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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东汉时期刻立，北魏时被断作墓门，仅存两段，民国十一年河南洛阳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碑文不仅记载了碑主的历官事迹以及对他的赞美之词，而且书法卓著，为汉刻中上品、汉隶之典范，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及重要的档案资料。本文主要从此碑刻的流传经过、碑刻释文、书法特点等方面进行解读。
关键词：东汉；碑刻；汉隶；档案
东汉是碑刻文字开始及形成的重要阶段，隶书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对碑刻的源流及形制进行了叙述：“碑用以刻辞，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恒、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亦。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1]《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主体碑文中的汉隶书法是中国历代隶书的典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 流传经过
《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图一），石质，东汉（25年～220年）刻立，原存地点不详，民国十一年（1922年）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城北7.5公里的张羊村北魏皇室墓出土。该碑已被魏人劈作墓门用石，从碑额及穿中位置看，似被凿为三段，第一、二段用作墓中门楣和门槛，第三段遗失[2]。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于此详细记述：“汉甘陵相残碑，无年月。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洛阳城北张羊村北岭出土，地在元诲、元怀墓东一里。原石折为四，殆六朝时不知珍惜，裂为墓门。此仅得其前二，他二片末见，字中有穿。偃师孙经武桓卿购得之。出土处并发现魏世陶器。石藏偃师县文管会。”[3]1997年调入河南博物院收藏。
残石（有穿石），残高186、宽26、厚20厘米，额题篆书“甘陵相尚府君之碑”2行8字，其中“甘”字仅存下部，“府”字缺上部三分之一，应为“□故甘陵相尚□□府君之碑”12字。碑文残存6行。另一残石（无穿石），残高150、宽23、厚20厘米，存字5行，各行首字均缺。因碑残，姓氏已阙，据碑文记载可知碑主“□讳博，字季智，司空公子之少子。”[4]罗振玉《雪堂类稿·金石跋尾》跋是石有言：“文称为‘司空公之少子’，桓灵以后，司空屡易，不能考为谁某矣。”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曾谓叹“碑中姓氏不具，又鲜事实，久之无以报命”。此墨本陶氏所跋：“以时代门阀考之，当仍为袁氏。惟正史皆不载，未由确定耳。”除记述历任官职和赞美之词外，并知其仕履，但未言其具体政绩，而姓氏终不可考。关于立碑年月，王国维《观堂集林》谓：“此谓额署甘陵相，其人必在东汉恒帝（刘志）建和元年（147年）清河国改为甘陵之后，而立碑又在其后，当在后汉末矣。”因考证不一，冠名混乱，又称为《汉甘陵相碑》《汉尚博碑》《汉甘陵相尚博碑》《汉袁博碑》《汉甘陵相袁博碑》《汉甘陵相袁府君之碑》等，本文定名以碑额可辨识残存字为准，故称《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为宜。[5]
图一《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原碑及拓片
2 碑刻释文
残石（无穿石）：□讳博，字季智，司空公之少子也。孝弟昭于内，忠□耀于外。聪叡广渊，兼览七/□。坟典素丘，河洛运度。该三五之籍，歇周孔之薁。常以易诗尚书授，训诲不倦。/□其食弗食，非其服弗服。群儒骏贤，朋徒自远。有韩魏之家，自视歁然。得士若/□，闻善若惊。思纯履劲，经德不回。学优则仕，历郡习坐，再辟。司隶公薨，拜郎中/□察，孝廉平□，悉以病去。司空辟。遭公夫人忧，服阕。司空司隶并举，贤良方正。/
残石（有穿石）：去官。辟大将军府。复登宪台，迁兖州刺史。疾谗□比周。愠频频之党，□唐虞之/道。于是操绳墨以弹邪枉，援规柜以分方员。饕餮改节，寇暴不作，封畿震骇，/每怀禹稷，恤民饥溺之思，不忘百姓之病也。征为尚书。肃恭国命，傅纳/以言。转拜仆射令。三辰明，王衡平，休征集，皇道著。拜钜鹿太守。施舍废/置，莫非厥宜。刑政不滥，绌掊，克采俊桀。犹仲尼之相鲁，悼公之入晋，斟酌仁/义，下不失边此以屡获□□之应。田畴有让畔之萌，商旅有不争之民。换甘陵……（文中/表示换行）
3 书法特点
