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美国的第三次浪潮的财富体系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并且改变了亚洲。在未来的数年中，我们也将看到这股浪潮冲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海岸。迹象已经出现了。
　　在这种全世界的巨变后面，是财富深层原理史无前例的变化。没有什么地方的情况能比亚洲历史性的崛起和中国的伟大觉醒更为清楚或者更具有启迪意义的了。
　　自从“9·11”事件之后，反恐战争迫使美国开始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给予特殊的关注。但从2001年到2005年，在美国与20个不同的地区所展开的自由贸易谈判中，只有一个是在亚洲。
　　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在提到此事时给予了批评，并提醒华盛顿，亚洲“在过去10年里全世界发展最快的10个经济实体中就占有6席，在美国最大的10个贸易伙伴中占有5个并且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最重要的是，亚洲也是中国的所在地。除非美国、欧洲和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理解了中国真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那些洪水般汹涌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后面隐藏的中国），否则他们就很难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将急剧地重新分配财富，并且震撼整个世界。
　　
　　赫然出现在世界上
　　
　　到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一年，在全世界3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中国就有5000多亿美元。中国还拥有价值几乎达175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券（只有日本更多些）。这使得中国处于了这样一种位置：只要它选择用欧元或者其他一些种类的货币来代替美元，那么全球经济都会受到震荡。在刚刚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了赫然出现在世界经济中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但是，中国这种蔚然壮观的发展能继续下去吗？中国真的能够像许多预言家所预测的那样，在2020年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向关于中国的那些老生常谈发出挑战，我们必须首先明白，到底是什么使中国崛起了？
　　常规的智慧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是因为中国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是这个解释几乎说明不了问题。其他的国家也在努力地向同一个方向过渡，但是却没有一个取得了中国这样的成功。此外，即使现在也不能将中国经济描绘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市场经济。
　　那种关于市场说的陈词滥调还忽略了利益均沾论的效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硅谷将更高等级的计算机制造业转移到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然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又在中国大陆建立工厂并将资本注入了中国时，这种利益均沾的效果就产生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北京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还没走出多远之前。
　　中国取得了令人仰慕成就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独特的双轨制发展战略。
　　


　　加速再加速
　　
　　中国领导人的奋斗方向就是“赶上西方”，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只注重第二次浪潮的发展，而同时美国脱离了第二次浪潮的工业而加速建设第三次浪潮的经济，那么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所以他们决定，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低技术含量的大工厂，中国还需要自己领先世界的高科技的知识密集型的部门。
　　为了使这种双轨制奏效，中国不得不压缩时间，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别的国家花了一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中国还必须扩展自己的空间延伸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先进的IT、电信、数字化技术和能够获得最新经济领域知识的工具。
　　因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就能十分娴熟地将速度作为竞争的武器。据美国政府的贸易官员罗伯特·B·卡西迪在《商业周刊》上说，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出口商经常要花“4~5年的时间来发展自己在市场上的位置……中国却如此迅速地征服了市场，你根本都看不到它是如何降临的”。该杂志说，简直是太快了，“各国的公司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战略来适应，什么自动化啦、给供货商施加压力啦等都不能奏效”。等到他们适应时，为时已晚。
　　而且，当中国确定了战略优先任务之后，它甚至能够打破国内的纪录。
　　斯普林特（Sprint）日本公司前总裁、现任上海科学亚特兰大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罗伯特·C·福纳（Robert C. Fonow）写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简直就是奇迹。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中国就发展了世界上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之一。再过几年，中国将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
　　福纳解释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先是“尽快地引进一项新的技术，对其研究、模仿，然后加以改进”。接着，中国就“开发和西方技术相媲美的本土技术能力，并用其作为基础来开启更大的技术创新”。中国的加速也不仅局限于商务战术和技术。加速度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部分。
　　


