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知名作品，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获奖电影珠玉在前；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创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根据央视索福瑞50城收视统计，《红高粱》首轮播出，山东、北京、浙江、上海东方四家卫视平均收视率均破1，收官之夜四家卫视收视率达6.491%。在网络点击量上，电视剧《红高粱》也突破了30亿次。“继小说、电影之后，电视剧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的第三座大山。”
11月27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制片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红高粱》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王丹彦主持。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总结，高度评价了电视剧《红高粱》所累积的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创新经验。
与会专家纷纷认为，电视剧《红高粱》是在符合原著精神与气质前提下的创造性改编，“精气神上还原了莫言作品的灵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雄强勇武的激情和血性”，而郑晓龙和赵冬苓对《红高粱》的改编也符合电视剧的艺术创作规律。在广度拓展基础上，电视剧用大量的细节真实还原了历史年代；高密度的情节设计与人物群像描写也符合电视观众对戏剧性和人物关系粘合性的观影需求。
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红高粱》已成为一座中国当代文化地标。而在时代迭代变化之下，不同时期的《红高粱》文本传达了不同的社会氛围和时代氛围，成为了一面观察社会心理变迁的镜子。
山东广播电视台总编辑 吕芃
电视剧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的第三座大山
《红高粱》原著本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的一座大山，而80年代的电影版《红高粱》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制作电视剧版《红高粱》压力重大，而伴随着《红高粱》完美收官，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据统计，关于电视剧《红高粱》正面和批评报导的比例为9：1，其中90%为积极肯定，10%为不同意见。其中不同意见，也多集中于对角色、情节、具体细节的理解，但对全剧的整体艺术风格，大众普遍持肯定意见。也因这良好的口碑及文化、经济效益，电视剧《红高粱》最终与小说《红高粱》、电影《红高粱》并肩而立，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第三座大山。
原著作者 莫言
电视剧《红高粱》人物群像处理精彩
电视剧播出期间，我正在美国，身边的很多美国华人都在追看《红高粱》，反应也是正面肯定的。海外华人对电视剧版《红高粱》的喜爱，让我清晰地感受到《红高粱》的巨大魅力。尤其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看到这种带有强烈中国风格、中国乡土精神的电视剧，唤起的思乡之情，更是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和高兴。
山东卫视及《红高粱》制作团队，如编剧赵冬苓、导演郑晓龙等，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拍摄，将它完美呈现出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电视剧版《红高粱》弘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符合主旋律表达的需求；其次，电视剧版《红高粱》充分展现了我们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中正面的部分；第三，电视剧的故事的讲述，曲折、丰富，堪称精彩；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电视剧更是塑造出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以一部作品来说，有这四点就足以站得住脚。
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印象深刻，即在大结局中九儿提着酒自燃的情节。酒燃烧，冒出的火苗是蓝色的，不会像汽油那样引发冲天大火强烈爆炸，这个虽然不符合科学，但是符合艺术，符合老百姓心理的需求。
电视剧《红高粱》总编剧 赵冬苓
希望写出30年代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首先我感谢山东卫视让我写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另外我觉得特别应该感谢莫言先生，莫言先生非常大度，放手任凭你去改编。既然接受了这个编剧任务，我还是比较有野心的。1927-1937年是民国的黄金10年，我们想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混乱的年代里人性的野蛮生长，尤其是像九儿这样顽强的生命。我的野心是希望能写出30年代清明上河图的感觉：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怎么生活；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如何把社会各个方面，各个人物身上的生命都给激发出来。
电视剧《红高粱》导演 郑晓龙
细节真实很重要
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品的细节很重要——逻辑的合理、人物的合理、情节逻辑的合理以及故事的合理等等。大情节可以虚构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细节把虚构的情节变得真实。细节真实不仅使《红高粱》电视剧大获成功，也使剧中人物广受欢迎。尤其是周迅演的九儿，也受到了年轻人的好评。90后和00后给予这部片子的关注也特别多，而他们现在是很少这样追国产剧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 王丹彦
品格品质品相值得电视剧界关注
这部剧在品格上完成了改编主题立意忠实原著又有当代时代价值观的重塑；在品质上完成了文本的当下国剧视听语言精彩的呈现；在品相上，我觉得这个剧，整体的强强联手，从经典，从名篇到热播的传播，我们用视听语言，对受众有吸引力的表达，完成了中国精神形象的一种诠释，对中国精神的底蕴，历史的积累，我们的精神足迹，我们国民性的多面性，有了深度形象传播的价值。从品格、品质、品相值得我们电视剧界的关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 李准
名著改编成功，我打90分
