该县政府一个领导说出其中重要原因：“没办法，你效益这么好，谁都会眼红。”
像这种食言而肥的做法，不异于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表面上政府算得很“精”，实际却赔上了老本——政府的诚信，可不是钱能买来的。
政策制订和实施与预期效果难以对接，日益损耗着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公共政策是国家的意志的体现，代表着无上权威和强力保证。因此，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就是对民众作出的最庄重、最有力承诺。而如果一项政策的过程或结果与民众的预期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或者是朝令夕改、半途而终，就会大大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2002年，中央出台了“121号文件”，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放贷；结果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2004年，出台了“个人转让居住未满5年的房屋必须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这一政策出台不久，各地却又相继取消二手房转让税。到了2005年，中央政府七部委又联合推出“国八条”；然而，《意见》刚下发几个月，一些地方政府就又“废弃”了这些政策，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新一轮的“补偿性飞涨”。而2006年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从提高贷款利率到出台“国六条”、“九部委十五条”，再到开征二手房营业税、限制外资炒房，调控政策瞄准楼市一通狂轰滥炸，看来却总是“脱靶”，大中城市的房价仍然一路高歌猛进。
同样让老百姓“审美疲劳”的是药品降价政策。此前，发改委已进行了20次降价。有人测算过，之前的18次降价的效果是人均每年减少2.56元医药开支。也就是说，发改委每发布一次降价令，老百姓会得到0.14元的好处。听说第21次药品调价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可老百姓谁还敢抱太多希望？
让老百姓伤心失望的还有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会开了好几年了，总让人觉得是“通知涨价会”。去年，发改委刚刚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有关规定，邮资就突然来个不“听”而涨！
一些公共政策失效或者失灵，固然有政策本身的原因；但以笔者观之，在执行当中存在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现象，才是使政策归于失效或失败的根子所在。对公众一是认为政府调控能力不足，二是认为政府只是在表姿态、耍花枪，而不论哪一种原因，都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又一次，接读者电话，反映该地村干部违法乱纪问题。记者建议他到当地相关部门反映，答：“地方上官官相护，我们信不过。”愕然。
像这类事情，记者接触的并非个例。有时不禁在想，这时代真是变了。想想换了20年前，那时政府说句什么，简直金科玉律，谁要怀疑，人人诛伐；而现在有的地方，一些人已经习惯政府的话反着听。
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民智的开发。万物霜天竞自由，政府不再全能，也不再“不容置疑”。民众不迷信政府，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政府若失去民众的信任，绝对是一场悲剧。
政府传统的“信息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捂盖子”只能扭曲政府的形象。
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从几千年专制统治走来的中国社会，似乎还很不适应。“可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的儒家政治权术，和“使民众若婴儿”道家愚民情结沿袭至今，在涉及重大公共事件和重大敏感问题时，“隐瞒不报＝维护社会稳定”在某些政府官员头脑中形成了思维定势。
2003年伤痛中国的“非典”就是这样。正是因为一些政府和官员封锁消息、刻意隐瞒，让民众疏于防范，才使得病毒四下蔓延，从地方疫情发展为举国之祸。
非典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信息无国界。在过去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也许政府还可以“一言遮天”；但是在如今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刻意隐瞒的做法更是日现拙劣，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虐囚细节，世界也可以知道中国的发生的事情。
2005年11月，由于吉林化工爆炸污染了水源，导致哈尔滨全城停水数日。而最初在中央台“新闻联播”中停水缘由绝口不提污染，而是冠以“维修管道”之名。然而，封得住媒体之口，却堵不住滔滔江水向东流。邻国提出抗议，我们这边才不得不改口，真相才得以披露。这样的谎言，被“忽悠”的不止是民众，更是国家形象。
