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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候选人里我一个也选不出来，但不幸的是我必须投票选择一个。”4月9日，30岁的摄影师伯拉罕·麦地那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叹气，他不得不在“一样差”的候选人中为国家选择新任期内的新总统。根据秘鲁宪法，18-70岁的公民逃避总统选举会面临25美元的罚款。
找不到最优解的麦地那并不是孤例，秘鲁4年内第5任总统的诞生进入难产期。
秘鲁选举法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直接当选;若没有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则得票最多的两人举行第二轮角逐，获得多数票者当选总统。4月11日，秘鲁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票数统计结果，18名候选人中无人得票率超过50%，二次选举将在6月6日进行。
在1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是左翼工会领袖、自由秘鲁党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和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得票率分别为19.09%和13.36%。民调显示，有大概25%的民众对18名候选人均不满意，选择投交空白选票，以示抗议。
18名候选人包括职业政治家、保守主义商人、前足球运动员，甚至还有长期接受腐败调查的前“第一夫人”藤森庆子。这种拼盘式总统候选人名单自然导致民众的政治参与情绪空前低沉。此外，疫情带来的空间疏离和死亡数据也给人心蒙上了灰色幔布。
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秘鲁激烈的政治博弈缘起于2016年大选。2016年，库琴斯基在大选中意外战胜前总统藤森之女、替代母亲担任“第一夫人”、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由此，库琴斯基所代表的执政党与藤森庆子带领的反对党之间矛盾升级，进入白热化阶段。其间，库琴斯基数次因贪腐被国会弹劾，还被曝光政治交易录音，最终选择黯然离场。2018年，时任第一副总统的比斯卡拉接替库琴斯基就任总统。这是一场由府院之争引发的政治动局。
第二次政治动局发生在2019年。国会和总统之间上演一场罗生门，总统比斯卡拉宣布解散国会，但国会反而宣称比斯卡拉辞职，并任命了新总统。
比斯卡拉和国会之间的矛盾源于他的反腐铁腕。继任后，他提出一系列反腐改革措施，包括禁止已经定罪的官员再度竞选公职、限制议员的司法豁免权等。这种誓与腐朽政治势力作斗争的姿态，为他赢得了超高民众支持率，但也彻底触及反对派的政治利益。
总统和国会之间的罗生门在军队的支持下落幕，军队表示支持总统，比斯卡拉得以留任。2019年9月，国会再次发力，以人事案为由弹劾总统比斯卡拉，态势紧张，一触即发。弹劾失败后，比斯卡拉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80%。
2020年，危机延续。10月，国会第二次弹劾比斯拉卡。秘鲁国会第三大党联合党指控比斯卡拉2014年出任莫克瓜省省长期间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不具备继续任职的道德品质”。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1月9日，9个反对派政党联手，最终在130席议席中，以105票赞成的结果，通过弹劾“德不配位”的比斯卡拉总统的议案。尽管比斯卡拉一直否认腐败指控，但只能选择辞职。
此后，秘鲁政局开启了走马灯式换总统的政治迷局，甚至于联合国秘书长都开始呼吁秘鲁为政治危机找出“制度性解决方案”。11月10日，国会主席梅里诺宣誓接任总统一职，但比斯拉卡的支持者将其看作“政变”总统，爆发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诉求“政变者”梅里诺辞职下台。其间，有两名青年学生在事件中丧生，另有多达数百人受伤，坐在火药桶上的梅里诺不堪重负选择辞职。
他的离开并不令人意外。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梅里诺缺乏政治资源，面对比斯卡拉离职后秘鲁出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自然无能为力。11月16日，秘鲁国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议员弗朗西斯科·萨加斯蒂当选新一任国会主席，并宣誓就职总统。
一周之内，更换3名总统，荒谬的政治现实本质上是制度性政治危机。
藤森庆子（左三）屡陷受贿、洗钱指控。
秘鲁是南美少数采用国会“一院制”的国家，等于集众议院、参议院的权力于一身，政治制度以半总统制为突出特点。议院只有一个，这似乎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事实上，这种独特政体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永久执政的野心。
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秘鲁殖民残余在塑造秘鲁社会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殖民传统影响，生产资料和国家财富依旧掌握在少数西班牙族裔手中。种族问题带来的民族矛盾升级成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同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带来了海岸和国家边缘地区之间的对立情绪，暴力组织有了丰润的滋生土壤，如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就起源于阿亚库乔的安第斯山脉，这是秘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有学者认为光辉道路的早期成员是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土著农民和小城市里在政治上较活跃的大学教授。这种人员融合是当时社会土地问题、种族主义、贫困分化、社会不公等因素的综合映射。这类组织严重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秘鲁民主政治的发展，促成了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滞后的失衡局面。此后，秘鲁经历了艰难的和平转型与民主和解，在建立民主制度体系的进程中举步维艰。