我们看待文学、包括电影名著、经典名著的改编，到了21世纪眼界应该放得更开阔一些。经典名著蕴含着太多的东西，不仅仅是本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的土壤和武库，被不断地改编应该是正常现象。
把文学名著转化成电视剧，我觉得从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规律和制造水准来讲，电视剧版《红高粱》是非常成功的。讲故事的方式，叙事结构，绝对符合电视剧的要求。作为一个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作品，它在艺术转化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我可以打到90分。 中国作协全委、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范咏戈
史诗品位的中国故事
观看之后，我觉得电视剧版《红高粱》，对得起原著、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国产电视剧。首先电视剧真实还原了高密风俗人文以及历史年代；第二，作品主题提炼很见功底，九儿最后的慷慨赴死升华了主题；第三，为当下影视批评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第四，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第五，演员的表演和制作出色。
这是一个具有史诗品位的中国的故事，一部厚重的抗战献礼作品。作为一部60集的电视剧，从写意小说改编成为写实电视剧要克服的困难很多，但创作者完成得很出色。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阎晶明
现实主义传奇
电视剧版《红高粱》在没有颠覆原著精神和气质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性改编。小说和电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而电视剧《红高粱》把它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传奇。中国的电视剧和韩剧的差距在哪里——主题不够宏大？没有表现出家族情怀的责任感？我觉得都不是，差距在于韩剧是通过大量细腻的情节来呈现主题，而我们的表达是笼统的、含糊的。郑晓龙导演大部分作品都特别注意细节的真实性、严密性、客观性。
《文艺报》总编辑 梁鸿鹰
电视剧《红高粱》经受得住时间考验
对于一部电视剧作品的评价可以有三个标准：长度、密度和难度。首先我觉得《红高粱》60集的长度并不令人疲倦，而高密度的情节设计始终能够拽着观众往下看。除此之外，这个作品对国民性的批判也让我很受触动。国家危亡之时，还有一部分人委曲求全，帮助日本人从中渔利，而这也形成了电视剧剧情的冲突和对立。电视剧《红高粱》无论是从长度、密度还是难度来讲，完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鸿
文本嬗变的研究价值
改编名著挑战巨大，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首先以文化传播视角，名著改编是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选择——让我们社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通过通俗媒介了解我们的文学经典。第二从改编本身来说，它完成了两个转折。一个转折是媒介的转折，从原来是小说出发，有了电影，然后又有了电视剧。电视剧是一种家庭观看的艺术样态，体现了社会氛围和时代氛围，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社会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第二个转换就是时代的转换。同样一个文本，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分别如何呈现：省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强化了什么，类似的分析研究也非常具有学术价值。
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主任、博士生导师 张育华
电视剧《红高粱》的写实与写意
电视剧版的《红高粱》是在酒神精神（尼采总结的古希腊悲剧理论，酒神即为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中注入了浑厚的历史情怀和价值意义。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生长在写实的情境当中，但晓龙导演把写实和写义打磨圆了。尤其是九儿最后走的那场戏，我觉得是用地道的电视剧的叙事笔法，不动声色一路的铺垫，最后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
剧版《红高粱》充满了对电视剧文体的呵护和电视剧语法的重构。郑晓龙导演创设了自己的写意美学，而这种写意跟偏于写实的电视剧的情节几乎是没有排斥反应的。比如淑贤数豆子情节，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就把“妇女楷模”的形象表现出来。编剧赵冬苓的对白设计非常优秀，剧版《红高粱》的对白几乎没有硬伤。尤其是九儿劝朱县长去谢罪那场戏，堪称电视剧对白的经典，正话反说，句句攻心。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 李跃森
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符合创作实际
电视剧版《红高粱》在2014年电视荧屏上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剧版《红高粱》比较好地把握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涵，同时用更加符合观众审美趣味的手法来设计情节和视听语言，比较好地实现了艺术精神与大众趣味的统一，这也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成功的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有很多种选择，我认为剧版《红高粱》的改编符合创作实际。创作团队没有想办法超越小说和电影，而是另辟蹊径在广度上做文章。所以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是一部比电影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有趣味的作品。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李掖平
剧版《红高粱》三观齐正
第一，电视剧版《红高粱》，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齐正，弘扬了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大义凛然，思想格调上做到恢弘大气与细腻精致统一的融合；第二，写意和写实的高度融合；第三，实现了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融合。无论是国民劣根性的大胆批判上，还是对民间野性的刻画——莫言先生作品中最重要的精气神——血性、激情、自由自在、坦荡无畏的生命形态，这部电视剧完成的很好。赵冬苓让九儿在自己的生存都受到最大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了很多阴暗和险恶的事情，但在最后关头赵冬苓总是用仁慈让剧中人物自己完成救赎，把人性的高贵在危险边处打捞出来。赵冬苓从精气神上还原了莫言老师作品的灵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雄强勇武的激情和血性。