汉代是中国书法艺术成型的重要阶段，隶书是汉代书法的最大成就。隶书随时代变化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趋于定型并形成汉隶。特别是汉恒帝、灵帝时期，汉隶达到了艺术最高峰，此时期定型的汉隶字体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用笔技巧也更为丰富。在笔法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兼备；在笔画形态上，成熟的蚕头燕尾特点，提按顿挫，起笔收笔，波磔分明；在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横势；在结构上，中宫紧凑、左舒右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素有汉隶“八分”书的说法。[6]东汉立碑之风盛行，各种石刻碑、碣、颂的兴起，使文字刻石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汉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碑刻中，代表作品有遒劲凝练的《史晨碑》、飘逸秀丽的《曹全碑》、厚重古朴的《张迁碑》等，[7]可谓一碑一奇。
东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碑额用端庄高贵、方正整齐的篆书来写，而主题碑文则用易于辨认的汉隶，具有稳重秀逸、笔力遒劲、书法精整，骨力雄强的特点，历来有多家评赞。康有为见此碑后认为：“与中郎（蔡邕）同时，虽为中郎书亦可，近数十年所出汉碑此为冠。”罗振玉《雪堂类稿·笔记汇刊》谓：“书法至精劲，为汉刻中上品”。《雪堂类稿·金石跋尾》又谓：“碑字茂美隽逸，住进洛阳，曾摩揪其下，叹为妙所。”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评曰：“隶法健拔姿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8]具体来看，《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主体碑文当中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例字。
先看笔画例字（图二）。“分”字的两点画已为三角形，分别向左右两侧移动，气势夺人。“百”字的蚕头燕尾特征非常明显，但胜人处在于夸张到了极致，有汉简笔意，以下方的“日”部，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尤其是的“日”部中的横画，相对细小轻盈，这种对比度，非汉人而莫能为。“河”字的“可”部中横画的收笔，没有一个顺势而划过的动作，而是戛然而止，形成一个锐利的三角形，极为醒目。“弟”字的 “弓”笔画，行笔时有明显的回旋动作，幅度极大，改变了字形的重心，也调整了疏密关系。“转”字的“车”部，竖画拉长极其醒目，其中“田”部紧凑，营造出强烈的疏密关系。“饥”字的“食”部走笔，方切入纸，有一个明显的停挫动作。“撇”画收笔上扬，明显有楷化的痕迹，而且存在一个锐角，不求含蓄，而求显露，无疑是时代审美的变化，“几”部中行笔也有相当特点，饶有趣味。“为”字的撇笔最具夸张性，弯钩上翘，形如象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放纵有力，其一直送至笔端，乃是此笔极富创意特点之一。
图二 笔画例字 图三 结字例字
再看结字例字（图三）。结字多为正方、扁方，但也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晋”字非常接近楷书笔画，其中的上半部已经变成了三角形。第二笔长横画伸出，有效地打破了绝对正方的平板，收笔略见上翘，相当有趣味性。“坐”字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两个“△”形成对比变化，正中求偏，偏中有正，出手不凡。“尚”字的上方左右两点画动态感十足，使得平正的字形极富动感，而字形框架两侧笔画极力收缩，有效的改变了字形重心，而“口”部稳稳拖住整个字形，安若泰山，静中有动，动静相宜，技法高超。“朋”字取章草之意，以斜取势，但斜而不倒，危而之中见正气，在全篇中取到了调节全篇节奏的作用。“则”字的精妙处在于疏密关系处理，左右两部分尽得分合离合之妙，形散而神不散。
4 结语
河南是文物大省，同时也是保存石刻文物最多的省份，但河南汉碑仅存10余块，可谓寥若晨星。如《张景碑》、《韩仁铭碑》、《尹宙碑》以及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之碑》、《熹平石经残石》等碑刻文物皆为历代共识的名碑。它们不仅记载了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而且塑造精神、传承书艺，以后各代的碑刻颂辞、纪事等相习成俗，保留了许多名家手迹，各种书体异彩纷呈，为金石学家、书法家所推崇。
参考文献：
[1]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69.
[2]汤淑君.河南碑刻叙录（续）——甘陵相尚书□府君之碑 [J].中原文物，1992（1）：121.
[3]郭培育，郭培智.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 [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4.
[4]谭淑琴.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27.
[5][8]赵金昭，董延寿.洛阳书法新论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26-27.