除却历史因素，秘鲁民主政治的结构性问题还受到立法與施行错位的影响。现实中，秘鲁的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存在矛盾。1990年，阿尔贝托·藤森当选总统，以其自由化经济改革及铁腕反恐手段迅速在国内得到较高的支持率，但他的行为也颇受争议。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撰文指出：藤森对“光辉道路”及“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等实施的打击，本身也是一种恐怖主义。1992年，为削弱议会对行政权的限制，藤森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藤森政变”，解散议会、中止宪法、改组司法机构，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于总统一身。1993年，藤森政府颁布新宪法，其中给民主政治埋下暗雷的就是“国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本意是彻底削弱议会的权力从而强化中央集权扩大总统实际控制力，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一制度衍生出了府院之争。
在政治体制中并没有定论，国会两院制是否一定优于一院制，但在政党分散的秘鲁，一院制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政治乱局。近年来，某一政党得到的政党票最多因而主导国会，而另一党或无党派人士得到的总统票多从而主导政府，就自然地形成了政府与议院之间的对立，府院之争在所难免。
现实中，秘鲁政体运作的矛盾集中于行政与立法权之间，近5年两者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以库琴斯基为例，执政以来，弱执政联盟与强反对党的分权格局，让党派分歧升级为立法与行政权之争。总统及行政部门的立法议案、反腐改革及经济与社会促进政策，在反对党带领的议会中很难通过。
秘鲁拥有独特的民主框架，一个在拉丁美洲独一无二的总统议会混合框架。这一框架既容易形成府院之争，又限制了新声音进入政治舞台。近年来，秘鲁在人民力量党和其他政党的议员批准下通过了一项法律：新政党必须获得4%的选民（约70万选民）的签名才能登记参选。这项议案被认为是“极其荒谬的”，破坏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秘鲁已有22个注册政党，政党林立的情况限制了候选人就更广泛的政策进行明确讨论的机会，大多数政党只是总统候选人进行个人竞选活动的薄弱而短暂的工具。
6月6日将是秘鲁大选尘埃落定之日。此次大选既为政治危机提供了解决契机，却也再一次加深了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疫情冲击下，只有强有力的新人物才能拨开尘霾，在公共卫生、政治体制、经济改革方面做出结构性改变。民众期待的新人物及其机制性创新是秘鲁未来走势的关键。
找不到最优解的麦地那并不是孤例，秘鲁4年内第5任总统的诞生进入难产期。
走马灯式换总统——荒谬的政治博弈
秘鲁选举法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直接当选;若没有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则得票最多的两人举行第二轮角逐，获得多数票者当选总统。4月11日，秘鲁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票数统计结果，18名候选人中无人得票率超过50%，二次选举将在6月6日进行。
在1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是左翼工会领袖、自由秘鲁党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和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得票率分别为19.09%和13.36%。民调显示，有大概25%的民众对18名候选人均不满意，选择投交空白选票，以示抗议。
18名候选人包括职业政治家、保守主义商人、前足球运动员，甚至还有长期接受腐败调查的前“第一夫人”藤森庆子。这种拼盘式总统候选人名单自然导致民众的政治参与情绪空前低沉。此外，疫情带来的空间疏离和死亡数据也给人心蒙上了灰色幔布。
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秘鲁激烈的政治博弈缘起于2016年大选。2016年，库琴斯基在大选中意外战胜前总统藤森之女、替代母亲担任“第一夫人”、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由此，库琴斯基所代表的执政党与藤森庆子带领的反对党之间矛盾升级，进入白热化阶段。其间，库琴斯基数次因贪腐被国会弹劾，还被曝光政治交易录音，最终选择黯然离场。2018年，时任第一副总统的比斯卡拉接替库琴斯基就任总统。这是一场由府院之争引发的政治动局。
第二次政治动局发生在2019年。国会和总统之间上演一场罗生门，总统比斯卡拉宣布解散国会，但国会反而宣称比斯卡拉辞职，并任命了新总统。
比斯卡拉和国会之间的矛盾源于他的反腐铁腕。继任后，他提出一系列反腐改革措施，包括禁止已经定罪的官员再度竞选公职、限制议员的司法豁免权等。这种誓与腐朽政治势力作斗争的姿态，为他赢得了超高民众支持率，但也彻底触及反对派的政治利益。
总统和国会之间的罗生门在军队的支持下落幕，军队表示支持总统，比斯卡拉得以留任。2019年9月，国会再次发力，以人事案为由弹劾总统比斯卡拉，态势紧张，一触即发。弹劾失败后，比斯卡拉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80%。
2020年，危机延续。10月，国会第二次弹劾比斯拉卡。秘鲁国会第三大党联合党指控比斯卡拉2014年出任莫克瓜省省长期间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不具备继续任职的道德品质”。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1月9日，9个反对派政党联手，最终在130席议席中，以105票赞成的结果，通过弹劾“德不配位”的比斯卡拉总统的议案。尽管比斯卡拉一直否认腐败指控，但只能选择辞职。