11月27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制片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红高粱》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王丹彦主持。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总结，高度评价了电视剧《红高粱》所累积的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创新经验。
与会专家纷纷认为，电视剧《红高粱》是在符合原著精神与气质前提下的创造性改编，“精气神上还原了莫言作品的灵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雄强勇武的激情和血性”，而郑晓龙和赵冬苓对《红高粱》的改编也符合电视剧的艺术创作规律。在广度拓展基础上，电视剧用大量的细节真实还原了历史年代；高密度的情节设计与人物群像描写也符合电视观众对戏剧性和人物关系粘合性的观影需求。
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红高粱》已成为一座中国当代文化地标。而在时代迭代变化之下，不同时期的《红高粱》文本传达了不同的社会氛围和时代氛围，成为了一面观察社会心理变迁的镜子。
山东广播电视台总编辑 吕芃
电视剧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的第三座大山
《红高粱》原著本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的一座大山，而80年代的电影版《红高粱》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制作电视剧版《红高粱》压力重大，而伴随着《红高粱》完美收官，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据统计，关于电视剧《红高粱》正面和批评报导的比例为9：1，其中90%为积极肯定，10%为不同意见。其中不同意见，也多集中于对角色、情节、具体细节的理解，但对全剧的整体艺术风格，大众普遍持肯定意见。也因这良好的口碑及文化、经济效益，电视剧《红高粱》最终与小说《红高粱》、电影《红高粱》并肩而立，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第三座大山。
原著作者 莫言
电视剧《红高粱》人物群像处理精彩
电视剧播出期间，我正在美国，身边的很多美国华人都在追看《红高粱》，反应也是正面肯定的。海外华人对电视剧版《红高粱》的喜爱，让我清晰地感受到《红高粱》的巨大魅力。尤其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看到这种带有强烈中国风格、中国乡土精神的电视剧，唤起的思乡之情，更是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和高兴。
山东卫视及《红高粱》制作团队，如编剧赵冬苓、导演郑晓龙等，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拍摄，将它完美呈现出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电视剧版《红高粱》弘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符合主旋律表达的需求；其次，电视剧版《红高粱》充分展现了我们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中正面的部分；第三，电视剧的故事的讲述，曲折、丰富，堪称精彩；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电视剧更是塑造出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以一部作品来说，有这四点就足以站得住脚。
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印象深刻，即在大结局中九儿提着酒自燃的情节。酒燃烧，冒出的火苗是蓝色的，不会像汽油那样引发冲天大火强烈爆炸，这个虽然不符合科学，但是符合艺术，符合老百姓心理的需求。
电视剧《红高粱》总编剧 赵冬苓
希望写出30年代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首先我感谢山东卫视让我写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另外我觉得特别应该感谢莫言先生，莫言先生非常大度，放手任凭你去改编。既然接受了这个编剧任务，我还是比较有野心的。1927-1937年是民国的黄金10年，我们想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混乱的年代里人性的野蛮生长，尤其是像九儿这样顽强的生命。我的野心是希望能写出30年代清明上河图的感觉：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怎么生活；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如何把社会各个方面，各个人物身上的生命都给激发出来。
电视剧《红高粱》导演 郑晓龙
细节真实很重要
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品的细节很重要——逻辑的合理、人物的合理、情节逻辑的合理以及故事的合理等等。大情节可以虚构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细节把虚构的情节变得真实。细节真实不仅使《红高粱》电视剧大获成功，也使剧中人物广受欢迎。尤其是周迅演的九儿，也受到了年轻人的好评。90后和00后给予这部片子的关注也特别多，而他们现在是很少这样追国产剧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 王丹彦
品格品质品相值得电视剧界关注
这部剧在品格上完成了改编主题立意忠实原著又有当代时代价值观的重塑；在品质上完成了文本的当下国剧视听语言精彩的呈现；在品相上，我觉得这个剧，整体的强强联手，从经典，从名篇到热播的传播，我们用视听语言，对受众有吸引力的表达，完成了中国精神形象的一种诠释，对中国精神的底蕴，历史的积累，我们的精神足迹，我们国民性的多面性，有了深度形象传播的价值。从品格、品质、品相值得我们电视剧界的关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 李准
名著改编成功，我打90分
我们看待文学、包括电影名著、经典名著的改编，到了21世纪眼界应该放得更开阔一些。经典名著蕴含着太多的东西，不仅仅是本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的土壤和武库，被不断地改编应该是正常现象。