有错必纠，坦白面对，显示的是政府的担当，是政府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推卸诿过，巧言掩饰，反而是心虚懦弱的表现，与其说是维护形象，不如说是自毁形象。几年来，教育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让“上不起学”成为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去年，教育部却出面否认有“教育产业化”提法，这让老百姓怎么想？
一般说来，一些官员主张隐瞒的最大理由就是“为了稳定”；但是，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政府对于一些敏感事件处理得慎之又慎。但实际上，真实确切的信息缺位，谣传和流言便会四起，在不知情的民众中造成误导和猜疑，反而使人心浮动、事态激化。在去年的甘肃徽县群体铅中毒事件中，由于当地官员屡次瞒报事实、敷衍塞责，导致群众不相信政府，省里派去的专家甚至遭到群众的围攻和谩骂。
一些地方政府的假话，并不仅仅对老百姓说。有这样一句民谚：“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前不久，媒体上披露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在向国务院七部委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工作时，隐瞒了该市存在的煤化工企业污染、饮水安全隐患等事实真相，表态“在六盘水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但是经督查组调查，却发现了六盘水市目前有30余家焦化厂等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
政府越是遇事掩盖、缩水、隐瞒，就越是会丧失公信力；一个政府一旦丧失了公信力，那么即使后来向社会公告的是千真万确、实事求是的事实，公众依然会心怀疑惑，猜测不已。长此以往，政府信用将不断衰减，甚至会发生“狼来了”的后果。
形形色色的造假工程，即使可以瞒上，却难以欺下。老百姓看穿了把戏，也看淡了官员。
政绩造假，不是一个新话题。从近些年来公开的一些信息来看，官员在这方面胆量之无法无天，创意之天马行空，招式之推陈出新，堪称洋洋大观。
造假中最突出的是统计数字造假。曾有人大代表以一幅对联痛斥假政绩——上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骂得痛快！然而骂过之后，山河依旧。根据2006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上半年GDP增速为10.9%；而如果按照全国31个省份自己公布的GDP计算，我国上半年的GDP增幅为12%，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比竟相差了8048亿的生产总值。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由于GDP数字已经“名声扫地”，一些地方就把脑筋动在了相对“高信誉”的财政收入上。如在广西一些县区出现的“财税空转”，就是由财政部门开具入库单，将财政资金拨付到企业，然后由企业直接转回到税务部门，作为上缴税收，通过“倒账”虚增财税收入，完成财税指标。
在“数字造假”大行其道的政治生态中，说真话者反而得咎。安徽省黄山市的休宁县和祁门县在2001年、2002年连续两年调低部分乡镇虚报的农民收入数，重新戴上了脱去十多年的“贫困县”帽子。这件本来值得肯定的事情，却遭到了黄山市一些领导的批评，理由是“有损黄山形象”，“为了几个扶贫款卑躬屈膝”。
老百姓对于枯燥的统计数字也许不太“感冒”，但对身边五花八门的虚假工程、面子工程却是身临其境、深有体会。比如说山西运城地区为迎接上级检查，大搞假渗灌工程，耗费2．85亿元在公路两边修“半边池”；甘肃省陇西县搞朝山会，因为山上没有草木，县领导下令将山体用颜料染绿……
造假者的奇思妙想，真正是绵绵不绝，动物“走穴”就是其中一大“创意”。据报道,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时，为了建设所谓的“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就在上级领导参观前,下令在公路两旁搭建很多牛棚，同时指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以供参观。“王者”已矣，其“遗风”却不断被后来人继承发扬。在一些地方，猪啊、羊啊、鹅啊，都闹哄哄登场，共襄“走穴”盛会。
对这样的政绩，老百姓除了嗤之以鼻，还能怎样？
欠债不还，说话不算数，掏空的是政府信用根基。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众目睽睽下的承诺可以瞬间改变，白纸黑字也可以成为空口白话。“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九三学社郑重提出了这一议题。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过这句话在一些地方政府面前，不堪一击。黑龙江省兰西县通过“借资修路”的办法，于1995年至1996年对兰肇公路进行改建。当时全县召开动员大会向社会各界借资，并许下的“3年偿还”承诺。但如今公路建成已10年了，县里至今仍是一张分文未还。一借款户气愤地说：“政府借钱不还，在老百姓心中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政府当“老赖”，并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吃喝打白条而导致乡镇餐馆倒闭已不再是新闻。2005年，贵州省清欠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一道“通告”，将36个未偿清2003年底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名称、主管单位和拖欠金额予以曝光。不幸的是，其中竟然有城建、公安、法院等部门。而据海南省建设厅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属于政府拖欠。