此后，秘鲁政局开启了走马灯式换总统的政治迷局，甚至于联合国秘书长都开始呼吁秘鲁为政治危机找出“制度性解决方案”。11月10日，国会主席梅里诺宣誓接任总统一职，但比斯拉卡的支持者将其看作“政变”总统，爆发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诉求“政变者”梅里诺辞职下台。其间，有两名青年学生在事件中丧生，另有多达数百人受伤，坐在火药桶上的梅里诺不堪重负选择辞职。
他的离开并不令人意外。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梅里诺缺乏政治资源，面对比斯卡拉离职后秘鲁出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自然无能为力。11月16日，秘鲁国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议员弗朗西斯科·萨加斯蒂当选新一任国会主席，并宣誓就职总统。
一周之内，更换3名总统，荒谬的政治现实本质上是制度性政治危机。
埋下暗雷
秘鲁是南美少数采用国会“一院制”的国家，等于集众议院、参议院的权力于一身，政治制度以半总统制为突出特点。议院只有一个，这似乎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事实上，这种独特政体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永久执政的野心。
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秘鲁殖民残余在塑造秘鲁社会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殖民传统影响，生产资料和国家财富依旧掌握在少数西班牙族裔手中。种族问题带来的民族矛盾升级成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同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带来了海岸和国家边缘地区之间的对立情绪，暴力组织有了丰润的滋生土壤，如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就起源于阿亚库乔的安第斯山脉，这是秘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有学者认为光辉道路的早期成员是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土著农民和小城市里在政治上较活跃的大学教授。这种人员融合是当时社会土地问题、种族主义、贫困分化、社会不公等因素的综合映射。这类组织严重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秘鲁民主政治的发展，促成了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滞后的失衡局面。此后，秘鲁经历了艰难的和平转型与民主和解，在建立民主制度体系的进程中举步维艰。
除却历史因素，秘鲁民主政治的结构性问题还受到立法與施行错位的影响。现实中，秘鲁的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存在矛盾。1990年，阿尔贝托·藤森当选总统，以其自由化经济改革及铁腕反恐手段迅速在国内得到较高的支持率，但他的行为也颇受争议。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撰文指出：藤森对“光辉道路”及“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等实施的打击，本身也是一种恐怖主义。1992年，为削弱议会对行政权的限制，藤森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藤森政变”，解散议会、中止宪法、改组司法机构，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于总统一身。1993年，藤森政府颁布新宪法，其中给民主政治埋下暗雷的就是“国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本意是彻底削弱议会的权力从而强化中央集权扩大总统实际控制力，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一制度衍生出了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
在政治体制中并没有定论，国会两院制是否一定优于一院制，但在政党分散的秘鲁，一院制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政治乱局。近年来，某一政党得到的政党票最多因而主导国会，而另一党或无党派人士得到的总统票多从而主导政府，就自然地形成了政府与议院之间的对立，府院之争在所难免。
现实中，秘鲁政体运作的矛盾集中于行政与立法权之间，近5年两者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以库琴斯基为例，执政以来，弱执政联盟与强反对党的分权格局，让党派分歧升级为立法与行政权之争。总统及行政部门的立法议案、反腐改革及经济与社会促进政策，在反对党带领的议会中很难通过。
秘鲁拥有独特的民主框架，一个在拉丁美洲独一无二的总统议会混合框架。这一框架既容易形成府院之争，又限制了新声音进入政治舞台。近年来，秘鲁在人民力量党和其他政党的议员批准下通过了一项法律：新政党必须获得4%的选民（约70万选民）的签名才能登记参选。这项议案被认为是“极其荒谬的”，破坏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秘鲁已有22个注册政党，政党林立的情况限制了候选人就更广泛的政策进行明确讨论的机会，大多数政党只是总统候选人进行个人竞选活动的薄弱而短暂的工具。
6月6日将是秘鲁大选尘埃落定之日。此次大选既为政治危机提供了解决契机，却也再一次加深了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疫情冲击下，只有强有力的新人物才能拨开尘霾，在公共卫生、政治体制、经济改革方面做出结构性改变。民众期待的新人物及其机制性创新是秘鲁未来走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