把文学名著转化成电视剧，我觉得从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规律和制造水准来讲，电视剧版《红高粱》是非常成功的。讲故事的方式，叙事结构，绝对符合电视剧的要求。作为一个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作品，它在艺术转化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我可以打到90分。 中国作协全委、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范咏戈
史诗品位的中国故事
观看之后，我觉得电视剧版《红高粱》，对得起原著、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国产电视剧。首先电视剧真实还原了高密风俗人文以及历史年代；第二，作品主题提炼很见功底，九儿最后的慷慨赴死升华了主题；第三，为当下影视批评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第四，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第五，演员的表演和制作出色。
这是一个具有史诗品位的中国的故事，一部厚重的抗战献礼作品。作为一部60集的电视剧，从写意小说改编成为写实电视剧要克服的困难很多，但创作者完成得很出色。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阎晶明
现实主义传奇
电视剧版《红高粱》在没有颠覆原著精神和气质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性改编。小说和电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而电视剧《红高粱》把它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传奇。中国的电视剧和韩剧的差距在哪里——主题不够宏大？没有表现出家族情怀的责任感？我觉得都不是，差距在于韩剧是通过大量细腻的情节来呈现主题，而我们的表达是笼统的、含糊的。郑晓龙导演大部分作品都特别注意细节的真实性、严密性、客观性。
《文艺报》总编辑 梁鸿鹰
电视剧《红高粱》经受得住时间考验
对于一部电视剧作品的评价可以有三个标准：长度、密度和难度。首先我觉得《红高粱》60集的长度并不令人疲倦，而高密度的情节设计始终能够拽着观众往下看。除此之外，这个作品对国民性的批判也让我很受触动。国家危亡之时，还有一部分人委曲求全，帮助日本人从中渔利，而这也形成了电视剧剧情的冲突和对立。电视剧《红高粱》无论是从长度、密度还是难度来讲，完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鸿
文本嬗变的研究价值
改编名著挑战巨大，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首先以文化传播视角，名著改编是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选择——让我们社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通过通俗媒介了解我们的文学经典。第二从改编本身来说，它完成了两个转折。一个转折是媒介的转折，从原来是小说出发，有了电影，然后又有了电视剧。电视剧是一种家庭观看的艺术样态，体现了社会氛围和时代氛围，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社会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第二个转换就是时代的转换。同样一个文本，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分别如何呈现：省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强化了什么，类似的分析研究也非常具有学术价值。
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主任、博士生导师 张育华
电视剧《红高粱》的写实与写意
电视剧版的《红高粱》是在酒神精神（尼采总结的古希腊悲剧理论，酒神即为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中注入了浑厚的历史情怀和价值意义。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生长在写实的情境当中，但晓龙导演把写实和写义打磨圆了。尤其是九儿最后走的那场戏，我觉得是用地道的电视剧的叙事笔法，不动声色一路的铺垫，最后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
剧版《红高粱》充满了对电视剧文体的呵护和电视剧语法的重构。郑晓龙导演创设了自己的写意美学，而这种写意跟偏于写实的电视剧的情节几乎是没有排斥反应的。比如淑贤数豆子情节，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就把“妇女楷模”的形象表现出来。编剧赵冬苓的对白设计非常优秀，剧版《红高粱》的对白几乎没有硬伤。尤其是九儿劝朱县长去谢罪那场戏，堪称电视剧对白的经典，正话反说，句句攻心。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 李跃森
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符合创作实际
电视剧版《红高粱》在2014年电视荧屏上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剧版《红高粱》比较好地把握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涵，同时用更加符合观众审美趣味的手法来设计情节和视听语言，比较好地实现了艺术精神与大众趣味的统一，这也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成功的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有很多种选择，我认为剧版《红高粱》的改编符合创作实际。创作团队没有想办法超越小说和电影，而是另辟蹊径在广度上做文章。所以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是一部比电影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有趣味的作品。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李掖平
剧版《红高粱》三观齐正
第一，电视剧版《红高粱》，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齐正，弘扬了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大义凛然，思想格调上做到恢弘大气与细腻精致统一的融合；第二，写意和写实的高度融合；第三，实现了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融合。无论是国民劣根性的大胆批判上，还是对民间野性的刻画——莫言先生作品中最重要的精气神——血性、激情、自由自在、坦荡无畏的生命形态，这部电视剧完成的很好。赵冬苓让九儿在自己的生存都受到最大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了很多阴暗和险恶的事情，但在最后关头赵冬苓总是用仁慈让剧中人物自己完成救赎，把人性的高贵在危险边处打捞出来。赵冬苓从精气神上还原了莫言老师作品的灵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雄强勇武的激情和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