　　环球时空
　　
　　当邻国们正在考虑，他们将如何面对被中国主宰的亚洲时，中国已不再将自己仅仅看做是亚洲的大国了。中国正在谈论创建一个亚洲自由贸易区，但是中国的宏伟目标（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却是全球性的。中国不仅在改变和时间的关系，而且在改变和空间原理的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90年代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急剧扩大算起，中国在过去的每一天都在加深和扩展着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双轨战略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在一个层次上，中国洪水般的廉价产品遍及全世界，用低价格压倒了墨西哥的电子配件、印度尼西亚的服装或者哥伦比亚的铜线。这些主要都是中国工业时代廉价工厂里的产品。
　　但是中国也在鼓励它的高科技公司走出国门去征服世界。因此，中国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就购买了IBM的个人电脑制造部门。中国的IT业大公司华为号称拥有10 000名研发工作人员，并在印度、英国、瑞典和美国建有实验室。中国还和英特尔、微软、西门子和高通联手生产通信设备。
　　中国不断扩大的空间延伸度将很快在金融业更为明显。到2003年年底，中国在139个国家建立了3 400多个企业。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统计，到2004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甚至超过了日本。
　　胡锦涛主席最近对南美洲的多个国家进行了访问，许诺对该地区从巴西到古巴的许多国家进行大量的投资，而仅在阿根廷一国就投资200亿美元。
　　因此，当中国在压缩时间时，它也在扩展着自己在空间上的影响，并且深刻地改变着与这些深层原理之间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关系。
　　


　　寻求知识
　　
　　即使这些变化和中国对于财富有关的专门技术的热切追求相比也显得逊色了。中国已经成为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创造、购买方面世界的领袖。
　　早在1983年的冬天，我们就在北京亲眼看到了中国的科学家在制造计算机并在上海开始进行中国最早的光纤试验。当时的设备非常原始、肮脏而且冰冷。中国当时仍然很穷，但是即使在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技术的重要性。
　　今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化的实验室比比皆是，而且2003年的研发经费比前一年提高了19.6%。在同一个时期，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上涨了18.8%，是美国提高幅度的3倍。而且，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数千名经过美国培训的中国科学家开始返回中国。
　　根据在清华大学教管理学的马克西米利安·冯·泽德维茨（Maximilian von Zedtwitz）教援的分析，在未来的5年中，美国仍会是世界公司研究的中心。他说，但是那之后，中国就会超过英国、德国和日本。
　　再加上中国对外部世界数据、信息和思想的鲨鱼般强烈的欲望。为了在中国做生意，外国公司过去通常都不得不转让技术，甚至还有许多公司为了能在中国获得有限的市场份额而转让技术。
　　


　　这种对专门知识的渴望心态也不仅局限于技术这方面。当中国开始与西方有了更广泛的经济联系之后，中国也开始寻求关于管理、金融和商务的知识。因此，截至2004年，中国就有60多所大学开设了MBA项目，其中的许多还是与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西北大学等美国名校联合开办的。转让知识还有一种不太正式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60多万外国人。
　　所有这些事实加在一起表明，中国正在通过一种捷径快速地不可阻挡地向超级大国的地位前进着。
　　
　　浪潮政治
　　
　　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开始编造黑暗的前景，说中国有可能经历1997~199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或者说中国有可能经历连续的经济动荡，并试图用凯恩斯的经济原理来减轻危机。还有的观察家担心一些麻烦要同时发生——能源枯竭、环境危机或者比“非典”更为严重的流行疾病的爆发。
　　对中国未来最悲观的评估之一可以在美国律师兼作家章家敦（Gordon G. 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里找到。该书的目录包括“革命已经变得衰老、人民的不满情绪即将爆发、国有企业正在死亡、中国的银行即将破产、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限制着进步”等。
　　如果章家敦的论点有一半正确，全球的金融体系就有可能被推进高危病房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公司和中央银行都会受到重创。街头沃尔玛超市里的T恤衫和玩具的价格仍会继续下降，但是全世界数亿的工人（从巴西的铁矿工人到曼哈顿或者东京的银行员工）都会到处寻找工作了。
　　这些前景是令人可怕的，但是它们却忽略了更加令人惊讶的可能性。
　　
　　中国的三种经济
　　
　　当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经济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极贫穷的农民组成的乡村中国；另一部分是大烟囱和装配线组成的城市中国。毛的接班人所做的就是在此之上又加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部分。与过去两部分的中国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经济被分成了三个部分。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三种经济的国家，三个截然不同的财富体系也可以在其他的国家看到——比如在印度和墨西哥，但是三种经济的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头一回。开创这个先河的还是中国。
　　中国的双轨战略（在完全实现工业化之前就决定建设强大的知识部门）不仅帮助北京解决了众多人的极端贫穷问题，而且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和影响。
　　


