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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诬告周勃要谋反,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辗转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傳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就问关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些,每天交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大权。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道,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吏殴官令朱元璋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
殴打本县县令的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主官面前,表面上无不卑躬屈节,唯唯诺诺,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一些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泄密文件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待价而沽。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这些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胥吏专权是古代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编辑/王巧捧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诬告周勃要谋反,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辗转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傳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就问关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些,每天交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大权。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道,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吏殴官令朱元璋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
殴打本县县令的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主官面前,表面上无不卑躬屈节,唯唯诺诺,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一些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泄密文件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待价而沽。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这些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胥吏专权是古代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编辑/王巧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