[6]陆云达.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53-55.
[7]李天民.书法知识与欣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5.
（作者单位：河南博物院 来稿日期：2016-08-04）
关键词：东汉；碑刻；汉隶；档案
东汉是碑刻文字开始及形成的重要阶段，隶书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对碑刻的源流及形制进行了叙述：“碑用以刻辞，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恒、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亦。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1]《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主体碑文中的汉隶书法是中国历代隶书的典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 流传经过
《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图一），石质，东汉（25年～220年）刻立，原存地点不详，民国十一年（1922年）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城北7.5公里的张羊村北魏皇室墓出土。该碑已被魏人劈作墓门用石，从碑额及穿中位置看，似被凿为三段，第一、二段用作墓中门楣和门槛，第三段遗失[2]。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于此详细记述：“汉甘陵相残碑，无年月。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洛阳城北张羊村北岭出土，地在元诲、元怀墓东一里。原石折为四，殆六朝时不知珍惜，裂为墓门。此仅得其前二，他二片末见，字中有穿。偃师孙经武桓卿购得之。出土处并发现魏世陶器。石藏偃师县文管会。”[3]1997年调入河南博物院收藏。
残石（有穿石），残高186、宽26、厚20厘米，额题篆书“甘陵相尚府君之碑”2行8字，其中“甘”字仅存下部，“府”字缺上部三分之一，应为“□故甘陵相尚□□府君之碑”12字。碑文残存6行。另一残石（无穿石），残高150、宽23、厚20厘米，存字5行，各行首字均缺。因碑残，姓氏已阙，据碑文记载可知碑主“□讳博，字季智，司空公子之少子。”[4]罗振玉《雪堂类稿·金石跋尾》跋是石有言：“文称为‘司空公之少子’，桓灵以后，司空屡易，不能考为谁某矣。”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曾谓叹“碑中姓氏不具，又鲜事实，久之无以报命”。此墨本陶氏所跋：“以时代门阀考之，当仍为袁氏。惟正史皆不载，未由确定耳。”除记述历任官职和赞美之词外，并知其仕履，但未言其具体政绩，而姓氏终不可考。关于立碑年月，王国维《观堂集林》谓：“此谓额署甘陵相，其人必在东汉恒帝（刘志）建和元年（147年）清河国改为甘陵之后，而立碑又在其后，当在后汉末矣。”因考证不一，冠名混乱，又称为《汉甘陵相碑》《汉尚博碑》《汉甘陵相尚博碑》《汉袁博碑》《汉甘陵相袁博碑》《汉甘陵相袁府君之碑》等，本文定名以碑额可辨识残存字为准，故称《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为宜。[5]
图一《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原碑及拓片
2 碑刻释文
残石（无穿石）：□讳博，字季智，司空公之少子也。孝弟昭于内，忠□耀于外。聪叡广渊，兼览七/□。坟典素丘，河洛运度。该三五之籍，歇周孔之薁。常以易诗尚书授，训诲不倦。/□其食弗食，非其服弗服。群儒骏贤，朋徒自远。有韩魏之家，自视歁然。得士若/□，闻善若惊。思纯履劲，经德不回。学优则仕，历郡习坐，再辟。司隶公薨，拜郎中/□察，孝廉平□，悉以病去。司空辟。遭公夫人忧，服阕。司空司隶并举，贤良方正。/
残石（有穿石）：去官。辟大将军府。复登宪台，迁兖州刺史。疾谗□比周。愠频频之党，□唐虞之/道。于是操绳墨以弹邪枉，援规柜以分方员。饕餮改节，寇暴不作，封畿震骇，/每怀禹稷，恤民饥溺之思，不忘百姓之病也。征为尚书。肃恭国命，傅纳/以言。转拜仆射令。三辰明，王衡平，休征集，皇道著。拜钜鹿太守。施舍废/置，莫非厥宜。刑政不滥，绌掊，克采俊桀。犹仲尼之相鲁，悼公之入晋，斟酌仁/义，下不失边此以屡获□□之应。田畴有让畔之萌，商旅有不争之民。换甘陵……（文中/表示换行）
3 书法特点
汉代是中国书法艺术成型的重要阶段，隶书是汉代书法的最大成就。隶书随时代变化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趋于定型并形成汉隶。特别是汉恒帝、灵帝时期，汉隶达到了艺术最高峰，此时期定型的汉隶字体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用笔技巧也更为丰富。在笔法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兼备；在笔画形态上，成熟的蚕头燕尾特点，提按顿挫，起笔收笔，波磔分明；在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横势；在结构上，中宫紧凑、左舒右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素有汉隶“八分”书的说法。[6]东汉立碑之风盛行，各种石刻碑、碣、颂的兴起，使文字刻石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汉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碑刻中，代表作品有遒劲凝练的《史晨碑》、飘逸秀丽的《曹全碑》、厚重古朴的《张迁碑》等，[7]可谓一碑一奇。