有学者指出：层级越低的政府越不容易认识到政府不诚信的危害，越敢欠债不还。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得到了印证：层级越低的地方政府负债的相对规模也越大。
言而无信、有诺不践，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很多企业人士说，进入之前，政府态度热情洋溢，承诺天花乱坠；进入之后，从人求我变为我求人，政府的态度冷暖两重天，曾经的承诺也消逝在风中。前几年，湖南省政协曾经就政府履约问题对企业做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企业中，认为政府承诺“全部履行”的只占4％，认为“很少履行”的占10％，“基本履行”的占50％，“部分履行”的占36％。
“轻诺必寡信”。一些地方政府引资心切、考虑不周、信口開河，许诺的优惠政策根本就不“靠谱”，根本就不能履行。不过更多的时候，政府翻脸变卦的原因还是利益使然。山东菏泽某官员就公开说过“政府养猪就是为了杀猪”的话。
2003年，被誉为"中国钼王"的江苏徐州环宇集团被力邀去河南省栾川县投资，并购了当地一家已连续亏损10年的国有钼矿企业。一年后，就在并购企业效益开始显现的时候，当地政府先是以查偷漏税的名义将企业折腾得无法正常生产；接着，又要求“环宇”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当地国资办，后来，干脆将已被并购的那家国企重新注册……该县政府一个领导说出其中重要原因：“没办法，你效益这么好，谁都会眼红。”
像这种食言而肥的做法，不异于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表面上政府算得很“精”，实际却赔上了老本——政府的诚信，可不是钱能买来的。
政策制订和实施与预期效果难以对接，日益损耗着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公共政策是国家的意志的体现，代表着无上权威和强力保证。因此，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就是对民众作出的最庄重、最有力承诺。而如果一项政策的过程或结果与民众的预期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或者是朝令夕改、半途而终，就会大大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2002年，中央出台了“121号文件”，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放贷；结果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2004年，出台了“个人转让居住未满5年的房屋必须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这一政策出台不久，各地却又相继取消二手房转让税。到了2005年，中央政府七部委又联合推出“国八条”；然而，《意见》刚下发几个月，一些地方政府就又“废弃”了这些政策，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新一轮的“补偿性飞涨”。而2006年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从提高贷款利率到出台“国六条”、“九部委十五条”，再到开征二手房营业税、限制外资炒房，调控政策瞄准楼市一通狂轰滥炸，看来却总是“脱靶”，大中城市的房价仍然一路高歌猛进。
同样让老百姓“审美疲劳”的是药品降价政策。此前，发改委已进行了20次降价。有人测算过，之前的18次降价的效果是人均每年减少2.56元医药开支。也就是说，发改委每发布一次降价令，老百姓会得到0.14元的好处。听说第21次药品调价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可老百姓谁还敢抱太多希望？
让老百姓伤心失望的还有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会开了好几年了，总让人觉得是“通知涨价会”。去年，发改委刚刚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有关规定，邮资就突然来个不“听”而涨！
一些公共政策失效或者失灵，固然有政策本身的原因；但以笔者观之，在执行当中存在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现象，才是使政策归于失效或失败的根子所在。对公众一是认为政府调控能力不足，二是认为政府只是在表姿态、耍花枪，而不论哪一种原因，都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