　　但是，这样做也付出了一种隐性的代价。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中的每一次财富浪潮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这一人群的特点不仅是由其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还有其需求和需要），结果就产生了“浪潮政治”。
　　例如，当中国的领导人将资源分配给尖端科技的实验室时，他们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反对者们要求把钱投入到制造业和社会福利中去。
　　中国的过去和前苏联一样，曾经在所谓的“工业偏见”问题上展开过激烈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所谓的工业偏见就是，通过挤压已经很贫穷的农民来为工业发展筹措资金。根据《今日中国》的报道，1953～1983年，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项目贡献了720多亿美元。
　　《纽约时报》报道，即使今天，“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医疗、养老金和福利待遇相差悬殊”。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所讲，在这个事实上面再加上这样的一条：“中国城市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民大规模间接的征税而资助成的，其中包括动用了农村的教育费用。”
　　
　　奔驰、购物商场和民兵
　　
　　现在又多了一批第三次浪潮的人口——年轻、受过教育、自信、有中产阶级品位、没有耐心、越来越有民族心态而且确信自己（不是他们的父母、不是工人更不是农民）就是未来的浪潮。他们的生活中有现代化的购物商场，他们或是已经开上了奔驰或者宝马，或是渴望得到这些漂亮的车子。而且他们拥有中国十分重视的东西：电脑和互联网技巧。
　　中国对电脑和互联网信息的重视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还对信息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放军不仅组织和培训了“信息民兵”，而且还开发了针对敌人目标、外国企业网络、研究中心和通信体系的进攻原理。
　　一种理论认为，信息技术已经使得战争不再完全属于军方，而且还属于数亿的公民，也许还属于其他国家里众多的同情者。他们可以共同使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分享未被启用的能力来创建超级计算机）来攻击敌方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金融网络和其他的民用目标。这种攻击对付美国效果最佳，因为美国最为依赖的就是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
　　
　　浪潮战争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干扰地以直线发展，中国不可能避免浪潮间的冲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将毫无疑问不止一次地发生衰退和复苏的现象，并连续不断地影响全球的经济。
　　繁忙的人往往只关注最近的未来，而且只注意他们认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的话，那么震撼世界的大事往往是看起来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还有什么能比两架商用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的事件可能性更小呢？中国也会给我们惊奇的。
　　无可否认，接下来要发生的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正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可能性极大的事件（比如金融崩溃、流行病爆发）都同时汇聚在一起时，一种更为严重的低可能性事件就很容易被引发。
　　试想，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前景。一位遭受了许多动荡和不安的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也许会放弃目前中国的领导风格，并引进连西方都想象不到的某种管理方式。
　　当西方敦促中国向民主化过渡时，1988年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在北京对我们说的话完全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明确态度。当我们向他提出中国应该搞民主时，他告诉我们：“要搞民主进程，稳定是必需的。”
　　西方人也许会对“稳定”这个词不屑一顾，但是中国人却不能，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大跃进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仍然令人感到痛苦，而且许多人是亲身体验过的。
　　中国在那些时期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但是西方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与西方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相反今天，外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人）却在中国的工厂里、房地产业以及其他的固定资产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巨资。所以中国如何应对财富浪潮之间的冲撞会对我们的工作、投资组合、产品以及我们的孩子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电脑都产生影响。
　　中国现在是我们所有人中的一个部分。
　　（本文由季红摘编自《财富革命》，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