东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碑额用端庄高贵、方正整齐的篆书来写，而主题碑文则用易于辨认的汉隶，具有稳重秀逸、笔力遒劲、书法精整，骨力雄强的特点，历来有多家评赞。康有为见此碑后认为：“与中郎（蔡邕）同时，虽为中郎书亦可，近数十年所出汉碑此为冠。”罗振玉《雪堂类稿·笔记汇刊》谓：“书法至精劲，为汉刻中上品”。《雪堂类稿·金石跋尾》又谓：“碑字茂美隽逸，住进洛阳，曾摩揪其下，叹为妙所。”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评曰：“隶法健拔姿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8]具体来看，《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主体碑文当中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例字。
先看笔画例字（图二）。“分”字的两点画已为三角形，分别向左右两侧移动，气势夺人。“百”字的蚕头燕尾特征非常明显，但胜人处在于夸张到了极致，有汉简笔意，以下方的“日”部，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尤其是的“日”部中的横画，相对细小轻盈，这种对比度，非汉人而莫能为。“河”字的“可”部中横画的收笔，没有一个顺势而划过的动作，而是戛然而止，形成一个锐利的三角形，极为醒目。“弟”字的 “弓”笔画，行笔时有明显的回旋动作，幅度极大，改变了字形的重心，也调整了疏密关系。“转”字的“车”部，竖画拉长极其醒目，其中“田”部紧凑，营造出强烈的疏密关系。“饥”字的“食”部走笔，方切入纸，有一个明显的停挫动作。“撇”画收笔上扬，明显有楷化的痕迹，而且存在一个锐角，不求含蓄，而求显露，无疑是时代审美的变化，“几”部中行笔也有相当特点，饶有趣味。“为”字的撇笔最具夸张性，弯钩上翘，形如象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放纵有力，其一直送至笔端，乃是此笔极富创意特点之一。
图二 笔画例字 图三 结字例字
再看结字例字（图三）。结字多为正方、扁方，但也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晋”字非常接近楷书笔画，其中的上半部已经变成了三角形。第二笔长横画伸出，有效地打破了绝对正方的平板，收笔略见上翘，相当有趣味性。“坐”字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两个“△”形成对比变化，正中求偏，偏中有正，出手不凡。“尚”字的上方左右两点画动态感十足，使得平正的字形极富动感，而字形框架两侧笔画极力收缩，有效的改变了字形重心，而“口”部稳稳拖住整个字形，安若泰山，静中有动，动静相宜，技法高超。“朋”字取章草之意，以斜取势，但斜而不倒，危而之中见正气，在全篇中取到了调节全篇节奏的作用。“则”字的精妙处在于疏密关系处理，左右两部分尽得分合离合之妙，形散而神不散。
4 结语
河南是文物大省，同时也是保存石刻文物最多的省份，但河南汉碑仅存10余块，可谓寥若晨星。如《张景碑》、《韩仁铭碑》、《尹宙碑》以及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之碑》、《熹平石经残石》等碑刻文物皆为历代共识的名碑。它们不仅记载了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而且塑造精神、传承书艺，以后各代的碑刻颂辞、纪事等相习成俗，保留了许多名家手迹，各种书体异彩纷呈，为金石学家、书法家所推崇。
参考文献：
[1]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69.
[2]汤淑君.河南碑刻叙录（续）——甘陵相尚书□府君之碑 [J].中原文物，1992（1）：121.
[3]郭培育，郭培智.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 [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4.
[4]谭淑琴.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27.
[5][8]赵金昭，董延寿.洛阳书法新论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26-27.
[6]陆云达.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53-55.
[7]李天民.书法知识与欣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5.
（作者单位：河南博物院 来稿日期：2016-08-04）